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Ｍｕｎｄｅｌｌ－Ｆｌｅｍｉｎｇｍｏｄｅｌ，以下簡稱Ｍ－Ｆ模型）是在ＩＳ－ＬＭ模型基礎上加入國際收支平衡線（ＢＰ線）發展而成的，該模型認為：在利率（ｒ）和收入（ｙ）坐標系中“國際收支平衡線的斜率為正，因為利率的上升改善國際收支（通過吸引資本流入），而貨幣收入增加會惡化國際收支（通過惡化貿易收支）”，而在匯率（Ｓ：本文均采用直接標價法）和收入（ｙ）坐標系中“國際收支平衡線的斜率同樣為正，因為外匯價格的上升改善國際收支，而收入提高會惡化國際收支，所以要讓國際收支保持不變，外匯價格上升必須伴隨著產出提高”。其含義是，產出的提高必須伴隨本國貨幣貶值才能維持本國國際收支的平衡。但從中國實際情況看，自１９９４年進入市場經濟以來，進口關稅不斷下降、經濟高速增長，利率不斷下降，但是國際收支卻持續順差，并且順差額呈現逐年擴大趨勢。人民幣匯率始終保持穩中有升，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這些顯然有悖于Ｍ－Ｆ模型的前提條件。
中國的ＢＰ線斜率是否為正？也即經濟增長對匯率的作用機理是什么？國內外學術界對此問題的回答一直存在兩種相反的觀點，一種認為隨著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其貨幣價值會得到提升，因而經濟增長會導致該國貨幣對外升值，如購買力平價學說、匯率貨幣模型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經濟增長會使進口增加，經常賬戶惡化從而導致該國貨幣對外貶值，如凱恩斯對外貿易乘數理論和Ｍ－Ｆ模型。
我們認為斜率為正的國際收支平衡線（ＢＰ線）只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和中國實際相符合，但目前學者們在運用Ｍ－Ｆ模型分析中國現實問題時，并沒有將該模型的運用范圍限定于很短時間；而且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都存在時滯，若僅在很短的時間內和中國實際相符合，則Ｍ－Ｆ模型作為一個宏觀經濟政策分析工具，就失去了意義，因此我們需要對Ｍ－Ｆ模型進行修正。在２００６年，我們已對中國的ＢＰ線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研究（見參考文獻［２］、［３］和［４］），認為中國的ＢＰ線斜率應該為負，并運用幾何模型對中國的ＢＰ線進行了推導。下面我們將運用修正后的Ｍ－Ｆ模型（在Ｍ－Ｆ模型中，我們稱ＢＰ線斜率為負為修正后的Ｍ－Ｆ模型，ＢＰ線斜率為正為傳統的Ｍ－Ｆ模型）研究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

隨著２００５年中國匯率制度的重大變革以及進一步放開對金融和資本賬戶的管制，各種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將發生深刻變化。本節將運用修正后的Ｍ－Ｆ模型分析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經濟在面對各種沖擊時，不同的匯率制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已有部分學者運用傳統的Ｍ－Ｆ模型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例如孫華妤通過對Ｍ－Ｆ模型和多恩布什匯率超調模型的分析，揭示一國貨幣金融制度選擇不是面臨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與完全的資本流動的“三難選擇”，認為只要是面對開放經濟，就會有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缺失的“開放經濟兩難選擇”，所以貨幣政策獨立性不能作為匯率制度選擇的參照標準。而應該考慮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實行固定匯率制度還是浮動匯率制度更有利于經濟的持續增長。趙慶明運用傳統的Ｍ－Ｆ模型分別討論了中國經濟在面臨實際沖擊和金融沖擊時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優劣，認為：在資本流動管制較嚴格時，中國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更有利于產出的穩定；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時，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更有利于產出的穩定。所以，固定匯率制度與資本項目管制是合理搭配，浮動匯率制度與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合理搭配。
下面我們將運用修正后的Ｍ－Ｆ模型重新審視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
１．對資本流動管制較嚴格時，中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如圖１所示，假設中國最初經濟在Ａ點達到內外均衡，若采取較嚴格的資本管理體制，則ＢＰ線較為陡直。下面分析不同匯率制度下，實際沖擊和金融沖擊對本國產出水平的影響。

