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吉林省鄉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成因研究
【引言 第一章】收入分配文獻綜述
【第二章】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因素分析
【第三章】吉林省農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關聯因素分析
【第四章】農村收入分配政策即期效應的微觀模擬
【結論/參考文獻】農村居民收入中公共政策的作用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引 言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接近 9 億，約占全國人口的 70%.我國政府一直把“三農”問題作為我國經濟工作的重心之一，“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分配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體制改革的持續深入，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問題已成為經濟學界和社會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現有的一些研究工作表明，我國農村收入分配領域還存在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農村內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不斷擴大，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在不斷加大等問題，這些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制約因素。因此，有效地解決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問題，是保證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經濟理論認為，通過實施相應的公共政策（如稅收政策和社會保證制度）能夠有效地調整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然而，公共政策的設計和評價需要經濟模型的支持。對于收入分配狀況的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評價國外一般采用微觀經濟計量方法和微觀模擬方法。由于微觀數據的匱乏，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和影響因素的定量分析、公共政策的定量評價等起步較晚，現有的一些研究大多是定性的，迫切需要定量模型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回顧收入分配理論和實證研究結果的基礎上，依據吉林省農村居民微觀數據，應用基于回歸方程的收入不平等分解方法--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吉林省農村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并利用 Fields 和 Yoo（2000）方法對收入不平等變化成因進行分解分析。為了分析公共政策改革的即期效應，本文應用微觀模擬方法對我國現行的一些農業政策對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影響進行模擬，進而評價了政策的作用效果。本文的第一部分為文獻綜述，第二部分分析了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因素，第三部分分析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及其變化的影響因素，第四部分對公共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應進行了模擬實驗研究，最后給出論文的研究結論。

第 1 章 文獻綜述

1.1 我國收入分配狀況

收入分配是經濟學、社會學乃至政治學的中心論題之一。收入分配問題涉及一個復雜的經濟學研究體系，它遍及多個研究領域，比如說社會福利、經濟增長、公共政策和收入不平等等，在 Lambert（2001）的著作中對這個體系做了詳細的論述。

國內外眾多學者例如徐連仲（1997）、萬廣華（1998）、李實（1999）、趙人偉（2001）、Rozelle（1996）、Chen 和 Fleishe（r1996）、Hussain 和 Lanjouw 等（1994）與 Knight 和 Song（1993）等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對中國區域間居民收入的差異作過細致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均證實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的事實。

一些學者認為，收入分配在形式上不僅僅表現為經濟增長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實質又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李實等，1998）。但是，在更進一步的研究中，學者發現收入分配及其變動更多地體現在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李實和趙人偉（1999）指出由于企業內部分配體制的改革而直接引起了職工之間收入差距的上升，即收入分配格局及其變動的直接因素是制度變化，間接因素是經濟發展，兩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問題上，而且萬廣華描述了自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中期到現在，中國各個地區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不斷的加劇和擴大（萬廣華，2005），這種勢頭的持續發展必然會對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帶來不利影響，對于貧困的緩解和消除起到了阻礙作用，甚至造成負面效應，影響了社會穩定（Wan,Lu and Chen,2006）。雖然在收入分配領域，已有大量的研究人員給出了定量或定性的分析，但我國收入分配領域還存在一些新的問題，特別是我國農村分配制度還不太完善，而且探討農村地區收入不平等的文獻也不是很多。隨著中國體制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化，中國農村收入分配不平等有不斷惡化的趨勢。正如前人的研究所表明的，中國地區間的收入不平等有相當大的一部分--50%或者更多--來自于城鄉收入差距，剩下的則是由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區域間的收入差距所構成的（萬廣華，2008）。

1.2 收入不平等計量方法

從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開始，經濟學家就開始采用各種方法來探討分解不平等的問題。通過對收入不平等的分解分析，有助于了解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可以通過相關政策來調節有關影響因素，進而來調節收入不平等狀況。收入不平等分解分為可分為不平等水平的分解和不平等變化的分解。

傳統的不平等水平分解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傳統的分解方法是不平等水平的要素分解。Rao（1969）、Fei 等（1978）、Fields（1979）、Layard 和 Zabalza（1979）、Pyatt 等（1980）及 Shorrocks（1982）主要分析某一收入要素對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程度。按要素分解收入不平等要求收入來源的完備信息，并且能夠將總的收入表示為各個要素收入的總和，即這種方法要求數據是可加的。這種方法的不足之處是不能用來量化收入不平等的基本決定因素的作用。

