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壽險行業起步較晚，稍微落后于歐美等發達國家，但經過 100 多年的不斷發展，到了 19 世紀80 年代，日本就成為壽險最發達的國家。二戰之后，得益于國內經濟的迅速恢復以及繁榮發展，再加上國民的高儲蓄率，日本壽險業更是有了大規模的擴張與進步。在整個日本保險行業中，壽險業務所占比重最大，壽險的繁榮發展直接推動了日本整個保險業的進步，全球壽險公司前五名中有 3 家，前十名中有 4 家是日本公司。繁榮的壽險市場不僅使得壽險公司得以盈利，其獨特的保障性和收益性也使得普通民眾從中獲益，對于日本國民而言，投保壽險成為其投資渠道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日本壽險業所積累的深層次問題也開始逐漸顯現: 保費收入不足、償付能力下降、資產負債比例不合理等。而發生在 20 世紀 80 ～90 年代的經濟泡沫及其破滅在給整個日本經濟帶來極大創傷的同時，更是使得壽險行業遭受了嚴重打擊，1990 年代末期，共有 7 家壽險公司相繼破產，其中包括數家世界 500 強企業，這在日本金融業引發了劇烈震動。
分析高額利差損現象背后的原因，探究日本壽險業衰退的根本原因，并反思其在泡沫時期的破產浪潮中的教訓，對于在當前壽險預定利率市場化背景下更好地發展中國壽險業，實現壽險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日本壽險業的衰退歷程
20 世紀 70 年代前，日本壽險產品的預定利率并不高，所謂預定利率，是指保險公司在產品定價時，根據公司對未來資金運用收益率的預測而為保單假設的每年收益率，是壽險保單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時壽險公司面對的投資環境較為良好，其投資收益率高于預定利率，因此經營狀況較為良好。但自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由于經濟的迅速增長和人們對未來預期的樂觀態度，銀行利率和債券利率都在逐年升高，這迫使各家壽險公司不得不提高預定利率，以達到穩定現有客戶，維持市場份額的目的。到了20 世紀 80 年代前期，預定利率已經由 20 世紀 70 年代的 4% 提高到了 6． 25% 。而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由于經濟泡沫的逐步形成和發展，壽險公司為了吸引資金、維持生存，不得已采取了追求單純保費增長和市場規模擴張的策略，大規模地銷售預定利率高達 8% 的儲蓄性養老保險產品，壽險保險費收入迅速膨脹，整個保險業的資產規模也大幅擴大。
這一期間，總保費收入年同比增長 20% 以上，整個日本壽險行業大規模擴張并達到了趨于飽和的程度，保費收入占世界市場的 28． 6%，占亞洲市場的 80%，成為當時規模最大的國際壽險業市場。從壽險公司的角度看，以日產生命為例，其資產總額增長了 4． 6 倍，壽險簽約保單數增長了 9 倍左右; 從保險客戶的角度來說，到 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90%以上的日本家庭都辦理了壽險業務，壽險普及率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 1993 ～1995 年日元大幅升值，國內經濟泡沫破滅，從而導致房地產、債券、股票等的價值大幅度下跌，再加上日本政府所實施的零利率政策，該時期保險資產的實際收益率進入下滑通道并維持在低水平上，而此時的各壽險公司為了拉攏客戶，沒有及時降低新簽保單的預定利率，仍然維持著遠高于市場收益率的預定利率水平，這使得整個壽險業在負利差環境中經營，壽險公司只能通過不斷增加新業務來維持現金流的穩定。新增的到期保單的給付成本過高，保險公司無法按期足額給付保險金，不良資產比率大幅攀升，壽險公司財務狀況持續惡化，引爆了民眾的退保風潮，整個日本壽險行業面臨巨大危機，數家壽險公司相繼破產。
日本壽險業之所以在這場危機中損失慘重，直接原因在于壽險公司所面臨的高額利差損，即壽險公司在出售保險產品時向客戶承諾的預定利率與其進行投資的實際收益率之間的不利偏差所引起的虧損，利差損通常發生在固定成本保單中，但非固定成本保單如萬能壽險等也有發生利差損的風險。
