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革開放啟動到 2010 年，我國經濟保持了32 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奇跡。但 2010 年以后我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從 2010 年的 10. 4% 下降到2011 年的 9. 3% 、2012 年的 7. 7% 、2013 年的7. 7% 和 2014 年的 7. 4% ,表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準確認識這個新趨勢，是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洞察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新趨勢，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思想，為新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這一思想是在準確把握經濟發展基本規律基礎上做出的重大科學論斷，揭示了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內在規律、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基本方向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趨勢，是指導未來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理論指南。

一、經濟發展新常態是對未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首要特征是經濟將從高速增長狀態轉向中高速增長。[1]

這一論斷所揭示的未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特征，與經濟發展階段理論所揭示的各國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相吻合。從國際發展經驗看，各國經濟發展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不發達經濟發展到成熟工業經濟，各國經濟大致要經歷不發達階段、工業化初期階段、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化后期階段、后工業化社會和現代化社會六個階段。[2]

在不同發展階段，各國經濟表現出類似的發展特征。如，從產業發展角度看，不同階段各國產業結構會表現出類似的變化趨勢，工業化初期階段是產業結構從以農業為主的傳統結構向以現代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化結構轉變時期，初期工業主要是食品、煙草、采掘、建材等勞動密集型初級產品制造業； 工業化中期階段是工業結構升級時期，產業結構從初期的初級產品制造業轉向輕工業，并在中后期從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進而步入重化工業化階段； 工業化后期階段是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時期； 后工業化社會是技術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的時期； 現代化社會則是第三產業開始分化、知識密集型產業從服務業中分離出來并占主導地位的時期。與產業結構的演變相對應，在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速度表現出不同的階段性變化特征，工業化初期經濟增速開始提高，工業化中期是經濟高速增長期，特別是在重化工業化階段經濟會表現出加速增長態勢，但在工業化后期經濟增速會下降，從高速增長狀態轉為中高速增長，在后工業化社會和現代化社會經濟增速還會進一步下降，進入低速增長期。

不同階段各國經濟發展的類似特征僅是一種趨勢，不同國家因人口規模、資源稟賦、文化傳統、社會體制等不同，在不同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及整個經濟增長也會有很大差別。以日本和韓國為例，兩國都經歷了重化工業化階段的高速增長期與工業化后期的較高速增長期，但經濟增速存在明顯差別。其中，日本經濟在 1961 ~1973 年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介于 -1. 02% ~12. 88%,年均經濟增速高達 8. 78%.1973 年以后進入較快增長期，1973 ~ 1990 年 經 濟 增 速 介 于 - 1. 23% ~7. 15% ,年均增速為 4. 13% ; 韓國經濟在 1966 ~1988 年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介于 - 1. 49%~ 14. 1% ,年均增速高達 8. 59% .1988 年以后進入較快增長期，1989 ~ 2002 年經 濟 增 速 介 于- 6. 85% ~ 9. 39% ,年均增速為 6. 35% .

我國經濟在歷經 1979 ~ 1990 年的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后，1990 年以后進入以家電快速增長為主的輕工業化階段，2000 年以后進入以汽車和房地產快速增長為主的重化工業化階段，2007 年以后進入服務業相對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后期，至2013 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超過第二產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與產業結構和發展階段演變相對應，我國經濟在 1978 年以后開始進入快速 增 長 期，1978 ~ 1990 年 GDP 年 均 增 長9. 3% ,1990 年以后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1991 ~2007 年 GDP 年均增速高達 10. 6% ,特別是 2000年以后，隨著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進入加速增長狀態，GDP 增速從 2000 年的 8. 4% 提高到 2007 年的 14. 2%.2007 年以后，在需求結構轉變、美國金融危機沖擊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下，我國工業和第二產業增速開始下降，第三產業呈現相對快速的發展勢頭，從綜合消費需求、產業發展狀況、出口及外部發展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判斷，我國經濟已進入工業化后期。從各國發展經驗看，這一時期是經濟從高速增長狀態向中高速轉換階段，經濟增速將有所下降，但仍將保持較快增長狀態。