第二種傳統的分解方法是把總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分解為子樣本之間和子樣本內部的不平等。Bourguignon（1979）、Shorrocks（1980）、Cowell（1980）、Blackorby 等（1981）和 Shorrocks（1984）研究了關于收入不平等適用的分解原則和收入不平等度量指標的選擇。該方法將總體樣本抽樣成離散范疇（如按照年齡、性別、教育或者種族劃分子群體），然后將總體收入不平等分解成組內不平等貢獻和組間不平等貢獻兩部分。這種方法可以成為有效的描述性工具，但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只適合于離散型變量。某個特定因素的貢獻不能以直觀并且有意義的方式闡述出來，而且分解結果取決于劃分的組數的多少，一般來說，組間不平等貢獻會隨著分組個數的增加而不斷增加。子樣本之間的差異往往不僅僅是由用來分組的范疇變量所決定的，因此必須控制住其他因素來識別、衡量某一特定變量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但是這種分解方法缺乏對內生性變量的控制，簡單地將組間不平等貢獻歸于范疇變量，使其成為純粹的描述性方法。另外一個問題是對所使用的收入不平等的度量指標加入了各種各樣的限制。只有某些特定的指標才能對需要詮釋的總體不平等程度做出貢獻。

盡管傳統的分解方法使用很廣泛，但是這些方法仍然存在上述一些缺點。從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開始，經濟學家們開始使用回歸分析方法分解收入不平等。與傳統的研究方法相比，這種方法能夠量化各個回歸自變量對因變量不平等程度的貢獻。Oaxaca（1973）與 Blinder（1973）是這一領域的先驅，他們主要分析的是兩個群體（如男女職工）之間平均收入的差別，提出了分解收入均值的組間差異的方法。Juhn、Murphy 和 Pierce（1993）擴展了這一方法，使得對組間差異的分解可以建立在兩個群體收入變量整個分布上。

Bourguignon、Fournier 和 Gurgrand（2001）放松了 Juhn、Murphy 和 Pierce（1993）的線性收入函數的限制。這些學者們都致力于解釋有明顯收入差別的群體間（如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分配差異，并沒有量化特定因素對總的不平等的貢獻水平。DiNardo、Fortin 和 Lemiux（1996）的半參數方法以及 Deaton（1997）的非參數方法，盡可能少的施加結構限制，主要根據密度函數去描述和比較收入的總體分布。然而，研究者往往認為有必要強加更多的結構限制，來得到顯著的決定性結論。Cancian 和 Reed（1998）提出幾個反設事實（counterfactuals）的參照收入分配，并且利用 1979 年和 1989 年美國數據來舉例說明婦女的收入水平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因為在缺少它們的收入分配中不平等程度升高。

Shorrocks（1999）提供出一個解決總體分解的一般性法則，并且和目前的一些具體方法應用的結果做出比較。就廣義而言，提出的解決辦法考慮到對總體不平等的邊際效應--按照一定的順序消除每個貢獻因素，然后把在所有可能的消除順序中得到的邊際貢獻的均值分配給各個因素。這種方法產生了可以加總的貢獻。

Fields 和 Yoo（2000）從韓國的職業工資調查局得到的數據中，使用一個新發展的回歸分解方法來研究導致收入不平等的各個因素所做出的貢獻。研究發現職務任期、性別、受教育年限和職業等因素可以用來解釋收入不平等的水平，而受教育的年限、工作部門、職業和潛在的經驗等因素可以用來解釋收入不平等水平的變化。

Morduch 和 Sicular（2002）研究常見的分解方法的潛在性質，并提出一個以回歸分析為基礎的不平等分解方法，能夠對一系列不平等指標應用的一般途徑。文章運用常規技術估計了參數性的收入決定函數，并以此函數為基礎分解因變量的不平等程度。

