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吉林省鄉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成因研究
【引言 第一章】收入分配文獻綜述
【第二章】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因素分析
【第三章】吉林省農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關聯因素分析
【第四章】農村收入分配政策即期效應的微觀模擬
【結論/參考文獻】農村居民收入中公共政策的作用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第 4 章 農村收入分配政策即期效應的微觀模擬

近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出臺一些農村發展政策，比如取消農業稅，對種植業提供補貼，提供最低保障金和建設生態文明村等都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農民的利益，緩和農村收入不平等的現象，阻止中國農村地區差距的惡化。本章利用 2006 和 2007 吉林省農戶抽樣調查數據和近年來一些農業政策數據，依據微觀模擬方法，分析農村收入分配政策即期效應評價。

4.1 微觀模擬模型

微觀模擬需要微觀數據基礎，比如個人、家庭或企業等微觀個體的經濟學和社會統計學特征等。實際上，微觀模擬模型就是把這些微觀個體的相關狀態和行為作為描述和處理對象，應用計算機模擬現實經濟系統的過程。本文應用微觀模擬模型（CNSM-I）評價農村公共政策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即期效應。

CNSM-I 是一個靜態微觀模擬模型，通過將公共政策相應條款施加于微觀個體從而獲得微觀個體直接的狀態變動信息，并應用經濟統計方法提煉政策的即期宏觀效應。不足之處是這種模型忽略了微觀個體的行為反應，但其對于政策的分析仍具有一定的優勢和借鑒意義。

模型主要包括四個模塊：（1）數據處理模塊：對微觀數據總體進行抽樣，并且對抽樣數據進行修正。（2）靜態時化模塊：當所調查的數據不是目標數據時，也就說調查數據和目標數據存在間隔時，通過“時化”技術將調查數據轉化為目標期數據。（3）政策實施模塊：將所要研究的公共政策執行條款實施到微觀個體上，來模擬現實經濟系統中微觀個體狀態的改變。（4）政策分析模塊：

評價模擬模型的輸出結果。主要涉及三個方面：政策改革效應分析、政策動態研究和預測以及政策設計。本章重點對農村收入分配政策效應進行評價，主要是通過對比公共政策執行條款實施前后，農戶家庭對于改革政策的損益情況，并分析收入不平等及其貧困程度的變化。

在本章所做的實證研究中，主要的微觀數據來自吉林省 2006 年和 2007 年農村抽樣調查數據，宏觀信息來自政策法規與管理辦法的具體細則。本文采用基尼系數作為收入不平等的測度指標，采用貧困率 H、貧困差距 I 和 Foster 指數作為貧困的測度指標。

4.2 吉林省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制度改革即期效應評價

從世界范圍來看，無論在哪種經濟體制下，國家對本國農業的發展都給予大力支持。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具有較強的經濟基礎，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也比發展中國家強很多。在眾多的農產品中，糧食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各個國家對糧食生產實施支持政策的做法并不是一致的，總的來說主要的支持手段有三大類型3:（1）政府提供一般性服務，比如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民提供免費培訓和技術支持等；（2）對農產品進行價格支持，政府制定管制價格，采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或財政手段進行干預；（3）采取各種補貼措施，例如農機補貼和直接補貼等。

針對我國具體國情，2007 年 5 月 22 日下午財政部經濟建設司司長胡靜林接受中國政府網專訪，就種糧農民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有關問題進行在線訪談時指出，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主要包括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3 月 5 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要進一步增加農業補貼。中央財政擬安排補貼資金 1230 億元，比上年增加 200 億元。繼續增加糧食直補。加大良種補貼力度，提高補貼標準，實現水稻、小麥、玉米（資訊，行情）、棉花全覆蓋，擴大油菜和大豆（資訊，行情）良種補貼范圍，實施油茶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覆蓋到全國所有農牧業縣（場），中央財政擬安排資金 130 億元，比上年增加 90 億元。根據農資價格上漲幅度和農作物播種面積，及時增加農資綜合補貼。

在本章的分析中，我們選取直接補貼作為我們研究的對象。其優勢之一是因為它是國家支持農業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二是直接補貼在世界范圍內雖然出現得相對較晚，但是相對于其它支持手段，這種方式受到了廣泛關注。同時，這種方式能夠克服其它手段的不足之處，使得轉移效率相對較高。而且直接補貼的受益對象是確定的，可以簡化中間環節，有利于相關部門監督管理工作的開展。這樣帶來的直接效應就是國家財政預算中用于補貼農業生產者的損失相對較少，政策實施的成本相對來說也是比較低的。顯而易見，糧農就是我國糧食補貼的直接受益對象，如果監管得好，無疑有助于改善糧農收入偏低狀況，對于增加農民收入具有促進作用。由于本文中抽樣調查的數據中居民戶的耕地面積是可得的，因此我們采用畝補貼數據來分析種糧農民的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分配效應。

