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與工業化”兩化融合是推動工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是促進我國工業由大變強的引擎，同時也是信息化的本質要求。兩化融合不僅強調了兩者之間的區別，更重要的是明確了兩者的緊密關系。而兩化深度融合在政策層面上的提出更是將信息化與工業化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兩化融合在擁有戰略機遇的同時，也遇到了融合偏向局部應用、集成協同水平低、信息服務跟不上兩化融合節奏等問題。究其原因與信息化和工業化水平間的協調關系密切相關。因此，通過對信息化與工業化水平的實證研究找到兩者平衡發展的界限，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著積極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一、國內外研究述評
從兩化融合概念提出至今，許多學者從兩化融合的內涵、途徑、互動關系、評價等角度對其進行了論述。但發達國家的信息化發展是在工業化基本完成之后才進行的，因此在兩化融合方面的研究并不多。Greenstein 和 Khanna\\(1997\\) 認為融合指的是通過信息技術對原有產品進行整合，從而提高產品的使用效率。［1］Zuboff 和 Shoshana\\(1989\\) 認為在兩者融合過程中，信息化對工業化的影響并不完全是促進作用，具有多重性質。［2］Martha 和 arcia\\(2001\\) 認為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隨著政府對行業管制的放松以及信息技術的不斷革新，相互獨立的產業進行相互滲透有了一定的實現條件，隨著產業邊界的逐漸淡化，信息技術向制造業滲透與融合，這也是兩化融合成為產業融合的重要表現。［3］Bally \\(2005 \\) 認為，技術融合從根本上改變原來各自獨立的產業邊界的同時，所形成的新的競爭環境進一步推進了技術與產業的共同成長。［4］Englm 和 Reisinger\\(2008\\)總結出目前國外在兩者融合中采取的做法主要有兩點: 一是信息技術與傳統產業之間在產品、工藝方面的嫁接，提高原產品的功能; 二是依托現代信息技術，發展新興產業。［5］
國內學者周振華\\(2004\\) 提出產業融合的結構高度化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信息化，以便使我們能更好地把握信息化進程中的產業經濟發展規律，從而推動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6］俞立平、潘云輝、武夷山\\(2009\\) 通過實證研究表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夠帶動工業化的發展，而兩者之間的關系長期表現為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動態關系。［7］謝康\\(2012\\)等從實證的角度提出了融合具有周期大約為 5 年的間斷平衡性，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路徑與兩者融合的相關性高于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路徑，工業化和信息化對各自理想水平的偏離呈交替波動等三個主要特點。［8］
李琳、李寧、王星\\(2013\\) 利用變權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挖掘兩化融合的程度與水平，為決策者提供促進信息化與工業化雙贏的措施與建議。［9］國內外一些學者對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相關領域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微觀方面兩化融合能夠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中觀方面信息化可以通過與傳統制造業的結合促進制造業發展，宏觀層面促進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過渡，傳統經濟向信息經濟過渡，這些都證明了兩者間互動關系的正面作用。但從現有的研究也可以發現，目前我國還存在著不同地區融合水平有差異，不同地區信息化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不同，信息化投入對工業化的帶動作用不夠明顯等問題。工程院院士張光斗先生認為如果只重視推動信息產業發展，產業結構失衡的風險會加大，從而使得信息產業發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對工業化的帶動無法凸顯。而原國務委員、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也曾指出中國不能盲目片面地強調信息產業的發展。［10］國內學者沙利杰、趙國杰、李楊\\(2008\\) 也通過實證研究信息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驗證了信息化的有界性，提出了信息化水平界限的構建思路，他們的研究成果也為本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參考。［11］
綜上所述，在任何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都可能有一個界限的存在，而這種界限的存在必然影響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成功融合。本文以全國 31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 為研究對象，通過前人提出的信息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測度指標來分別確定信息化和工業化水平。在此基礎上，實證研究兩化融合界限的確定方法，在該界限下，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對工業化有帶動作用，在該界限上，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對工業化的帶動作用不明顯。
二、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
