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長期以來，不管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始終是一個備受重視的問題。人們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前提下，也不得不強調作為經濟發展的關鍵物質基礎的自然資源?！掇o?！分袑ⅰ白匀毁Y源”描述成天然存在的（不包括人類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并有利用價值的自然物，如森林、礦藏、潮汐、陽光、氣候、海洋等資源，是生產的原料來源和布局場所。如此一來，自然資源不僅僅有助于生產活動的創造并且給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也帶來了重要作用。盡管如此，對于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和意見。豐富的自然資源對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究竟會帶來什么后果呢？我們以二戰時期為分界點，20 世紀 50年代之前的經濟學理論大多數都是贊成正效應一說。學者們都認為，無論是勞動力還是自然資源都構成了一個地區的基本生產元素，為經濟進步帶來了正效應。所以，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與資源貧乏經濟體相比，資源豐裕經濟體在資源富足時期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本積攢，也為其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然而在二戰后我們注意到，不少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或地區往往經濟發展比較緩慢甚至會出現滯后的狀況。這種現象即所謂的“資源詛咒”。

二、理論研究文獻綜述

（一）“資源詛咒”的涵義“資源詛咒”屬于經濟學的范疇，主要涉及和礦物資源密切關聯的一系列經濟社會現象。近些年來國內外學者著眼于“資源詛咒”概念的研討，大多是從經濟增長和發展兩個視角來認定。（1）經濟增長視角下的“資源詛咒”。Sachs（2001）給了“資源詛咒”這樣一個涵義，即豐富的資源往往和經濟發展緩慢息息相關；Coxhead（2006）強化了 Sachs 的定義，認為“資源詛咒”屬于發展經濟學的觀點，是指因為無法行之有效地利用資源而產生的低效率發展或者是倒退。同在 2006 年，徐康寧等覺得“，資源詛咒”便是密集的自然資源不僅不是經濟前進的動力相反卻是經濟增長的阻力。丁菊紅等（2007）將“資源詛咒”更直接地定義成“：豐富的自然資源限制了經濟的進步與發展?！保?）發展視角下的“資源詛咒”。趙奉軍（2006）提到“，資源詛咒”就是說充裕的自然資源通常和一連串不利于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局面相關聯，例如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生態環境惡化、科學技術投資水平低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經濟發展步伐停滯不前。魯金平（2009）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給了“資源詛咒”一個相對廣義的涵義，將其定義為資源密集的國家或地區，因為太過于寄托自然資源而出現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經濟發展緩慢等多重問題，因而沒有響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二）“資源詛咒”的存在性研究 國內外不少專家學者都對“資源詛咒”這一現象的存在性作了探討，同時借助于各種數學模型檢驗其存在的真實與否。從總體上來看，對待這一問題主要有三大見解。（1）“資源詛咒”存在論。該觀念的代表學者是 Sachs and Warner（1995）研究結果表明，資源豐裕經濟體的發展速度要滯后于資源貧乏經濟體，并進一步得出了自然資源豐裕程度與經濟發展之間呈現出負相關關系的結論。接下來，Sachs and Warne（r2001）在之前建立的回歸方程中增添了地理以及氣候等其他控制變量，更深入的驗證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豐度兩者的關系，此前的負相關性再一次得到了驗證。Gylfason 等（2001）也借助于實證分析得出，一個國家整體的教育機制和公民受教育程度與該國資源豐裕程度呈負相關，由于教育對經濟發展有著顯著的正向作用，所以豐富的資源會經由妨礙一國的教育程度間接地阻礙經濟進步。緊接著在 Torvik（2002）發現充裕的自然資源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人放棄生產性的尋利活動，增加參加非生產性活動的人員比例，最終影響經濟的發展與進步。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最先選取一個國家的某一區域內部為對象探討“資源詛咒”現象的真實性，結果資源與經濟之間的負相關性依然存在，也就是說一國內部區域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資源的“詛咒”。與此同時，另外一部分學者挑選出人均耕地數量（Wood and Berger,1997）、人均資源占有量（Stijns,2005）、資源租占 GDP 的比重（Hamilton,2003）這些指標進行分析，結果也證明了它們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負向聯系。國內研究由徐康寧、韓劍（2005）首開先河。他們以 1978 年為起點、2003 年為終點，以各截面成員的資源豐富程度作解釋變量、年均 GDP 增長率作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并作散點圖，看出各散點的形成圖十分接近于一條從左上到右下的曲線，由此說明近 25 年來我國資源豐裕經濟體的發展步伐要落后于資源貧乏經濟體。緊接著，徐康寧、王劍（2006）增添了鐵礦石資源這一元素，同時引入了采掘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大小這一指標重新構建方程，結果同樣驗證了“資源詛咒”這一現象。胡援成、肖德勇（2007）構造了一個同時包括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在內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搜集了面板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他們發現我國省際層面的確出現了“資源詛咒”，并指出人力資本的投資規模對“資源詛咒”現象的存在與否有著重要的管束作用。邵帥、齊中英（2008）以西部地區為研究對象，利用 1991～2006 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剖析了其能源勘探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和傳導途徑，得出的結論是能源勘探同樣導致了“資源詛咒”的出現。

