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浙江經濟以產業內實行縱向一體化分工的“塊狀經濟”和不斷拓展的專業市場網絡而揚名,其過往的發展歷程可以歸結為“斯密型”經濟增長之路。經濟增長大致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斯密型”增長,其特征是,“斯密動力”,即分工和市場規模的深化與擴大,是總產出與人均產出增長的推動力量。第二種是“熊彼特型”增長。在這里,總產出與人均產出增長是技術和制度創新與擴散之產物。第三種乃“粗放式”增長,也就是只注重產出總量增加而不甚關心人均擁有量提高的增長。 “斯密型”經濟增長之路成就了浙江經濟過往的榮光,然而,“斯密型”增長其最大缺陷在于,沒有明確彰明那些催生“熊彼特型”增長的技術變革的價值。由于過多依靠市場規模而缺少必要的技術突破,“斯密型”增長面臨著一個理論上的極限———市場的容量,此即所謂的“斯密極限”。
橫亙于浙江經濟面前的“斯密極限”以產能過剩的形式初現端倪。浙江省經信委2013年第二季度對重點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44.6%的企業產能發揮不足80%,產能過剩矛盾比較突出。產能過剩的一個重要緣由在于,浙江企業主要集中在低端產業或初級加工領域,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初級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些產品其需求收入彈性與價格彈性皆低,市場容易飽和。由于勞動力成本逐漸高企,浙江制造業在這些產品上的傳統價格競爭優勢正趨于消失,因此其市場范圍不僅難以擴展,甚至于維持現狀也頗感壓力。浙江經濟產業層次低的弊端在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沖擊下暴露無遺,由此引燃了浙江政、學、業三界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熱烈討論。本文以為,從“斯密型”增長到“熊彼特型”增長的過渡,正是當前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的本質所在?！靶鼙颂匦汀痹鲩L也稱為“庫茲涅茨型”增長或現代經濟增長,其主要特征是,持續性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經濟多樣化和收入增長加速。
只有從“斯密型”增長順利過渡至“熊彼特型”增長,浙江經濟才能打破“斯密極限”的詛咒,躍升至高質量發展階段。
應該說,各界對浙江經濟從“斯密型”增長過渡至“熊彼特型”增長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已形成共識。然而關鍵的問題乃在于,浙江經濟究竟該選擇怎樣的發展路徑,以成功實現順利的過渡。本文基于新結構經濟學這一新鮮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進展,對浙江經濟轉型升級問題進行一些學理層面上的思考,力圖表明新結構經濟學對浙江經濟成功實現轉型升級所具有的指導價值。
二、發展經濟學新思潮: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簡要介紹
新結構經濟學是應用新古典分析方法,研究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及其變遷的原因,以說明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為什么不同,為什么發展過程本身是一個經濟結構不斷調整、不斷變動的過程。 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新結構經濟學是對前兩波思潮的揚棄。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思潮稱為結構主義,其主要觀點是,如果讓市場配置資源,則由于市場失靈,現代化產業無法在發展中國家獲得發展。于是政府應直接動員、配置資源,以克服市場失靈。第一波思潮下的經濟發展戰略并未在發展中國家取得早先所預期的成功。作為對第一波思潮的反思,第二波思潮即新自由主義出現。新自由主義推崇市場的作用,把發展中國家糟糕的經濟發展績效歸咎于政府失靈。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含義被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所濃縮,其核心見解是私有化、市場化與自由化。然而不幸的是,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上世紀80-90年代,發展中國家其經濟增長率比推行結構主義的60-70年代還低,而且經濟危機也以更高的頻率發生。
經過二十余年來不懈努力,林毅夫教授在2009年左右構建出新結構經濟學基本理論框架。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新結構經濟學對前兩波思潮進行了系統性反思。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結構主義的失敗在于對市場失靈原因的認識。 在趕超戰略之下,政府要優先發展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與資本相對短缺的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不相符,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給予的各種保護、補貼下才能生存。因此,結構主義所強調的市場失靈實際上是對發展中國家資本密集型先進產業為何不能自發發展起來的原因的誤判。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則在于對政府失靈的原因缺乏正確的認識。如果發展中國家把所有保護補貼一并取消,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必然會土崩瓦解,從而出現失業潮,甚至引發社會政治動蕩,于是經濟發展也就成為不可能。為了避免這種狀況出現,轉型中國家政府經常在取消了對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的保護、補貼之后,又引進了種種新的、隱蔽的保護補貼,其效率與以往相比甚至更低,這就是在俄羅斯和前蘇聯、東歐國家所上演的一幕。新自由主義的失敗還在于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矯枉過正地對政府在結構變遷過程中所應發揮的因勢利導的作用也一并反對。
