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現代經濟是開放性的經濟，也是貨幣金融經濟。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理論的指引下，擺脫金融抑制，走上了經濟金融化的道路。經濟金融化是虛擬的貨幣金融領域向實體經濟領域滲透和同化的過程。經濟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兩股潮流的相互融合，給全球的經濟格局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也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增添了新的困難。
發展經濟學對經濟金融化的研究由來已久。
激進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阿明\\(1957\\) 提出了構建世界資本積累和發展模式。該學派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落后是一種自然的經濟現象，應該依附于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經濟體系。結構主義學派中普雷維什\\(Prebisch\\) 認為，“中心—外圍”
的格局主導著世界。這樣的格局促使貿易條件和國際投資都遠離處于外圍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吸收這些有利條件，從而產生“回波效應”。而錢納里\\(Chenery\\) 和斯特勞特\\(Strout\\) 認為，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需要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來平衡。從古典主義的立場看，新古典主義發展理論認為，世界各國在貿易自由化下只要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都是有利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發展中國家則提供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以上的三種學派都有共同點，即發展中國家應該充分扮演好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僅僅是角色分配上的不同而已。
隨著經濟金融化的深入，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結構主義等學派的理論已不適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要求。發展中國家不滿足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低端地位，希望通過增加自身的競爭力以提高國家實力。這就需要重新審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解決自身的系統性問題。而在這些國家中，收入分配問題是重中之重，收入分配問題所帶來的政治、社會、環境、文化等問題嚴重地威脅到了發展中國家的穩定。曾國安\\(2002\\) 研究數據表明，54．4%的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超過 0．4，基尼系數達到或超過 0． 5 的發展中國家占22．2%，有4 個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甚至達到或超過了極不平均的0．6。因此，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的公平，是發展中國家推進經濟發展，深化改革的關鍵，也是推進經濟金融化的重要環節。
一、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問題的復雜性
\\(一\\) 關于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問題的理論研究
關于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問題，美國經濟學家阿德爾曼\\(Adelman，1974\\) 研究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并非呈現“向下涓滴”效應。發展中國家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并沒有因工業化的展開和 GDP 的增長而得到改善，相反，其收入在所占比重呈下降趨勢。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
研究發展中國家，必須結合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潮流，即經濟金融化為核心的經濟增長。古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 通過對 36 個國家一個世紀的情況所作的國際比較研究，認為金融的加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加速期是一致的。麥金農\\(Mckinnon，1973\\) 和肖\\(Shaw，1973\\) 根據金融壓抑而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論，提出了金融改革措施，如利率自由化和銀行競爭，金融改革與財政改革、外貿改革同步，減少小經濟單位的貸款限制等。
這表明金融自由化與深化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展現了新活力，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距提供了方法。
