編者按：全國政協原秘書長、原地質礦產部部長朱訓同志撰寫的《階梯式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態勢的基本特征》一文，在上期發表之后，引起了廣大理論工作者以及哲學、經濟領域研究者的高度關注。正如我國著名理論專家、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求是》原總編輯邢賁思所指出的，朱訓同志在長期的礦藏勘探和研究中，總結出一套找礦哲學，并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認識論和唯物辯證法，運用實踐論和矛盾論，提煉出“階梯式發展理論”. 這個理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值得稱贊的是，他將“階梯式發展理論”進一步推廣、豐富、提高，并使其廣泛運用于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半A梯式發展理論”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實踐中，是否有規律可循？本期刊發朱訓同志撰寫的《階梯式發展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特征》，對當前正在推進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階梯式發展是指客觀事物隨時間從一個臺階躍進到另一個臺階的發展，是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日常生活中廣為常見的一種發展方式。 階梯式發展論認為，發展是一個過程，過程是由緊密相連而又具有不同質的幾個或若干個階段組成的。

發展就是通過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而邁上一個又一個新的臺階?？v觀自 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發展歷程，也正是經歷了幾個時間跨度不等的大的階段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從一個臺階邁上了一個又一個新的臺階。

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階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階段。這是從大一統的“計劃經濟”轉向“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階段。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雖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由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管的過死，企業缺乏活力，嚴重的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提出要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經營領域方面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自主權。這實際上是打開了大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缺口，開始啟動市場機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商品經濟開始活躍，市場作用逐步顯現，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使人們認識到要使社會生產力有一個大發展，就必須突破完全排除市場機制的大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

于是在 1981 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首次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允許市場機制存在與發揮調節作用，為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開辟了道路。這個時期，除了對市場作用有了新的認識外，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認識。在經濟所有制成分結構方面，開始由“一大二公”向含有民營與個體多元所有制經濟結構發展。自此，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自此上了第一個臺階。

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個階段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到十二屆三中全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個階段。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后，市場地位的存在和調節作用的發揮，對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隨著改革實踐的深入和認識水平的提高，使人們對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關系有了新的看法，不再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于是在 1984 年 10 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稕Q定》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新概念。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鄧小平同志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經濟做出了新的解釋，說出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沒有說過的新話。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開始由農村轉向城市即轉向整個經濟領域。自此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起步，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被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推上了第二個臺階。

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三個階段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大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三個階段。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后，經過三年的實踐，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開展，人們對在我國應該建設什么樣的經濟體制的認識又向前邁進了一步。1987 年黨的十三大提出“我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都應該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稍后又提出“計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些提法的演變說明人們對于市場機制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看得更加清楚，對計劃與市場之間關系的認識越來越接近客觀實際。自此，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邁上了第三個臺階。

經濟體制改革的第四個階段

黨的十三大到十四屆三中全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第四個階段。20 世紀 80 年代后期，經濟活動中市場調節的比重在一些領域已接近與超過了計劃調節。這一時期，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成就與困難并存。面對這一狀況，社會上出現了姓“社”姓“資”的爭論。為把改革繼續推向前進，就要在思想觀念上有新的重大突破。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中提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不是社會制度的屬性。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保ā多囆∑轿倪x》第三卷第 372 頁）。

由于有關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陳舊觀念的破除，為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地提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了基本框架。

1993 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根據十三大精神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稕Q定》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提出“市場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自此，我國經濟體制邁上了第四個臺階。

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五個階段

十四屆三中全會后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五個階段。這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邁上第五個大臺階的時期。這個階段的改革一個重要特征是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加以推進。

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1997 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還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結構方面，十五大強調“要繼續調整與完善所有制結構，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十五大還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這個時期不同所有制經濟成分特別是民營經濟得到空前發展。1999 年，在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將個體和民營經濟的地位從公有制的補充上升為重要組成部分。期間，市場調節作用得到進一步發揮，社會商品零售市場、農產品收購市場和生產資料出廠環節中市場調節比重高達80%-90%.

2002 年，黨的十六大強調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六大強調要堅持與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倡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2003 年 10 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稕Q定》的名稱從十四屆三中全會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改變為“完善”.這不單純是兩個字之差，而是意味著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將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在廣度上和深度上同時向前推進。這個時期在涉及市場與政府關系問題上，還有一個重大的改變就是將以往的“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從“計劃”改為“規劃”表明既要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又要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作用。

經濟體制改革的第六個階段

十六屆三中全會之后的十多年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第六個階段。隨著改革實踐的推進與深化，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應是什么樣的制度，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應是什么樣的經濟制度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黨的十七大提出要繼續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提出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稕Q定》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并要求到 2020 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也是鄧小平同志 1992 年南巡時在設計改革問題的講話中提出的希望。他說：“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2 頁）。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決定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決定》在兩個方面有了重大突破，一是市場作用方面，一是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稕Q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并指出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基礎。關于市場作用問題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市場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的論斷充分說明我們黨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與決心。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全會在決定中重申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但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作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二是《決定》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決定》不僅把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一樣看作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把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一樣看作“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對非公有制經濟地位從“組成部分”到“重要基礎”進一步提升，也說明我們黨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中，在推進經濟發展過程中十分重視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作用。關于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決定》還有一個重要的決策，就是“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制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并說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自此，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向新的更高的臺階邁進。

回顧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 37 年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歷程，無論從對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上，還是對市場機制在經濟體制中起什么作用的認識上和非公有制經濟在基本經濟制度結構中應處于什么樣地位的認識上，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實踐的深入，經過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而如同攀階梯似地一步一個臺階似地逐步向前推進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