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謬誤在于，盡管它是研究關于人的學問，但人的發展問題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這種致命的缺陷導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道德貧困和價值危機，正是這種危機，要求在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批判性繼承和超越的基礎上進行經濟學的范式革命和價值重建，從而建構一種新的經濟學范式體系--人的發展經濟學。
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危機及其實質
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經濟學研究應該蘊涵深厚的人學底蘊和人文關懷。然而，在經歷古典經濟學的庸俗化、新古典經濟學的數理化和工程化后，西方主流經濟學逐漸將最重要的精神品質丟棄，對商品、資本、財富和稀缺資源等冷冰冰的東西的興趣取代了對有感情的人的關注，對財富增長的追求取代了對人的幸福生活的追求（當然它也追求幸福生活，但是那種幸福生活主要是停留在物質層面）。對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危機，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將其歸結為范式危機和方法論危機，然而通過分析，我們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危機，其實質是一種價值性危機，更深層次的則是一種發展性危機，集中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經濟學的價值危機
經濟學的危機，首先應該從現實的經濟發展危機中去尋找。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歷史上發生的幾次重大經濟危機都無一例外地印證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謬誤與危機。盡管西方主流經濟學通過自身的研究方法和基本范式的變革，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現實經濟危機，但是，它始終無法徹底地解決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因而始終沒有一種經濟學理論能把現實的經濟社會發展帶離經濟危機的“周期性怪圈”,也沒有人能通過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預測并阻止下一次經濟危機的到來。
美國學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曾經指出：“我們惟一最嚴重的危機主要是工業社會意義上的危機。我們在解決‘如何’一類的問題方面相當成功，但與此同時，我們對‘為什么’這種具有價值含義的問題，越來越變得糊涂起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誰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們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但我們卻迷失了方向?！?/p>
①工業社會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主導下形成的產物，因而從根本上講，工業社會意義上的危機，也是經濟學的價值危機。不可否認，作為研究價值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規律的理論，長久以來經濟學在解決諸如如何增值財富，如何利用先進的科學方法、技術手段以及管理制度實現稀缺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和最大化利用等一系列問題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在 “經濟為了什么”以及 “經濟學為了什么”之類的價值性問題上卻始終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正是在此意義上，經濟學的發展已經與經濟學最本真的初衷發生了很大的偏離，這種偏離最終導致經濟學本身的價值合理性危機。經濟學為商品價值和社會總價值的創造和增值提供了思想指導，但卻沒有為經濟學本身的價值增值提供理論依據。相反，隨著經濟學的不斷庸俗化，經濟學本身甚至是不斷貶值的。
事實上，經濟學的價值危機并沒有隨著經濟學的發展逐漸消失，相反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理論革命之后，社會總財富仍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但現實的情況卻越來越糟糕。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國1大、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和社會道德失序失范等這些問題，都有力地證明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失敗，從而使得我們不得不對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工具或手段以及經濟發展結果的正當性、合理性等作出價值評價和價值選擇。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都表明，經濟學并不具有 “天然合理性”.
如果說經濟學利用稀缺資源實現經濟發展的最大化，那么生產過程中的非人化、分配過程的非正義從而導致人的不自由、不幸福，社會的不公正、不和諧，經濟學又如何解釋？總之，假如我們不能對“經濟為了什么”或者“經濟學為了什么”這些問題進行正面回應并作出合理的回答，那么，經濟學本身就會產生價值合理性危機，從而迷失發展的方向。
（二）經濟人的道德危機
從另一個角度講，經濟學的危機又是經濟人的道德危機，這種危機首先是源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指出，經濟學主要存在兩個根源--“倫理學”和“工程學”,而且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學都是作為倫理學的分支而存在的。關于這一點，阿瑪蒂亞·森給出了一些具體事實作為判斷經濟學本質的傳統實例。然而，隨著現代經濟學的不斷發展，這兩個根源逐漸被分離開來并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只關心最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么”的工程學的方法論不斷被固化和加強并逐漸占據絕對主導；而倫理學方法自斯密的《國富論》之后的200多年里，則不斷被邊緣化甚至淡出經濟學的視野。這種剝離和截然不同的反向發展，造成了現代經濟學兩個根源隔閡的不斷加深，從而進一步離間了經濟學和倫理學。這種人為造成的、不自然的隔閡與分化，一方面把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另一方面又嚴重削弱了福利經濟學自身，使其研究范圍變得狹窄，并使其分析缺乏說服力，從而導致現代經濟學的哲學貧困化。因此，在阿瑪蒂亞·森看來，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貧困化危機，就應該把經濟學關注的焦點轉向真實的人，而非抽樣意義上的“理性經濟人”,而真實的人必然是一個復雜情感的集合體，顯然自利并非唯一的動機，他的動機必然是多元的，“對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類許許多多動機中最為重要的動機，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愛和公共精神等品質也相當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動機都排除在外，事實上，我們將無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類對別人的事情不管不顧是沒有道理的”.