其計算公式為:利差損 = \\( 預定利率 － 實際收益率\\) × 責任準備金總額應當注意的是，利差損不等于“預定利率與市場利率之差”，原因在于雖然市場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壽險公司進行投資時的基本收益情況，但并不能真實地反映壽險公司的真實收益情況，壽險公司可以通過構造不同的資產組合方式獲得不同于市場利率的投資收益率。因此，用“預定利率與實際收益率之差”可以更加準確地描述壽險公司的利差損狀況。另外，發生利差損不一定會使壽險公司虧損，輕微的利差損可以通過其他盈利途徑加以彌補，只有高額利差損才會使壽險公司經營困難，而正是這一問題，直接導致了日本壽險業的巨大衰退。
1997 年 4 月，總資產為21 674億日元的日產生命宣告破產，掀開了日本壽險行業破產浪潮的序幕。
1999 年 6 月，東邦生命申請破產，2000 年 5 月至 10 月，4 家壽險公司\\( 第百生命、大正生命、協榮生命、千代田生命\\) 接連破產，2001 年，東京生命破產。7 家大規模壽險公司的相繼破產，堪稱日本壽險業史上的一次嚴重危機，引發了民眾的極度恐慌。自此之后，日本壽險業總保費收入年同比增長迅速回落到1995 年的零水平，而 1996 ～ 2002 年間同比增速基本保持在 － 5% ～ － 2% 。2006 年，日本壽險業保費收入比其泡沫時期的最高點減少了大概 15%。
二、日本壽險業衰退的原因分析
日本壽險業的衰退，概括地說，是由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的原因所導致的。內部原因是日本壽險公司自身的資產負債管理方法不當，這種管理方法影響了利率確定的準確性，導致了偏高的預定利率，再加上壽險公司大規模擴張高利率產品，當經濟泡沫破滅時就產生了大量利差損，而壽險公司與被投資企業相互持股更是加劇了利差損的程度; 外部原因表現為外資公司的競爭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加劇了日本國內壽險公司經營環境的惡化，具體分析如下。
\\( 一\\) 內部原因
首先是資產負債管理方法不當。在經濟泡沫時期，日本壽險公司以經營創新型壽險為主。為了能夠在收取較低保險費的情況下兌現高利率承諾，壽險公司也加入了當時火熱膨脹的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當中，將其大部分資產投資于這兩個市場，卻忽略了采取套期保值等方式對高風險進行合理規避。
同時還模仿銀行的做法，以有價證券和房地產作為擔保品，向券商和房地產開發公司發放貸款進行融資，以期獲得高額回報。壽險公司此時對資產負債的管理主要集中于盈利上，沒有充分地考慮利率可能會發生的變化及其結果，結果當泡沫開始破滅時，大量資產難以及時足額收回，同時還迎來了高預定利率到期給付高峰，而壽險公司的留存資本金和計提的準備金難以應對。
此時壽險公司為了滿足預期的高利率給付資金需求，減少損失，只好鋌而走險，更加積極地進行國內外投資，開始購買大量債券、股票和進行房地產投資。不僅將長期穩定的保費收入進行長期投資，還經常將短期的保費收入進行長期投資，試圖借此來獲取較高利潤，從而降低風險，結果卻造成了嚴重的期限錯配。以日產公司為例，在其購買大量外國債券之后，1993 ～1995 年，日元大幅度升值，國內經濟泡沫破滅，債券價格急劇下跌，使得其在有價證券投資上損失1 493億日元; 同時其還進行了大量的房地產投資，在泡沫破滅后，房地產投資損失 460 億日元。而此時日本政府推出的零利率政策更是加劇了保險資產的收益率的持續下降趨勢，讓壽險公司的經營狀況舉步維艱。
其次，利率確定不合理。日本壽險公司為了積極吸引客戶購買保險，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爭奪客戶，在確定產品預定利率時參照的是當時主要的投資工具，如銀行存款或債券等的利率，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提高或給予優惠，而不是根據該產品的主要投資方式的預期回報率進行定價，這就使得保險產品的預定利率與投資收益率各自兩條線，兩者之間沒有太大的相關性。
