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60 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 13.26%,比 2000 年上升 2.93 個百分點。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已經十分明顯,與此同時,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施行,中國人口出生率卻持續下降。伴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居民對人壽保險的需求必將增加,這對人壽保險行業的發展極為有利。2006 年我國人壽保險的保費收入約 3592. 64 億元,而 2012 年約 8908. 06 億元,年均增長約 16.34%,遠高于同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我國的壽險行業面臨著非常廣闊的市場發展前景。然而,在人壽保險保費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人壽保險保費收入在總體保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卻在不斷下滑。既然人口老齡化趨勢越發顯現,那為何人壽保險保費收入在總體保險保費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卻會下降,這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壽險需求的影響因素眾多,且存在輕重之別,不同的影響因素導致壽險行業在經濟發展的各個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階段性特征。伴隨著壽險需求影響因素的階段性特征,壽險行業的發展表現為結構性演進。臺灣保險行業發展處于全球前列,臺灣的經濟發展水平亦領先于中國大陸。從發展水平的數據來看,目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水平及保險行業發展水平與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臺灣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當下中國大陸保險行業的發展特征亦與彼時臺灣的發展特征相類似,這就可以對兩個經濟體進行跨時比較研究。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過對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數據進行比較,研究在這種結構性演進中,壽險需求影響因素的輕重之別及其與經濟發展階段的對應關系。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現有對壽險需求的研究文獻主要可以被劃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是以理論研究為主,以效用理論為基礎,以居民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為前提,分析居民的收入、風險偏好程度及通貨膨脹率等因素對壽險需求的影響。另一種是以實證分析為主,進行壽險需求與相關影響因素之間的實證回歸分析,從而闡述各種變量對壽險需求的影響。
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居民購買壽險產品的主要目的是抵御壽命的不確定所帶來的收入風險,而不是為了消除金融資產的風險,意即壽險的主要作用是儲蓄和保障,而不是投資。中國學者也從理論方面進行了研究。陳之楚、劉曉敬\\(2004\\) 認為,儲蓄和壽險需求之間形成此消彼長的關系,壽險需求的動機是進行儲蓄。于殿江、郭楠\\(2003\\) 則認為,我國居民是處于保障性儲蓄的動機而購買人壽保險,壽險和儲蓄具有功能上的替代性。
但單從理論模型上無法推斷影響因素與壽險需求之間的數量關系,因而,國內外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國外的相關研究主要采用多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所選取的影響因素包括通貨膨脹率、人均收入水平、教育水平、老齡化程度、預期壽命等\\(Beenstock et.al,1986; Browne &Kim,1993; Beck & Webb,2003; Chui & Kwok,2009 \\) 。在國內的研究中,鐘春平、陳靜、孫煥民\\(2012\\) 通過構建省際面板數據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城市化水平及教育水平均促進了對壽險產品的需求。梁來存\\(2007\\) 則分析了眾多指標對壽險需求的影響,包括居民收入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儲蓄存款余額、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存款利率、城市化率、金融深化程度、對外開放度、人口受教育程度等多項指標。趙桂芹\\(2006\\) 通過面板數據分析,認為居民儲蓄存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受教育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對壽險需求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潘軍昌、楊軍\\(2010\\) 的研究則表明,通貨膨脹對壽險需求有抑制作用,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對壽險需求有促進作用,但利率對壽險需求的影響不顯著。