關于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之所以沒有呈現與發達國家相同的“向下涓滴”效應，主要存在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長期處于技術剛性、制度剛性、結構剛性的失衡狀態。因此，也就沒有產生“向下涓滴”效應和“擴散效應”，也沒有向社會各階層進行有效分配，形成帕累托最優。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的障礙有: 剛性和不完善市場結構，導致不同部門、不同地區生產要素投入取得的收入有較大差別; 貧困人口擁有生產要素較少，導致處于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貧困人群向較高階層自由流動; 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成員獲得生產要素的制度環境、權利與機會的公平不能保證。阿德爾曼\\(Adelman，1978\\) 和羅賓遜\\(R obinson，1978\\)指出，市場結清過程雖然決定收入分配，但收入分配顯然還受到制度剛性和市場對非均衡調節不完善的影響。
\\(二\\) 關于“倒 U”曲線的理論解釋與爭議
庫茲涅茨\\(Kuznets，1955\\) 對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發現，發達國家在經歷了一個擴大的階段后逐漸變小。隨后他提出了“倒U”曲線假說，認為自然經濟向工業化轉變時，收入不平等程度將隨著經濟增長由擴大轉向平穩，然后逐漸變小。在這個模型中，橫軸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縱軸表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由于該圖形呈“倒 U”形，故稱“倒 U”曲線假說。庫茲涅茨假設將收入分配部門劃分為農業、非農業兩個部門。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變化有三個因素，即: 按部門劃分的個體數的比率; 部門之間收入的差別; 部門內部各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庫茲涅茨認為要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 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非農業部門的不平等程度比率加大，整個社會的分配趨于不平等狀態; 隨著經濟發展進入較高水平，雖然處于支配地位的仍是非農部門，但比率變化所起的作用將縮小，部門之間的收入差別縮小，使不平等程度提高的財產成分在個人總財產中所占的比率降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實施，使得各部門內部的分配趨于平等，從而全社會的收入分配趨于均衡。如圖 1 所示，在這個模型中以人均收入為橫軸，收入差異為縱軸。
曲線的頂點表示收入差距最大，頂點的左邊表示在經濟發展處于低水平時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頂點右邊表示經濟發展到了較高水平，收入差距將繼續縮小。
盡管庫茲涅茨曲線提供了一種分析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問題的方法以及解決辦法，但關于該模型卻存在爭議。阿德爾曼\\(Adelman，1973\\) 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分析，認為發展中國家并不存在“倒 U”曲線，窮人的收入份額隨著經濟發展急速下降，然后逐漸平緩，呈現“倒 J”狀。而理論研究表明，許多發展中國家，收入不平等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倒 U”關系。區別在于過去由于技術限制，僅僅限于某個階層可以投資工業，而現在工業生產條件走向成熟，因此呈現“倒U”型關系。但是，由于現階段國際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國際分工加劇，投資工業人口范圍擴大，所以并沒有出現“倒 U ”型關系。錢納里\\(Chen-ery，1975\\) 對 1950—1975 年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數據分析表明，最低收入群體人均收入下降了15． 8% ，中等收入群體下降 12． 7% ，最高收入群體卻增長了 5%，達到了 55． 4%。該分析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倒 U”曲線并不能準確反映收入差距，甚至某些情況下出現相反的情況。
二、經濟金融化、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聯系及互動
伴隨著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或者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展現出的經濟活力以及在經濟建設過程中表現出的巨大成就，許多經濟學家應重新審視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失衡的現象。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改變貧困落后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經濟的全球化，解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問題需要與當前經濟發展趨勢接軌。
\\(一\\) 經濟金融化的理論分析
麥金農對發展中國家的自由化問題進行了經驗總結。他認為在政府主導的自由化過程中對政策的實施應該循序漸進，要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外匯政策的實施進行排序。因此，政府應首先實施財政控制，確保財政收支平衡，擴大稅收范圍，實施低稅率政策。在此基礎上實施經濟金融化政策，開放國內資本市場，放開金融管制與銀行業準入門檻，建立相應的預警機制。通過外匯的自由兌換，建立國際資本與國內資本的流動渠道，逐步實現經濟金融化。
《1996 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對經濟金融化的改革提供了一個參考。報告指出，經濟自由化與宏觀經濟穩定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政府應該放開價格管制，減少貿易限制，打破壟斷。健全金融體制，金融機構在市場中應扮演好融資人的角色，促進民間金融組織的發展。政府應扮演好“裁判長”的角色，改變國家控制銀行壟斷金融資源的狀態。
\\(二\\) 經濟金融化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