與此同時，陳仲常，章翔等（2008）以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氣作為研究對象并利用省際面板數據，從靜態和動態兩個不同的立場開展討論，首次證明了“資源詛咒”假說在我國成立的客觀性及區域性。（2）“資源詛咒”不存在論。有少部分學者反對“資源詛咒”的看法。

Habakkuk（1962）就指出美國擁有的富足的自然資源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為何它在十九世紀的發展搶先于英國。Manzanoand以及 Rigobon（2001）也提出“，資源詛咒”的形成并不意味著是資源過于豐富造成的，而應該歸咎于不健全的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制。張貢生、李伯德（2010）認為“資源詛咒”假說有幾點缺陷值得注意:第一，對自然資源豐裕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界定沒有一個統一、合乎情理的標準；第二，對該假說的傳導途徑的探討沒有足夠的信服力；第三，沒有考慮各個不同地區自身的差異以及其他因素對經濟進步的作用。徐林、黃念兵（2010）以時間及社會經濟結構為立足點進行研究之后認為“：資源詛咒”在我國并不存在，并進一步闡明制度構成了阻止經濟進步的最大因子，資源是自然形成的，不應該作為制度瑕疵的代名詞。周建軍（2011）指出“，資源詛咒”并不是一種必然現象，其核心是如何協調好制度、資源以及經濟三者之間的關系，以資源為出發點、合理有效甚至高效地利用自然資源來擺脫“資源詛咒”這一現象。（3）選擇性存在。除了存在論和不存在論，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如劉呂紅（2008）、馮憲、張景華（2008）等，他們指出“資源詛咒”現象并不是一定存在。對于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來說，只要能合理利用好人力、制度以及科技這些經濟發展因素，充分利用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就能夠變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和財政優勢。

