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紀初，以歐債危機為代表的一系列主權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金融與政治領域造成了持久與強烈的負面沖擊，致使全球經濟繼美國次貸危機后仍然復蘇乏力。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主權債務危機的約束條件、發展趨勢與特征都具有新的變化，按照舊有經驗對主權債務危機加以預警與防范往往事倍功半。因此，從經濟史的視角來探討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發展趨勢與 21 世紀的新特征，對加強主權債務危機的預警、防范與救助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主權債務轉化為主權債務危機的約束條件
主權債務是指一國以主權信用為擔保向外或向內所借的債務，主權債務危機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多次未按合約要求支付國內、國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且拖欠、拒付金額較大，致使債權人蒙受巨額損失的情況。因此，二者差異在于一國是否在集中的時期內爆發主權債務違約〔1〕，是否違約金額對債權人造成了較大經濟威脅、風險暴露。由于主權債務違約即包含對外違約，也包含對國內違約，因此如果一國政府可通過投放貨幣來稀釋、償還本幣債務時，即可規避國內的主權債務違約〔2〕。但貨幣超發會造成通貨膨脹、國際資本外逃及本幣貶值等問題；即使政府有貨幣超發權，其對內與對外的主權債務也是有上限的。最新實證研究表明，發達國家外部債務/GDP 的比率臨界值為 90%，新興國家的臨界值約為 75%。超過這一風險閾值時，主權債務風險就會驟升〔3〕。尤其政府通常在本國司法體系中占主導地位，有豁免權，在缺少相關法規約束條件下，政府很可能出于財政和民眾的壓力，單方面宣布主權債務違約。此外，在心理預期成為主權債務危機主要形成機理與傳導機制因素之一的21 世紀，投資者對危機國的負面預期會推高危機國的國債貼現率，以補償投資者持有危機國主權債券而承擔的攀升的潛在違約風險。當危機國主權債券貼現率大幅度超過市場的無風險利率時，危機國將被迫承擔更高的債務負擔〔4〕，其債券市值也將大幅縮水。還債成本攀升將使原本經濟基礎就薄弱的危機國更難以為繼，增加危機國的違約動機。綜上所述，是否在集中的時期爆發主權債務違約，超過主權債務的風險閾值，主權信用評級是否遭到下調，主權 CDS 利差與國債利差是否急劇攀升等等，都可能將主權債務轉化為主權債務危機?？v觀主權債務危機史，可發現主權債務誘發主權債務危機具有如下約束條件。
（一）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致使主權債務超過新國際警戒線
開放的經濟環境下，一國在短期內可選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并通過借債消除財政赤字，實現國際收支的短期平衡。擴張型財政政策既包括增加政府投資也包括結構性減稅。政府投資的增加可拉動內需、促進就業;結構性減稅可激發企業活力，促進就業、投資；降低個稅起征點可藏富于民，促進私人消費與投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凱恩斯的這一理論就在歐洲戰后重建時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這只能是短期的權宜之計，如長期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且一國創造財富的能力不足，主權債務負擔超過國際警戒線，就會引發危機。傳統的主權債務警戒線有：對外債/GNP應低于8%；短期債務/總外債應低于25%等〔5〕。
傳統的國際警戒線在 21 世紀的主權債務危機預警中并未發揮作用，遭到了質疑〔6〕。最新實證研究表明，政府債務/GDP應低于 85％〔7〕，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對主權債務的承受能力也不同?？ㄩT M·萊因哈特和肯尼斯·羅格夫對 44 個國家、1790年—2009 年的主權債務風險數據研究發現，外債余額/GDP 對主權債務預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且新興國家外債余額/GDP的臨界值相較于發達國家而言更高。發達國家外債余額/GDP 的臨界值為 90%，新興國家為 75%。當發達國家外債余額/GDP 大于 90%時，其經濟增長率均值將下降為-0.15%；當新興國家外債余額/GDP 為 60%~90%時,其經濟增長率均值將下降到 1.3%；當外債余額/GDP 高于 90%時，其經濟增長率均值則會降為 1%。且新興國家的外債余額/GDP 值由 30%上升到 90%后, 通脹率由 7%上升到 16%，約上漲 2 倍，遠高于發達國家水平〔8〕。因此，21 世紀初期，應通過實證檢驗區分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主權債務規模的國際警戒線。這一新的國際警戒線已成為主權債務能否轉化為主權債務危機的一個重要約束條件。