偏高的預定利率使得客戶往往只看到了壽險所能帶來的好處，而忽略掉了高利率給壽險公司經營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以及背后所隱含的高風險。而且壽險公司也沒有進行適當的投資組合，沒有充分做到使其收益結構與負債結構相匹配，難以在保證收益的前提下對風險進行合理有效的控制。這種具有一定盲目性的確定利率的方式雖然在短期內給壽險公司帶來了較多的客戶; 但從長期的角度來看，在日本持續通貨緊縮，低利率長期化的狀況下，由于人壽保單的未來現金流對利率變動十分敏感，從而會對壽險公司的償付能力產生重大影響，壽險公司難以償付高利率保險金，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壽險公司會流失掉更多的客戶，從而不利于自身的良性發展。再者，盲目擴張高利率產品。經濟泡沫時期，為了充分占領市場，在競爭中取得一定優勢，日本壽險公司通過擴張高利率產品來追求高市場占有率。以日產公司為例，1987 年總資產為6 964億日元，經過大規模擴張后，到了 1989 年變為16 270億日元，其中，銷售高利率個人年金產品的收入占 49%。對壽險公司而言，保險費率的主要決定因素有 3 種: 死亡率、附加費率、利率。在一段特定時期內，死亡率是較為穩定的，并且可以根據經驗生命表加以預測和及時調整，因此其不會發生較大波動，也不會對壽險公司的經營產生太大的影響。就附加費率而言，其主要構成部分為經營費用、預期利潤、意外準備金等，這些因素大多具有良好的穩定性，短期不會有大幅度改變，可以進行充分預測和把握。因此不會有過多不良影響。因此，利率就成為衡量壽險公司經營優劣程度的重要指標。一方面，壽險公司為了滿足客戶對高利率的追求，推出大量高利率產品，而這些產品的保險費率卻相對較低，為將來的償付埋下隱患; 另一方面，壽險公司為了穩定經營，避免退保風潮的爆發，不能隨意調整已經簽約的保單的利率，只能對新簽保單的利率進行調整，這種滯后性也是導致日后危機的原因之一。因此，壽險公司盲目擴張高利率產品的行為雖然在短期內達到了穩定客戶，保證市場份額的目的，且在泡沫膨脹時期并不會產生太嚴重的后果。但是當泡沫破滅，出現通貨緊縮時，由于市場利率大幅度降低，作為壽險公司主要投資渠道的政府債券和股票等金融工具的收益率持續下降，而以簽約保單的保費不能及時調整，大量到期保單等待償付，這就使得利差損不斷產生并逐年擴大，最終導致日產公司的年均利差損高達 300 億日元，而這也是導致其他壽險公司倒閉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相互持股缺陷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西方國家的保險公司主要以保險基金形式進行證券或實體經濟等形式的間接投資，通過間接的方式增強了償付能力，降低了投資風險。而日本壽險公司則是大量進行股票、甚至是房地產等直接投資，雖然可能會獲得更高的收益，但直接承擔了企業經營風險。另外，被投資企業又大量購買該保險公司的保單，有的還以自己所持有的保單為抵押物向保險公司申請貸款，壽險公司與企業兩者之間形成了利益互聯的共生關系，而雙方的風險也隨之大大增加。
隨著20 世紀 90 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由于市場利率的降低，企業經營面臨極大困難，甚至連日常的開支都難以應付，因此為降低經營成本，企業不斷削減保險計劃，減少投保金額，甚至部分退保。而保險公司也由于保險費的負增長以及流動性壓力面臨經營困境，被迫不斷減持企業股份，雙方先是互相持有資產，進行表面上的增資擴股，然后又相互拋出資產，滿足流動性需求。
這使得在泡沫經濟時期積累的不穩定資產的弊端集中爆發出來。
\\( 二\\) 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可歸結為兩方面，既有來自外資公司的競爭，又有政府采取不恰當政策的原因。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日本的國民儲蓄總額不斷攀升，個人資產額達到1 200多萬億日元，其中保險資產占 1 /4 左右，保險市場十分巨大。而在當時的 101 家保險公司中，只有 4 家是外資公司，廣闊的市場發展潛力令歐美國家急切想要進入。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于 1994 年和 1996 年兩次與美國簽署保險協議，逐步開放保險市場，允許外資進入日本壽險業。而 1996 年的日本版“金融大爆炸”促使日本政府頒布了《新保險業法》，通過進一步放寬政府限制和增進自由化來促進保險業的競爭和公平，取消政府對預定利率的限制，更大范圍地允許外資進入等。在此背景下，歐美等國家的保險公司利用自身在企業信用評級、產品研發、售后服務等方面具有的獨特優勢，通過兼并、戰略重組等方式大規模進入日本壽險市場，對日本壽險公司進行全面攻擊。對于本土企業而言，一方面，是外資的猛烈攻擊; 另一方面，是國內經濟泡沫的破滅所引發的退保風潮，在國內外的雙重打擊下，日本壽險公司只能勉強維持經營或選擇破產。再看政府所采取政策。1996 年之前，日本政府對保險行業實行認可制，控制新進入者并限制原有公司增設分支機構。在扶持政策方面，政府采取了“護航艦隊”政策，給企業充分的指導和幫助，努力使現有壽險公司得到保護，保證經營業績最差的壽險公司也能生存下去。