\\(一\\) 理論基礎
1. 諾蘭階段模型
美國管理信息系統專家里查德·諾蘭提出了著名的諾蘭階段模型，即任何形式的組織在開發和使用信息系統時都不應通過跨躍式發展來完成信息化。諾蘭根據信息化投入與它帶來的成果之間的變化關系，提出了六階段論模型，其階段呈現出曲線式的發展歷程。該模型顯示，信息化發展的不同階段，企業所需投入的成本有明顯不同，而成本的增長速度也不同。因此，在兩化融合過程中，應使信息化建設的速度及發展階段適應整體工業化進程，尤其與工業化水平相適應，應該爭取以較小的成本實現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這也間接說明在某一經濟階段存在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的有界性。
2. 生產率悖論
20 世紀 80 年代末美國學者 Strassman 調查了接近 300 家企業，發現了企業的信息技術投入的多少和該種投入所帶來的回報之間并沒有明顯關聯。
經濟學家 Robert Solow 將這種現象稱為生產率悖論\\(Productivity Paradox\\) 。雖然企業在 IT 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從生產率的角度來看卻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國外學術界對這種悖論非常感興趣，也通過各種理論和假說來進行解釋，其中一種資本存量假說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此假說將總資本分解為 IT 和非 IT，構造出如下增長核算方程：
學術界的這種假說清楚表明了式\\(1\\) 中如果 IT資本占總資本的比例小，從而導致了 α 值相對較小。另外，即使企業投入到 IT 中的資本投入增長速度非?？?，卻因為 α 值太小，導致了 IT 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非常有限。王軍亞、王任飛\\(2005\\) 認為 Solow 的生產率悖論存在明顯的階段性，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地區在其所處的相應階段都會存在相應的信息技術生產率悖論現象。［12］
當然，由于各項數據的不完善，要通過經驗法則去研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的生產率悖論問題目前來看還將遇到較多的困難，但如能加大對該項研究的各項投入，并不斷豐富統計數據，則能引起學者們的進一步關注。
\\(二\\) 研究方法
1. 單位根檢驗
對非平穩時間序列進行分析會產生偽回歸的問題，可以通過將時間序列進行平穩化處理的方式來解決，進而對差分序列進行回歸分析，從而使得回歸分析能夠有實際意義。單位根檢驗就是一種檢測時間序列是否平穩的方法，它是下一節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前提條件，因為只有平穩時間序列才能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進行單位根檢驗有多種不同的方法，如 ADF 檢驗、DFGLS 檢驗、PP 檢驗、KPSS 檢驗、ERS 檢驗和 NP 檢驗，本文根據實際情況采用ADF 檢驗法。
2. 格蘭杰因果檢驗
在時間序列情形下，兩個經濟變量 x、y 之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定義為: 若在包含了變量 x、y 的過去信息的條件下，對變量 y 的預測效果要優于只單獨由 y 的過去信息對 y 進行的預測效果，即變量 x有助于解釋變量 y 的將來變化，則認為變量 x 是引致變量 y 的格蘭杰原因。
格蘭杰檢驗要求估計以下兩式的回歸:
其中，白噪音 u1t和 u2t假定為不相關。式\\(2\\) 中假定當前 y 與 y 自身以及 x 的過去值有關，而式\\(3\\)中對 x 也假定了類似的行為。對式\\(2\\) ，其零假設 H0: a1= a2= … = aq= 0對式\\(3\\) ，其零假設 H0: δ1= δ2= … = δs= 0對于以上的假設，分四種情形進行討論:情形一: 若式\\(2\\) 中滯后的 x 的系數估計值在統計上整體的顯著不為零，同時式\\(3\\) 中滯后的 y的系數估計值在統計上整體的顯著為零，則稱 x 是引起 y 變化的原因。情形二: 若式\\(3\\) 中滯后的 y 的系數估計值在統計上整體的顯著不為零，同時式\\(2\\) 中滯后的 x 的系數估計值在統計上整體的顯著為零，則稱 y 是引起 x 變化的原因。情形三: 若式\\(2\\) 中滯后的 x 的系數估計值在統計上整體的顯著不為零，同時式\\(3\\) 中滯后的 y 的系數估計值在統計上整體的顯著不為零，則稱 x 和 y 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情形四: 若式\\(2\\) 中滯后的 x 的系數估計值在統計上整體的顯著為零，同時式\\(3\\) 中滯后的 y的系數估計值在統計上整體的顯著為零，則稱 x 和y 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三、實證分析
\\(一\\) 變量與數據
1. 信息化水平測度
目前對信息化水平測度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日本的信息化指數，由信息量、信息裝備率、通信主體水平、信息系數 4 個類別構成，將這些類別下的12 個指標與某一基準年相比，就可得到信息化指數，這種方法既可以從時間序列角度研究發展趨勢，也可考察不同國家信息化發展的程度差別; 波拉特法是用信息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 的比重、信息產業勞動者占全社會勞動者的比重來衡量社會的信息化程度; 我國提出的信息化發展指數Ⅱ，由 5 個一級指標以及 12 個二級指標構成。
本文主要研究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有界性問題?？紤]到目前指標體系測度時可能存在部分指標重復測算以及數據的可得性，故采用人均郵電業務量作為信息化水平測度的替代變量。郵電業務總量指以貨幣形式表示的郵電企業為社會提供各類郵電服務的總數量，是用于觀察郵電業務發展變化總趨勢的綜合性總量指標，用來反映郵電部門為社會提供的完整信息傳遞服務的數量指標，又用來表示郵電通信企業的產品量。由于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正是通過信息理論的引入、信息技術的投入來擴大信息傳遞的范圍，并提高信息傳遞的效率，而人均郵電業務量正好能衡量該地區信息傳遞的水平。