經濟金融化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使用金融工具所占的比重。從理論上講經濟金融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并不直接，經濟金融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是通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實施，為經濟增長帶來動力，從而改變收入分配。如圖 2 所示。
過去二十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平均速度不到 4%，但是，國際資本的流動速度卻達到了13． 96% 。從數據上看，資金流是生產增長速度的4 倍，這表明金融在經濟層面的比重越來越大。金融相關率是金融資產總量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衡量的是一個國家金融經濟對國家整體經濟的貢獻率。20 世紀 90 年代初，發達國家金融相關率最高時在［3． 26，3． 62］，一般在［0． 3，1． 5］，但是，1997 年金融危機之后表明，金融相關率并非越高越好，應控制在一個合理的區間?，F階段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初期，美國是 0． 07，英國為0． 35，德國在 0． 15 左右，法國最高時在 0． 20，意大利穩定在 0． 20。一戰以后，二戰以前，以上幾個國家大體在［0． 7，0． 8］。以上統計數字表明:\\(1\\) 經濟增長初期，國家間差異較大; \\(2\\) 經濟進入發達階段時，金融相關率的差距開始縮小，這表明社會資產金融化程度占經濟總量的比重提高，各個國家間發展水平差距變小; \\(3\\) 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金融化程度會逐步提高。
與發達國家相比，能夠縮短經濟建設的時間，加快經濟現代化進程。
\\(三\\) 經濟金融化通過經濟增長對收入分配的作用
經濟增長對收入分配的作用是雙重的。在發達國家，由于市場經濟較為完善，政府配套政策的有效運用，所以收入差距隨著經濟增長逐步減少。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僵化的體制、結構等因素的影響，造成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但是，經濟增長不是導致收入差距過大的充分條件。如果沒有經濟增長的支持，世界依然處于原始社會的公有制狀態。也就是說，收入差距擴大是因為在經濟增長中所獲得的成果在轉變為收入的這一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而并不是因為經濟增長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1． 庫茲涅茨曲線與經濟增長
庫茲涅茨曲線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距在達到頂點以前，都會伴隨著經濟增長而逐步擴大。因此，解決收入分配的辦法有兩種: \\(1\\) 應該大力發展經濟，努力使國民生產總值達到最大增長點以后的水平; \\(2\\) 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通過政策、制度體制，改變經濟結構等方式對收入分配方式進行有效傳導，以達到貧富差距的縮小。
盡管第一種辦法似乎可行。但是，關鍵問題在于無法明確判斷 GNP 的最大點的位置，也就無法判斷收入分配差距縮小所需要的時間?？紤]到社會矛盾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積累，如果社會問題的總爆發點在最大化點左邊，這樣會對經濟產生反作用，社會的動蕩加劇經濟的衰落，如圖 3A\\(橫軸為人均收入，縱軸為收入差距\\) 所示。
在圖 3A 中，根據第一種辦法很可能會造成在經濟尚未增長到最大化之前，社會矛盾爆發并與收入曲線相交于頂點的左邊。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經濟發展停止，人均收入急劇下滑，整個國家會陷入經濟倒退的狀態。而且由于社會矛盾的長期積累并持續一段時間，從而造成國家在較長的時間內不能從倒退的陰影中走出來，前蘇聯地區的國家均是如此。
圖 3B 是采用第二種辦法，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采取相關措施緩解社會矛盾，改變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的情況，改變社會矛盾逐漸上升的趨勢。
社會矛盾趨于緩和，能夠保證社會的穩定，經濟增長不會發生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同時，相關配套政策與制度的實施，能夠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活力，因為經濟增長的周期會拉大，人均收入會進一步增加，分配差距過大的現象也會得到緩解。
2． 經濟金融化為收入分配提供物質基礎
恩格斯說過: “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于有多少產品可供分配”。因此，在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上，為防止社會各階層收入過大，就必須依賴于經濟增長，以促進人均收入的增加?，F階段，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遇到了瓶頸期，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共同特征就是通貨膨脹嚴重，資本固化以及投資渠道堵塞，資源壟斷。低收入群體由于缺乏投資渠道只得將錢存入銀行，但是銀行的利率低于通貨膨脹率，造成低收入群體實際財產縮水，而高收入群體控制經濟資源，實際財產增加。因此，經濟金融化能夠提供較多的金融工具，放開金融業壟斷，增加投資渠道，促進資本流動。在保證金融安全的基礎上，開放金融投資渠道，縮小分配差距。
3． 經濟金融化與生產要素
經濟增長依賴于生產要素的增加，而生產要素的增加并不是數量上的擴張而是質量上的提高，個人收入分配取決于生產者等要素投入者投入要素的數量、投入要素在市場中的需求程度以及要素轉化為產出的比率，個體在這個過程中參與收入分配。
