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貝克的研究視野中，風險社會是個較為復雜的理論，現代化風險僅僅是風險社會的一個關鍵維度，風險社會還與社會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風險和不安全等等因素重疊在一起。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伴隨著各種社會問題的產生，由自然災害和人為事件導致的公共危機事件日益增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風險程度也日益提高。這成為貝克風險社會理論在我國引起巨大反響的主要原因。筆者試圖以風險社會理論闡釋我國農村貧困問題和農村貧困的社會風險類型。
一、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
在20世紀末期，伴隨著日新月異的現代科學技術變革對世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經濟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國的迅猛發展，傳統社會相對封閉的“民族——國家”的治理體系被現代性的全球化經濟形態和國際開放社會秩序在不斷改變，其改變的動力之一就是現代科技革命的作用力。但與此同時，人類社會發展面臨著各種可以預測或不可預測的風險在不斷涌現，其對人們財產和生命安全的破壞力和危害性也不可小覷，除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污染導致的自然危機之外，核泄漏、非典、禽流感、戰爭和恐怖主義等等社會問題也正在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當代人類社會正處于全新進步而又伴隨巨大的風險之中，人們的風險意識和危機恐懼感也與日俱增，風險問題逐漸成為當今社會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也在不斷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德國慕尼黑大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克·貝克（Ulrich Beck）敏銳地觀察到了“現代性”帶來的當代社會變革和社會問題，其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指出，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不是現代性的終結，而恰恰是現代性的一個開端，現代性正在由古典工業社會向嶄新社會形式的（工業的）“風險社會”轉變。
貝克在《自然與資本主義》一書中對風險社會的基本要義進行了闡述，貝克認為，現代化、技術化和經濟化進程的極端化在不斷加劇“現代性”的后果，而想通過制度對產生這樣后果的副作用進行預測和規避的做法無疑充滿著挑戰和變數，并使它成了問題，這是風險社會的中心議題。
我們從貝克風險社會理論體系的建構過程和主要研究內容來分析，其出發點是當代社會發展的風險問題，是在尋找風險產生的原因，貝克圍繞工業社會或現代性的研究主題對當代社會的現實結構與組織運行方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試圖發現現代社會風險的產生、特征、后果及其化解風險的途徑。貝克指出，“工業社會”或者“階級社會”是圍繞著社會生產的財富是如何通過社會中不平等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進行分配的問題進行思考的。
貝克還歸納出了現代風險社會的主要特征：一是風險社會的人為性。貝克指出，現代社會的各種風險其實是與人的各項決定、與人類文明進程和社會不斷發展的現代化緊密相連。這也同時意味著自然和傳統是處于人的行動和人的決定的支配之下，而不再是控制人的力量。
二是風險社會的全球性。貝克認為，當代社會風險主要是一種全球性風險，它不同于傳統工業社會早期的個體風險,他還在他的《風險社會》中舉了一小部分對整個人類世界產生巨大的破壞力和毀滅性的例子來進行論證。貝克認為，當生態災難和核泄漏一旦發生，其危害性是沒有國家邊界區別的，不管是最富裕和最有實力的國家還是最貧困和最不發達的國家都不會幸免于難。
我國有學者分析認為貝克對風險社會的分析包括兩個重要維度，一個是風險社會的生產和現代化風險的分配邏輯，另一個是社會不平等的個體化。