國內外學者在對壽險需求的實證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大同小異,得出的結論也有不少相同之處。但這些研究只是通過統計回歸分析說明壽險需求的影響因素,而沒有將影響因素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階段性特征聯系起來。經濟因素、價格因素和社會因素皆對壽險需求有影響,而這些影響因素的作用大小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不盡相同,因此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壽險行業的演變就表現出各自的階段性特征?，F有的文獻研究未在更深層次上闡述壽險行業的發展特征,也沒能對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進行跨時比較,本文試圖彌補這些缺陷。正如前文中已經談到的,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保險行業發展領先于中國大陸。1970 年臺灣壽險行業的保險深度\\(壽險保費收入/國內生產總值\\) 為 0. 59%,而 1990 年中國大陸的這一數值為 0. 60%; 2010 年中國大陸壽險行業的保險深度為 2. 41%,與臺灣地區在 1990 年的數值\\(2.51%\\) 甚為接近。
臺灣地區的壽險行業發展領先于中國大陸 20 年,因此,進行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的不同時期比較將可以更加準確把握壽險行業影響因素之間的不同作用并解釋壽險行業的演進趨勢。
三、壽險需求影響因素分析
人壽保險需求與正常商品需求一樣,受到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影響。人壽保險又是一種儲蓄行為,是居民對于未來不確定收入和不確定支出情況下的預防性儲蓄,居民在這種儲蓄行為中就必須考慮利率與通貨膨脹率。同時,壽險需求還受到老齡化程度和居民對壽險行業認知程度的影響。因而,壽險需求的影響因素可以分成三大類: 一是經濟因素,諸如國內生產總值\\(GDP\\)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居民可支配收入等; 二是價格因素,代表儲蓄收益的利率和代表貨幣時間價值的通貨膨脹率等; 三是社會因素,主要包括老齡化程度和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經濟發展水平與居民收入水平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呈現同方向變動的關系,同時兩者對壽險需求的影響方向亦相同。不過,這兩個因素對壽險需求卻存在正負兩方面的影響。隨著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更關注自身保障問題,也更有剩余的財富去購買人壽保險,這是一種正向的影響。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特別是預期收入提高將使得居民更有能力進行自我保障,這可能會是對壽險需求的一種負向影響。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對壽險需求的最終影響結果取決于這兩種相反方向的力量大小,而兩種相反方向的強弱對比又取決于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征,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使得壽險需求的決定因素并不相同。在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上,收入增加必然會刺激壽險需求的提高; 而在經濟發展水平繼續提升時,居民更有能力進行自我保障,因而對壽險需求的動力就會下降,此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不再是壽險需求的決定因素。
普遍的觀點認為,儲蓄產品和貨幣的價格水平對壽險需求也有影響。傳統壽險產品的預定利率是固定的,如果市場利率上升,這種壽險產品對居民的吸引力就下降,需求就減少,反之則這種壽險產品的需求就增加。因此傳統壽險產品的需求與利率呈現負相關關系。但是,隨著壽險市場和壽險行業的發展,壽險產品愈加豐富且合同條款愈加靈活,創新型的壽險產品\\(如萬能險\\) 比銀行存款更具靈活性,因而利率對壽險需求的影響就變得更加復雜。在經濟發展起步階段,如果居民購買壽險的主要目的是保障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那么以保障為主要目的的壽險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小,甚至不受其影響。而在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居民將壽險產品作為投資品的一種,作為股票、房產和證券等相關金融投資品的替代品,那么其需求量肯定會受到利率的影響。
有些研究認為通貨膨脹會抑制壽險需求。其一,這種影響表現在價格效應方面,在壽險合同中,居民繳費在前,保險給付在后,通貨膨脹的存在會使得保險給付金額出現貶值,使得保險收益下降,從而降低居民的壽險需求。其二,這種影響亦表現在收入效應方面,通貨膨脹會使居民的實際收入下降,進而減少對壽險產品的需求。這兩種效應都顯示通貨膨脹之所以影響居民的壽險需求,是因為通貨膨脹改變了居民的收入,或是改變了居民在購買壽險產品中所獲得的收益,從而降低壽險需求。在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的時候,通貨膨脹的存在會降低居民所購買壽險產品的收益率,此時居民會更加關注自己收入的損失,因而通貨膨脹的影響較大。而在居民收入水平較高的時候,由通貨膨脹所導致的收入損失相比于居民的收入來說變得更加微不足道,此時通貨膨脹的影響較小。
人口老齡化會影響居民對于壽險產品的需求,更多的老年人口就意味著更大量的壽險需求。
此外,普遍的觀點認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就越能接受保險產品,對保險產品的認知程度越高,因而壽險需求就越大。
以上所述壽險需求的多個影響因素,涵蓋了經濟因素、價格因素和社會因素等多個方面。這些因素對壽險需求的影響方向和力量大小皆較為復雜,需要借助實證研究才能正確分析其中的經濟機理,并進行定量分析。以上的理論分析說明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壽險需求的影響因素并不相同,也就是說,對應著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經濟因素、價格因素和社會因素在壽險需求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這樣的理論分析結論驗證了本文的理論設想,通過比較中國大陸和臺灣在不同時期壽險需求的影響因素,可以梳理出隨著經濟階段性發展而產生的壽險需求的結構性演進過程,并由此確認壽險需求影響因素的階段性特征。