政府的這種呵護式管理方法使得壽險公司不太注重保險業務質量的提高，而只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保險單數量的增長，造成了資產負債結構的惡化，而且使得壽險市場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壽險公司競爭力嚴重不足，這一弊端在外資未進入時沒有表現出來，但在市場向外資開放后就暴露無遺。而在泡沫破滅之后，日本政府認為銀行倒閉會引發連鎖反應，而保險業的影響較小，因此采取“棄卒保車”政策，側重于拯救銀行業而忽略保險業的經營困境。20 多年以來的日本經濟低迷時期，日本央行曾大量注資銀行體系，協助銀行清理龐大的壞賬，如在 1998 年國會決定劃撥 60 萬億日元對銀行進行保護，而對保險業則幾乎沒有幫助。經濟過熱和蕭條的大起大落給保險業造成了巨大損失，而日本政府在沒有危機時管得過死，在發生危機時卻放手不管，這種極端的方式使得壽險公司在沒有培育起充分的抗風險能力時就將其推向漩渦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保險業的危機程度。
內因與外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日本壽險業的巨大衰退，影響空前。而對于我國壽險業來說，反思這場衰退所帶來的經驗與教訓，并在進行資產負債管理、合理有效地控制風險等方面加以改進，對于在2020 年基本建成有市場競爭力、富有創造力和充滿活力的現代壽險服務業具有重要意義。
三、日本壽險業衰退對中國壽險業發展途徑的啟示
我國壽險業曾經在 1997 年左右遭遇了一場危機。在這段時期內，壽險業的預定利率大多數維持在7． 5% 左右的水平，某些保險公司的預定利率甚至會達到 8． 8% 的超高水平，這些都已經達到了日本泡沫時期的利率水平，但我國在這一時期并沒有發生保險行業的大規模破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這一時期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增長較快的階段，而且這一階段的持續時間較長，使得壽險公司有充分的時間彌補高利率所引發的利差損，并實現了預定利率的穩定下降，平穩地度過了危機時期。
2013 年，我國的非上市壽險公司中，一半以上處于虧損狀態，近 1 /3 的保險公司虧損，這既有內部原因，如資產負債管理方法不當、利率確定不合理等的影響，也有體制機制等外部原因的作用。由此可見，這與日本壽險業衰退受內因與外因共同作用相似。而同年 8 月，保監會調整了產品定價利率，不再對普通型人身保險的預定利率水平進行統一的 2． 5%上限規定，僅對法定責任準備金評估利率\\( 不高于3． 5% \\) 進行調控，即放開對前端的保單預定利率的控制，通過后端的準備金評估利率來調節前端。
壽險產品預定利率市場化很可能對壽險公司償付能力、產品競爭力、行業競爭造成風險，壽險業的競爭加劇，對客戶的爭奪將更加激烈。另外，自 2014 年起，壽險業將逐漸進入滿期給付高峰期，給付金額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將不斷攀升，而市場化所帶來的支出相對增加，保費收入相對減少，進而引發的現金流短缺問題將成為阻礙保險公司繼續發展的瓶頸。
具體而言，可以從預定利率的制定和投資前景兩個方面加以考察。
從預定利率上看，傳統型壽險保險期限多為 3 年期、5 年期，隱含一定風險。2008 ～2012 年，壽險業投資收益率分別為 1． 89%、6． 41%、4． 84%、3． 49% 和 3． 39%，大部分年度的收益率都低于當年的 5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按壽險業 5． 5%左右收益率的壽險產品精算假設，收益率缺口比較大，有一定程度的利差損產生，與日本壽險公司所采取的措施相似，銷售人員為了促成簽單，往往給消費者很高的預期，使得消費者增加購買量。近年來，分紅險在壽險產品中所占份額不斷增加，而普通保險、健康險和意外險等所占份額呈下降趨勢，由此可以看出，消費者越來越傾向于購買具有較高預定利率的產品，而當部分產品滿期收益出現低于銀行存款同期利率情況時，卻很容易發生退保問題。另外，很多公司采用附加健康險等其他險種的方式來銷售壽險產品，但在保險責任中對治療方式進行了過于嚴格的限制。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改變，原有的舊條款中的保險責任規定有可能難以滿足新條件下的要求，即新的醫療方式不在理賠范圍之內，從而給消費者帶來理賠風險。