（二）主權債務的期限、利率、幣種及債權人的結構不合理
同樣的主權債務規模，債務結構的合理與否，也決定了主權債務危機是否爆發。就債務期限結構而言，短期債務占比大的國家金融風險較大。利率結構方面，浮動利率債務占比大的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發生的可能性要大，因為以固定利率計價的債務可減少利率波動所帶來的額外債務負擔。同時，高利率債務比重大的國家爆發危機的概率更大。就本外幣結構而言，以外幣計價的債務占比大的國家金融風險較大，因為匯率波動會對負債成本造成不確定影響。債權人結構方面，營利性機構持有債務比重的國家爆發危機的可能性較大。當債務國遭受不對稱沖擊時，營利性機構將做空一國經濟以牟利，增加金融風險；而非營利性機構會提出債務重組，減免債務或是延遲還債，維護金融穩定。從債權人風險偏好考慮，短期戰略投資者持有債務占比大的國家所面臨的風險較大。因此，債務國在確保債務總量不超過國際新警戒線的同時，還應合理調整債務結構，有效降低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概率。
（三）不合理的主權債務投資領域未能及時提高債務國償債能力
主權債務對一國經濟而言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發揮其積極作用的關鍵在于其投放的領域是否合理，能否獲得良好的投資效果，及時、有效地提高償債能力。第一，主權債務投資于實體經濟才有利于債務國提高償債能力。其可促進債務國主導產業的升級、改造，增強本國產品與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債務國主導產業的升級、改造還會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實現其經濟全面起飛。但在 21 世紀初，各國更寄希望于金融業、房地產業的發展。而這些產業的順周期性與對外界環境的依賴性較強。一旦發生危機，長期依賴房地產金融化的債務國就會不堪一擊?？梢?，主權債務的優先投資領域應是實體經濟，提高債務國產品與服務的科技含量、設計水平、品牌價值及市場占有率。這樣，一是可讓實體經濟作為經濟的支柱和穩定器；二是可提高債務國的產品與服務質量，增加市場份額，獲得更多的貿易收入，增強還款能力；三是可提供更多就業崗位、促投資、拉內需、提升債務國綜合實力。
第二，主權債務過多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不利于提高債務國償債能力。主權債務投資于基礎設施領域，可改善生活環境，間接提高社會生產效率；促就業、拉動消費與投資；優化投資環境，更好地引進外資。但由于基礎設施的投資大、回報少、投資周期短、盈利周期長，主權債務過多投資于基礎設施會致使債務國財政入不敷出，誘發主權債務危機。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阿根廷與巴西都將大部分主權債務投資于基礎設施領域，卻未能在還款期限內迅速提高償債能力。即使其基礎設施建設的社會價值高于經濟價值，仍造成財政赤字攀升，誘發主權債務危機。
第三，借新賬還舊賬不利于提高償債能力。如將主權債務用于彌補財政赤字，只是跨期平滑債務，不能創造任何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因為這對于其支柱產業升級、帶動消費、促進投資都沒有任何積極影響。同時，債務國在經濟繁榮時期借外債較容易，利率會較低；在危機時期借外債會愈發困難，利率也會攀升。這將會引發流動性短缺，使債務國資金鏈斷裂。歐債危機五國就是在不同政黨執政時期，不斷借新賬還舊賬、盲目提高福利、在“擊鼓傳花”的競選游戲中形成了主權債務危機。
第四，實施與債務國綜合國力不匹配的國民福利政策，不利于提高債務國償債能力。債務國盲目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勢必增加醫療、社會與失業保障等領域的支出。雖然執政黨可在中短期提高國民的滿意度，但一國福利水平終究要與其綜合國力相匹配。如綜合國力較低的國家要達到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政府就不得不將主權債務用于改善國民福利，但這不會提高該國創造財富的能力，且會加大債務負擔。同時，過高的福利待遇或將造成勞動力競爭力下降，部分國民不思進取，不利于提高社會生產率。希臘、西班牙等危機國的福利水平就與德國、法國持平，但經濟實力卻與之相去甚遠，埋下了債務危機隱患。
