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所謂雙幣流通是指兩種法定貨幣同時流通的經濟現象。 雙幣流通不僅在歷史上多次出現，而且在現代經濟中的雙幣流通依然存在。 迄今為止，可以按不同貨幣體系將雙幣流通劃分為商品貨幣體系中的雙幣流通、 信用貨幣體系中的雙幣流通和互聯網金融體系中的雙幣流通。
兩種法定貨幣的形態是黃金和白銀， 是商品貨幣體系中雙幣流通的典型形式。 不同貴金屬作為貨幣的雙幣流通，在世界各國或地區一直延續了數千年。 例如，中國自西周初開始，開啟了黃金和白銀兩種貴金屬雙幣流通的時代。
信用貨幣體系中的雙幣流通形式相對復雜：一是由法定貨幣與類似“準貨幣”構成的雙幣流通。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曾經有人民幣與人民幣外匯券等各種票證的雙幣流通。二是由本地法定貨幣與其它國家或地區法定貨幣的雙幣流通。 例如，澳門元和港幣在澳門的高度流通；瑞士并非歐元區的成員國，但歐元在瑞士廣泛流通；1993 年底之前，在珠海和深圳兩個經濟特區都曾經有人民幣、港幣、澳門元和美元的多幣流通。
與商品貨幣體系中和信用貨幣體系中的雙幣流通都是法定貨幣不同，互聯網金融體系中的雙幣流通，是法定貨幣和電子貨幣的雙幣流通。 由于“電子貨幣實際上是一種私人貨幣，它不是政府發行或保證的”。 因此，電子貨幣屬于非法定貨幣。
為了維護國家的貨幣主權， 多數國家的政府通常以法律禁止外國貨幣在本國流通。 例如，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1993年）規定，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境內外幣計價結算，禁止外幣在境內流通；1857 年 2 月，英國政府法律禁止被美國認定為法定貨幣達 60 年之久的墨西哥銀元在其國內流通；1919 年，國民黨政府頒布政令，一切外國銀元禁止在中國的市場上流通。
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背景中， 迎來了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雙幣流通（簡稱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下同）的嶄新時代。 本文的分析主要側重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之間的相互關系，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的效率特征，以及對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影響。 其主旨在于消除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可能給人們帶來的種種疑惑： 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是否存在著對立? 電子貨幣提高了貨幣周轉率，會不會影響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的調控?
二、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的關系與效率特征
（一）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之間的關系
梳理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之間的相互關系， 是認識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的前提。
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之間不是對立關系，而是一種源流關系，即法定貨幣是電子貨幣的“源”，電子貨幣是法定貨幣的“流”。 盡管電子貨幣的形態是革命性的，但它只是由法定貨幣派生的。 在這種源流關系中包含著四個方面的內容：兩種貨幣完全等值、內生貨幣體系共存、信用一致性、相互交替而不驅逐。
第一，就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完全等值而言，在資產負債表上記錄的以電子貨幣表示的資產價值，不僅要與實物的價值相等，而且最終的支付承諾必然是法定貨幣，價值與電子貨幣記錄的價值相等。金融資產價值的表示也是一樣的。 假設， 持有 100 元人民幣現金或者儲蓄，其形態可以是紙幣現金或者紙質存單，也可以是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電子現金或者電子存單。 但是，電子現金或者電子存單（本金）一定是與 100 元（法定的）人民幣等值。
第二，內生貨幣體系共存，即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共存于一個內生貨幣體系中，也就是說，電子貨幣并非脫離法定貨幣而“外生”。 在這個內生貨幣體系中， 中央銀行的名義負債作為價值標準， 并且代表著該體系中的最終支付手段。
盡管在貨幣體系中允許存在著多種可供選擇的支付手段， 但都是與中央銀行提供的“最終支付手段”相聯系的。 或者說，“即使一個貨幣體系中可能存在多種交換媒介，也必然有一種獨一無二的資產，在既定的社會背景下明確地充當著最終的結算手段”。
