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金融稅制泛指與銀行、保險、證券以及其他金融服務直接相關的稅收制度。目前，我國金融稅制主要涉及 10 個稅種，形成了以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為主的稅制框架和結構。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金融業得以迅速發展，但同時面臨著許多困難和挑戰，其中金融稅制已逐漸成為金融業縱深發展的重要瓶頸之一。本文在對我國金融稅制現狀分析的基礎上，對金融稅收負擔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測算，并深入分析了稅負變化的不利因素，以尋找改革與完善我國金融稅制的有效路徑。
一、中國金融業稅收收入規模及結構分析
（一）金融業稅收絕對規模平穩快速增長，且增長幅度較大
伴隨著我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其稅收絕對規模呈現上升趨勢。如圖 1 所示，從 2002 年的 724．4 億元緩慢上升到 2004 年的 826．65 億元，然后迅速上升到 2008 年的 5767．22 億元，爾后經歷短暫的平穩期，于 2010 后又加速增長，達到 2012 年的 10292．9 億元。 此外， 相對規模 （金融稅收占全國稅收的比重）也呈上升趨勢，期間有波動，從 2002 年的 4．36％上升到 2012 年的 9．29％（2008 年最高點為 9．97％）。 表明整個考察期間上漲幅度近一倍。
（二）金融業稅種結構相對集中，且主體稅種變動方向相反營業稅收入和企業所得稅收入
是金融業的兩大主要稅收來源。如圖 2 所示， 2002 至 2012 年間，營業稅收入從 436．33 億元上升到 2870．23 億元，企業所得稅收入由 180．83 億元上升到 5490．03 億元，且兩者的增長趨勢基本穩合。
不過，從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所占比重來看，兩者呈現相反的變動趨勢。如圖 3所示，營業稅總體呈下降趨勢，從 2002 年的 60．23％下降到 2012 年的 27．89％，而企業所得稅從 2002 年的 24．96％上升到最高點 2006 年的 53．42％，之后總體保持在 50％左右。即 2005 年之后，企業所得稅取代營業稅獲取了主體地位。其它小稅種的變動情況大致如下：印花稅出現異常增長，如 2007 年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從 1‰上升到 3‰，導致 2007 和 2008 年印花稅比重分別高達 17．7％和 17．5％，不過目前已降至 3．38％；個人所得稅也處于不斷波動中，平均比重為8．55％；城市維護建設稅比重極低，且總體呈下降趨勢，2012 年不足 2％。
（三）金融業稅收行業結構較集中，銀行業占絕對主體地位
我國自 1995 年開始對金融業實施分業管理，主要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和其它金融業務，且對行業內部有關業務進一步分離，比如在銀行業內分為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等，保險業內部分為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等。由于發展歷史演進、稅制設計等方面的差異，來源于各行業的稅收比重差異也較大。 在整個考察期間， 銀行業稅收占主體地位， 且基本呈上升趨勢， 從 58．41％增長到73．09％， 保險業 也基本呈上升趨勢 ， 從 2007 年的 7．28％上升到 2010 年的11．11％，然后下降到 2012 年的 9．63％。 而證券業稅收呈下降趨勢，從 28．56％下降到 8．51％，其他金融業增長趨勢不明顯，大體保持在 6％左右。
（四）金融業稅收企業類型結構也相對集中，但內資企業內部主體地位發生逆轉
從企業類型結構來看，金融業主要包括：內資企業、港澳臺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個體經營。 金融業稅收主要集中于內資企業，比重在 95％以上；港澳臺投資企業和個體經營雖然都呈上升趨勢， 但比重明顯太低， 分別不足1％和 0．1％； 外商投資企業呈先升后降的趨勢， 且比重也偏低，2012 年僅為2．75％。 表明雖然我國稅收呈現了多種貢獻來源，但內資企業的絕對主體地位沒有動搖。
不過，內資企業內部稅收來源也發生了變化。為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發展需要，股份制企業組織形式應運而生。它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對分離，有利于強化企業經營管理職能，在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其對金融稅收的貢獻率也呈上升趨勢。 如圖 4 所示，股份制企業金融稅收占比從 2002 年的 11．93％上升到 2012 年的 82．76％，而國有企業同期稅收比重從 74．77％下降到 12．25％，即兩者的主體地位正好發生逆轉。
二、中國金融業稅收負擔變化測算分析
（一）中國銀行業稅收負擔比較分析
現有銀行類型主要有：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合資銀行以及城市商業銀行，其中以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主。隨著金融業經營體制的進一步改革與完善， 股份公司等新型企業組織形式提供的稅收穩步上升。 如 2008 年，大型商業銀行稅后利潤的比重為 60．72％，股份制商業銀行相應比重為 14．42％。 此外，由于《中國金融年鑒》每年公布的銀行數據不完全一樣，兼顧數據的連續性，選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屬于股份制商業銀行，且兼顧地方銀行）作為比較分析對象。