四、臺灣壽險需求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前文理論分析,本文首先研究臺灣的壽險需求影響因素。本文以臺灣人壽保險保費收入作為因變量,臺灣的“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有效契約的總保費金額”來自于臺灣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所提供的“人壽保險業歷年重要統計資料”,自變量包括 GDP、人均可支配所得、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消費者價格指數、老齡化程度等指標。為了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將 1970—2012 年的消費者價格指數進行累積,然后將 GDP 和人均可支配所得除以當年的累積價格指數,以算出 1970年不變價的每年 GDP 和人均可支配所得。由于臺灣的統計數據沒有關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統計,而只有各類學校在校生人數和畢業生人數的統計,因而無法將受教育程度指標納入臺灣的回歸模型中。各項指標的統計性描述和數據來源見表 1。
前文已經談到,2010 年中國大陸壽險行業的保險密度\\(壽險保費收入/國內生產總值\\) 與臺灣1990 年的數值非常接近。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1990 年臺灣的人均 GDP 為 9858 美元,而 2012 年中國大陸的人均 GDP 為 10 091 美元,兩者亦非常接近。這些數據皆說明臺灣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壽險行業發展水平領先于中國大陸約 20 年。為了進行相同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本文將臺灣的數據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70—1990 年,第二階段為 1990—2012 年。
\\(一\\) 1970—1990 年臺灣壽險需求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的實證分析所用軟件均是 Eviews6.0,實證分析采用如下的計量經濟模型:
lnFt= a0+ a1lnINCt+ a2lnGDPt+ a3lnINRt+ a4lnCPIt+ a5lnAGD + εt\\(1\\)
為了消除數據非平穩性,本文對自變量和因變量的所有指標數值都取對數。由于某些年份消費者價格指數出現負數,為了便于取對數,本文對消費者價格指數的數值都加 1,然后再取對數。這樣做并不影響數據分析結果,因為 ln\\(1+X\\) ≈lnX。在實證分析中,如果各個變量是非平穩變量,則不能夠進行回歸分析,因此本文首先對各個變量進行單位根\\(ADF\\) 檢驗,以檢查變量的平穩性。
從檢驗結果來看,人壽保險保費收入、人均可支配所得和消費者價格指數的時間序列數據都通過了平穩性檢驗,GDP、利率和人口老齡化程度在一階差分上平穩。六個變量未出現同階單整的關系,因而本文采用基于 VAR 的 Johansen 協整檢驗方法,對六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六個變量通過了 Jo-hansen 協整檢驗,可以對其進行回歸,回歸估計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的五個回歸方程都通過了檢驗,擬合優度都較高。從回歸分析來看,1970—1990 年,臺灣壽險需求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人均可支配所得在五個回歸估計中都通過了檢驗。
GDP 對壽險需求有正向影響,不過其系數小于人均可支配所得的系數。消費者價格指數對壽險需求有負向影響,這說明通貨膨脹上升會抑制壽險需求。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為表征的利率指標沒有通過檢驗。以 65 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表征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也是壽險需求的重要影響因素,其影響系數非常大,說明人口老齡化會快速拉動壽險產品需求。
1970—1990 年間,臺灣正經歷著經濟起飛之后的高速增長階段,GDP 年均增長速度高達8. 55%,直至 1990 年臺灣人均 GDP 達到 9858 美元。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對壽險需求起重要的決定性作用,收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老齡化程度都對壽險需求有正向影響。當居民的收入水平較低時,通貨膨脹在居民的資產配置決策中起較大作用,因而通貨膨脹對居民的壽險需求有較為顯著的負向影響。在經濟發展的起步和快速擴張階段,居民購買壽險產品主要是為了保障退休后的生活,此時居民更看重的是壽險產品的保障功能,而非投資功能,因此利率水平對壽險需求沒有影響。如上的回歸分析完全與理論分析是相一致的。
\\(二\\) 1990—2012 年臺灣壽險需求影響因素分析
臺灣人均 GDP 在 1991 年跨入 1 萬美元關口,達到 10 903 美元。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經濟體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居民收入水平和個人財富大幅提高,社會保障更加健全。同時金融市場日趨活躍,保險產品亦成為金融市場上對股票、證券等金融產品的一種重要替代品。因此壽險需求的影響因素會發生轉變,為了研究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壽險需求的影響因素,本文依然根據式\\(1\\) ,利用臺灣 1990—2012 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同樣,為了消除數據非平穩性,本文對自變量和因變量都取對數。對于某些年份消費者價格指數出現負數的問題,沿用前面的方法進行處理。