二、經濟發展新常態揭示了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內在規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放緩，但增長更趨平穩。[3]這一論斷揭示了未來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內在趨勢，反映了不同發展階段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內在規律。從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波動規律看，各國經濟增長在任何時期都是周期性波動的，但不同發展階段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特征存在較大差別。[4]

在工業化中期的高速增長階段，因生產過程更加迂回、產業鏈更長，經濟的加速數提高，經濟增速的波動幅度也增大。在經濟從工業化中期高速增長向工業化后期的中高速增長及后工業化社會和現代化社會低速增長的轉變過程中，隨著經濟結構從工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型升級，經濟增速趨于下降，經濟增速波動幅度也會減小，經濟運行會更為平穩。如，日本經濟在 1961 ~1969 年的高速增長階段增速振幅曾高達 13. 9 個百分點（-1. 02% ~ 12. 88% 之間） ,而在經濟較快增長的1973 ~ 1990 年期間經濟增速的振幅也下降為4. 32 和 6. 71 個百分點 （1974 ~ 1979 年振幅為6. 71 個百分點，1980 ~ 1988 年振幅為 4. 32 個百分點） ; 韓國經濟在 1966 ~1988 年的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的振幅高達 15. 59 個百分點 （-1. 49% ~ 14. 1% 之間） ,不考慮 1998 年因亞洲金融危機出現的意外下降，1989 ~2002 年的較快增長期韓國經濟增速振幅只有 4. 84 個百分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運行經歷了三次大的周期性波動，按波谷到波谷計算，分別是 1980~ 1990 年經濟結構優化調整時期的波動周期，1990 ~ 2000 年輕工業相對快速發展時期的波動周期和 2000 年以來重化工業相對快速發展的新一輪周期性波動。與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周期性波動不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除了受到產業結構及發展階段的影響外，還受到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特別是在 1980 ~1990 年期間，經濟體制改革對經濟波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1992 年以后，隨著經濟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因素在經濟波動中逐步占據主導作用，經濟增速波動也表現出與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類似的波動特征，即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出現大幅度波動，1992 ~2013 年期間平均經濟增速高達 10. 22%、振幅高達 6. 6 個百分點。

2000 年以來，我國經濟的新一輪周期波動上升期為 8 年，從 2007 年下半年開始進入周期性波動的下降期，至今已回調 7 年，2012 年二季度經濟增速下降到 8%以下，截止 2014 年三季度 GDP增速基本穩定在 7% ~ 8% 的區間。從過去周期波動情況看，經濟增速在底部徘徊一段時期，產能過剩得到消化，一旦外部發展環境得到改善，經濟即恢復周期性上升。如，第一輪周期在 1990 年達到波谷，此后在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后，經濟迅速恢復上升。第二輪周期經濟增速在 1998 年下降到 7. 8% 的低點，此后到 2001 年基本穩定在 8%左右的較低增長狀態，2002 年我國出口恢復快速增長，經濟因此進入新一輪周期的上升期。在本輪周期性回調中，鑒于美、歐、日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仍處于金融危機之后的復蘇企穩階段，預計到 2015 年我國經濟仍將在 7% ~8% 的底部運行，此后將隨著出口恢復較快增長進入新的周期性上升期。但受發展階段及經濟增速下降趨勢制約，未來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振幅將縮小，在下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期經濟增速將回升，但難以回升到 10%以上的高速增長狀態，整個經濟運行將呈增速趨于下降、振幅趨于縮小的周期性下行趨勢。

三、經濟發展新常態闡明了我國需求發展模式轉換的基本方向

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放緩并趨于平穩，重要原因是需求結構將發生重大轉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經濟將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5]這一論斷揭示了需求結構演變的基本規律，也闡明了我國需求發展模式轉換的基本方向。

