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放眼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 我們發現，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彌補本國技術上的不足， 是后起國家加快技術進步實現現代化的基本路徑。
但后起國家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利用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 后起國家主要通過吸引外商投資， 利用外資企業的技術轉移和技術溢出， 提高本國、 本地區的技術創新水平；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 隨著本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科技的進步， 后起國家已經不滿足于通過引進外資引進的標準化技術， 為了獲取更先進的技術， 他們開始大舉實行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 韓國就是一個成功的典型。 1948 年正式獨立的韓國， 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大幅滯后于發達國家，但到 1970 年， 韓國就被列入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 1996 年被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吸收為成員， 成為世界上第 29 個發達國家， 這樣驚人的經濟發展速度， 與韓國技術進步路徑的變遷， 尤其是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開始的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密不可分。
當前， 我國許多地區已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 技術創新開始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明確提出， 要 “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 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來更好結合”。 根據 《2012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2012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流量 878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首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 截至 2012 年底， 中國 1.6 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國 （境） 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近 2.2 萬家， 分布在全球 179 個國家（地區）， 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 5 319.4 億美元，年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 2.3 萬億美元。 走出去尋求技術， 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彌補本國技術上的不足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動機。 韓國與中國同為東亞國家， 文化傳統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 分析研究韓國技術尋求型 OFDI 的成功經驗， 對我國積極實施技術尋求型 OFDI， 利用外部技術提升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 從引進來到走出去———韓國技術進步路徑的變遷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 ， 韓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以現價美元計算， 韓國的 GDP 在1961 年僅為 23.57 億 ， 到 1985 年已達到 966.20億， 2012 年更是上升到 11 295.98 億。 韓國取得經濟發展的奇跡， 科學技術的進步功不可沒。 在科技發展方面， 韓國研發支出占 GDP 的比例和每100 萬人中研發技術人員的數量在 2010 年分別為3.74%和 5 481.49， 這一數據在世界名列前茅， 超越了很多西方的傳統技術強國。 從技術進步的歷程來看， 韓國選擇了從大量引進外資到逐步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技術發展由模仿到創新的戰略變遷， 韓國經濟技術發展的成果， 也證明了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技術發展路徑的科學性。
1. 20 世紀 60 年代逐步開始的引進來
在 20 世紀 60 年代初， 韓國還是一個較落后的農業國， 經濟技術水平大幅落后于發達國家。
面對美日等發達國家將傳統產業轉移調整到發展中國家的契機， 韓國鑒于自身資源匱乏、 市場狹小、 資金和技術短缺、 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等客觀條件， 大力發展外商直接投資， 陸續建立了若干出口自由區和出口加工工業基地， 成為發達國家傳統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 1962～1966 年間，韓國 OFDI 的總和不足 0.5 億美元， 而此后 OFDI的規模不斷擴大， 在二十多年間增加了近 40 倍（見表 1）?！颈?】