首先,對各個變量進行單位根\\(ADF\\) 檢驗,以檢查變量的平穩性。從檢驗結果來看,人均可支配所得、消費者價格指數、利率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時間序列數據都通過了平穩性檢驗,人壽保險保費收入和 GDP 在一階差分上平穩。六個變量未出現同階單整的關系,因而本文采用基于 VAR 的 Johansen 協整檢驗方法,對六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六個變量通過了 Johansen 協整檢驗,可以對其進行回歸,回歸估計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的五個回歸方程都通過了檢驗,擬合優度都較高。1990—2012 年,臺灣壽險需求的主要影響因素是 GDP、利率和人口老齡化程度。在五個回歸方程中,利率都通過了檢驗,而且影響系數皆為負數,人均可支配所得都沒有通過檢驗,這與 1970—1990 年的回歸結果完全相反。GDP 和人口老齡化程度依然對壽險需求有正向影響,而且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影響系數依然很大。消費者價格指數沒有通過檢驗,這說明通貨膨脹已經對壽險需求沒有影響。
如前所述,1990 年之后臺灣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經濟增長趨于穩定,1990—2012 年臺灣 GDP的年均增幅降至 4.95%。
在跨越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之后,居民收入水平和個人財富大幅提升,居民的保障能力大為增強,此時收入水平的提升對壽險需求沒有影響。在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階段,居民較高的收入水平和財富存量使得居民的投資需求旺盛,壽險產品更多地是作為一種投資品進入居民的投資決策,成為股票、證券的替代品。如果利率水平上升,獲取固定收益的壽險產品的收益率就變得缺乏競爭力,因而居民的壽險需求會降低。在收入水平較高的經濟發展階段,通貨膨脹對居民收入決策的影響較小,這與回歸分析中消費者價格指數對壽險需求沒有影響的結論是相一致的。此外,經濟增長與人口老齡化程度依然對壽險需求有正向影響。實證分析結果與理論分析結論再次完全一致。
五、中國大陸壽險需求影響因素分析
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用消費者價格指數和利率代表價格因素,用人口老齡化程度代表社會因素,并加入表示居民受教育程度的變量,本文同樣對中國大陸壽險需求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采用如下的計量經濟模型:
lnFt= a0+ a1lnINCt+ a2lnINRt+ a3lnCPIt+ a4lnAGD + a5lnEDU + εt\\(2\\)
中國大陸的壽險保費收入數據來自于 CEIC Data Manager。由于統計數據的欠缺,中國大陸的壽險保費收入數據只能追溯到 1999 年,為了能夠延長數據的時間序列,并與臺灣的回歸結果做比較,本文搜集了 1990—1998 年中國大陸所有保險公司的壽險保費收入數據,包括占據絕大部分市場份額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和中國平安保險公司等公司的壽險保費收入,將其加總作為全國的壽險保費收入。在這些年份中,中國壽險市場剛剛起步,市場參與者較少,而且市場集中度較高,以市場參與者的數據加總作為全國數據的替代是合理的。
自變量的選取與臺灣的回歸分析相類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消費者價格指數等自變量的數據皆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本文以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作為老齡化程度的指標,其數據亦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為了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將 1990—2012 年的消費者價格指數進行累積,然后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當年的累積價格指數,以算出 1990 年不變價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國大陸的受教育程度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表征。中國大陸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一般分為 5 個級別: 未上過學、小學、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根據中國的教育制度,這 5 個級別的受教育年限通常被設定為 2 年,6 年,9 年,12 年和 16 年。從 1996 年開始,《中國統計年鑒》提供了相應的數據,其指標名稱為“各地區按性別和受教育程度分的人口”,這個指標統計了全國和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于各個年份的 6 歲及其以上各種學歷人口的總數量,學歷按照上文中所提到的 5 個級別進行劃分。因而,本文根據這個指標數據來測算 1996—2012 年中國 6 歲及其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6 年之前的數據參照李秀敏\\(2007\\) 年的估算結果。
依據以上方法,本文收集了因變量和五個自變量的時間序列數據,各項指標數據的統計性描述和數據來源見表 4。