而經濟增長取決于投資、消費、出口，但現階段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普遍存在投資產業的集中化，投資數量過度，由于缺乏市場需求，存在大量的浪費，繼續投資只會加劇通貨膨脹。世界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后持續低迷，貿易量不斷下滑，再加上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加工品技術含量過低，出口也不能帶動經濟。因此，經濟金融化作為服務業的一類，既能夠為市場提供生產要素，又能夠增加市場消費渠道。而消費者投資于金融業，收入的增加反過來又能夠增加市場的消費。無論是從農耕經濟還是從工業經濟上看，經濟金融化能夠比農耕經濟和工業經濟帶來更多的資本要素，而經濟金融化又能夠帶來更高的技術要素和知識要素。因此，資本、知識、技術要素能夠比勞動要素帶來更多的回報，這也就比以往低收入群體單純依靠勞動要素帶來更多的收入。共享金融資源，能夠解決資源壟斷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
4． 經濟金融化與就業
經濟增長影響著就業率。奧肯定律表明，經濟增長與就業率有著密切關系，即失業率每高于1% ，實際 GDP 便低于潛在 GDP 2% 。因此，生產要素的增加，帶來經濟增長，能夠促進投資率的提高以增加就業機會。這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縮小貧富差距。
經濟增長與就業，需要與本國的資源稟賦相一致。以中國為例，大量的勞動力可以為服務業的發展提供豐富的人力資源。同時，中國的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素質的人才并不匱乏，擁有能夠進行資本操作和風險控制的能力。因此，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動資本的增長，在等量的資本推動下促進經濟金融化的發展，以經濟金融化帶動就業，縮小貧富差距。政府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通過宏觀調控手段鼓勵經濟的金融化，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布局，保證經濟金融化與經濟增長的合理平衡，做好風險控制，推進經濟增長與縮小收入差距的協調發展。
三、關于經濟金融化與收入分配的幾點評論
\\(一\\) 從制度源頭分析
經濟金融化能否成功實施，取決于該國的經濟體制與制度建設。良好的制度與體制建設能夠使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相互推動。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穩定、有效、協調發展可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良好的體制和運行機制能夠提高經濟效益，有利于區域經濟、城鄉一體化的協調發展。同時，收入分配的公平反過來推動經濟增長。首先，收入公平是相對的公平收入分配制度。在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的環境下，相互之間的利益比較上有所不同，從而形成收入差距，但在合理區間的收入差距能夠提高勞動的積極性和生產動力。其次，建立健全要素分配制度。在市場經濟下，按要素貢獻的大小進行合理分配是符合生產規律，促進經濟資源合理配置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經濟穩定、持續、協調發展的制度要求。
再次，要建立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二次分配，將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穩定的區間內，避免社會的兩極分化，維護社會穩定。最后，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法律手段維護社會公平。
\\(二\\) 改善經濟結構
經濟金融化客觀上要求在經濟活動中增加金融工具的使用比重。而從經濟結構的角度來講就是通過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比重和構成來表現。因此，經濟金融化就是在經濟結構中增加金融資料的生產比重，進而改變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勞動力結構等。經濟金融化可以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經濟增長，確保收入公平分配。反之，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夠使要素配置趨于合理，進而在調整經濟結構的過程中構建產業的集群優勢，推動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
\\(三\\) 政府的合理決策
宏觀調控是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符合經濟規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目前都進入了經濟增長的瓶頸期，需要通過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經濟增長，經濟金融化能夠滿足這一要求。經濟活動實質上是經濟中的有限資源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的矛盾，只有在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經濟增長。經濟金融化能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為市場提供強大的資本要素、技術要素、勞動力要素等，能夠使發展中國家走出經濟不均衡的泥淖，實現在新的水平上的均衡。然而，這個過程較為漫長，需要政府進行宏觀調控。但是，經濟金融化既能夠改善收入水平，也能夠加大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政府在初次分配后，通過再次分配調節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在這個過程中，容易造成生產效率的衰退，因而政府需要降低市場干預帶來的負效應，這就需要選擇合理的干預方式并將副作用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因此，應該建立一個高效透明的政府，將權力置于陽光之下，避免權利尋租，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實現管理權、所有權的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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