“熊彼特型”增長或者說現代經濟增長,其本質上的表現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它所反映的卻是技術、產業、軟、硬基礎設施等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為了理解這種結構變遷的動力機制,新結構經濟學提出的核心假設是,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的總預算和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 不同要素的相對價格決定了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如果一個經濟體的所有產業都符合這個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則這個經濟體具有競爭優勢。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洞見是,在任何給定時點,一個經濟體的最優產業結構內生決定于該時點上的稟賦及其結構。 而產業升級和發展的速度不僅取決于要素稟賦結構提升的速度,還取決于軟、硬基礎設施是否做出了相應的改進。經濟體要素稟賦的變化使其最優產業結構偏離之前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情況;這種產業結構的偏離要求新的基礎設施服務以減小交易費用,使經濟重返生產可能性邊界,從而通過產業結構和基礎設施的提升維持經濟的最優性。當企業所選擇的產業和技術皆與經濟體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相符時,經濟將會最有競爭力。隨著充滿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不斷成長,它們將占有更大的國內、國際市場份額,同時也將以工資和利潤的形式創造出最多的經濟剩余。而且,由于擁有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最優產業結構,這些經濟剩余其投資回報也將最大。假以時日,這種戰略將使經濟不斷積累物質和人力資本,不斷提升自身的要素稟賦結構和產業結構,并且使得企業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越來越具競爭力。
新舊結構經濟學皆以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結構性差異為基礎,并且都承認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然而,新結構經濟學并非是對舊結構經濟學的簡單復歸,兩者在政府的目標和干預措施上大異其趣:舊結構經濟學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采用違背經濟體比較優勢的發展政策,通過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措施來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中心作用,并認為政府應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對企業所面臨的外部性和協調問題起到因勢利導的作用。
三、浙江經濟轉型升級之問:新結構經濟學框架下的思考
新結構經濟學盡管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其有關經濟結構變遷的洞見對一個國家的特定區域性經濟體的發展也頗具參考價值。特別是,由于財政體制的高度分權,中國在一定意義上已成為具有自身特色的財政聯邦制國家,在此背景下,新結構經濟學框架對于我們思考區域經濟轉型升級尤具啟發意義。 沿著新結構經濟學的邏輯線索,本文就浙江經濟轉型升級思考如下四個問題:
\\(一\\)要素稟賦結構是否為轉型升級奠定了基礎?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經濟體的最優產業結構內生決定于要素稟賦結構。因此在轉型升級中,一定需仔細考量自身的要素稟賦結構條件。超越要素稟賦結構條件的轉型升級必將使新產業缺乏比較優勢,產業中的企業喪失自生能力,結果招致“揠苗助長”與“欲速則不達”之后果。就自然要素稟賦狀況而言,浙江是一個資源小省。據專家測算,浙江省人均自然資源擁有量綜合指標名列全國倒數第七位。 然而經濟增長史實表明,自然要素稟賦狀況并非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因此我們在這里主要圍繞勞動力、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三種要素來考察浙江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
劉易斯認為,當一個經濟體的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降至20%以下時,經濟結構的二元性開始向一元轉換,曾經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將像其它生產要素一樣出現稀缺,形成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此即所謂的“劉易斯拐點”。