依其分析，在風險社會的生產和現代化風險的分配邏輯中，風險社會和工業社會是現代性發展的早期和晚期形式，工業社會的主導軸心是財富的生產，財富生產邏輯統治著風險生產的邏輯，而風險社會的主導軸心則和工業社會恰恰相反，是風險生產的邏輯控制財富生產的邏輯；而在對風險社會的另一個維度社會不平等的個體化的分析，個體化和制度成為相互依存的整體，個體生涯要依賴于社會現存的各種制度，制度既是個體行動的結果，又是影響個體行動的事件和環境，個體化的過程使得不同的個體以市場作為相互交換和影響的媒介，個體自身成為生活世界中社會性的再生產單位，在面對科學、信仰以及既有規范在風險社會的危機，個體喪失了傳統支持網絡，個體不得不依賴于自身和他們自己的個體命運——風險、機會和矛盾。筆者認為其把風險社會歸結為現代性發展的晚期形式過于夸大風險在當代社會的危害性，不同的風險來源或風險類型對人類社會和個體造成的危害和影響程度是不一樣的，風險社會并不是現代性晚期的形式全部或者說唯一特征，但是，不可否認，風險社會是現代性晚期形式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對于風險社會中社會不平等的個體化維度分析，貝克已經深刻認識到在風險社會境遇中，個體交往的市場媒介時刻充滿變數，在喪失傳統支持網絡下，個體在風險、機會和矛盾中不斷顯現出其抗爭的無奈和能力，其抗衡力量顯然很微弱。貝克對市場的不確定和由利益引起信任關系危機的論述有一定的合理性，而這種充滿悲觀和懷疑的態度顯然對人類社會應對風險社會的組織力和個體團結力不利。對于風險社會的研究，著名學者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則是從現代性的視角對風險社會進行理解和闡述。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社會風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來自自然界、與人類行為無關的“外部風險”，比如說像旱災、地震、饑荒和暴風雨等等；另外一種社會風險類型是由于人類社會的知識和技術對自然界施加影響被制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 Risk\\)，即人為風險，如生態環境遭到惡化和破壞后導致的環境風險，就是人類無視自然規律對自然進行強烈干預的人為風險例證。\\(吉登斯，2001\\)與貝克在醞釀、寫作、出版《風險社會》的同一時代，我國正在走向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城鎮化、國際化的征程上。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地位的提升，不同地區、行業、個體的發展差異和需求矛盾也日顯突出，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也在不斷匯聚凸顯，群體性事件和惡性極端事件增多，我國當代社會轉型已然具備了“風險社會”的特征。貝克認為，中國社會體制的快速轉型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遷，這同樣會使得當代中國正在步入風險社會，甚至將可能進入高風險社會。
二、風險社會理論與農村貧困問題的契合性
1.風險社會是農戶貧困的重要場域。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給我們認識當代中國社會風險問題提供了新的認知視野。風險社會理論與農村貧困問題也存在著很大的契合性。在風險社會的場域中，農戶貧困面臨的社會風險主要有：
自然災害風險。自然災害風險是指來自于自然界洪澇、干旱或是自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而引起的植物病蟲害、畜禽瘟疫等對農業生產產生的危害。土地是農民生產生活的最重要保障，若一場地震、泥石流、洪災把農民的土地破壞或淹沒了，貧困農民無地可耕，何談解決生活溫飽問題另外，在很多貧困地區，特別是貧困山區，農業耕種的收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風調雨順”的自然天氣，而我國的地理位置又是一個自然災害高發區,臺風、冰雹、沙塵暴等各種氣象災害, 風暴潮、海嘯、赤潮等海洋災害，水旱災害, 蝗蟲等生物災害以及森林火災等等，都會對農民的農業生產和發展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失。
收入風險。收入風險是指農民在利用有限的土地、農作物、人力資本等有限資源從事收入創造活動中所面臨的社會風險。農民的收入風險可以體現在以下很多方面：如因為自身知識儲備和農作經驗不足等原因造成的家禽等畜類的死亡或者農作物的低收少產；如在農作物的銷售過程中,受市場波動、信息閉塞等原因的影響，農民很難有效獲得預期的收益；如農民在離家務工的過程中，受知識技能等原因的影響，往往從事的是臟、苦、累、低收入而又相對沒有保障的工作，還要遭到經常變換工作的危機，其打工收入也不很穩定。