在保險投資方面，國內保險機構的資產配置主要包括債券、股票、不動產、銀行存款等。其中，債券因其特有的風險低、收益穩定的特點而成為最主要的投資方式; 隨著近些年來限制的放寬，股票投資的比重也在逐漸提高，而銀行存款的比例一直呈現下降趨勢，保險公司在基本保證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基礎上，逐漸偏向于收益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隨之產生的期限錯配問題也在困擾著保險公司，短期融資與長期投資之間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在看到中國與日本壽險業發展的相似之處的同時，還應該注意到其中的差異。我國當前正處于城鎮化的中后期階段，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因此需要迫切整合城鄉居民養老、醫療保險制度，解決 2 億多農村轉移人口的社會保障問題。
面對巨大的市場潛力，我國壽險公司應充分利用新型城鎮化所帶來的機遇，積極開拓新興市場，適時開發保險費用較低、保險范圍具有針對性的保險產品，為進城務工人員、城市新遷入居民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需求提供進一步的保障，實現商業保險對社會保險的補充和提高，從而在推進城鎮化的同時，實現壽險業的深入發展。
此外，我國壽險業中的相互持股現象并不明顯。由于與日本公司治理結構和法律規定的差異，目前我國壽險業通常會與信托公司相互持股，而基于未來風險等因素，壽險公司與被投資企業很少相互持股，因此，相互持股所造成的風險擴大和流動性壓力在我國壽險業中表現得并不明顯。
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國壽險公司應當充分反思日本壽險業衰退的經驗教訓，以推進資金運用體制改革為核心，改進壽險產品預定利率形成機制，并抓住新型城鎮化這一有利契機，合理發展投資型和保障型產品，積極規避風險，減少高額利差損的產生，建立起現代壽險服務業體系，走一條適合國情的發展途徑。具體而言，應從內外兩個方面采取措施。
\\( 一\\) 內部措施
首先，防止出現類似日本壽險公司一味追求投資收益現象，改進保險資金運用，優化資產負債匹配，實行長期和短期資金分別管理，確保償付能力充足率。壽險公司應以增資擴股、股份制改革等資本市場資金融通的方式擴大資金實力為基礎，從風險的源頭———產品出發，注重新產品的開發及其開發的配套技術、環境，對資產分配比例做出適當的控制，重視資產和負債期限結構的匹配，加強對資產管理公司或托管人的監督和溝通。保險公司應轉變投資管理思路，將短期融資與長期融資相剝離，分別設立資產管理池，更多地將短期收入投資于期貨、銀行理財產品等流動性良好、收益率相對穩定、風險較小的領域，而將期限較長的資金投入到不動產、創業板股票、股指期貨、ＲQFII\\( 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 等具有相對較高收益的市場當中去，提高保險基礎設施債權計劃發行效率，加大壽險資金對資本市場的投資力度，服務新型城鎮化。
其次，防止出現類似日本壽險業一味提高預定利率的惡性競爭現象，合理確定預定利率。在當前壽險產品預定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各家壽險公司的競爭將變得越來越激烈，競爭的重點將是預定利率水平。壽險公司應該根據未來的利率變動趨勢、各類金融產品的利率水平、本公司投資于各類金融產品的比例以及相應的久期等因素，進行綜合考慮，合理制定利率，在滿足支付能力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為客戶提供較高的預定利率，以增強消費者的投保意愿，提高競爭能力，滿足壽險產品預定利率市場化的需要。