（三）“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 （1）貿易條件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結構主義學派先行者 Raul Prebisch 和 Hans Singer 提出這樣一個假設：與制造品的價格相比，不管是礦產品還是農產品的價格在長時期內是趨于降低的。在假設成立的條件下，他們指出，因為這些原始產品缺乏供需價格彈性，初級產品出口國很容易陷入貿易條件越來越差的處境，進出口貿易會擴大富饒的工業型國家與窮苦的初級產品出口國的貧富差距。與此同時，有的理論關注的是資源價格的變化。一般情況下，資源的價格不可能一成不變而是會體現出一種波動趨勢，縱觀海內外市場，就價格的波動幅度而言，油氣等礦產資源大于農產品，而農產品又大于制造品。Blattman 等（2007）覺察到初級產品出口國和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易于受到它們自身貿易條件的影響，兩大類國家之間的貿易效應區別顯著。Poellekke 等（2007）認為自然資源本身是給經濟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條件，然而資源價格的變化又給經濟發展帶來隱性的反作用。（2）“荷蘭病”效應?！昂商m病”是指一國特別是中小國家經濟中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衰落的現象，荷蘭病的基本模型是由 W.M.Corden 和 J.Peter Neary 于 1982 年創建的。他們把一個國家的經濟區分成可貿易的制造業部門、資源出口部門以及不可貿易的部門。假定該國經濟最開始位于一個充分就業的水平上，某一類型自然資源的突然出現亦或是其價格的偶然提高會產生兩大效應：第一種效應是人力和物資逐漸轉移至資源出口部門，導致可貿易的制造業部門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出口競爭力下降，即資源轉移效應；第二種效應是自然資源貿易產生的大量現金流將擴大對另外兩個部門的產品需求，即支出效應。Harding 和Venables（2010）以 1975～2007 年為研究期間對一百三十多個國家進行考查之后發現，資源稟賦導致經濟效益有了接近 30%的提升，但是對非資源型貿易來說，外貿使得經濟效益退步的程度高達 30%以上。除了宏觀角度的研究以外，還有學者 Ismai（l2010）從微觀角度對制造行業展開研究，研究結果同樣證明，總體來看與石油行業大約 10%的收益提升并存的是制造行業大約 3%的收益下降；同時與國際資本流動相比較，國內制造業部門資本流失的更加厲害。（3）忽視人力資本投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指出人力因素對經濟的發展和進步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殊不知，在絕大多數資源繁榮的國家中，人們總是忽略了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一個國家或地區豐富的資源容易引起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擠出”效果，即削弱對教育的投資。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由于資源的繁榮，許多人便將自己定位在了資源型行業中而漠視了自身技能的提高；第二，資源型經濟體往往不重視教育對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Sachs 和Warner 以及 Gylfason 等通過研究分析已證實：對于資源型經濟體來說，初級產品行業占據了大部分經濟活動，由于這些行業對高水平的人才要求比較低，這樣一來就缺乏增加教育投資力度的激勵。就個人來說，由于從業范圍大多是初級產品行業，通過接受教育來加強個人素質的效力并不顯著，這樣個人同樣也欠缺接受教育的動力。（4）制度效應。鑒于資源租的存在，在政府中便滋長了尋租和腐敗行為，這些行為削弱了政治制度的質量，最終對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伴隨“資源詛咒”假說研究的深化，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重視制度在“資源詛咒”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證明制度和“資源詛咒”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從一個角度來講，自然資源的開采可以借助于尋租活動、腐敗行為等途徑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后果。Sal-ai-Martin 以及 Subramanian（2003）的實證研究表明，石油、煤炭等礦產資源容易產生尋租活動，降低一個經濟體的制度質量，以此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效應，最終指出正是此類制度質量的下降構成了引發“資源詛咒”的關鍵。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盡管自然資源會給制度帶來“詛咒”效應，然而，國家自身的制度質量又使得這種“詛咒”的效應有所差別：一個質量差的制度可能會由于豐富的資源而誘發更廣泛的尋租和腐?。ˋrezki 和 Bruckner，2011），乃至引發內亂以及戰爭（Collier 和 Hoeffler，2005），但是質量好的制度卻可以變資源詛咒為資源福音（Cabrales 和 Hauk，2011）。