第三，表面上看，電子貨幣雖然“不是政府發行或保證的”，但由于電子貨幣與法定貨幣的源流關系， 決定了電子貨幣與法定貨幣具有相同的信用。 如果“從信用的角度來理解貨幣”，電子貨幣雖然是非法定貨幣，但由法定貨幣對電子貨幣的“派生信用”，電子貨幣與法定貨幣的信用是一致的，因此，電子貨幣與法定貨幣的職能也必然是相同的。
如果沒有與法定貨幣一致的信用， 不管是什么名義的貨幣或者何種形態的貨幣，對貨幣體系和宏觀經濟都存在著潛在的甚至現實的危害。 例如，利用互聯網制造出的所謂“互聯網貨幣”，這一類貨幣沒有作為貨幣基礎的信用與債務償付承諾，必將對貨幣經濟以及市場體系造成危害。
萊特幣、比特幣等是“互聯網貨幣”的代表。 隨著 2008 年底美國推出的比特幣“挖礦”、交易和賬戶管理專用系統軟件，在一段時間內比特幣的交易量和交易價格快速攀升。 但是，匿名的比特幣給國際洗錢、偷稅、賄賂等提供了條件；比特幣作為網絡虛擬貨幣沒有國家信用，就更不可能具備法定購買力和債務償付的功能；虛擬的比特幣沒有存在的物理基礎，有隨時消失的可能性，持有和投資就存在著難以預測的潛在風險。 因此， 中國人民銀行以及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明令禁止比特幣交易， 多家金融機構也發表聲明禁止使用比特幣。
第四，每當論述本外幣雙幣流通的時候，幾乎都要遇到是“良幣驅逐劣幣”還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當兩種貨幣的購買力有差距時，如果人們選擇使用購買力高的貨幣，是“良幣驅逐劣幣”。 反之，則是“劣幣驅逐良幣”。 然而，正是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之間的源流關系， 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的雙幣流通是并行不悖而相得益彰的。 使得實際雙幣流通過程中既不會出現 “良幣驅逐劣幣”，也不必擔心“劣幣驅逐良幣”，而是相互交替而不驅逐。只不過人們在選擇使用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時，如果法定貨幣能夠帶來更多便利（例如，小額支付），人們將選擇法定貨幣。 反之，人們則選擇電子貨幣（例如，大額攜帶）。
（二）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的效率
以法定貨幣為“源”、電子貨幣為“流”所構成的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使支付體系實現了交易效率、低成本和盈利性的目的。 例如，電子支付取代了傳統金融通過寄送支票的方式支付賬單，通過電子支付的方式完成資金劃撥；電子支付技術的發展不僅取代支票，用高效便捷的電子貨幣取代現金，而且電子貨幣有借記卡、儲值卡和電子現金等多種形式。如果電子貨幣需要轉換為現金，其轉換的速度將是非常迅速的；商業銀行發放貸款的過程，通過建立電子支票賬戶和發放電子貨幣貸款來完成。
正是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顯示出的效率特征， 促使個人網上銀行的數量爆發式增長。 2012 年在資本市場上市的商業銀行中，有 9 家中期業績報告披露，個人網上銀行用戶數量近 3 億，其中，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的個人網上銀行用戶數量突破 2．5 億。中國金融認證中心的《2013 中國電子銀行調查報告》 顯示，2013 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城鎮用戶的個人網上銀行比例為 32．4％，連續三年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
在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顯示其效率特征的同時，必須關注電子貨幣交易的安全問題。電子貨幣是信息技術巨大進步的產物，而信息技術引發的安全性又是一個需要極端重視的問題。 盜號木馬、網絡監聽、偽造假網站等手法，盜取用戶的銀行賬號、證券賬號、密碼信息等個人資料。 利用黑客軟件、病毒、木馬程序等技術手段，攻擊網上銀行、證券信息系統和個人主機，改變數據盜取銀行資金，操縱股票價格等，這都是傳統金融支付體系聞所未聞的。
強化互聯網金融安全的重要意義在于，只有電子貨幣的交易是安全的，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的雙幣流通才是真正有效率的。否則，如果電子貨幣的交易是不安全的，最終損失的是人們持有的法定貨幣。 例如，如果個人網上銀行賬戶的 100 元人民幣被黑客盜取，100 元人民幣的持有者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信息記錄，而且是實實在在 100 元人民幣的現金或者儲蓄。
總之，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之間的源流關系，以及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的效率，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貨幣化生產體系中，對貨幣流通乃至整個經濟社會將會產生促進作用。
三、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與貨幣政策