再者，防止出現類似日本壽險公司大量銷售高利率產品現象，協同發展普通型和投資型壽險產品。在利率市場化以前，由于預定的利率較低，以保障為主的普通型壽險產品吸引力不大，其在壽險總保費中的占比由 2002 年年末的 44． 19%下跌到 2012 年年末的 9． 1%; 而分紅險、萬能險等產品的份額則從55. 81% 一路攀升到 90． 9% 。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普通型壽險銷售數據大幅增加，截至 2014 年 7月，普通壽險預定利率市場化改革實施整 1 年，普通壽險產品保費收入同比增加 41． 2%，占人身險總保費收入的比重同比增加 3 個百分點。對于壽險公司來說，其利潤主要來源為承保利潤和投資利潤，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普通型產品起擴大市場份額的作用，而投資型產品則起到獲取投資利潤的作用。雖然目前我國壽險業應該以普及普通型壽險為主，但壽險公司可以針對具有較高消費能力的群體開發品種多樣的投資型產品，從而獲得穩定的利潤來源，實現其長期發展目標。也就是說，壽險公司通過普通型產品來開拓市場，通過投資型產品來獲得利潤，兩類產品協同發展，促進壽險業的繁榮。
第四，防止出現類似日本壽險業投資風險過高現象，深化與銀行的合作經營，共同降低經營風險。壽險公司可以與銀行開展密切合作，在銷售方面，進一步允許銀行代銷或包銷保險產品，鼓勵客戶借助網上銀行了解保險產品并繳費。協調與銀行的關系，成立與銀行主業隔離的專業銀保銷售機構，實現銀保業務與銀行主營業務的分離。在投資方面，適當擴大對銀行相關金融產品的投資比例，嘗試投資于銀行債券、理財產品的新型金融投資渠道，努力降低經營風險，獲得合理利潤。
\\( 二\\) 外部措施
一方面，防止出現類似外資公司對日本壽險業衰退的推波助瀾現象，積極應對外資公司挑戰。隨著預定利率市場化的實施，我國本土壽險公司將面臨外資壽險公司在更大范圍內、更高程度上的挑戰。對此，本土壽險公司應該立足我國現實國情，利用國內的信息優勢和地緣優勢，開發適合于國民的壽險產品。同時還可以與外資公司開展密切合作，如聯合開發新險種、進行股權合作、設立合資公司等，在險種設計、產品銷售、售后服務、資金運用、資產負債管理等方面積極學習，不斷改進，努力促進我國壽險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防止出現類似日本政府放手不管的現象，加強保險監管和政策支持。探索建立壽險公司退出機制，解決差而不倒、亂而不倒的現象。目前我國保險機構退出機制不健全，絕大部分公司可以在全國開展業務，新公司只是對原有市場主體的簡單復制和市場份額的重新分配，沒有退出機制。2014年 6 月，保險公司收購合并管理辦法正式施行，這一辦法明確了保險公司收購合并有關事項，邁出了保險公司退出工作的關鍵一步。對于分支機構退出，可以采取強制退出、勸退和自行退出 3 種方式，退出機構的原有保險業務由其他分支機構承接。至于總公司的退出問題，原有保險可以由保險監管部門指定公司承接，相關費用由保險保障基金公司承擔。加強政策支持，推動壽險業發展。對于壽險這一特殊的行業，政府維護公平競爭環境下應在稅收、金融、產業政策等方面給予一定必要的優惠，為其資金的運用創造寬松的環境。如在稅收方面，由于壽險資金收益最終用于基金保值，并逐漸以紅利形式返還給保戶，因此可對壽險資金的運用所得的收益實行稅收遞延政策。如果壽險公司遇到特殊的大額給付，而運用的保險資金又不能及時抽回時，中央銀行應向保險公司提供低息貸款、債券貼現等幫助。另外，保監會在發揮監督作用的同時，應該承擔起一定的服務職能，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搭建起壽險公司之間信息共享的橋梁，充分發揮中國保險信息技術管理公司作用，促進壽險公司之間的信息交流與溝通，幫助各個公司直接開展共同開發與合作經營，增進壽險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四、結 語綜上所述，壽險產品預定利率市場化有可能產生“惡性競爭”引發系統性的風險問題，我國壽險業應認真反思日本壽險業衰退的原因，強化資產負債經營理念，充分把握當前形勢尤其是新型城鎮化給壽險業發展帶來的機遇，優化城鎮化建設投融資體制，構建種類豐富、覆蓋廣泛、保障全面、優質高效的保險服務體系，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壽險服務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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