在農村，土地是生活的基本保障。尤其對于吉林省農民來說，人均耕地面積相對較多，因此在宏觀層面已經直觀看到了此項公共政策條款所帶來的顯著效用。本文采用微觀數據，依據微觀模擬方法來評價這項公共政策條款的改革效應。本章研究的出發點是關注這項種糧補貼政策的實施在多大程度上對農村居民的收入分配產生影響，即該項公正政策條款實施“之前”和“之后”兩種狀態下的比較靜態分析。微觀模擬模型（CNSM-I）恰恰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方法和途徑。

我們以2006和2007年農村居民戶抽樣調查的微觀數據為基礎，以每年的農戶家庭的種糧農民的畝補貼收入為政策依據，在保持其它公共政策不變的情況下，模擬得到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總體作用效果以及改革即期效應。吉林省近幾年來直接補貼的具體實施辦法如表4.1,從表中可以看出具體政策參數從2006年至2008年一直呈上升趨勢（無論是從相對指標還是從絕對指標上都很直觀），2007年相對于2006年的畝補貼增長幅度為44.44%,政策改革調整的力度比較大，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較好的政策實驗基礎。需要補充一點的是，雖然我們有2005年的農戶抽樣調查數據和2008年的種糧農民的糧食直接補貼數據，但是由于缺乏2005年的政策數據和2008年的農戶抽樣調查數據，因此我們所能采用的分析數據就是2006年和2007年的。

表 4.2 刻畫了 2006 年和 2007 年吉林省農村居民家庭戶年均收入分配十等分數據。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首先，改革對于農戶居民年均收入的擴大是整體性的，這一方面主要源于吉林省是農業大省，人均土地相對較多，因此總體得到的糧食補貼可能就會給家庭總收入帶來較大幅度的增長，另一方面直接補貼是明補，直接發放到種糧農民手上，因此各組家庭戶全部為政策的受益者，均在不同程度上獲得了實質收益，因此對于戶均年收入會有一個較大幅度的調整，即種糧直接補貼政策在即期效應上屬于“帕累托”改善。

其次，從收益的絕對指標（實際收益額）來看，各個農戶組都有一定的收益，但是從相對指標（收益率）來看，低層收入組的變化相對大于高層收入組，可能是因為高層收入組中主要部分收入不是來自于耕地，也就是農業收入占總收入中所占比重相對較小，其它收入的基數大一些，當然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原因。也就是說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改革前后的收益都有明顯的增長趨勢，整體對公共政策條款實施的反應比較靈敏。

最后，雖然 2007 年的公共政策改革數據比 2006 年有所提升，但是無論從相對指標還是從絕對指標來看，2006 年的政策效應明顯優于 2007 年，07 種糧補貼沒有復制 06 改革的作用效果，比如對于第一組家庭化來說，2006 年收益率約為 20.26%,是 2007 的將近三倍，這種差異是比較顯著的。這種作用效果的產生可能是由于我們所采用抽樣數據的特殊性造成的，也可能存在其它隱含因素，有待于進一步比較和分析。進一步，本文主要從收入不平等的角度對這兩年的總體改革效應進行分析。

從表 4.3 中我們可以看出以 Gini 系數作為為收入不平等測度指標，2006 和 2007年的農村居民家庭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所減少，其中 06 年的改革幅度導致不平等程度下降了 9.417% ,比 07 年的改革幅度要大一些。從整體上看，此項補貼政策對于縮小收入差距起到了正向作用（顯而易見），和現實中宏觀層面上的直觀理解是相一致的。至于這兩年之間變化率的差異可能由于抽樣數據的不同而導致的。

為了更直觀的看到政策改革效應的效果，我們對 2007 年的農戶微觀數據進行更近一步的分析，2007 年畝補貼是 65 元，這一年的政策相對于 2006 年調整幅度為 44.44%,政策參數改革變化是相當的顯著。我們從收入規模水平、不平等程度和貧困程度等視角對其加以描述。表 4.4 刻畫出 2007 年此項政策對農戶居民收入分配的直接影響。從表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政策的實施對于農戶居民的戶均年收入的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的減小和貧困程度的緩解都有明顯的貢獻：（1）戶均收益率提高了 3.79%,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戶收入偏低問題，給與了一定量補助。但從數量上看改革效果不算很大，但是應該考慮到耕地補貼收入畢竟在總收入占有的比重不會很高，重要的還是糧食收入和外出勞動力的工資性收入。（2）以基尼系數作為不平等指標，縮小了 1.52%,這種幅度的變化具有一定積極的意義，縮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3）本文中我們采用2007 年我國農村絕對貧困線標準是--785/人·年，從表 4.4 中我們可以看出貧困率和貧困缺口都有所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均在 7%以上，由此可見種糧農民補貼的政策對于大多數貧困家庭的影響還是很大的。（4）FGT 貧困指數大幅度下降了 20.27%,說明此次改革對降低貧困度是具有較顯著的意義的，具有正向積極的效應。這符合政策改革的價值取向。