②經濟人的道德危機，還源自于“經濟人假設”本身的缺陷和悖論。通常被認為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本范式和核心范疇的“理性經濟人”, 只是一種存在于虛擬范疇領域的理想狀態和基礎假設。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人的“利己性”與“利他性”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作為社會經濟行為主體的個人并不是孤立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其“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作為社會的人，便不可能不受諸多社會因素的影響，況且人的成長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不僅會理性思考，還有豐富的道德情感，不僅有利己的本性，還具有利他的動機，然而經濟學家們卻在經濟模型中偏愛利己本性而拋棄友善和道德情操，從而導致“經濟人假設”與現實發生悖論。
僵化的理論假設必然造成僵化的理論體系，當“理性經濟人”出現不道德、不理性的行為并導致嚴重的后果時，經濟學卻沒有提供應對之策；他們所追求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可能帶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但不必然導致社會上每個人的利益最大化，當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出現失衡、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時，主流經濟學顯然還是束手無策。這種假設是對人的道德本性的無視和剝離，而剝離了道德本性的理性經濟人，能否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據世界經濟論壇開展的一次投票結果顯示，67.8%的人認為現今全球經濟危機同時也是“道德和價值觀的危機”.③這也證明，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危機是一種道德危機，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共識。
（三）人的全面異化危機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根本缺陷，是其人文精神傳統的喪失，這就導致經濟學盡管在數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進展，但由于對“人的意義”這一重大問題的忽視，由于對歷史、制度、文化等要素的忽視，最終仍然不能回答和超越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經濟學命題。
④正是由于這一根本缺陷，導致經濟學在追求財富增值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人的全面異化，這正是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最為致命的危機。盡管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都有經濟學家發現并揭露了這一問題，然而并沒有把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而且這種揭露與批判顯然并沒有得到主流經濟學家們的青睞和信服，他們甚至眼睜睜地看著人類一步一步地走向人的全面異化的深淵。
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中，馬克思就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危機，并詳細論證了工人是如何在國民經濟學所力主的資本自由和競爭自由主導下如何被資本化、商品化和機器化的，而這些跟資產階級經濟學一點都脫不了干系，“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例”,⑤顯然這絕不僅僅是馬克思所處那個時代特有的問題，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正比例關系愈發明顯。在資本和私有制統治下，人的本質不斷變得支離破碎，多數人的本該享受生命本質的自由被無情地剝奪，人的發展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而資產階級經濟學正是赤裸裸的元兇之一。
馬爾庫塞繼承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批判性品格，在他看來，“人類的需求是歷史的需求”,因為它“取決于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和利益是否認為它是值得向往的和必要的”.⑥在資本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現代西方經濟學顯然直接參與這一社會締造的全過程） 里，那種“按照廣告來放松、娛樂、行動和消費，愛或恨別人所愛或恨的東西”成為了一種普遍流行的需求，這些在馬爾庫塞看來都是“虛假的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也許對個人是最滿意的，但如果這種幸福被用來阻止發展那種鑒別整體的疾病，并把握治愈這種疾病的機會的能力（他的和別人的）的話，就不是一種應維持和保護的事情。那么，結果將是不幸中的幸福感”,“這種幸福意識反映著這樣的信念，即現實的就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說，現存制度提供了商品?！?/p>