從需求角度看，經濟增長取決于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需求，其中消費和出口是基礎需求因素，短期內投資是需求因素，中長期看是供給因素，決定投資的基礎因素依然是消費和出口。因此，從中長期看，消費和出口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需求因素。但在不同發展階段，消費和出口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有很大差別，在工業化初期和工業化中期，出口快速增長是各國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前提，出口及其帶動經濟和收入的快速增長，也是消費需求快速增長的基礎，出口對經濟增長及經濟工業化進程的拉動作用相對較大。在工業化后期及后工業化社會，出口結構與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是經濟成功轉型的基礎，但對大國而言，受制于國際市場需求不足和勞動成本上漲，工業化后期出口增速及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下降，消費需求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是由消費需求和出口快速增長共同拉動的，但不同時期消費和出口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有巨大差別。在 1978 ~1990 年的經濟結構優化調整階段，我國出口規模較小，1980 年出口只有 271. 2 億元人民幣，僅相當于國內最終消費需求的 9%,到1990 年出口規模 （商品和服務出口 ） 擴大到3258. 4 億元人民幣，但也僅相當于最終消費的27% ,這一時期消費需求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基礎需求因素。1990 年以后我國出口進入高速增長期，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斷提高，經濟增長進入消費需求和出口雙輪驅動時期，經濟發展也進入工業化快速提升的高速增長期，到 2007 年我國出口規模擴大到 102 817. 6億元人民幣，與最終消費的比率提高到 77. 8%,出口快速增長成為 1991 ~ 2007 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拉動力量。2007 年以后我國出口規模繼續擴大，但增速明顯下降，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相應減弱，到 2013 年出口與最終消費的比率已下降為51. 4%,消費需求再度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基礎需求因素。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趨于下降，消費需求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將不斷提高，我國經濟將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6]

從出口發展趨勢看，2012 年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國，2013 年我國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的比重已達 11. 76%,接近德國占比的歷史最高水平（1990 年的 12. 21%,） 、超過日本占比的歷史最高水平（1993 年的 9. 58%） ,從德國、日本等貿易大國的發展經驗看，我國出口高速增長期已結束，未來出口增速將向全球出口平均8% 左右的增速回歸，與 1990 ~ 2007 年期間年均25% 左右的出口增速相比，未來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趨于下降。

在出口增速及其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趨于下降的情況下，未來我國經濟增長將更多依賴消費需求增長。目前，我國家電等耐用消費品需求進入以產品更新需求和新產品需求為主的低速增長時期，但創新能力較強、產品更新換代較快的計算機、手機等耐用消費品需求仍保持快速增長狀態。

以城鎮居民家庭為主的乘用車需求正在從高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拓展，這意味著汽車消費需求也將從 2000 ~2012 年年均增長 39% 的高速增長期，轉向增速為 10% ~ 15% 的次高速增長期，國內商品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趨于減弱。商品消費與出口增速的下降，意味著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已結束，但服務消費的較快增長依然能夠支撐未來消費及經濟保持較快增長。從消費發展規律看，隨著耐用消費品逐步達到飽和需求狀態，服務性消費會快速增長并成為拉動消費增長的主力。如，美國個人消費中服務消費占比在 1970 年就超過商品消費占比，此后到 1990 年的 20 年間服務消費一直保持了年均 10% 左右的高速增長狀態，成為美國消費及經濟增長的重要需求支撐力量。近年來，我國居民商品消費增速下降，但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務性消費正在迅速崛起，城鄉居民醫療保健、文化娛樂、家政服務等服務性消費持續快速增長，在消費支出中占比不斷提高，成為拉動消費需求的重要增長點。

未來我國服務消費也將進入持續快速增長期，加上汽車、手機和電腦等耐用消費品的較快增長，未來較長時期我國消費仍有條件保持較快增長狀態。消費需求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出口增速趨于下降，將使我國經濟發展的需求拉動模式從出口拉動為主轉向消費拉動為主。消費結構從商品消費為主向服務消費為主的轉換，也將帶動產業結構從工業為主轉向服務業為主，我國經濟發展階段也將因此從工業化中后期的重化工業化階段，轉向第三產業相對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后期和后工業化社會。