Wan（2004）根據 Shorrocks（1999）提出的夏普里值理論，借助 Cancian和 Reed（1998）、Jenkins（1995）及 Blackorby 等（1981）的分解方法，提出一個簡單而有效的基于回歸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步驟。這個不平等分解框架可以運用到任何一個不平等度量指標，對于回歸模型沒有任何限制，文章對中國農村地區間不平等的來源進行分解。Wan 和 Zhou（2005）利用中國農戶數據，在基于回歸的不平等分解框架下研究中國農村收入不平等的因素。研究表明地理因素是占支配地位的要素，但是它對總體收入不平等的解釋作用在減弱。物質資本投入成為一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農業結構比人力等其它投入對于農戶間收入不平等的貢獻解釋程度更加重要。

關于收入不平等變化分解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萬廣華（1998）利用 1984 至 1996 年全國各省市的收入數據，通過一個研究基尼系數變化的方法來對區域間的收入差異變化進行因素分解，發現了中國農村區域間收入差異的上升趨勢，而且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Podder（2001）這個方法基于收入來源基尼系數的分解。通過采用依據收入來源的變化來分析經濟不平等暫時變化的方法，來研究 1975 年到 1994 年澳大利亞私人收入來源的變化以及它們對收入分布的影響。通過對收入來源基尼的分解，可以得到總的收入的不平等是相對份額的變化加上來源本身不平等的變化。

1.3 微觀模擬方法

微觀模擬模型（Micro-Simulation Model）的概念首先是由美國耶魯大學Orcutt 教授在 1957 年提出的，并且在 1961 年與其他人合作完成了這個模型，實現了微觀-宏觀的自然連接。微觀模擬是指以個人、家庭或企業等微觀個體作為描述和處理的對象，應用計算機模擬現實經濟系統的過程（萬相昱，2008）。當今計算機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微觀數據資源的可得性使得微觀模擬模型得到了不斷的發展和完善，應用越來越廣泛。這種模型主要用來幫助有關政府決策部門制定和修改社會公共政策條款，目前已經成為西方大多數國家分析、制定和評價公共經濟政策的有效工具。例如現在大量的微觀模擬模型已成為設計和評價稅收與轉移支付、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等一些公共政策效應必不可少的分析技術和工具，大大提高了政策決策可行性研究的水平以及政府相關決策研究的科學性（溫海瀅，2008）。

傳統的模型主要是針對宏觀經濟現象的，大多數采用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為了避免復雜性和不可計算性，過多的簡化帶來了無法克服的缺陷，無法與個體行為相聯系，造成宏觀經濟分析缺少微觀基礎。微觀模擬模型相對于傳統的宏觀經濟模型來說，具有很多重要的優勢特征：（1）多層次；（2）多進程；（3）非線性；（4）動態的；（5）可控制；（6）高效、低成本；（7）更貼近現實，分析和預測更合理（詳細論述參見（萬相昱，2008））。

大量的微觀模擬模型在早期研究階段就已經被具體應用于公共政策的實證研究中。1960 年，美國政府增加了大量的社會福利性支出來解決居民的貧困問題，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負擔的不斷加重。為了更好的把握財政政策所能帶來的效益的大小，人們開始尋求新的數量分析模型。就在此時 Orcutt 的模型被采納進來，因此，美國第一個由政府資助的微觀模擬模型 RIM（Reform in IncomeMaintenance）于 60 年代中期進入開發與應用階段，用來分析個人所得稅和所得再分配福利效應及政策改革的模擬研究（溫海瀅，2008）。

在 20 世紀 60 年代初出現的還有 Brookings 模型、1967 年的瑞典模型、1968年加拿大的 T1 模型和 1969/1970 年的挪威模型等等。這些模型也被應用于個人所得稅政策的研究中。

20 世紀 80 年代以后，微觀模擬模型繼續向多維的縱深領域發展（萬相昱，2008）。例如，美國通過對 TRM 模型不斷改進和完善，形成了廣泛應用于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評價的 TRM2 模型，用來分析人口和勞動供給行為的微觀模擬模型 DYNASM,用來分析提供退休收入政策的 PRISM 和 DYNASIM2 等動態模型（Citro and Hanushek,1991）。Eason（1996）將微觀模擬與經濟計量或投入產出相結合，分析了英國在過去十五年稅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應和財政效應。