第五，主權債務用于進口非生產性用品不利于提高債務國償債能力。反觀 21 世紀初的主權債務危機，各債務國進口更多的是日用品，而不是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設備、技術與產品。債務國將主權債務用于進口日用品的益處在于，可在中短期改善國民生活水平，促使民族企業發現自身的不足與差距；弊端是會加劇進口與國產日用品的競爭，減少本土日用品制造企業的市場份額與利潤。債務國往往由于本國無法生產足夠數量的日用品、本國日用品質量有所欠缺、或沒有物美價廉等原因進口日用品。因此，尚為贏弱的債務國日用品制造業與實力雄厚的世界日用品制造業相抗衡，大多會是被收購、合并、破產，進而降低債務國的財政收入和經濟實力。同時，被收購或合并的本國日用品制造業會將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流失到國外，進一步降低了債務國的償債能力。
第六，主權債務用于彌補軍費開支加重債務負擔。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經常用主權債務彌補軍費開支，大大降低了債務的可持續性。首先，軍費開支是非生產性支出，僅會加速消耗債務國的財力，不會提高債務國創造財富的能力。其次，大量的軍費開支加速了國民財富的損失，會迅速降低其償債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俄羅斯、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日本、俄羅斯與奧地利皆是如此。在人類歷史上，用于軍費開支是誘發主權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之一，各國應妥善處理好主權債務過度彌補軍費開支的現象。
綜上所述，主權債務的最佳投資領域是用于發展實體經濟，而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與進口日用品則必須適度而為，借新賬還舊賬、盲目提高福利和彌補軍費開支是最不可取的。
（四）房地產金融化導致的一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房地產業作為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對金融業依賴性極強。房地產金融化對金融業、房地產業的發展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有造成經濟畸形發展的可能。21 世紀初，一些債務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大幅降低了其抗不對稱沖擊的能力。冰島就高度依賴金融業、房地產業、制船業和貿易產業；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希臘與意大利的金融業、房地產業也在危機前畸形發展，擠占了本應屬于實體經濟的社會資金與人力資源，結果都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這種以順周期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對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的依賴較強，抗危機的能力較弱。全球化在促進世界經濟繁榮時，也為金融危機的傳導與蔓延提供了便利條件，一旦債務國遭受沖擊，將使其過度依賴的金融業、房地產業迅速萎縮，凈國民收入急劇下降。同時，由于債務國長期的房地產金融化使實體經濟產生萎縮，不能發揮在金融危機時刻的“經濟穩定器”功能，更易誘發主權債務危機。
（五）債務國主權信用等級遭國際信用評級機構調降
21 世紀以來，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日益成為主權債務危機的引爆者與推波助瀾者。一旦債務國信用等級遭調降，會導致大量資金外流，投機者也會推高債務國 CDS 利差,債務國的融資難和融資成本上升問題就會迅速凸顯。特別是當今世界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皆是由美國所控制，學術界就美國是否用其信用評級機構轉嫁金融危機展開了大討論，如“美國金融共謀共犯結構說”“、信用評級機構功能異化說”等。雖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毋庸置疑，21 世紀的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已成為可左右世界經濟與金融走向的一個操控性力量。推進現有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去美國化，規避其轉嫁危機的道德風險，已是擺在其他世界各國面前的重大課題。
（六）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