2008年,浙江第一產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已經低于20%,2010年進一步下降為16%,這表明“劉易斯拐點”在浙江經濟中已經全面形成。據新華網報道,2011年浙江省技能人才缺口達到700萬人,用工荒已經從季節性向常態化發展,缺工類型從技工短缺向普工、技工雙短缺轉變,缺工行業從制造業向批發零售等服務業擴展。這一資料進一步佐證了“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的重要判斷。盡管勞動力供給約束開始收緊,然而浙江在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存量上的優勢地位也悄然奠定?！吨袊肆Y本報告2013》所提供的權威數據顯示,浙江2010年人均物質資本約為11.8萬元\\(1985年價\\),接近全國水平的1.7倍。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兄弟省市相比,低于北京與上海,稍遜江蘇,大約是廣東的1.5倍;人均人力資本約為29.6萬元\\(1985年價\\),接近全國水平的2倍,低于北京與上海,與江蘇基本持平,略高于廣東。尚需指出的是,由于量化困難,通常的人力資本水平核算并未考慮企業家資源因素。熊彼特認為,企業家創新精神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是經濟持續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 由此看來,忽略企業家資源因素的人力資本水平核算存在明顯不足。盡管目前還沒有準確的指標能直接測度出企業家資源的豐裕度,但如果用“每萬人中企業家人數”這個實證研究中常用的代理指標來衡量,則浙江的企業家資源顯得十分可觀。根據《浙江民營企業國際競爭力報告》,截止2009年11月底,浙江每萬人中企業家人數達111.2人,位居全國各省市之首。
基于前述的分析,我們認為浙江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已經為轉型升級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而余下的問題是,浙江的產業結構是否正沿著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潛在比較優勢路徑逐級而上。
\\(二\\)現存產業結構是否與要素稟賦結構相匹配?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如果產業升級轉型的速度與要素稟賦結構提升的速度不匹配,則經濟體潛在比較優勢就無法轉化為現實的比較優勢。這里的不匹配既指產業轉型升級相對于要素稟賦結構提升的停滯,也指產業轉型升級過于超前,以致缺乏要素稟賦結構的堅實支撐。為了較準確地評價浙江現存產業結構與要素稟賦結構的匹配程度,我們需要尋找一個與當前浙江要素稟賦結構相似而又成功實現轉型升級的經濟體以作標尺。人均產出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體其要素稟賦結構狀況的濃縮反映。根據世界銀行2009年購買力平價標準,2008年浙江人均GDP相當于1970年的日本、1977年的新加坡、1986年的中國臺灣與1990年的韓國。于此推之,就要素稟賦結構狀況來看,當前浙江與上個世紀70年代初的日本、70年代末的新加坡、80年代中期的中國臺灣與90年代初的韓國相似。這些國家與地區其當年的轉型升級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為是成功的典范。然而不幸的是,當用這些標尺來衡量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的步伐時,我們發現浙江確實“步履蹣跚”。其中一些重要的證據包括:
第一,制造業中領先行業的資本技術密集度相對明顯偏低。成功轉型升級經濟體在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其制造業中的領先行業均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杜平所提供的數據顯示,1990年韓國制造業第一領先行業是電器機械,約占制造業產值比重的14.6%;1965年日本制造業第一領先行業是化工,約占制造業產值比重的10.6%;然而2010年浙江制造業第一領先行業是紡織,約占制造業產值比重的11.7%,因此一相比較,反差立顯。
第二,城市化水平相對偏低。城市發展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平臺,其水平的提升將引領產業結構向高端化發展,使傳統制造業逐步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序列升級,因此城市化水平是產業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先導性指標。然而,浙江目前的城市化率僅相當于韓國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在2008年,浙江城市化水平只有56%,而1985年中國臺灣的城市化率為76%,1990年韓國的城市化率\\(含邑\\)高達83%。
第三,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2009年浙江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為33.6%,2010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3.5%,而按照徐明華等所提供的數據,這兩個指標還略低于1980年韓國水平。 另外,浙江服務業內部結構轉換相對滯后\\(杜平,2012\\),這主要表現在,房地產、金融兩者占服務業比重高于1990年代初韓國水平約16個百分點,存在過度繁榮之虞;而服務業中信息科研、交通運輸倉儲、批發零售等所占的比重低于韓國水平至少5個百分點以上。
上述這些證據皆表明,浙江產業轉型升級并未跟上其要素稟賦結構提升的步伐,兩者呈現出明顯的不匹配性。按照新結構經濟學,浙江經濟的潛在比較優勢還無法轉化為現實的比較優勢,經濟轉型升級尚存顯著的空間,從而這也構成了加快轉型升級的動力。
盡管加快轉型升級并非強行趕超,市場仍需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性作用,但按照新結構經濟學,政府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的因勢利導作用也不可或缺。因此本文接下來對浙江政府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的因勢利導作用進行一個簡單的評估。
\\(三\\)政府對產業轉型升級是否做到了因勢利導?