大量引進外商直接投資， 不僅使韓國經濟迅速發展起來， 1965～1986 年間， 韓國平均年 GDP增長率為 8.23%， 發展趨勢基本與 OFDI 一致；更重要的是， 此舉極大地促進了韓國技術水平的積累和產業的升級， 韓國在短時間內獲取了大量的適宜技術， 建立和發展了完整的工業體系。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開始的 20 年間， 韓國農業比重持續減少， 由 36.52%下降到 11.99%，而 工 業 比 重 持 續 增 長 ， 由 22.07% 上 升 到40.40% ， 幾乎增加了 一倍 ， 其中制造業的比重由 1966 年的 14.89%變為 1986 年的 29.01%， 重工業由略高于 30%上升到 1985 年接近 60%。 經濟水平快速發展，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反過來又為消化吸收外來技術， 實現技術進步奠定了基礎。
2.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快速發展的走出去
通過大舉引進來， 韓國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逐步進入了工業化中后期。
根據邁克爾·波特教授 （2002） 產業升級驅動因素的理論， 韓國已由 20 世紀 60 年代的要素投資驅動， 逐漸轉變為創新驅動， 科技創新成為引領產業升級的主要動力。 為了獲取更先進的技術， 韓國大企業已經不滿足于通過外資引進的標準化技術， 他們開始大舉對外投資。 與此同時， 韓國政府也放松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管制， 簡化審批手續，縮短審批時間， 并減少了投資額和投資行業方面的限制， 甚至他們還為企業對外投資提供可以高達對外投資項目金額的 90%的優惠貸款， 進一步促進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1986 年韓國OFDI 還只有 10.08 億美元 ， 到 2011 年已經發展到 225.9 億美元， OFDI 占 GDP 的百分比 達 到2.09% （見表 2）?！颈?】
大力發展 OFDI 使韓國技術進步取得長足發展。 Cohen 與 Levinthal （1990） 指出， 技術尋求型 OFDI 對母國的知識吸收能力有較高的要求，只有當后起國國民經濟發展到了一定水平， 且有較高的研發投入與研發水平時， 才能順利的將對外直接投資獲取的逆向技術溢出消化吸收， 轉化為國內的技術進步，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從表 2可以看出， 韓國研發支出占 GDP 的比例在 2010年就達到了 3.74%， 對比同期西方傳統技術強國的數據， 美國為 2.83%， 日本為 3.26%， 德國為2.80%， 法國為 2.24%， 英國為 1.80%， 韓國作為后起國， 只用了很短的時間， 就在研發投入上實現了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趕超。 同樣， 在每 100 萬人中研發技術人員的數量上， 韓國也超越了很多西方技術水平先進的國家， 名列世界前茅， 對于韓國這樣一個國土面積、 自然資源與人口規模都不占優勢的后起國家而言， 其對科技發展的投入是十分驚人的。 從科技進步成果來看， 韓國發表的科技期刊文章數量從 1986 到 2010 年增加了 40多倍， 申請的專利數量也增加了近 38 倍， 發展十分迅速。 技術水平不斷進步， 也帶來了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 韓國產業發展的重心也開始由重化工業不斷轉移向高新技術產業，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從 20 世紀 80 年代中后期有明顯的增長， 到 90 年代中后期基本保持在1/4 以上的水平， 最高時一度到達 30% 以上 。 韓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與其科技政策密不可分，在通過引進模仿取得一定技術進步的基礎上，韓國的科技政策開始逐步轉向原始創新和自主開發， 啟動了包括精密電子、 新材料、 核心零部件等高科技項目， 促進韓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目前， 韓國在電子、 通信、 船舶等行業均達到了領1強國。
三、 韓國技術尋求型 OFDI 的特征與機理
1. 始發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
圖 1 描繪了韓國 1976 至 2012 年 FDI 與 OFDI的發展趨勢情況，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韓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開始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 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工業化中后期產業升級路徑的躍升。 經濟學家錢納里 （1996）研究表明， 在工業化的初中期階段， 產業升級主要是要素投資驅動， 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 （一般接近 50%）， 當經濟發展到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時， 技術創新開始成為引領產業升級的主要因素。 為了獲取更為先進的技術， 迅速提升企業的技術研發能力， 迫切要求韓國企業積極實施“走出去” 戰略， 開展技術尋求型 OFDI。 二是知識吸收能力的增強。 Cantwell 和 Tolentino （1990）研究發現， 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的積累和提高是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 影響著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勢和增長速度。 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 韓國企業十分重視對引進技術的學習， 從一開始較低層次的復制性模仿， 到后來融入越來越多自己思考的創造性模仿 （金麟洙， 1998）， 不斷積累和提升的技術水平， 推動了韓國企業技術尋求型 OFDI?！緢D1】
2.著眼于高新技術產業