4.3 吉林省農村低保政策的即期效應

社會保障是一國為了保障國民因年老、失業、疾病或喪失勞動力時，通過國家立法對這些成員進行物資資助的一種社會安全保險制度。在我國，這項保障主要被分為兩個大方向：城市社會保障和農村社會保障。城市保障制度實施的比較早，而農村社保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起步比較晚，建立也不夠完善。

近幾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社會發展的不均衡性使得農村居民所享受到的社會保障程度遠低于城市居民，為了縮小城鄉貧富差距，統籌城鄉發展，從根本上保障農村家庭的基本生活和一些社會福利，國家不斷出臺新的社保政策，對廣大農村村民給予生活和物質上的幫助，盡量減輕他們的負擔，進一步保障農民的健康和生活。比如說我國在農村醫療、教育事業、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村養老保險等方面加大了投入，例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義務教育階段免費上學等政策的實施給農民帶來了實質效用。

在所有這些社會保障制度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對來說最能直接、及時地解決貧困農民的生活困難問題，因為其保障了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而且，我國一再強調要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而這項公共政策改革條款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點。因此如果這項政策實施得力的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農村弱勢貧困群體的生活，逐步縮小城鄉差距，維護社會公平，緩和社會矛盾，為經濟建設、構建和諧社會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切實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困難，國務院決定，2007 年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暗捅Ｐ抡豹q如溫暖的陽光照耀到貧困農民身上，為廣大農村貧困人群拉起最低生活保障的“安全網”.在本節中我們將吉林省農村居民作為研究微觀對象，采用 2007 年吉林省農村居民戶抽樣調查數據，依照吉林省實施的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作為模擬政策參數，而后具體根據相應的政策對該制度的實證效果和改革效應進行模擬分析。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將在表 4.5 中給出。從表中可以明顯看出農村低保標準逐年提高，受保人數總資金也逐年增加。

通過實施農村低保政策的前后，在其它政策不變的情況下，我們模擬了 2007年實施和不實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實證結果，從而為該公正政策條款的改革效應的評價提供依據。表 4.6 刻畫了政策改革前后的十等分數據，從表中可以看出，該政策的作用范圍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比較顯著，最低收入家庭戶年總收入平均增長率為 10.3%,而高收入群體顯然不是這項政策的支助對象，在數據中也明顯符合政策設計所預期的改革效應。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直接作用效果是顯而易見的，有效緩解了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困難。

更進一步，本節同樣從總體收入規模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和貧困水平等多個視角對農戶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實證效果做出比較分析，從表 4.7 可以看出：（1）整體效果和預期一樣，基尼系數下降了 0.9812%,農戶最低生活保障提高了貧困人口平均水平，因此直接導致了貧困缺口的下降，并使貧困指數 FGT下降了 85.14%.由此可見數據結果清楚地表明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于吉林省農戶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和貧困程度緩解大幅度下降，效果非常顯著。（2）但是從貧困率看，我們所選取的抽樣數據所得出的結論沒有變化，原因有二：

一個可能是我們所選取的抽樣數據導致的；二是此項政策實施雖然涉及救助的人卻很廣，但由于補貼金額較小，轉移支付也只是維持了農村貧困人口一定的生活水平，并不能從根本上顯著提高農戶的收入水平。

4.4 小 結

本章應用微觀模擬（CNSM-I）分析了吉林省農戶居民的微觀數據對于種糧農民補貼政策和農村低保政策等的收入分配效應，研究結果表明：

（1）種糧農民補貼政策對于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影響比較顯著，畝補貼逐年增長。以 Gini 系數作為收入不平等測度指標，2006 年和 2007 年均有 1%以上幅度的減少，而且通過對 07 年數據更近一步的分析，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政策的實施對于農戶居民的戶均年收入、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貧困程度的都有明顯的貢獻，FGT 貧困指數下降了將近 20.27%,說明此次改革對貧困度的緩解是具有較顯著的意義的。

（2）農村低保政策是影響收入分配單位最直接的公共政策之一，對于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緩解貧困程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該政策的作用范圍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比較顯著，最低收入家庭戶年總收入平均增長率為 10.3%.整體基尼系數下降了 0.9812%.農戶最低生活保障提高了貧困人口平均水平，因此直接導致了貧困缺口的下降，并使貧困指數 FGT 下降了 85.14%.由此可見數據結果清楚地表明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于吉林省農戶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和貧困程度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