由劍橋大學研制的 POLMOD 模型不斷完善，主要用于分析收入再分配政策之間的關聯效應和綜合效應，為英國的稅收和福利政策的微觀和宏觀效應及政策改革提出了頗有價值的政策建議。在 POLMOD 模型的基礎上，Mitton 和 Sutherland于 1999 年開發的 EUROMOD 模型已被法英等國家的政府部門所采用，用來分析稅收政策和福利政策改革對個人收入和家庭福利的影響。加拿大的 SPSD/M（Social Policy Simulation Database and Model,1985）模型主要被用于稅制改革、養老金項目和家庭補助等改革項目，為加拿大的公共政策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Morrison（2000）研制了 DYNACAN（加拿大退休金計劃的微觀模擬）模型，Gupta（2000）采用微觀模擬方法對加拿大銷售稅和增值稅的政策效應進行了分析和評價，其優勢在于把微觀模擬和生產理論中的投入產出方法結合在一起共同分析了此項收入分配政策的效應。Nelissen（1995）介紹了勞動力市場模塊、收入形成模塊以及 NEDYMAS 動態橫截面微觀模擬模型的社會保障和稅收模塊。應用該模型，有可能模擬（未來）社會保障福利和貢獻。比較實際的數字表明，該模型很好的重構了工資收入和社會保障福利和貢獻這個領域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構建了一個用來分析荷蘭的養老金平滑利率模式的選擇對荷蘭個人和社會政策不同效應的微觀模擬模型）。Palme（1996）依據 1991 年瑞士實施的稅改措施，比較了稅改前后以及轉移體系縱向和橫向的公平性。他們所采用的方法是一個稅前和稅后（或轉移支付前或轉移支付后）收入分配廣義基尼系數的分解方法（Kakwani,1984）。Falkingham（1996）針對澳大利亞和英國的社會保障系統，采用動態微觀模擬模型，結論得出對于終身收入再分配的凈效應來說，澳大利亞的社會保障系統要優于英國。Delipalla 等（2000）對希臘稅收扣除的收入分配效應進行了模擬和分析。

進入新世紀，微觀模擬進入不斷完善創新的高速發展時期，現實社會的發展狀況對微觀模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提供了更高的技術保障。微觀數據可獲性的提高和計算機軟硬件技術的高速發展使得微觀模擬技術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Caesar、Cororaton 和 Cockburn（2007）使用 CGE 微觀模擬模型分析1994 年至 2000 年期間的關稅削減所帶來的對貧困程度的影響。Arntz、Boeters、Gürtzgen 和 Schubert（2008）研制了一個微觀-AGE 模型，模型結合了勞動力市場 AGE 模型 PACE-L,用來分析削減社會援助最低收入和降低轉移撤出率以鼓勵在家的工資分配中勞動人口的參與，像比較局部和總體均衡變量那樣比較了分類和總匯模型的版本。

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國際學術界先后召開多次國際學術會議，如 1993 年的澳大利亞會議、1997 年的緬因州（美國）會議、1998 年劍橋（英國）和 2003年澳大利亞的專題學術討論會，表明應用微觀模擬方法分析公共政策的作用效果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熱點。

相對于微觀模擬技術在國外公共政策改革中的成功應用，我國的微觀模擬模型的研制和應用則比較晚，我們可以汲取和借鑒國外的新方法來分析我國的公共經濟政策。郭紹禧于 1986 年將微觀模擬首次引入我國。1990 年，李善同介紹了微觀分析模擬模型的概念和解法，比較了靜態和動態模型。最后給出了微觀模擬模型的特點、可能的用途及局限性。1999 年高嘉陵以煙臺市為例，研制了一個動態微觀模擬模型用來分析當時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應。2005 年，張世偉等應用長春市的微觀數據將動態微觀模擬模型應用到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方案中，指出兩種新的養老保險政策--提高養老金籌集比率和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養老金收支，減輕財政支付壓力，而且適當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可能是是我國養老保險的最佳政策選擇。2006 年，張世偉和萬相昱等在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的分析中，采用長春市的微觀數據，應用靜態微觀模擬模型對收入進行調整、時化、更新微觀個體的收入狀態，通過對微觀個體收入狀態的統計估算稅收制度的作用效果，該模型較好的量化了 2006 年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應。萬相昱（2008）研制了一系列適合我國國情的微觀模擬模型（CNSM），用于對我國收入分配政策進行評價，對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