由于發達國家掌握傳統產業發展的制高點，后起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只能遵循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產業分工， 按照技術、 市場兩頭在外、 加工環節在內的發展模式承接國際加工制造業。 與傳統產業不同， 高新技術產業各國多處于發展成長階段， 后起國家同發達國家雖然有很大的差距，但這個差距要小得多。 誰掌握了關鍵核心技術，誰就會在競爭中處于主動。 因此為了實現趕超發達國家， 后起國家技術尋求型 OFDI 主要著眼于高新技術產業。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 為韓國企業趕超創造了機遇。 1999 年韓國共有 15 家公司在美國建立了 32 家研發機構，主要集中于半導體工業 （10 家）、 計算機工業 （6家）、 高清晰度電視 （5 家） 等信息技術產業， 大大提高了整個行業的競爭力。 韓國的信息產業在90 年代后期基本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速度， 2000年， 韓國信息產業對實際 GDP 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5% ， 信息產業占出口的 29% ， 貿易順差為130% （李孝全 ， 2001）， 對韓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2012 年韓國知識經濟部表示， 當年韓國中央財政安排了 9 650 億韓元 （約合人民幣 53 億） 的預算用于實施 《2012 年度信息通信技術振興計劃》， 以加強 IT 融合技術的核心競爭力和推廣 IT 融合技術 （牛林金， 2013）。
企業積極的走出去， 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 使得韓國的信息產業在激烈的國家競爭中贏得了主動權。
3. 主要面向發達國家和地區
正如鄧寧教授 （1998） 在 《區位和跨國企業：一個被忽視的因素》 一文中所說， 在過去的 10 年中， 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動機的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創造性資產尋求型 OFDI 的快速增長，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創造性資產尋求型 OFDI 與早期的自然資源尋求型 OFDI 有相似之處， 但它們的區位選擇上卻有很大的不同， 部分原因是因為可以利用的創造性資產如技術知識、 學習經驗、管理專長和組織能力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 韓國企業在開展技術尋求型 OFDI 的區位選擇上， 進行了大量的前期準備， 他們將 OFDI 的區位選擇瞄準在美日西歐等全球技術最先進的國家與地區，同時針對不同東道國技術水平的差距， 在投資時作了精細化的區分。 如現代公司在加利福尼亞，為開發計算機技術， 獲得了位于圣克拉拉的 Axil計算機公司的全部產權， 為獲得磁光盤驅動技術，獲得了設在森尼維爾的 Laserbyte 公司的相當大的股份以及位于圣何塞的 Maxtor 公司的股份等等（金麟洙， 1998）。 三星公司在全球范圍擁有眾多的研發中心， 其中最重要的四個研發中心分別位于英國倫敦、 日本東京、 美國舊金山和韓國首爾4 個城市， 這些研發中心在三星公司的戰略藍圖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三星公司大多數的產品創意都來自這四大研發中心 （陳宇峰， 2012）。
4. 以國內大企業為主導
雖然后起國家整體技術水平同發達國家有相當大的差距， 但在國內， 大企業集團擁有技術、資金、 人才和管理的比較優勢， 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 能夠促進 OFDI 逆向技術的吸收和溢出，起到吸收和傳播技術的發動機作用。 韓國的大企業有較強的資金籌措能力、 風險承擔能力和技術開發能力， 便于掌握現代化的先進技術， 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 其每年度的研發投入十分可觀， 占民間研發投入的比重基本在 75%左右 （崔志鷹， 2010）， 因而成為韓國技術尋求型 OFDI 的主體。 20 世紀 90 年代， 韓國大企業集團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對外投資總額的 73%以上， 在對外直接投資獲取先進技術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現代公司于 1994 年投資 3.4 億美元控股系統生物邏輯公司， 獲得了 220 項美國專利， 160 項其它國家專利， 奠定了跨國非存儲技術市場的堅實基礎； 1995 年三星電子公司投資 3.78 億美元控股AST 研究中心 ， 使得公司可以使用 AST 公司的190 多項專利 ， 從而躋身于世界五大個人計算機制造商行列。
5. 得力于政府全方位的積極推動
韓國的政府在促進技術尋求型 OFDI 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其不斷根據韓國經濟發展的狀況以及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政策， 引導著企業的發展方向， 并提供了很多基礎性的支持與服務。 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后期， 韓國政府開始逐步放松對 OFDI 的管制， 簡化審批手續，縮短審批時間， 并減少了投資額和投資行業方面的限制， 并制定了包括貸款、 稅收、 補貼、 保險等方面的優惠措施， 鼓勵企業走出去 （王卓，2002）。 在 1988 年， 韓國政府成立了海外投資信息中心， 主要為中小企業 OFDI 提供服務與指導。
為了發揮大企業在 OFDI 重要的作用， 韓國政府有意扶植大企業， 制定相關優惠政策鼓勵大企業形成規模經濟， 致力于將企業做大做強， 使韓國迅速形成了一批實力強勁的大企業， 并主導了韓國技術尋求型 OFDI。 此外， 韓國政府還采取相關措施增強國內對 OFDI 逆向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
1982 年， 韓國正式提 出 “科技立國 ”， 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較健全的科技法律法規， 為技術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近年來韓國政府更是加大了對科研基礎設施的資金支持， 短期內其科研機構的數量與質量都大幅提升， 同時在國家層面， 積極與技術先進的國家及國際組織開展雙邊、多邊的國際科技合作， 既促進了自身的技術進步，也為企業走出去尋求先進技術提供了幫助。
四、 結論與啟示
近年來，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 政府對企業的 OFDI 出臺了很多鼓勵政策， 諸如華為、 聯想、 TCL 等企業也開始嘗試對發達國家的企業進行跨國并購， 以獲取先進的技術。 但很多學者的研究發現， 我國企業技術尋求型 OFDI 的效果并不理想， 那么如何更好地開展技術尋求型OFDI 呢？ 韓國的發展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啟示：