資產風險。資產風險是指農民在遭受社會或他人不可抗拒的外力作用下，個人或家庭資產遭到損失的風險。自然災害、社會沖突（盜竊、社會暴亂等）都會使農民的資產遭受損失,如房屋被火燒毀或者被洪水沖毀,家畜或其他家庭財產被盜竊；土地產權制度不完善導致頻繁的土地所有權調整或被當地政府以開發等各種名義廉價征用會使農民資產在不同程度遭到損失。由于農民個體健康及教育等原因可能引起的失業是農民人力資本風險的主要來源，特別是在主要依靠勞動力謀生的小農戶家庭，當這個家庭主要勞動力的勞動能力因意外事故而喪失時，這個家庭的資產積聚風險是災難性的，這會使這個家庭迅速陷入貧困。
健康風險。健康風險是農民個體對自己健康狀況的主觀認知或醫生對其身體狀況是否有必要進行治療的診斷。當一個人處于疾病狀態時，不僅不能夠為家庭創造收入，病情嚴重者還會因為治病而花光家庭的所有積蓄或債臺高筑。一方面，當農民的健康風險不能得到有效緩解時，必然會嚴重影響農民創造收入的能力，增加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機率；另一方面，貧困會使一個家庭的生活消費支出受限，貧困家庭成員處于長期營養不良、衛生服務可獲性降低等較低的生活質量，這又必然導致健康狀況的進一步惡化，造成“疾病——貧困——嚴重疾病——更為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
2.農戶貧困是加劇風險社會的誘發因素。在農戶的實際生活場域中，城鄉二元結構失衡、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發展滯后、市場需求信息獲取不完全、市場競爭機制不完善、農戶家庭社會資源稟賦缺失、農村生態環境逐步惡化造成的自然資源逐漸枯竭和各種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等等，都會使農戶面臨更多更大的各類風險襲擊，當農戶在自身條件無力抵御上述風險而又得不到社會支持網絡的救助扶持時，農戶就會陷入更為貧困的境況。而農戶承受和抵御社會風險的能力主要是由其所擁有的物質資產、人力資產、社會資產、公共資源以及公共物品等個人、家庭和社會資產狀況決定的。一方面，在不考慮遭受到社會風險的侵害時，農戶會利用各種資產盡可能多的創造收入，以維持生計和過上更為殷實的生活；另一方面，當農戶遭遇各種社會風險的侵害時，農戶只能通過資產變現來抵御風險，如果農戶擁有的資產數量多、質量好、變現能力強，那么農戶就有較強的抵御和抗擊各種社會風險的能力，使社會風險的侵害程度降至最低。而現實社會中的貧困農戶，很大程度上不具備抵御和抗擊各種社會風險的能力，因為貧困農戶缺乏各種資產的儲備。以貧困農戶對其家庭人力資產進行投入的能力來分析，貧困農戶在小孩上學、疾病就醫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困難，不送小孩上學必然會影響下一代的生存和發展，而有病不能及時就醫，必然會影響生命健康，在生命健康沒有保障的情況下，農戶維持生計能力就會顯著降低。
當前我國的貧困農戶面臨的風險涉及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多數農戶的經濟投入主要在于農業生產投入、重大疾病救治、小孩教育投資、婚宴嫁娶和房屋修繕等等，大量的家庭經濟投入會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戶家庭貧困造成顯著影響，特別是部分農戶在家庭的重大投資（修建房屋、婚嫁等）或家庭成員變故（意外受重傷、死亡等）時會造成一個家庭的周期性貧困。另外，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我國廣闊的農村社會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世界工業化革命帶來的影響，受到了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等社會發展趨勢的波及，也受到了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的影響。而客觀地分析，當前農村區域社會很大程度上是被動地接受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轉型帶來的各種利益和沖突風險。比如說城市建設或小城鎮建設擴張的土地征用使得更多的農民失去其賴以生存的土地，還有為國家水利工程建設而遷移他鄉的“水庫移民”，為了改變家庭貧困狀況而不得不遠離鄉土遠赴異鄉打工的農民群體，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落后造成農民生產困難以及享受優質教育、醫療、科技等資源的貧乏，因農村生態資源惡化造成農民水土資源流失和面臨的各種自然災害等等社會風險源都在造成或者加快農民貧困。從農村區域社會的農民個體來看，出生在農村區域社會的農民群體受個人先天稟賦和客觀條件的限制，其在個人發展的過程中面臨各類社會風險會更多，在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農村，農民群體在一定程度上遭受著由各種社會風險導致的貧困。