（１）實際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是采取固定匯率制度。假設中國面臨實際沖擊（如圖１所示），例如：凈出口突然減少，將會使ＩＳ０曲線向左移至ＩＳ１，與ＬＭ０線交于Ｓ點。中國經濟在Ｓ點實現內部均衡，但由于Ｓ點位于ＢＰ０線下方，因此，本國國際收支表現為逆差。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了維持匯率穩定，央行將在外匯市場上拋出外幣、購入本幣，本國貨幣供應量隨之減少，ＬＭ０線左移至ＬＭ１，中國經濟內部均衡點移至Ｂ點。由于是固定匯率制度，所以ＢＰ線不會發生移動，中國經濟無法達到外部均衡，內外均衡不可調和。此時國內產出水平為Ｙ１，也即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均衡產出水平將會大幅下降。二是采取浮動匯率制度。同上面分析，凈出口的突然減少，使得ＩＳ０線向左平移至ＩＳ１，與ＬＭ０線相交于Ｓ點（如圖１所示），此時，中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但由于采用浮動匯率制度，央行在貨幣市場上不進行干預，本國貨幣供應量保持穩定，所以ＬＭ０線不變，本幣將自動貶值，這會導致ＢＰ０線將逐步向左平移至ＢＰ１，同時，本幣貶值有利于促進出口，抑制進口，從而使得ＩＳ１線逐步移至ＩＳ２。中國經濟在Ｃ點同時實現內外均衡，此時的均衡產出水平為Ｙ２，產出減少幅度比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時的均衡產出水平（Ｙ１）要小。比較可得，在資本項目管制較嚴格情況下，若發生實際沖擊，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優于固定匯率制度。

（２）金融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如圖２所示，假定中國遇到某種突然的金融沖擊，不妨設發生了突然的資本外逃，資本外逃使得本國凈資本流出增加，即需要更高的利率才能使本國凈資本流出維持原狀，這將導致ＢＰ０曲線立刻向右移到ＢＰ１位置，下面分析不同的匯率制度對產出的影響。
一是采用固定匯率制度。設經濟初始狀態是處于內外同時均衡的Ａ點，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外逃將使國際收支出現逆差，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央行必須拋出外幣，回收本幣，導致本國貨幣供應量將自動減少，即ＬＭ０線左移至ＬＭ１（如圖２所示）；同時，資本外逃也會導致國內投資減少，使ＩＳ０曲線向左移動到ＩＳ１，中國經濟在Ｂ點達到內部均衡，但是無法達到外部均衡，內外均衡無法調和。此時，國內均衡產出水平為Ｙ１，與金融沖擊以前相比，國內產出水平大幅下降。二是采用浮動匯率制度。同上面分析，資本外逃導致ＢＰ０曲線立刻右移到ＢＰ１位置（如圖２所示），同時，國內投資減少，導致ＩＳ０線向左移至ＩＳ１。但由于采取的是浮動匯率制度，央行不干預外匯市場，所以貨幣供應量保持穩定，ＬＭ０線不變動，并且本國貨幣將貶值，會導致ＢＰ１線逐步回移至ＢＰ０。本幣貶值有利于凈出口增加，使ＩＳ１線逐步向右移動，即ＩＳ１曲線逐步右移回至ＩＳ０，最終中國在Ａ點同時達到內外均衡，此時的均衡產出水平回到Ｙ０，也即中國產出水平將逐步恢復到原來水平。
比較可得，在面對金融沖擊時，中國采取浮動匯率制度更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
通過以上的對比分析，我們可得：在資本項目管制嚴格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存在明顯的缺陷，無法同時達到內外均衡；選擇浮動匯率制度，在面對各種沖擊時都可以通過匯率的自我調節達到內外均衡，較固定匯率制度更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２．資本項目可兌換后，中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如圖３所示，設經濟初始狀態是處于內外同時均衡的Ａ點，若中國資本項目實現了可兌換，即資本流動更加靈活，則ＢＰ曲線應該較為平坦，因此，可以假設中國經濟均衡的利率水平與國際市場利率水平相同，本國利率的波動會導致資本流動的迅速變化。下面分析不同匯率制度下，實際沖擊和金融沖擊對中國產出水平的影響。（１）實際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現假設中國突然遭到某種實際沖擊，例如，凈出口突然下降，這將通過乘數效應使ＩＳ０曲線左移，此時不同的匯率制度對產出將產生不同的影響。
一是采用固定匯率制度。實際沖擊使得ＩＳ０曲線向左移至ＩＳ１，與ＬＭ０曲線交于Ｓ點，Ｓ點在ＢＰ線下方，本國國際收支表現為逆差。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了維持匯率穩定，央行將拋出外幣、購入本幣，本國貨幣供應量隨之減少，ＬＭ０線左移至ＬＭ１。中國經濟在Ｂ點達到內部均衡，但是無法達到外部均衡，內外均衡無法調和。此時本國的均衡產出水平為Ｙ１，產出比沖擊前大幅度減少。
二是采用浮動匯率制度。同上面分析，實際沖擊使得ＩＳ０曲線向左移動到ＩＳ１，與ＬＭ０曲線相交于Ｓ點，此時，國內市場達到均衡，但是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表現為逆差。但由于采取的是浮動匯率制度，央行不干預外匯市場，所以貨幣供應量保持穩定，ＬＭ０線不變動，并且本國幣將貶值，ＢＰ０線向左下方移動到ＢＰ１（如圖３所示）。本幣貶值將使凈出口增加，經常項目下國際收支得到改善，ＩＳ１曲線逐漸向右移動至ＩＳ２。中國經濟在Ｃ點達到新的內外均衡，國內均衡產出水平為Ｙ２，產出減少幅度比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時的均衡產出水平（Ｙ１）要小。由以上比較可以看出，在資本項目可兌換后，若發生實際沖擊，中國采取浮動匯率制度的表現要優于實行固定匯率制度。
（２）金融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假定開放經濟遭到某種突然性的金融沖擊（如圖４所示），例如，發生了突然的資本外逃，這將導致ＢＰ０曲線立刻右移到ＢＰ１位置。下面分析不同匯率制度下，金融沖擊對本國產出水平的影響。一是采用固定匯率制度。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外逃將使中國國際收支中資本賬戶出現逆差。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必須拋出外幣，回收本幣，導致貨幣供應量將自動減少，即ＬＭ０曲線左移至ＬＭ１，使利率上升。由于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條件下，金融市場上利率及資金流動的調整是極其迅速的，利率上升，會使得資本回流中國，使得中國資本賬戶迅速得到改善、恢復平衡。由于資本賬戶從出現逆差到恢復平衡所需時間較短，所以，此時的資本外逃對經常賬戶基本不產生影響，我們可以假定此時ＩＳ０線不發生變動。中國在Ｂ點同時達到內外均衡，此時的均衡產出水平為Ｙ１，本國產出水平下降。
二是采用浮動匯率制度。資本外逃將使中國的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投資減少，ＩＳ０線向左移至ＩＳ１，但由于央行不干預外匯市場，貨幣供應量保持穩定，所以在浮動匯率制度下ＬＭ０線不變動，同時本國貨幣貶值，ＢＰ１曲線向左下方移動，回到ＢＰ０位置。同時，貨幣貶值有利于本國凈出口增加，進而通過乘數效應使得產出增加，經常賬戶得到改善，即ＩＳ１線又逐步右移至ＩＳ０。中國經濟在Ａ點重新達到內外均衡，此時的均衡產出水平仍為Ｙ０。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資本項目可兌換之后，無論是面對實際沖擊、還是金融沖擊，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比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更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穩定。