三、實證研究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Sachs 和 Warner 在 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發表的三篇論文，對“資源詛咒”現象作了實證分析。他們的研究對象為95 個發展中國家，以第一產業出口總額和采礦業產值代表自然資源豐度，計算 1970～1989 年它們的年均 GDP 增長率，結論顯示，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高度的負向關系，就算在模型中增加變量的個數，譬喻制度因素、地區差別、價格因素等等，負效應也不會發生改變。將 Sachs 和 Warner 的研究方法簡稱為 SW 框架。在 SW 框架中，經濟增長和自然資源豐裕度分別為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在回歸模型中逐漸摻雜其他解釋變量，如對外開放程度、制度因素、科技創新、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等等。在此基礎上深入考查自然資源到底給經濟增長帶來了怎樣的后果。如何衡量資源豐裕度是實證研究的核心問題，于是學者們逐漸構造了另外的指標取而代之。他們選擇了初級產品部門的從業水平（Glyfason,1999）、人均礦產資源儲量（Stijns,2000）、資源租與 GDP 之比（Hamilton,2003）等等這些指標，探討各類指標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盡管衡量的標準各有千秋，實證結果都說明了一點，即資源稟賦和經濟增長的負向聯系具有普遍性。近年來的相關研究（Isham,2002;Murshed&Perala,2002）區分了不同種類的自然資源，考查不同類型資源經濟體面臨“資源詛咒”的區別。以資源地理分布集中度為標準，將自然資源分為集中型資源（Point Resource）和擴散型資源\\(Diffuse Resource\\)。

擁有像礦產資源這樣的集中型資源的國家相對來說難以避免“資源詛咒”這一現象的發生，原因在于政府能夠利用其權利進行集中性的發掘以便捷的增加收入流，這樣便加劇了貪污行為的發生；而對于耕地這種分散型資源，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只有企業或個人繳納的稅款，政府若想獲取更多的群眾擁護，就不得不將注意力轉移到經濟的持續發展、社會穩定、提高福利待遇以及改善生態環境等方向上來。如此一來“，資源詛咒”假說在非工業型國家并不是那么的顯而易見。

（二）國內文獻 國內學者在“資源詛咒”這一領域的研究在 2005 年以來才比較活躍，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徐康寧、韓劍于 2005 年在《經濟學家》上刊登的《中國區域經濟的“資源詛咒”效應：地區差距的另一種解釋》，從這以后我國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浮出水面。

徐康寧、韓劍（2005）認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從長期來看實際上也出現了“資源詛咒”現象，同時認為它構成了區域經濟差別的關鍵導火線。他們構造一個以礦產資源衡量的資源稟賦指標，主要驗證我國各個省份的資源充裕程度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結果顯示，1978年至 2003 年期間我國資源型經濟體比非資源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要遲緩一些。對此現象，論文用“資源詛咒”的四種傳導機制作出解釋，同時也為我國資源豐裕地區加快經濟發展提供了一些比較有指導性的政策建議。徐康寧、王劍（2006）以 1982 年傳統的“荷蘭病”理論為基礎、1995 年為起點 2003 年為終點、選取各個省份作為截面成員，以采掘行業的投資額來衡量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增加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如科技創新程度、教育投資水平、制度因素等，研究之后發現：“資源詛咒”在我國是存在的，同時指出豐富的資源經由排斥制造業及第三產業阻礙了經濟進步。鄭長德（2006）考察了 2004 年各省份的人均 GDP 與自然資源稟賦的關系并進一步探求 1978 年至 2004 年期間各省份年均 GDP 增長率與自然資源稟賦的關系，經過對比分析發現“資源詛咒”現象就算在中國省際層面成立，也應該是對于人均地區 GDP 而言的，而不應該界定為經濟增長率。這一點較之于早先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創新。張菲菲等（2007）利用省際面板數據考證了 1978 年至 2004 年期間我國不同類型資源型地區的資源稟賦和經濟增長的內在關聯。通過對多位學者的研究進行整合歸納可以看出“，資源詛咒”現象在我國省際層面是存在的，然而不一樣的指標設計和不同的研究視角都會導致研究結果的眾說紛紜。王再文（2006）以資源稟賦和制度條件為落腳點，選取我國資源大省—山西省作了有針對性的剖析，并指出以下兩點：第一，重工業產業布局的出現與變遷是山西自身的資源條件造成的；第二，經過長時間的結構性調整，重工化的產業結構進一步催生了山西“資源詛咒”現象的產生。從本質上來看，山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就是是否可以將資源優勢變為經濟優勢和財政優勢。賈娜（2011）同樣以山西省為研究對象，借助于一系列數據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做了比較深入的實證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避免“資源詛咒”的具體政策建議。王必達、鄭雯雯（2007）選取另一個資源型省份—甘肅省作為研究對象，他們認為甘肅省的經濟狀況與其資源稟賦嚴重不一致，進一步指出甘肅省的經濟表現出幾個突出特點：產業更新不夠快；經濟體制不健全；教育和科技投入不足。周亞雄、王必達（2011）也認為甘肅省出現了“資源詛咒”現象，同時說明了“資源詛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甘肅省經歷了“荷蘭病”，資源型產業的資源優勢加大了外資投入力度，而另一方面其擠出效應使得該省份墜入了“資源詛咒”的圈套，從而打擊了甘肅省的競爭力。