1． 流轉稅負擔總體呈下降態勢，但目前較統一
如圖 5 所示，從總體來看，1999 年到 2012 年間，所有銀行流轉稅負呈下降趨勢， 其中： 中國銀行流轉稅負從 15．56％下降到了 7．2％， 建設銀行從14．38％下降到 6．64％，農業銀行從 14．56％下降到 6．03％，而工商銀行降幅最大，從 28．32％下降到 6．62％。 表明近幾年來，各銀行稅負雖差異較大，但目前稅負比較統一。
2． 企業所得稅負波動較大，但目前趨于收斂狀態
從圖 6 可知，企業所得稅負波動較大。 其中：中國銀行最高年份為 2005年，為 41．89％，最低年份為 2002 年，為 14．11％；建設銀行最高年份為 2003年，為 40．26％，最低年份為 2001 年，不足 0．5％；農業銀行的情況較為特殊，2004 年到 2007 年都很高，最高為 86．75％，最低為 1999 年到 2001 年（0）。 工商銀行稅負最高是 2005 年， 為 39．77％， 最低為 1999 年、2000 年和 2003 年（0）；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稅負最高是 2007 年的 48．89％， 最低是 1999 年的17．35％。 不過，目前各銀行均處于收斂狀態，在 20％—24％區間活動。 此外，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在大多數時間比商業銀行所得稅負更高。
總體上來看，銀行業的稅負在 2008 年之前普遍偏高，如農業銀行 2005 年甚至高達 90％以上。 不過，2008 年之后稅負變動較小，且水平相對高稅負期間而言有了明顯的降低，保持在 30％左右（如圖 7 所示）。
（三）證券業稅收負擔比較分析
《中國金融年鑒》中關于證券業的利潤表較少，考慮到數據的連續性，選擇中信證券（2004 年到 2012 年）為分析對象。 如圖 8 所示，中信證券的流轉稅負2004 年到 2011 年間總體呈下降趨勢，從 3．35％下降到了 1．52％，但 2012 年急速上升到 3．77；所得稅大體圍繞在 20％左右波動（2008 年除外），而總稅負與所得稅變動基本相似。
（四）保險業稅收負擔比較分析。
按照保險標的不同，保險可分為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兩大類。其中人身保險又以人壽保險為主。如 2012 年，我國來源于各類保險的保費收入結構為：壽險為 56．21％，財產險為 33．64％，健康險為 5．44％，意外險為 2．44％。 同時考慮到數據的連續性，選擇中國人壽保險和華泰財產保險作為分析對象。
從中國人壽保險來看， 其流轉稅的稅負較輕， 大多數年份低于 1％（1999 年 、2000 年和 2005 年除外 ）； 所得稅波動較大 ， 最低年份為 2012 年的 0，最高年份為 2005 年的 34．32％；而總稅負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最高年份高達53．7％（2003 年），最低年份不足 1％（2008 年）；從華泰財產保險來看，其流轉稅負相對較高，大多數年份圍繞在 10％左右，所得稅稅負相對較輕，且各年份差異較大。 而總體稅負相對較高，最高年份為 2011 年的57．79％。
總體上來看，中國人壽險稅負明顯低于財產險稅負。這也符合各國保險稅的通性，即主要針對以物為保險標的險種（財產保險）征收，對以人為保險標的險種（如人壽保險、人身保險和醫療保險）大多免征保險費稅或者按照較低的稅率征稅。
三、中國金融業稅收負擔變動的不利因素分析
近年來，我國金融業稅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帶來了金融業的進一步發展，導致了金融業整體稅負的降低。 如金融業營業稅稅率的下降，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提高，等等。 但隨著金融業日新月異的發展，相關稅制建設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金融稅收制度建設滯后
1． 金融衍生工具稅收政策缺位。 金融創新是時代賦予金融業發展的首要任務，而金融工具創新是其核心內容。 實踐中運用的金融衍生工具主要包括：遠期、期貨、期權和掉期等，目前僅對期貨和股票期權有較為明確的征稅規定，而對其它新出現的金融業務如何征稅通常以國家稅務總局具體問題具體批復的形式確定。
2． 金融信托業稅收政策滯后。 按照《信托法》和現行稅法，委托人將資產委托給信托公司進行投資時，因伴隨產權轉移，需要繳納稅金。 當信托計劃到期，信托公司將資產交還委托人時又需繳納稅金。雙重納稅大大提高了信托公司的經營成本，從而壓縮了投資者的收益空間，阻礙了信托業務的開展，這也是目前各信托企業均未推出財產型信托業務的一個根本性制度約束 （目前部分國內信托企業推出的所謂財產信托產品，其本質上還是資金信托產品）。 而對于資金信托產品來說， 現行的法律規定中沒有明確受益人在取得信托受益時如何納稅，各個地區在此方面的做法也不一致。 另外，對于信托企業開展公益信托業務等特殊業務，長期缺乏相關細則和稅收優惠措施。
3． 離岸金融稅收制度缺乏。 我國關于離岸金融的稅收制度建設明顯缺乏，沒有出臺正式的政策法規，但卻在實踐中執行了較為優惠的稅收政策，并且各地政策不一，這違反了稅收法定原則和稅收公平原則。 而且，內外資企業實施兩套不同的離岸金融稅收政策?？上驳氖?，天津東疆保稅港區和上海洋山保稅港區在離岸金融模式上已經取得初步進展， 其他一些綜合保稅區也正積極拓展離岸金融業務，為離岸金融稅收制度的出臺提供基礎。
（二）金融業營業稅的不利政策
1． 營業稅計稅依據不合理
目前，金融業包括貸款、融資租賃、金融商品轉讓、金融經紀業、保險業和其他金融業務，除融資租賃和金融商品轉讓收益是按營業凈額納稅之外，而其余都是按營業收入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繳納。同時，國內銀行金融機構往來收入所占比重較大且日益增加，有些銀行甚至超過 50％，對往來收入不征營業稅有違市場經濟原則，也是銀行資金運用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2． 營業稅稅率普遍高于其它行業