如投資者對債務國違約的預期增大，這一悲觀預期就可能自我實現，極易誘發主權債務危機。因為當眾多投資者都對債務國的經濟前景看淡，就會將國際資本迅速撤出，同時助推債務國的 CDS 利差,并購買其看空期貨與期權以牟利。這會使債務國的融資更困難，融資成本更高，如此時債務國還未獲國際金融機構的救助，就會產生流動性短缺，誘發主權債務危機。如債務國是固定匯率制國家，當政府還會通過買外匯、買本幣的市場操作確保本幣匯率不下跌，但當這一舉措耗盡外匯儲備時，將導致其固定匯率制崩潰，誘發貨幣危機。冰島、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與比利時的主權債務危機就是如此爆發的。因此，想規避預期自致誘發的危機，債務國政府必須努力提高國家聲譽，增強其經濟實力，在經濟繁榮時期提前積累好應對危機的緩沖資本。
（七）債務國遭受外部不對稱沖擊
債務國各自有著內部的經濟弊端與金融隱患，但通常是由外部的不對稱沖擊引爆的主權債務危機。其有時是由美國提高本國利率所誘發的連鎖反應，如 20 世紀 80 年代的拉丁美洲主權債務危機就是由于美國利率提高、增加了其債務負擔所引爆的。還有由美國次貸危機所誘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如歐債危機中的冰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與意大利，這些危機國由于金融危機的沖擊其金融資產大幅縮水，以房地產金融業、旅游業與貿易業等順周期的支柱產業迅速萎靡，融資成本也因此攀升，引發主權債務危機。
此外，戰爭致使債務國財力受損、政權更迭，也是一個約束條件。戰爭產生的軍費開支仿佛無底洞吞噬著債務國財富，加速消耗一國的資金、資源和人力資本，大大削弱債務國的償債能力。尤其是債務國戰后的政權更迭很容易誘發主權債務危機。兩次世界大戰后，戰敗國的集中主權債務違約更是印證了這一點。
二、20 世紀 80 年代后至 21世紀初主權債務危機的發展趨勢
不同時期的主權債務危機有著不同的特征事實，通過對 20 世紀 80 年代、90 年代和 21 世紀初三輪主權債務危機的梳理、提煉與比較，可清楚地展示出在全球化背景下，21 世紀初主權債務危機發展的新趨勢。
（一）20 世紀 80 年代主權債務危機的特征事實
20 世紀 80 年代所發生的主權債務危機大都集中在亞洲、非洲（危機爆發得較為頻繁，共 12 次）和西半球的發展中國家，多發生在南美洲（11 次）。86.67%的主權債務危機持續時間并不長，一、二年即結束。在全球化剛剛起步的 20 世紀 80 年代，一國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往往通過溢出效應僅僅傳導給本地區的其他國家，區域性明顯。20 世紀 80 年代主權債務危機的成因大多是債務國經濟基礎薄弱、負債率超出國際警戒線、主權債務普遍投資于盈利性差的基礎設施建設。所遭受的不對稱沖擊是美國提高利率，導致以美元計價、采取浮動利率舉借外債的拉丁美洲各國外債負擔驟升，無力按合約償付到期債務。其中，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不僅是小國，也出現了巴西、墨西哥等大國（見表 1）。
（二）20 世紀 90 年代主權債務危機的特征事實
20 世紀 90 年代的主權債務危機不僅局限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東歐和中東也爆發了危機，尤其是俄羅斯成為這一時期唯一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的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愈發頻繁，共 16 次，81.25%的主權債務危機平均持續時間相較于 80 年代有所延長，大致為 3.25 年。其中安哥拉、所羅門群島的主權債務危機持續的時間達 10 年，體現了主權債務危機向長期化發展的趨勢。20 世紀 90 年代，全球化進程逐步加快，主權債務危機的溢出效應更為明顯，催化了危機的傳導與蔓延。主權債務危機的成因不僅是債務國負債率超出國際警戒線、投資于盈利性差的基礎設施建設，還出現了采取失當的經濟政策、經濟結構不合理等新問題。如俄羅斯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采取了休克療法，導致經濟衰退、惡性通貨膨脹；而俄羅斯 70%的外匯儲備是通過出口石油、天然氣而獲得的。90 年代末，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石油、天然氣價格暴跌，極大削弱了俄羅斯的償債能力。這導致 1998 年盧布巨幅貶值，俄羅斯單方違約，涉及的債務約 39 億美元。20 世紀 90 年代的不對稱沖擊有，東南亞金融危機與墨西哥貨幣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與傳導機制愈發復雜化。危機國不僅是小國與發展中國家，還出現了巴西等大國，及以俄羅斯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體現出這一時期主權債務危機向歐洲強國蔓延的趨勢（見表 1）。