三、小結

本文首先對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是否適用于中國進行了分析，認為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線斜率應該為負。然后運用修正后的Ｍ－Ｆ模型分析和比較了當中國經濟面臨外部因素沖擊時，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優劣，認為中國無論是在資本流動管制較嚴格時還是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時，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明顯優于固定匯率制度。此結論與運用傳統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存在明顯差異：運用傳統的Ｍ－Ｆ模型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在資本流動管制較嚴格時，固定匯率制度優于浮動匯率制度；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時，浮動匯率制度優于固定匯率制度。
由于１９９４年中國進入市場經濟以來，始終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是“軟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相對于“盯住美元”匯率制度而言，“軟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允許人民幣匯率有一定幅度的浮動），所以對本文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目前難以進行較全面和科學的實證檢驗，我們只能進行一些簡單的比較分析。１９９４年以來，中國經濟遭遇到兩次較大的外部沖擊，即１９９７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和２００７年爆發的美國次債危機，這兩次外部沖擊都使中國的外貿凈出口大幅度減少，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期間，中國的貨物凈出口減少了４８％；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期間，中國的貨物凈出口減少了５２％（見表１）。雖然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期間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都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美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３．６％，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３．２５％），但由于中國在此期間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較低（年平均只有８．１％）。而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期間，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增長率較低（美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０．２％，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２．２％），但由于中國在此期間實行的是“軟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年平均為９．６％）。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本文的結論，即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優于固定匯率制度。
運用傳統的Ｍ－Ｆ模型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在資本流動管制較嚴格時，中國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更有利于產出的穩定。但是，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期間，中國對資本流動管制較嚴格，且并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然而經濟增長率卻大幅度下降，這一事實也說明運用傳統的Ｍ－Ｆ模型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不符合中國現實的。

參考文獻：
［１］蒙代爾．蒙代爾經濟學文集：第三卷［Ｍ］．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３：４１－１１１．
［２］吳駿，周永務，王俊峰．對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修正［Ｊ］．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２００６，（６）：１１６－１２１．
［３］吳駿，楊善林．動態購買力平價理論與方法［Ｍ］．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吳駿，齊繁榮，余燕．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宏觀經濟模型再研究［Ｊ］．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２００９，（１）：７２－７５．
［５］孫華妤．“不可能三角”不能作為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依據［Ｊ］．國際金融研究，２００４，（８）：１１－１６．
［６］趙慶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國際化研究［Ｍ］．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