在實證分析之前,筆者同樣采用前文所提到的方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單位根檢驗\\(ADF\\) 結果來看,人壽保險保費收入在原序列數據上平穩,消費者價格指數、利率水平、人口老齡化程度和居民受教育程度在一階差分上平穩,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二階差分上平穩。六個變量未出現同階單整的關系,因而筆者采用基于 VAR 的 Johansen 協整檢驗方法,對六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六個變量通過了 Johansen 協整檢驗,可以對其進行回歸,回歸估計結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中的五個回歸方程都通過了檢驗,擬合優度均較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五個回歸方程中都通過了檢驗,說明收入水平的提高是這個時期中國大陸壽險需求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利率和消費者物價指數都沒有通過檢驗,也符合前文所得出的理論結論,在經濟發展的起飛和快速擴張階段,壽險產品最重要的功能是保障功能,而其投資功能并沒有被居民所認識,也可以說,在收入水平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居民購買壽險產品的主要考量因素是保障退休后的生活,居民的投資需求處于萌芽狀態,投資獲益并不是居民購買壽險產品的主要動機。人口老齡化程度對壽險需求有較大的正向影響,而以人均受教育年限為表征的居民受教育程度對壽險需求沒有影響。
中國大陸 1990—2012 年的回歸分析與臺灣 1970—1990 年的回歸分析極為接近,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壽險需求最重要的影響因素,而利率水平對壽險需求沒有影響。前文已經談到,2010 年中國大陸壽險行業的保險密度與臺灣 1990 的數值相當,2012 年中國大陸的人均 GDP 和 1990 年臺灣的人均 GDP 亦非常接近。這說明 1970—1990 年的臺灣與 1990—2012 年的中國大陸處于相當的經濟發展階段,都表現為經濟起飛之后的高速擴張,居民收入從較低的水平開始迅速提高。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壽險需求的主要推動因素是經濟因素,價格因素對壽險需求沒有影響,同時以人口老齡化為代表的社會因素亦有重要影響。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回歸分析之吻合證明了前文所提的理論結論。
六、壽險需求的結構性演進
本文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 1970—1990 年臺灣壽險需求受到收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正向影響,受到消費者價格指數的負向影響,而與利率水平無關; 1990—2012 年中國大陸壽險需求受到收入水平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正向影響,而與利率水平、消費者價格指數和人口受教育程度無關。臺灣經濟發展水平和保險業發展水平領先于中國大陸 20 年,兩個經濟體不同時間段的回歸分析結果證明在同等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壽險行業需求的影響因素具有相似性。更進一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 1990—2012 年臺灣壽險需求受到利率水平的負向影響,受到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正向影響,而與收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者價格指數沒有關系,這與 1970—1990 年的回歸分析結果相反,證明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壽險需求的影響因素存在差異。雖然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經濟發展存在某些差異,但兩個經濟體的產業發展具有較大的共性,可以預計未來中國大陸壽險行業發展將與 1990—2012 年臺灣的發展歷程相類似。
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階段———諸如臺灣的數據所顯示———在 1990 年人均 GDP 突破 1 萬美元之前,壽險需求主要受經濟因素影響,并且收入水平的影響大于經濟發展水平。在經濟總量較低和居民可支配收入較少的發展階段,居民更加注重壽險產品的保障作用,隨著居民自身收入水平的提升,壽險需求自然會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決定壽險需求的最重要因素。這是壽險需求覆蓋范圍不斷拓寬的階段,壽險產品亦顯得較為單一。
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階段,壽險需求主要受價格因素影響。在經濟總量較高和金融體系較為發達的發展階段,壽險產品作為投資品中的一種而被居民所接受,此時居民注重壽險產品的保值增值功能,將其視為投資的一種渠道。這是壽險需求精耕細化的階段,壽險產品更加繁復多樣。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起步階段,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升是這一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特征,居民的壽險需求在這一階段出現了數量上的大幅擴張,亦呈現出一種快速發展態勢。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升,居民逐漸進入壽險市場,很多居民是首次接受和購買壽險產品,在此階段,居民購買壽險產品的第一考量要素就是自身的收入水平。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壽險覆蓋面不斷拓寬的階段,居民制定決策的重要依據就是經濟發展與收入水平。只有到壽險產品精耕細化的階段,此時居民所做決策并非是要不要購買壽險,而是要在各式各樣的保費與賠付條件下選擇對其更有利的產品,此時通貨膨脹率和利率就成為其購買壽險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前我國壽險行業的發展正處于結構性演進第一階段,這與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性特征是互相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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