（三）21 世紀初主權債務危機的特征事實
21 世紀初的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發達國家頻發，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等發展中國家的爆發頻率有所降低。其中發展中國家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占比 53.33%，發達國家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的占比為 46.66%。發達國家的國債/GDP 接近 120%。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得仍舊頻繁，共 15 次，73.33%的主權債務危機持續時間超過 2 年，且平均持續時間為 3.5 年，超過了 20 世紀 80 年代與 90 年代的均值，主權債務危機愈發長期化。21 世紀初，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地域不再集中于亞洲、非洲和南美洲，歐洲成為這一時期頻繁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地區。隨著全球化愈發深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溢出效應顯著加劇了危機的傳導與蔓延。21世紀初主權債務危機的成因更為復雜，并伴隨著道德風險、金融共謀與國際金融體系不合理等問題。如美國壟斷的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投資銀行及對沖基金進行的國際金融危機轉嫁，歐元區分散的財政政策與統一的貨幣政策的不匹配，危機國經濟結構與債務結構的不合理，危機救助初期各利益集團的博弈及其引發的道德風險，等等。21 世紀初，危機國所遭受的不對稱沖擊主要是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這使得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傳導機制、救助策略愈發復雜化。21 世紀初有 6 個歐洲發達國家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占這一階段的 40%，體現了主權債務危機向歐洲及發達國家加速蔓延的趨勢（見表 1）。
（四）21 世紀初主權債務危機發展的新趨勢
縱向比較研究 20 世紀 80 年代、90 年代和 21 世紀初全球的主權債務危機，可發現 21 世紀初主權債務危機的發展有如下新趨勢：一是危機國中，亞洲、非洲、南美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比例逐步下降，由 100%下降到 60%。而歐洲發達國家的比重逐步上升，由 0 上升到 40%。體現了主權債務危機逐漸向歐洲地區及發達國家的轉移趨勢（見圖 1）。二是發展中國家占危機國的比重逐步減少，發達國家的比重逐漸提高。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到 21 世紀初，發展中國家占危機國的比重由 100%轉變為 53.33%，發達國家占危機國的比重由 0 上升到 46.66%，呈現出危機國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的新趨勢（見圖 2）。
三是主權債務危機的成因愈發復雜化。由 20 世紀 80 年代的危機國經濟基礎薄弱、主權債務主要投資于盈利性差的基礎設施建設等傳統問題轉變為 20 世紀 90 年代的政府采取失當經濟政策、經濟結構不合理等深層次問題及 21 世紀初的道德風險、金融共謀與國際金融體系不合理等新問題。四是全球化的深入使主權債務危機傳導更迅速，由20世紀80年代的區域性危機傳導轉化為21世紀初的跨區域、全球性危機傳導，加劇了主權債務危機的惡化與蔓延，為危機的救助增加了難度。五是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頻率呈上升趨勢。六是主權債務危機呈現出更長期化、日?；陌l展態勢。就現階段而言，21世紀初的主權債務危機平均持續時間達到3.5年，遠高于20世紀的同類指標。
三、21世紀初主權債務危機的新特征
在人類近代史上，隨著政權更迭、兩次世界大戰、頻發的經濟蕭條和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通常會爆發主權債務危機?？梢哉f，研究主權債務危機的發展史、演進史就是從另一個角度解讀 200 多年來人類的戰爭史、政權史、經濟史與金融史。