新結構經濟學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理論基礎上的一個分析框架,但新結構經濟學反對“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認為政府應該在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扶植產業升級和實現經濟多樣化方面發揮積極的因勢利導作用。其緣由在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基礎設施的相應改善需要協調投資行為,并對先行者產生的無法被私營企業內部化的外部性予以補償。沒有這樣的協調和對外部性的補償,經濟發展的進程將放緩,因此政府應主動設法緩和協調問題和外部性問題,從而促進結構轉變。
應該承認,浙江政府在如何發揮因勢利導作用以助推產業轉型升級方面具有不少的亮點。例如,浙江省委、省政府從浙江實際出發,于2010年推出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加以重點支持。浙江省政府聯合中國最大的B2B電子商務企業阿里巴巴推進大規模電子商務工程,即“萬企工程”。該項目有利于更多中小企業通過網絡化、信息化手段轉變經營方式,完成轉型升級。
浙江省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于2009年3月正式成立,是全國首家投入運營的省級政府引導基金。不過也需指出的是,浙江政府在一些方面,尤其是在軟基礎設施完善上,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結合筆者從事的專業領域,本文在此以金融結構問題為例,進行一簡要的分析。
熊彼特很早就對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進行了論述。他認為,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篩選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并為其提供信貸資金;信用制度在所有國家都是從為新的組合提供資金而產生并繁榮起來。
自現代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興起以來,金融發展的熊彼特觀點已被很好地模型化,并獲得大量經驗研究 支持④。新結構經濟學承認現代金融發展理論的核心結論———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促進作用,但又對現代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重要拓展。其主要的見解是,現有文獻缺乏有關最優金融結構演化的理論,隱含了金融結構外生給定,不會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而發生變化的假設。然而,隨著產業的升級,產業的資本密集度和相關廠商要求的資本規模越來越高,同時產業所面對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也隨著技術階梯的攀升而變得越來越大。這就意味著產業所需要的金融服務的特性也會隨著產業的升級發生變化。而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資金規模和處理投資風險的能力上是不一樣的,因此就存在一個與最優產業結構相匹配的最優金融結構問題。
銀行業居主導地位,資本市場發展滯后,這是中國金融結構的主要特征。初略來看,這種金融結構與中國經濟整體所處的發展階段是相適應的。然而在一些經濟發展水平已處于較高級階段的地區,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結構并不能有效滿足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在浙江,資本市場發展的滯后就制約著產業轉型升級的順利實現。按照浙江省發改委課題組\\(2010\\)的研究,浙江資本市場存在如下不足:第一,資本市場創新能力不足。省內證券公司其整體實力落后于全國其他經濟發達省份中的同行;債券市場發行主體結構不合理,債券發行人過度集中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發債較少;期貨業盡管發展較快,但業務范圍狹窄,盈利能力不強。第二,與資本市場配套的創新工具有限。浙江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較晚,品種較為單一,市場規模較小。同時,衍生品市場還面臨著交易主體結構不平衡、基礎產品市場發展滯后、債券收益率曲線不完善與專業人才缺乏等因素的制約。第三,產權交易機構眾多,但單體實力弱,其整體聯系也松散,從而難以形成合力,產生規模效應。另外,多數機構尤其是縣級產權交易機構對業務領域拓展不深,沒有充分發揮產權市場在資源整合及優化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以致部分縣市在當地國有企業改革基本完成后,把原有的產權交易機構改為了政府招投標中心,其主要職能發生了改變。
上文以浙江金融結構不合理,資本市場發展相對滯后為例,試圖表明這樣一個重要事實:盡管在完善硬基礎設施上浙江表現不俗,但在諸如金融體系安排這樣的軟基礎設施上,還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間。顯然,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要義,只有在軟、硬基礎設施完善上齊頭并進,浙江政府才能發揮更好的因勢利導作用。