⑦在馬爾庫塞看來，這種幸福意識是在只剩下了技術理性這一向度的“單向度的人”及其組成的“單向度的社會”中間開始盛行起來的。在這種“單向度的社會”里，物的一般必然性解脫了道德心，內疚感也就沒有任何地位，“算計清除了道德心”,理性思維完全戰勝了道德情感，而且個體與整體“這種致命的聯系被成功地壓抑了”.這種社會是一種病態的社會，構成這個社會中的個體都是病態的人，是全面異化的人，而造成這一病態的根源是對工業文明的盲目崇拜（而西方主流經濟學則是工業化浪潮的主要推手），顯然這種現代工業社會與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相去甚遠，因為在真正的自由人聯合體中，每個人都是自由全面發展的個人。
（四）現代性危機
貝克指出，“在發達的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地伴隨著風險的社會生產”,⑧然而主導著財富社會化生產的經濟學理論在應對風險的社會化生產問題方面的能力卻遠遠弱于它在促進財富的社會化生產方面的能力。風險的社會化生產造就了一個真實存在的風險社會，在這個風險社會中，人類共同面臨的最大的危機是現代性危機，這種危機是資本、權力、技術及消費主義帶來的最大、最集中、最嚴重的“整體的疾病”,造成這一疾病的根源則是傳統經濟增長觀主導下的現代化理論與實踐，而作為這一理論與實踐的組織者和參與者--西方主流經濟學顯然難辭其咎。
正如貝克所言：“對進步的信仰，是現代性對其變得具有創造性的技術的自信。生產力，以及那些發展并掌握著它們的科學和商業，取代了上帝和教會的位置?！?/p>
⑨這種所謂的“技術自信”或者說“現代性的世俗宗教”被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加以利用從而導致了“技術至上主義”,并不斷演化為那種曾經被哈耶克用作表達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致命的自負”,而近代以來一次次的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 正是他們為這一“致命的自負”所吞下的苦果。
在這種“致命的自負”的精神導向之下，經濟學家們一步一步把經濟學帶進了數理化和工程化的“死胡同”.在這個狹隘的“死胡同”里，很多主流經濟學家眼里的人類共同的母親--地球不過是一個“聚寶盆”,他們時刻“算計”著養育我們的母親身上的寶藏，并用數理方法、技術工程手段把奧妙無窮的大自然化約為可用數學算計、可為技術操縱、可用勞動征服的可用資源，其結果是僅僅幾百年的時間內就創造了遠遠高于過去數千年所創造的生產力，他們因此沉浸于對大自然的勝利的喜悅之中，并為自己發掘資源、征服自然的智慧而歡呼喝彩。顯然，他們并沒有真正意識到并精確計算出我們為現代化發展付出的代價是多么嚴重：“資本-財富”和“技術-理性”主導的現代化發展最大限度地釋放了人的欲望，從而刺激了消費主義的盛行，消費主義盛行反過來又不斷強化資本的再生產功能，鞏固資本的統治地位。他們共同向大自然無休止地索取資源、排放廢物，無情地打破了大自然的生態平衡，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現代性危機”--主體異化、德性傳統失落的意義危機以及自然人功利目的化、自然生態破壞所帶來的生存危機。正如艾凱所說：“現代化是一個古典意義的悲劇，它帶來的每一個利益都要求人類付出對他們仍然有價值的其他東西作為代價?！?/p>
⑩毋庸置疑，現代化把人類社會帶進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富裕社會，同時也把人類社會帶進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高風險社會，面對危機重重和風險疊加的現代性社會，如貝克所言：“我們面臨的任務是修正社會學，以便它能為社會和政治的重新創造提供一個新的框架?！?/p>
然而，我們還必須理智地認識到，作為現代性發展危機的真正“元兇”,經濟學的修正也是至關重要甚至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以及新的發展觀念和理論體系的建構，都始終離不開經濟學的參與。
綜上所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危機，其最致命的來源正是不斷惡化的人的發展危機。這種人的發展危機（無人的發展） 表面上看是人類中心主義所致，實質上是人學空場所致，其根源則在于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人自利本性的偏愛、技術理性的自負以及對人的利他情愫的漠視，是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漠不關心。當然，不可否認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就伴隨著對人學的研究，然而這種本應該置于經濟學的核心地位的內容卻始終是被置于不被重視的次要領域甚至被邊緣化。
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批判性超越--人的發展經濟學的建構
（一） 經濟學的價值性危機要求建構人的發展經濟學
人的發展經濟學的價值基點在于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性繼承和超越，正如前文所講，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危機，一個十分重要的根源在于其在對 “經濟為了什么”“發展為了什么”這一類的價值性問題缺乏應有的關注和有力的解答，這也正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一直無法彌補的缺陷，這一缺陷，正如有學者所言，恰好是創立人的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背景和邏輯起點（朱巧玲，2012）。