1824 年至 2004 年間，全世界共發生了 257 起主權債務違約，危機國主要集中在非洲、拉丁美洲、歐洲、亞洲與中東。20 世紀80 年代后，人們普遍認為主權債務危機通常發生于發展中國家。但通過對 1750 年至 2011 年的縱向研究可發現，許多老牌發達國家都發生過多起主權債務危機，且涉及金額更大、態度更強硬。尤其是經歷過 1929 年大蕭條與兩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美國、俄羅斯、日本、西班牙等主要發達國家都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而 1940 年后，發達國家就較少遭受主權債務危機的困擾了。但是在全球化的推動下，經過 20 世紀 80 年代、90 年代和 21 世紀初的三輪主權債務危機的演進，又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特征。
（一）危機國由新興市場向發達國家轉移
本世紀初，危機國的發達經濟體占比顯著攀升，并主要集中于歐洲。繼國際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后，發達國家似乎步入了經濟疲弱、金融困頓、財務赤字高居不下的惡性循環〔11〕。同時，以金磚之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則帶動了全球的經濟增長，促進了世界經濟的艱難復蘇，與歐債危機六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體現出了主權債務危機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的新趨勢。
（二）投資者的負面預期自致效應使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與傳導更加迅速
由于金融全球化與經濟全球化，21 世紀以來，投資者的悲觀心理預期開始對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與傳導機制產生很大影響。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會引發“羊群效應”和“季風效應”。會使投資者對與危機國有相似經濟結構和有緊密貿易往來的其他國家與地區產生同樣的負面預期。其相似國家的國際游資會因此撤出、主權 CDS 利差也會隨之攀升，其融資將更困難、融資成本也將驟升。如政府備用金不夠救助或未得到國際社會的有效救助，就很可能發生主權債務違約，誘發主權債務危機，如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與意大利。固定匯率制國家還會受到投機者針對該國貨幣的攻擊，并在外匯儲備消耗完之后放棄固定匯率制，誘發貨幣危機，引發主權債務危機，如冰島。因此，投資者的負面心理預期致使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傳導與蔓延愈發迅速，覆蓋面更廣、破壞力更大。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與傳導機制也因此演繹出了許多新渠道。如投資者心理預期渠道、金融產品與資產價格下降渠道、貿易萎縮渠道和信貸收緊渠道等。
（三）高福利政策與人口老齡化催化了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
進入 21 世紀以來，危機國都實施了與其經濟狀況不匹配的高水平福利政策，且都已步入老齡化社會。這催化了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嬰兒潮”時期的人口正步入老齡階段，低生育率的發達國家現狀更加劇了人口老齡化。老人相對于中青年人所創造的社會財富較少，養老開支較大，贍養費用需由個人的財產、子女的撫養和社會福利共擔，加重了債務國財政負擔〔12〕。老齡化問題較嚴重的國家不及時出臺相應措施，很可能由于高福利政策、人口老齡化等原因使債務國經濟增長緩慢、財政赤字加大，誘發主權債務危機。本輪歐債危機的國家除經濟結構不合理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高福利政策和社會保障過大的財政負擔。此外，實證研究表明，當債務國人口老齡化時，國民償還對主權債務的愿望還會降低。因為相對于中青年人來說，老年人受益于本國福利政策的時間較短，且更依賴公共福利的供養。故老年選民在面對主權債務時會更傾向于投票支持主權債務違約。對 1975 年至 2003 年發生主權債務拖欠的 75 個國家的實證研究表明，15 歲至 59 歲中青年人占比較大的國家主權債務違約的可能性相對來說更低。
（四）評級機構與投資銀行對主權債務危機的發酵起著推波助瀾作用