1. 走出去要注重區域異質性
走出去對母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的要求，韓國亦是在進入了工業化中后期才逐步開始重視OFDI 的。 而我國的情況與韓國有所不同， 我國國土面積遼闊， 各個地區的經濟與技術發展水平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長三角、 珠三角地區已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 但中西部很多地區還相對比較落后。 因此， 我國在制定相關政策時要考慮到區域異質性， 更加有針對性。 在東部沿海地區要積極鼓勵企業走出去， 從被動地等待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 到通過 OFDI 主動到發達國家和地區尋求先進技術； 對中西部地區， 不可一味跟風大舉走出去， 而是要因地制宜地進行引進來， 從而實現技術上的積累， 為走出去做好準備， 在引進來時， 除了充分利用外資， 也要重視對我國東部較發達地區資本的吸引， 協調國內的產業轉移，從而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2. 培育具有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
大企業在資金與技術上都具備優勢， 既有實力進行技術尋求型 OFDI， 也有能力將獲取的技術外溢消化吸收， 轉化為自主創新能力， 這點在韓國技術尋求型 OFDI 的發展歷程中也得到了證實。
而我國現有的大企業， 在實力、 規模與數量上都相對不足， 有很多行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過度競爭， 使得企業的規模效益難以得到發展。 為此，各地政府要積極實施 “集中優先” 的產業組織政策， 鼓勵技術創新能力較強、 管理水平較高、 具有未來發展潛力的企業利用市場手段， 以重組、兼并等方式， 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有效擴張， 加快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和企業集團。 此外， 我國的大企業也要具備國際化的視野， 注重企業文化培養， 面對復雜的國際市場時， 既勇于開拓進取， 又保持嚴謹務實的態度。
3. 立足于高新技術產業
伴隨新技術革命的到來， 高新技術產業不僅正在成為世界各地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而且是各地區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立足于高新技術產業，對后起發展中國家而言， 可以打破全球產業的國際分工格局， 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 因此， 當前在開展技術尋求型 OFDI 過程中， 我國要本著“有所為， 有所不為” 的原則， 選擇信息技術、 新材料技術、 生物和現代農業技術、 航天航空技術、先進制造與自動化技術等領域， 作為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重點， 集中力量攻克關鍵性戰略產業的核心技術。 鑒于不同國家或地區具有不同的高技術產業技術優勢， 比如美國的生物技術世界獨領風騷， 德國在化工領域強盛一方； 并且， 即使在生物技術產業， 美國也有多達 9 個集群， 主要分布于波士頓、 舊金山、 圣地亞哥等城市。 因此， 在選擇技術尋求型 OFDI 區位時， 企業應根據自身的技術需求， 選擇在產業技術優勢明顯的國家或區域建立研發機構， 這樣可以充分利用和分享當地該產業的堅實基礎、 集群效應和密切的產業關聯服務。
4.政府多方面政策與服務支持
政府要從多方面幫助與指導企業開展技術尋求型 OFDI。 首先， 要填補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法律空白， 使企業的走出去有法可依， 并且放寬對 OFDI 的管制措施， 簡化審批的流程， 節約企業走出去的時間與成本。 其次， 政府應給予積極走出去的企業財稅和金融方面的支持， 實施稅收減免政策， 降低海外投資貸款融資利率和保險費率， 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資金上的支持與保障。
最后， 政府還應搜集整理海外國家與企業的相關信息， 成立對外直接投資信息咨詢的服務機構，為企業進行決策提供幫助。 此外， 在鼓勵企業走出去的同時， 政府不能忽視對國內研發的投入，目前我國雖然每年的研發總投入較高， 但研發費用占 GDP 的比重還很低， 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 這會造成我們很難將獲取的先進技術轉化為自己的技術能力。 因此， 我們要借鑒韓國的經驗， 更加重視國內的研發投入， 加大財政投入與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1] Cohen，W.M.and Levinthal，D.A. Absorptive Capability: A New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J].Administrative ScienceQuarterly， 1990，l35:128-152.
[2] Dunning J H. 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Neglected Factor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29（1）.
[3] Cantwell，Tolentino，1990，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World Multinationals [M].University of Reading Discussion Papers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4] [美]邁克爾·彼特.國家競爭優勢[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5] [美]H·錢納里.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M].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