事實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缺陷和致命的自負，最終造成了現實的生態危機、經濟危機和人的發展困境，從而逼迫我們不得不反思經濟學的價值所在和終極關懷。正是懷揣著這份反思和關懷，立足于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有必要對經濟學發出一系列詰問：為什么物質產品越來越豐富，人們卻仍不快樂？為什么有的人忍饑挨餓，有些人卻奢靡浪費？為什么我們追求共同富裕，而貧富差距卻日甚一日？為什么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幸福指數卻不斷下降……這些問題都必然引發對經濟學本身的價值性反思，即經濟究竟為了什么？
經濟學究竟為了什么？正如房龍所言：這個世界遠不是一個幸福的世界。的確如此，一個極端不平衡的世界，一個處處存在危機和風險的世界，一個還存在戰亂、饑餓、瘧疾、恐怖襲擊的世界，很難想象是一個幸福的世界。
總而言之，在對西方主流經濟學進行倫理反思和價值批判的同時，還必須對經濟學的價值重建進行有益的探索，這種價值重建必然包含一個重要內容：
把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確立為經濟學的新的價值目標和發展方向，然后循序漸進地從專業角度闡述生活品質、安全感、社會公正、幸福、時間和經濟發展等問題，即如何讓經濟增長促成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在醫療保健、退休保障、經濟收入、教育水平、幸福指數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作出改善，從而創建一個更加幸福、健康、公平且更具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經濟學是研究人的學問，那么經濟學的價值重建的核心就是人的價值重建。人的發展經濟學的建構正是這一價值重建的過程，只有首先完成人的價值重建，我們才能夠在以人為本原則的基礎上創造一種經濟制度，這種合理、公正、高效、可行的制度能夠促成個人和市場、政府的合理分工與共同合作，從而提供人們真正渴望的事物--幸福、健康、與家人朋友相處的時光、公平的薪資等--而不僅僅是更多的物質產品，保障每個人追求他們有理由珍惜的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和自由權利。
（二） 經濟學的范式革命要求建構人的發展經濟學
“在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中，沒有一個領域像經濟學那樣，在兩個世紀的演進過程中，經歷過那么多具有歷史意義的騷動與革命，并對人類思想形態產生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p>
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無法避免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以及人的發展危機，都引發人們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價值反思和倫理批判，其矛頭也必然指向經濟學，因而歷史上每一次大的世界經濟危機都會引發對經濟學的一次洗禮，引發經濟分析、經濟理論、經濟政策等的革新。當下，人類獲得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但也面臨著世所罕見的生態危機和發展難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正是對當前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一次巨大挑戰，可見，經濟學的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在所難免。
所謂范式，由庫恩最先提出并系統運用于科學的理論研究，一般是指科學共同體所持有的共同信念、共同方法以及共同進行科學活動的基礎和工具。經濟學的范式主要是指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科學共同體所達成并共同遵從的價值標準、理論假設、分析方法、基礎模型和技術手段等學術規范。在西方主流經濟學說發展史上，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體系主要經歷三次重大的革命，即亞當·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古典革命”和杰文斯、瓦爾拉斯以及門格爾等人發起的“邊際革命”,以及創造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的“凱恩斯革命”（還有一種1命，除了此三次，還應該包括后來的“貨幣主義革命”“斯拉法革命”以及“理性預期革命”）。然而，這種經濟理論的不斷產生、分化、對立乃至最后的革新、綜合之過程，在庫恩看來，并不是波普爾所描述的科學知識成長的“不斷革命”,而是范式更替的革命時期與1規時期，具有同一范式的科學共同體從事難題探索和充實完善工作，這種發展屬于常規理論發展。如果研究中出現與原有范式的核心和基點相沖突的反?，F象，并積累到能引起危機，那么，或遲或早會形成顛覆舊范式的科學革命。正如德魯克所指出的那樣：“當前的經濟學危機乃是基本假定、范例、體系的失敗，而不是這個或那個理論的失敗?！?/p>
要根本解決經濟學的范式危機，必須從范式上采取“革命”的手段，這種范式革命，在庫恩看來，是“從一種處在危機中的規范過渡到一種新的規范，由此而能出現常規科學的一種新傳統，遠不是一個積累的過程，不是靠老規范的分析和推廣來達到的。不如說它是這個領域按新原理的一種重建，是一種改變這個領域的某些最基本理論的推廣，以及它的許多規范方法和應用的重建”.因而，從根本上講，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理論革命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范式革命，經濟學需要的范式革命不是在原有的處在危機中的規范的基礎上縫縫補補，而是徹底重建，是一種足以改變經濟學的新的基礎范式的推廣，是理論規范和實踐方法的徹底重建，而這一基礎性的重建必須包含對每個個體的可行能力、自由權利、道德責任的理性分析和價值考量，必須將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確立為經濟學的基礎范式和核心主題，因而其本質是一種向人學的范式轉向，這一范式革命和人學范式轉向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建構一種新的經濟學范式體系--人的發展經濟學。