我國金融業營業稅率自 2003 年降為 5％之后沿用至今， 而綜觀其它服務行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和文化體育業，適用的稅率僅為3％。 高稅率的娛樂業近年來也紛紛下調稅率，適用于 5％低稅率的收入比重迅速上升，從 2008 年的 7．35％上升到 2012 年的 36．05％。 此外，金融保險業稅收收入比重近年來又有上升的勢頭，2012 年達到了 18．16％， 而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娛樂業和服務業等都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 在其它國家，對金融業通常征收增值稅，而且采用減免政策。 即便在征收營業稅的國家，其稅率通常也較低， 大多在 1．2％—4％之間 （且以營業收入凈額為計稅依據）。
3． 歧視性稅收待遇
為了促進某些行業的發展，國家通常會給其一些減免政策。 例如，對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的貸款業務以及金融機構之間相互占用、 拆借資金取得的利息收入，不征營業稅；對非金融機構和個人買賣有價證券，免征營業稅；對股權轉讓投資收益不征營業稅；對外資金融企業不繳納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等等。這些都是過渡期的照顧性稅收優惠政策，長期執行會造成相同金融業務收入的橫向稅負不公平，應適時取消。
（三）金融企業所得稅的不利政策
2008 年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后，許多問題迎刃而解，但仍存在呆壞帳準備計提法規不清晰的問題。 財政部 2001 年制定的《金融企業呆帳準備提取管理辦法》和中國人民銀行 2002 年制定的《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在計提的范圍、計提的比例以及計提基數的確認方面都存在差異，從而導致壞帳計提的可比性，最終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損益的可比性。
除以上影響中國金融稅制稅收負擔的不利因素之外， 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利因素：個人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重復征稅，證券交易印花稅缺乏立法依據，稅收行政管理審批過于繁瑣，等等。
四、改革與完善中國金融稅制的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改革與完善我國金融稅制迫在眉睫。 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的現實國情，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瞄準“四維優勢”，探索金融稅制創新
根據 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在 2010 年對國際金融機構的問卷訪談，金融機構普遍歡迎的國際金融中心在稅收方面依次具有以下優勢：稅負較輕、稅制完備、規則明晰、服務一流，即所謂“四維優勢”。 按照我國現行金融稅制，比照上述“四維優勢”，中國至少在稅收負擔、稅制完備、規則明晰等方面不能為國際金融機構所青睞，這也指明了中國金融稅制創新必須努力的方向。
（二）構建公平、合理、確定的金融稅制
我國目前金融稅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稅負偏重，稅收重復征稅，稅收歧視以及稅制建設滯后（含無法可依以及稅制不合時宜）。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構建公平、合理和確定的金融稅制。 這里的公平涵蓋消除重復征稅和稅收歧視；合理指的是稅負水平合理，稅制建設與時俱進；確定指的是有法可依，稅制的改革方向可預測。 具體的改革措施應聚焦于現行稅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特別是當前金融業需創新發展的幾個領域。 例如，積極探索“分項不分國”綜合限額抵免法，實行 13％增值稅低稅率的大宗農副產品，實施專門的限額抵免法，等等。
（三）打造富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稅制
從邏輯上而言，中國首先要避免本國的稅源外流，在此前提下，才談得上維護區內和區外的稅收公平競爭。為避免稅源外流，必須打造富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稅制?？梢哉f，維護本國稅源，防止本國稅源外流，不僅是我國針對境外投資實行特殊稅收政策的合理性解釋，也是扭轉我國現行稅制下國際“稅收高地”不利局面的政策起點。 例如，考慮到中國已經并將繼續在海外設立人民幣結算中心（目前已經將倫敦、香港作為境外的人民幣結算中心），在不遠的將來，或許會出現境外的離岸人民幣貨幣市場和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即將來外國債券發行人可能會在倫敦發行以人民幣標價的債券，這時，我國面向境外發行者的債券市場將會與倫敦、香港等地的境外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產生競爭。
為了在未來的競爭中取勝， 我國債券投資者的投資回報率須不低于境外離岸市場的債券投資者投資回報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