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的雙幣流通與那些歷史上有損貨幣主權、 有礙政府對貨幣事務調控的雙幣流通不同。 這是因為雖然從直觀上看中央銀行不能對電子貨幣投放或回籠，也就是說不能調控電子貨幣的供給量。但實際上電子貨幣與法定貨幣“同步”處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之中，雙幣的源流關系決定著電子貨幣不可能脫離中央銀行的監管和調控特立獨行。 其基本原理是，中央銀行通過基礎貨幣的增減，并且與法定準備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基準利率的調整相配合實現貨幣供給變動。 盡管中央銀行不能對電子貨幣像法定貨幣那樣直接增加或減少供給，但只要中央銀行實施貨幣供給變動的政策措施，電子貨幣的供給變動狀況就將立即作出響應。
例如，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操作，當買入或賣出債券時，在電子貨幣交易系統中就實現了貨幣的投放或回籠， 從而影響宏觀經濟中的貨幣供給量。 可見， 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的雙幣流通不僅不會對中央銀行管理和調控貨幣造成困難， 反而憑借互聯網支付體系的效率為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流程增速，使之更快地產生政策效力。 這一點與法定貨幣－電子貨幣雙幣流通對貨幣周轉率的影響有關。
貨幣周轉率是貨幣供給與需求的前提， 也是影響價格水平是否穩定的重要變量。 價格水平保持相對平穩，貨幣周轉率也較為穩定。 當貨幣周轉率不穩定，宏觀經濟的表現通常是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
早期的貨幣主義經濟學家以人們的收入和支出規律保持不變為前提，假設貨幣周轉率是相對穩定的，只有當人們改變其支出模式或付款方式的時候，貨幣周轉率才會發生變化。 由于電子貨幣不可能像萊特幣、比特幣一類的“互聯網貨幣”那樣脫離法定貨幣獨立地周轉，電子貨幣的周轉率要受到法定貨幣周轉率的決定，因此法定貨幣周轉率穩定，電子貨幣周轉率必然穩定。
就支付體系的效率而言， 電子貨幣的支付效率一般要高于法定貨幣的支付效率，從而加快了貨幣周轉率，貨幣周轉率越快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就越少。較快的貨幣周轉率會抑制通貨膨脹，電子貨幣的支付效率能夠發揮這樣的作用：當某些領域的貨幣需求意愿急劇增加，利用電子貨幣支付以解決這些領域的貨幣需求。 因此，電子貨幣流通不但不會導致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還能夠對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具有抑制作用。
交易方程式顯示，貨幣數量越大其周轉速度就越低。 但在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的條件下， 電子貨幣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支出模式或付款方式。
而這種改變并沒有影響貨幣周轉率的穩定與否，只是帶來支付效率的提高。在現實經濟中，隨著電子貨幣使用范圍的不斷擴大，電子貨幣數量的急劇增加，并沒有出現貨幣政策效力被削弱的趨勢。 因此， 電子貨幣流通影響貨幣政策效率的結論，或許是一種需要關注的擔憂。
四、結 語
金融發展的歷史上出現過多種形式的雙幣流通現象， 那些在外國勢力威逼之下的雙幣流通，勢必會給本國的貨幣體系和整個經濟社會帶來危害，也喪失了國家的貨幣主權。
在現代經濟中的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具有的效率特征， 能夠提供多樣化的金融服務，并且縮短了貨幣政策的外部時滯，為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流程增速。
互聯網金融在創新的同時也突破了傳統金融的安全邊界， 強化互聯網金融的安全問題，是保證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安全與效率的關鍵，國家的互聯網金融安全也是維護貨幣主權。
參考文獻：
［1］ 陳彩虹．雙幣流通論［J］．經濟研究，1994，（3）：44－49＋43．
［2］ ［美］斯蒂芬·切凱蒂著，鄭振龍譯．貨幣、銀行與金融市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 ［日］菊地悠二著，陳建譯．日元國際化———進程與展望［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4］ ［加］約翰·史密森著，柳永明，王蕾譯．貨幣經濟學前沿：論爭與反思［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5］ ［美］米爾頓·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著，巴曙松，王勁松等譯．美國貨幣史———1867－1960［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6］ 周光友．電子貨幣發展與存款貨幣創造能力的相關性研究［J］．財貿研究，2010，（6）：9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