（三） 經濟學的本質復歸要求建構人的發展經濟學
經濟學的本質首先應從經濟學最本初的定義中去尋找，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認為，“被看作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和生計；第二，給國家和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傊?，其目的在于富國裕民?！币蚨谒姑苣抢?，經濟學就是富國裕民的學問和科學。這一定義和我國古代將經濟定義為經世濟民的本真是基本一致的。
按照馬歇爾給經濟學下的定義：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因而，在其本質上便有著深厚的人學根基和倫理學淵源。
經濟學是關于人的學問，最本真的問題便離不開人的本質問題和人的發展問題，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經濟學的本質復歸也就是人的本質復歸，是將經濟人與道德人有機統一起來，將多元化的動機作為經濟研究分析的前提條件，這正如經濟史學家羅爾在《經濟思想史》中所說：我們不能忘記《國富論》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如果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學知識，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經濟思想。而在 《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認為人類的行為是自然地由六種動機所推動的：自愛、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以物易物以及以此易彼的傾向。
總之，回歸到倫理進路上的經濟學，或者說完成人學范式轉向和價值重建的經濟學，其本質就是研究如何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以使每個人都有能力過上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的科學。在此意義上，人的發展經濟學的建構意味著經濟學本質的復歸，這種復歸也賦予人的發展經濟學新的歷史使命，關于人的發展經濟學的歷史使命，筆者同意《改革與戰略》雜志社巫文強社長的觀點，即人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科學，應當擔當起糾正商品經濟學偏差的責任，并把研究的視角從商品分析轉向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上來。
這里糾正商品經濟學，就是要糾正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偏差和謬誤，把研究的視角從商品分析轉向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每個個體的生存和發展，這正是要解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人學空場或人學危機。因而人的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從真實經濟學的角度尋求解決當前生態危機、社會危機以及人的自身發展危機之道，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測量手段去探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人與自身的和諧發展，探究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真正實現。
蕭伯納曾經說過：經濟學是一門使人生幸福的藝術。什么是幸福生活？為什么要追求這樣的幸福生活？以及如何達到這樣的幸福生活？這些都是經濟學首先要面對的理論問題。商品、貨幣、資本和財富等只是使人生幸福的工具和手段，它們并不代表幸福生活本身，幸福生活更不是讓人的私欲得到最大程度釋放，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只依賴傳統經濟學的數理分析方法和工程技術手段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倫理學和人學的價值分析和考量。然而對于中國而言，經濟學的范式革命和價值重建仍然只是剛剛起步，人的發展經濟學的建構任重而道遠，因為它不僅僅是研究商品價值的科學，還是研究的人的價值的科學，這顯然是需要很多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務。
注釋：
①哈曼威 《未來啟示錄》，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頁。
②李貴仁、黨國印《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生平與學術貢獻》，載于《經濟學動態》1998年第11期第53頁。
③達沃斯調查：2/3的人認為經濟危機也是道德危機，網易財經網，2010-01-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