2. 工業化水平測度
對工業化水平高低進行測度，國際上主流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霍夫曼提出的消費資料工業的凈產值與資本資料工業的凈產值之比; 其二是錢納里等人提出的根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不發達經濟到成熟工業經濟整個變化過程劃分為 3 個階段 6 個時期; 還有克拉克提出了第二產業與第一產業產值比及改進的產業就業比例。同時，在國內也有很多學者通過不同的理論構建指標體系的方法來推算我國或各地區的工業化水平。
從以往的研究來看，以消費資料和資本資料的工業凈產值之比來測度工業化水平在數據獲取方面有比較大的困難，由于各地區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用人均 GDP 這一指標來測度工業化水平也不夠準確，鑒于本文在信息化水平測度中采用了人均郵電業務量這一平均化指標，為使兩指標間量綱的一致性，本文考慮采用人均第二產業產值作為各省份工業化水平的替代變量。
3. 數據來源
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數據為 1996 ～2012 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因重慶市 1997 年恢復直轄市，而在1996 年統計年鑒中，四川省統計數據包含重慶市部分，故四川省 1996 年數據是剔除重慶市后的數據。
\\(二\\) 單位根檢驗
Xi表示第 i\\(i =1，2，…，31\\) 個省份的信息化測度水平，Yi表示第 i\\(i = 1，2，…，31\\) 個省份的工業化測度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標準，31 個省份按照第一北京，最后新疆的順序進行排序。因篇幅有限，僅列出后續格蘭杰因果檢驗中需要獨立分析的 6 個省份，分別是北京，廣西，海南，貴州，云南和西藏，具體的 ADF 檢驗結果見表 1。通過單位根檢驗可以發現，在 31 個省份的信息化水平指標中，除了 X24、X27、X28平穩，X29一階平穩，其余變量均為二階平穩，而在所有工業化水平指標中，除 Y19為一階平穩外，其余省份均為二階平穩序列。
\\(三\\) 格蘭杰因果檢驗
在本文中，分別選取 1 年、2 年以及 3 年為模型的滯后期，分別對信息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假定 P 值小于0. 2 時格蘭杰因果檢驗通過。根據表 2 顯示，信息化水平對工業化水平的帶動作用在北京、廣西、海南、貴州、云南、西藏等省份不夠顯著，而在其余大部分省份都比較顯著; 根據人均第二產業產值進行排序，廣西、海南、貴州、云南、西藏等 5 個省份均排在 31 個省份的末尾，工業化發展速度相對緩慢，信息化水平發展速度超過了工業化發展的真實需要，從而使得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對工業化的發展并沒有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北京盡管工業化水平處于 31 個省份的中游水平，但信息化水平排名第一，這種明顯的差距也使得信息化對工業化的促進作用不明顯; 另一方面，工業化對信息化的促進作用只在 1/3 的省份中體現出來，這說明工業化并不一定促進信息化的發展，還需考慮各地區整體經濟情況。
\\(四\\) 兩化融合的界限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表明，北京、廣西、海南、貴州、云南、西藏等省份信息化對工業化的帶動作用不顯著，結合 6 省份信息化水平、工業化水平排名可以發現，這些省份信息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排名的差距相對其余省份都較大，意味著當這種差距超過某一程度時，檢驗的結果有可能從信息化水平構成工業化水平的格蘭杰原因轉變為信息化水平不構成工業化水平的格蘭杰原因。因為格蘭杰檢驗的原理是估計式\\(2\\) ，其中，Yi表示工業化水平，Xi表示信息化水平，若信息化水平對工業化水平有因果關系，則式\\(2\\) 中的各滯后項的參數不都為零，而表 2 中的各滯后項前的參數都為零。根據 6 省份的特點，計算滯后期 1 年至 3 年時 6 省份的信息化水平均值和工業化水平均值，以此代表各省份平均水平，接著根據式\\(4\\) 計算兩者的比值 M:
結果顯示信息化水平不構成工業化水平格蘭杰原因的 6 個省份的 M 值較大，最大的為 0. 32，是海南滯后期為 3 年時的計算所得，最小為廣西的0. 17，是該省滯后期為 2 年時計算所得。另一方面，信息化水平在滯后期 1 至 3 年內構成工業化水平格蘭杰原因的其余 25 個省份的 M 值則相對偏小。綜上，我們認為信息化對工業化的帶動作用是具有界限的，只有當信息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比值在某個界限內，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才對工業化起帶動作用。根據本文的實證結果，該值的大致范圍是 0. 16～ 0. 17。
四、結論與啟示
目前，我國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的時間還不長，國外發達國家的信息化與工業化的發展路徑又與國內不一樣，這就要求應根據國情尋找適合自己的兩化融合路徑。通過本文的研究分析，在兩化融合過程中，信息化對工業化的帶動作用明顯，工業化對信息化的促進作用在不同地區有較大差異。同時，信息化水平、工業化水平的差異，使得各省份在進行信息化建設、投資時應針對自身情況考慮有界性問題。
根據本文的實證研究，信息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比值處于 0. 16 ～ 0. 17 間是兩化融合的一個重要界限。當比值超過或低于此界限時，認為信息化與工業化發展不平衡，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息化與工業化的互動作用。此時，各級政府應考慮適當調整信息產業和其他產業的投入來優化產業結構。
當然，目前我國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界限的概念還比較模糊，本研究的數據也還有待補充。但隨著時間序列數據的增加，信息化水平、工業化水平測度的完善，必定可以進一步優化本研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