四、經濟發展新常態體現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趨勢

習近平總書記在 2014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話中明確指出，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這一論斷揭示了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規律，闡明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趨勢。

后發國家成功實現工業化一般依靠兩大優勢，一是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較低的勞動成本，即依靠低廉的勞動成本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獲取產品價格的比較優勢。二是發達國家產業轉移過程中成熟技術的溢出效應，即通過承接產業轉移，以較低的成本消化吸收發達國家成熟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實現自身快速技術進步。憑借勞動成本低的比較優勢和發達國家成熟技術的溢出效應，依靠勞動力與資本等要素投入，拉美地區和東南亞地區的許多國家成功實現了工業化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在工業化后期，勞動成本的上漲和技術溢出效應的逐步消失將使以要素投入為主的經濟發展失去動力，經濟的成功轉型將主要依靠自主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在缺乏技術創新、產業結構無法升級的情況下，工業化國家經濟會停滯發展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抓住第三次全球產業轉移的重大歷史機遇，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成本比較優勢、引進利用外資和吸收國外成熟技術溢出效應，實現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和經濟快速工業化。與許多國家工業化中前期的發展模式類似，我國經濟發展模式更多地表現為以要素投入和投資驅動為主的粗放式發展模式。相關研究表明，1978 ~ 2007 年的 30年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速只有 3%,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只有 30%,其余 70%的經濟增長是由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投入拉動的。[7]

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較低的勞動成本比較優勢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是勞動力過剩情況下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合理選擇，但隨著我國要素供給條件的改變、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和外部發展環境的改變，單純依靠增加要素投入促進經濟增長的粗放式發展模式日益接近其發展瓶頸，創新驅動已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從要素供給看，我國勞動力供求格局正在從供求基本平衡向供給不足轉化，勞動力供給不足將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增速的重要因素，要解決勞動力供給不足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加大技術進步是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從勞動力供給看，根據我國人口結構和勞動就業制度，2014 ~2016 年我國新增勞動力規模仍將大于城鄉退出勞動力規模，預計 2014 ~2016 年勞動力凈增加數量分別為 266 萬人、120 萬人和 203. 6 萬人，扣除自然失業率后的全社會勞動力供給規模仍將繼續擴大，從 2013 年的 76 977 萬人擴大到 2016 年的77 567 萬人。從 2017 年開始，我國新增勞動力規模將小于城鄉勞動力退出規模，預計 2017 ~2025年每年減少人數在 3 萬 ~ 308 萬人之間，平均每年減少 174 萬人，全社會勞動力供給規模將從2017 年的 77 564 萬人下降到 2025 年的 76 001 萬人。從勞動力需求看，根據經濟就業吸納能力的發展趨勢，未來要實現經濟年均增長 7% 的增長目標，我國非農產業所需勞動力規模將從 2014 年的 53 869 萬人增加到 2025 年的 67 232 萬人。與勞動力供給規模相比，2014 ~2017 年我國勞動力需求規模與供給規?；疽恢?、勞動力供求處于基本平衡狀態，但從 2018 年開始勞動力需求規模將大于供給規模，且勞動力供求缺口不斷擴大，將從2018 年的301 萬人逐步擴大到2025 年的6206萬人。解決未來勞動力供給不足問題，可采取延長退休年齡的政策增加勞動力供給，但根本措施在于加大技術進步力度，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勞動力需求，未來我國技術進步將主要依靠自主創新。

五、經濟發展新常態重要思想是指導未來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理論指南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集聚的矛盾與問題會更加突出，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還會產生一系列新矛盾、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經濟新常態的重要思想，不僅揭示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期的基本規律與主要特征，也為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南。應對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挑戰，需要深入、全面認識習近平總書記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思想，按照總書記提出的“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的基本思路，全面深化改革當前經濟體制與機制，針對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新矛盾、新問題，做好預案研究，為新常態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奠定制度基礎和政策儲備。