四、結束語:以GIFF為浙江經濟
轉型升級的指南理論的作用在于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秉承如此理念,林毅夫基于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思想,提供了一個政府行動指南———“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框架”\\(即GIFF\\)。GIFF由“兩步六法”構成,“兩步”是:第一步,確定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新產業;第二步,消除那些可能阻止這些產業興起的約束并創造條件使這些產業實現現實的比較優勢。建立在上述“兩步”基礎上的六項具體實施方法是:\\(1\\)政府可提供一份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貿易商品和服務的清單;\\(2\\)在這份清單中可優先考慮那些私人企業已自發進入的產業;\\(3\\)清單上的某些產業可能是全新產業,應鼓勵外資進入,還可以設立孵化計劃扶持國內私人企業進入這些新產業;\\(4\\)關注本國成功的私人企業,為新興產業擴大規模提供幫助;\\(5\\)建立工業園區和出口加工區為新興產業的成長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商業環境;\\(6\\)給先進企業或外資提供一定激勵,如減稅或其他優惠政策。
GIFF具有很強的實踐操作性,我們不妨將其作為行動指南,并結合浙江經濟的現實情況,形成一個較完整的經濟轉型升級思路。以GIFF的“兩步六法”為線索,本文在此對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的政策實踐進行一個簡要的梳理。
浙江已經完成了第一步,即鎖定目標新產業。浙江政府于2010年推出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加以重點支持。這些產業是生物、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物聯網、新材料、海洋新興以及核電關聯產業。統計數據顯示,浙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猛。例如,在溫州市經貿委重點監測的855家行業龍頭企業中,23家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在2011年1-5月實現產值43億元,同比增長40.8%,超過規模以上工業平均增速。如果這些產業不具潛在的比較優勢,出現如此的發展勢頭是讓人難以置信的,于此可以判斷,浙江在第一步已經交出了較漂亮的答卷,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浙江的第二步還處于進展之中。為了消除制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約束,浙江采取了如下措施:\\(1\\)鼓勵外資進入。到目前為止,浙江已創建了10個“浙江省外商投資新興產業示范基地”。\\(2\\)推進科技企業孵化工作。截至2010年底,浙江全省共有各類投入運行的科技企業孵化器超過100家,其中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26家,省級以上科技企業孵化器53家;總孵化面積從2008年的175萬平方米發展到312萬平方米還有余,增長了73%。
\\(3\\)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新興產業。目前浙商資本的資金流向正在發生改變,新興產業的投資比重明顯上升,尤其在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節能環保、新材料這四個行業,浙商資本加大了投入力度。\\(4\\)打造諸如杭州臨江工業園區、湖州南太湖生物醫藥高新技術產業園與嘉興出口加工區這樣的大型項目,以集聚新興產業。浙江產值過百億的省級高新技術特色產業基地在2011年已達16個。\\(5\\)為新興產業提供優惠政策。例如在溫州,據不完全統計,截至到2013年9月,全市已有51家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享受各類稅費優惠減免達1.59億元之多。
已經取得的進展固然可喜,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完善諸如金融體系安排這樣的軟基礎設施上,浙江尚需加大改革的力度。在行文即將結束之際,本文最后要澄清的一點是,以GIFF為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的指南,絕非意味著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由強勢政府“越廚代庖”,來取代自由市場作出決定。產業轉型升級取決于企業自發主動的選擇,政府的作用則是以有限的資源來幫助這些具有潛在比較優勢部門內的企業消除它們自己難以解決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個企業協調才能成功解決的增長瓶頸限制。 浙江一直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是民營經濟的發祥地,溫州這樣的民營經濟搖籃皆誕生于此,而浙江政府也素有“親市場”之美名,因此我們應對浙江經濟轉型升級之路具有濃厚“市場”色彩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