四、結論及展望

本文從理論和實證研究兩個維度概括闡述了“資源詛咒”命題的有關研究，二者緊密相聯，相得益彰，不僅詮釋了資源豐度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原理，更對計量分析方法進行了梳理。雖然這一觀點自產生以來一直有大量的學者對此作出研究，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我們應該進一步深化對這一命題的研究?？v觀以往學者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展望。第一，對于“資源詛咒”的存在性及傳導機制的研究均是以承認“資源詛咒”這一現象的存在為前提，也就是以豐富的自然資源為出發點，而沒有探討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實際上“，資源詛咒”現象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是很多其他因素造成的，而不能歸責于自然資源本身。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學者們應該逐漸將注意力轉移到影響經濟發展的其他要素（如科技創新水平、人力資本投資水平以及社會穩定性等）上來。第二，對于自然資源豐裕度和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并沒有一個合理、規范的標準，所以不同學者的不同指標最終會導致結果存在一定的差別。對于這兩個最基本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到底該如何設計和定義是值得學者們商榷的關鍵問題。第三，基本上所有的文獻都只是分析豐富的資源給所在國家或者地區帶來的經濟效益，而沒有探討豐富的資源對周邊國家或地區產生的影響。這樣一來，僅僅分析一定范圍內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給經濟帶來的影響就存在一定的缺陷和片面性。我們應該試圖在往后的研究中逐漸考慮資源對當地以及周邊地區產生的整體效應。最后，對如何破解“資源詛咒”這一現象的研究還比較少，就算少數文獻有所提及，也沒有十分切實可行的指導意義或者根本無法有效避免這一現象。未來的研究應該結合資源型經濟體的具體發展情況重點探討該如何擺脫“資源詛咒”這一現象，變資源詛咒為資源福音?！百Y源詛咒”現象至今還是令人撲朔迷離，盡管學術界早已承認了它的存在性，需要警醒的是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使其更好的服務于經濟、社會是值得進一步考查的問題?？偠灾?，未來“資源詛咒”現象的研究之路還比較漫長，完善、系統的理論碩果的收獲還需要學者們的不懈努力。

參考文獻：
［1］丁菊紅、王永欽、鄧可斌：《中國經濟發展存在“資源之咒”嗎？》，《世界經濟》2007 年第 9 期。
［2］王成：《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文獻綜述》，《經濟學動態》2010 年第 6 期。
［3］徐康寧、韓劍：《中國區域經濟的“資源詛咒”效應:地區差距的另一種解釋》，《經濟學家》2005 年第 6 期。
［4］胡援成、肖德勇：《經濟發展門檻與自然資源詛咒———基于我國省際層面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07 年第 4 期。
［5］徐康寧、王劍：《自然資源豐裕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研究》，《經濟研究》2006 年第 1 期。
［6］高永祥：《資源詛咒與經濟發展門檻———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經驗分析》，《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 年第 1 期。
［7］邵帥、齊中英：《西部地區的能源開發與經濟增長———基于“資源詛咒”假說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2008 年第 4 期。
［8］李天籽：《自然資源豐裕度對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其傳導機制研究》，《經濟科學》2007 年第 6 期。
［9］邵帥、范美婷、楊莉莉：《資源產業依賴如何影響經濟發展效率?》，《管理世界》2013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