一是新常態下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會出現新的變化。收入差距擴大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特別是 1990年以后城鄉居民之間、城鄉居民內部、不同地區之間及不同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2008 年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基尼系數從2008 年的 0. 491 下降到 2013 年的 0. 473,但新常態下經濟社會格局的轉變會導致收入差距再度擴大，經濟增速下降意味著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同時也意味著不同收入階層與群體之間收入分配格局將會發生新的調整。如，產業結構從工業向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轉變將意味著資本密集型工業企業職工收入與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職工收入差距會不斷擴大； 新常態下企業為應對勞動力供給不足，會加大資本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國經濟的資本有機構成會不斷提高，資本要素投入的相對快速增長也意味著資本要素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會進一步提高，資本要素所有者與普通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會進一步擴大。在收入增速下降過程中收入差距擴大會比收入增速較高時收入差距擴大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并危及經濟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和現代社會轉型。為此，多數國家都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改革與調整以縮小收入差距。未來我國要應對新常態下收入差距擴大問題，需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收入差距適度的“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

二是新常態下社會保障問題更為突出。收入差距縮小并非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充分條件，一些國家如美國收入差距很大且不斷擴大（基尼系數從 1967 年的 0. 4 持續擴大到 2013 年的 0. 48） ,但美國經濟的活力明顯高于收入差距較小、基尼系數在 0. 31 左右的歐盟國家，重要原因是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保持經濟運行效率的必要條件，前提條件是具有能夠托底的社會保障制度。

當前，我國收入差距很大，新常態下收入差距還存在進一步擴大的因素，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在促進社會公平的同時兼顧效率，對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正處于起步階段，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制度均存在統籌層次低、制度不統一、不同群體待遇差別大、可持續發展能力差等一系列問題，整個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起能夠托底低收入和失能等特殊社會群體養老與醫療的機制。從我國人口結構與人口出生率看，新常態下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會迅速提高，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預測，到 2020 年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將提高到 17. 17%,到 2050 年將提高到 30% 以上。

人口老齡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意味著老年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和醫療保障支出的大幅度增加，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會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應對新常態下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新挑戰，需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 2014 年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的“堅持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基本思路”,以建立托底機制為重點，以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三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約束會進一步增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我國資源需求規模也迅速擴大，鐵礦石、石油等礦產資源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不斷提高，2013 年鐵礦石對外依存度接近 70% 、原油對外依存度接近 60%.在工業化過程中，我國一直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避免走一些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依然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污染問題，近年來嚴重的霧霾和水污染問題顯示，我國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下降，但經濟規模持續擴大，對資源需求規模依然會繼續增加，鐵礦石、原油的對外依存度還會進一步提高，保障資源供給安全的壓力會持續加大，自然環境也會面臨更大的污染壓力。應對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的挑戰，需要鼓勵國內企業參與國外資源開發，提高我國在資源性產品開發利用與定價方面的話語權，確保資源供給安全，更需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要堅持不懈推進節能減排和保護生態環境，既要有立竿見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續的制度安排，堅持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治標治本多管齊下，朝著藍天凈水的目標不斷前進”的指導思想，切實推進節能減排，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四是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為復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與出口規模的擴大與出口產品結構升級，改變了國際經濟與貿易格局，特別是2000 年我國加入 WTO 以后，我國出口規模的迅速擴大和出口結構的大幅度升級，對國際經濟與貿易格局產生了重大沖擊，在利益驅動下歐美發達國家針對我國出口的反傾銷等貿易摩擦持續增加，由此還衍生出施壓人民幣匯率升值等一系列針對我國的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日趨復雜。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與貿易規模的持續擴大，還會進一步改變世界經濟、貿易與政治格局，外部發展環境也會更加復雜。應對新常態下外部發展環境復雜化的挑戰，需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 APEC 會議主題演講中提出的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要求，全面落實“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構建“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推動國內外自由貿易區建設，構建合作共贏的對外開放新格局，營造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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