而在各種社會風險的沖擊作用下，當一些貧困農民群體生活在生態環境惡劣、經濟欠發達、信息閉塞、脫貧致富機會少的農村區域社會，貧困農戶的生產生活受到自身各種條件的限制，其抗拒社會風險的能力顯然要比一般農戶的難度大，貧困農戶很大程度上沒有資本和能力來及時應對其遭遇的社會風險。與此同時，貧困農戶就會因為遭遇不可預測的各類社會風險而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其貧困程度就會不斷在加深加重。若這些貧困個體沒有得到較好的安置又沒有脫貧的機會，就有可能形成以下兩種局面：一方面，貧困農民作為人類生命個體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被剝奪了；另一方面，當貧困農民沒有風險分擔網絡和在對生活和社會產生絕望的心態時，其危害社會的極端行為就會爆發，這必然會影響社會的穩定，成為社會風險的主要來源之一。這樣，就有可能會使農村貧困個體遭遇的社會風險迅速擴展為區域社會風險，并加劇社會風險程度。
三、農村貧困問題的社會風險類型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培林等學者從“社會沖突與階級意識”的研究路徑探討風險社會視角下的和諧社會建設問題，這對于研究我國社會風險具有借鑒價值。（李培林，2005）南京大學朱立教授在接受《人民論壇》雜志社記者訪談時認為，政治風險源、經濟風險源和社會風險源是我國當前社會結構中導致社會不穩定的最大風險源。從政治風險源來看，政治腐敗會降低人民對執政黨和政府權力的認同度，容易使人民群眾產生對政治、核心價值理念、精神信仰的危機；從經濟風險源來看，失業會使普通勞動者和困難群體層面的社會成員利益受損，從而產生經濟社會政治的危機；從社會風險源來看，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嚴重會使一些社會成員特別是貧困群體產生相對剝奪感，從而容易產生心理和社會的危機。（朱立，2005）也有學者嘗試把社會風險源的類型進行更為詳細的分類。謝俊貴教授就從社會系統的基本要素把社會風險源的類型分為制度風險源、自然風險源、經濟風險源、人口風險源、文教風險源、信息風險源、科技風險源等；還從社會風險源的空間分布把社會風險源分為農村風險源和城市風險源等。
筆者將結合對廣西天等縣農村調研訪談的資料，嘗試對貧困地區農村區域社會風險類型進行歸納分析，而如何對下述農村貧困的社會風險類型進行有效規避，值得社會各界關注。
1.農村區域社會經濟風險。從世界各國開展扶貧開發實踐的歷史進程和國內外學術界關于貧困研究文獻來看，經濟貧困是最為突出的脫貧方向和研究內容。農村區域社會經濟風險是農村區域社會由于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遲緩而引起的經濟風險，主要表現在農民的經濟來源渠道單一和經濟收入偏低導致的生存和發展風險。廣西壯族自治區天等縣在自然條件上受到石漠化范圍廣、石漠化程度深和土地資源稀缺土質貧瘠以及境內水資源缺乏等等條件的限制，農村居民還面臨著生產生活困難、脫貧致富選擇機會少等發展瓶頸，加上天等縣內農村產業零星分散，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較低，區域產業經濟發展滯后，外出務工或創業是縣內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渠道，其收入渠道比較單一，也很不穩定，農村區域社會經濟風險是天等縣農村貧困的主要社會風險類型。
2.農村區域社會自然災害風險。農村區域社會自然災害風險是由于農村區域社會的生態條件變化或者人為過度濫用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界發展規律而導致的自然災害，這些自然災害進而影響到農村區域社會和個體的發展。長期以來，天等縣大部分石山地區農村人口增長過快，人多地少，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為了生存，當地農村居民盲目地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性地開發，毀林開荒、取薪，生態環境沒有得到合理保護，水土流失嚴重，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突出，這成為天等縣農村區域社會自然災害風險發生的主要原因。