在 21 世紀初的歐債危機中，由美國控制的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成為主權債務危機的引爆者和推波助瀾者。國際信用評級機構調降一國信用等級往往會迅速引發市場恐慌，產生一系列的投資者的悲觀心理預期自致效應，并通過投資銀行的看空操作，引發主權債務危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和投資銀行非但沒有多元化，而是更加壟斷。其主要控制權仍掌握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手中，這極其不合理。尤其目前世界三大信用評級機構都由美國控制，內部管理與外部監管制度都不夠健全，存在著較大的道德風險、危機轉嫁的問題，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的功能已日益異化，成為可以左右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趨勢的操縱性力量。因此，一方面，必須細化對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督，努力提高我國信用評級機構在國際評級體系的地位，促進國際信用評級體系的去美國化；另一方面，應加強對投資銀行的金融監管，出臺相應法規抑制其針對危機國的落井下石行為，提高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五）主權債務危機更易誘發一系列次生危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戰爭與政權更迭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而在21世紀初，主權債務危機通常會引發一系列次生危機，如公眾信心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貿易摩擦與經濟危機。因為主權債務危機的救助不力，會加大執政者與民眾、銀行機構和實體經濟、危機國與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危機國與金融機構、歐元區邊緣國與核心國、順差國與逆差國間的隔閡、沖突。如本輪歐洲債務危機首先形成了全球的信心危機；危機國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又引發了民眾不滿，導致政治危機與社會動蕩，危機國執政黨在債務違約一年內都出現了政權更替，危機國也頻繁爆發了大規模游行與騷亂；而當危機國決意提振實體經濟后，貿易保護主義又誘發了貿易摩擦。主權債務危機還可能致使銀行業惜貸，并制約實體經濟發展，引發經濟蕭條與經濟衰退。所以，對于主權債務危機的治理必須堅持全局化的理念，以有效規避其引發的一系列次生危機。
（六）主權債務危機日益長期化和日?；?/p>
21 世紀初的主權債務危機影響面更廣、破壞力更大、爆發更為頻繁，持續時間更長，更容易從區域性的單一類型危機日益演變為全球性的復合危機。自 2009 年爆發至今，歐債危機引發了比利時債務危機、塞浦路斯銀行業危機、印度銀行危機，中國也被國際投機者認為是有可能發生隱性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世界各國的經濟和金融領域結合得更為緊密，這為危機的傳導與蔓延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現階段美國金融霸權所控制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與不合理的牙買加體系也滋生出諸多金融隱患；國際社會對于投資銀行、對沖基金、金融業高管的監管仍存在著巨大的真空；國際金融機構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救助中所面臨的道德風險問題暫時仍無有效的解決之道；債務國的經濟結構也普遍不合理，短期的財政緊縮政策會加劇經濟衰退，老齡化社會也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因此，21 世紀初，危機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時間正在逐步延長。由于走出危機需要其推行長期的經濟結構調整政策、促進經濟逐步復蘇，因此即使在短期內推出相應救助措施，也需要長期的復蘇過程。這些都表明 21 世紀初主權債務危機有愈發長期化和日?；陌l展趨勢。
綜上所述，主權債務危機涉及到的問題非常廣泛，諸如涵蓋全球化的影響、國際信用評級制度的去美國化、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投資銀行與對沖基金的監管漏洞、危機救助的道德風險、債務國的房地產金融化問題、高福利與低財政收入的錯配、老齡化社會等問題。且在 21 世紀初形成了負面預期自致效應更強、形成與傳導更為迅速、向發達國家轉移、或將誘發一系列次生危機以及愈發長期化和日?；鹊刃纶厔?。這需要未來進一步加強對主權債務危機的防范、預警與救助的研究，以有效規避主權債務危機對我國和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1〕劉莉亞. 主權評級、債務困境與貨幣危機：對新興市場國家的經驗研究〔J〕. 世界經濟，2006，（12）：18-27、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