3.農村區域社會文化風險。文化含義廣泛復雜，文化是對人類歷史、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的藝術提煉，可以是人們生活的價值導向和精神追求，也可以內化為一個人的思想。農村區域社會文化風險是指生活在農村區域的農民群體因無法充分享受到現代化建設的文化成果而被桎梏的思想觀念和文明程度。在過去的“十一五”期間，天等縣建成了縣域一流的體育館和博物館，在13個鄉鎮建設有基層文化站，新建了44個村級“農家書屋”，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全縣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讓基層文化站和“農家書屋”真正起到豐富農民科學文化知識的作用。筆者在調研時發現，很多地方的“農家書屋”書很少，去“農家書屋”讀書看報的農民也很少，造成“農家書屋”僅僅是一種文化傳播的“擺設”，未對農民的文化知識更新起到應有的推動作用。
4.農村區域社會教育風險。農村區域社會教育風險是指政府對農村教育投入不足而導致的農民受教育程度偏低而帶來的農民科學文化素質低下的風險，也可以指貧困家庭因送子女讀書接受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而導致的家庭負債累累、生活貧困的風險。筆者在調研的過程中，在訪談天等縣家喻戶曉的上映鄉桃永村葡萄種植大戶許紹弟的家庭收入開支情況時，許紹弟是這樣回答的：因為發展規模種植業，我的家庭年收入還是很不錯的，一年大概有20~30萬收入吧，你問我那么多錢花到哪里去了，我告訴你，我的家庭收入除了投資生產，全部都用在小孩的教育投資上了。我有3個小孩，大的2個女兒都在讀大學，每人每年光學費都1萬多元；為了讓兒子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把最小的兒子送到南寧上私立小學，全封閉式教學管理，住宿費、學費、生活費、各類培訓費等等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所以，一年到頭的辛苦付出都花在小孩讀書上了，教育投資是我家最大的開支了，但是為了小孩今后有發展，有什么辦法呢即使家里一年到頭沒有什么存款，我也覺得是值得的。
一個年收入近30萬元的種植大戶都感覺教育投資的壓力和一年辛苦付出而沒有存款的風險，可想而知，其他那些貧困農戶要送小孩讀大學就更加艱難了。很多家庭的小孩上完初中后就直接出去打工了，一方面是學生自己受到打工潮的影響，看到其他家庭的小孩初中畢業甚至初中輟學都可以打工賺錢了，自己也想早點出去賺錢。另一個方面，“讀書無用論”的思想在當地農村還比較盛行，這就需要引起當地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重視了，各方要盡最大努力去預防農村區域社會教育風險的發生，促進農村教育發展。筆者在調研時，有位家長話里行間說到了“讀書無用論”的思想，也談及了農村貧困家庭投資教育的憂慮：
現在的小孩要讀那么多書干什么呢讀完初中，能夠識字，懂點文化就可以了?，F在送小孩讀大學特別是要向親朋好友借錢送小孩讀書也不劃算，花時間又花錢。你讀完初中，再讀高中，考大學，一直順利的話，要花七年的時間，萬一又沒有考上大學，不是也是出去打工嗎況且七年的時間，不說多，出去打工，至少可以存5萬塊錢吧即使不能夠存多少錢，至少他這七年在外面打工不要花家里什么錢吧你讀完大學，不僅把家里的積蓄搞光了，國家現在又不包分配工作，還要自己到處找工作，要是沒有考到國家干部，還不是也是在外面打工
5.農村區域社會科技風險。農村區域社會的科技風險指農村區域社會受各種科技設備條件和農民自身科學文化素質的限制而導致的農村科技傳播困難，從而使農村居民沒有機會享受到現代社會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的社會風險。近年來，天等縣結合產業開發，舉辦了優質稻、科學養豬、指天椒、養牛、甘蔗種植和八角低產改造等培訓班428期，培訓農民32 438人次。
可以看出，天等縣有關部門還是比較重視農民科技培訓工作的，而關鍵是每次培訓是完成培訓任務還是真正達到了培訓的效果在調研時，一位在天等縣掛職的干部對筆者說了當前農民科技培訓的狀況：
現在舉辦的各類針對農民的科技培訓，要專家深入田間地頭去講，農民才能夠聽得懂，才會有培訓效果；要不然你組織農民一起到鄉里或是縣城集中培訓，專家在臺上純粹講農業理論知識，速度又快，農民的文化知識有限，根本記不下來，更不要談消化應用了。當然，現在還有一部分農民根本也不是去聽科技培訓的，是沖著去培訓一個上午有30~50元的培訓誤工費去的，到了培訓地點簽好名，就和附近村莊熟悉的村民聊天、抽煙，中途再上個廁所，到了培訓結束領了務工費，再到街上買點肉什么的，就回家了，這樣培訓，說實話，農民沒有學到農業科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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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數據由天等縣扶貧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