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也是中國和外部世界開展經濟貿易交流的橋梁和中轉站。21世紀初以來，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貿易關系進一步加深，跨境投資規模開始迅速增長，區域內各國之間經濟合作的廣度與深度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態勢，這對于未來進一步拓展區域內各國在金融領域的交流合作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基于國際金融話語權的視角，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深化金融合作需要探索一系列全新的發展思路。

一、中國與東盟國家拓展金融合作的經濟基礎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經貿往來發展迅速。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數據，中國與東盟國家2010-2012年的進出口貿易額分別為：2927.76億美元、3628.54億美元、4000.93億美元（商務部亞洲司），中國與東盟進出口貿易每年的增長率都在10%以上，東盟已經成為繼歐盟、美國之后的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表1數據表明，中國與東盟的進出口貿易增長速度已經超越了與歐盟和美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增長速度。未來一段時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和中國“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雙邊貿易規模還將進一步增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經濟一體化的廣度和深度方面將呈現出快速提升的態勢，這為區域內各國之間的金融合作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除了區域內部貿易關系的迅猛增長，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跨境投資規模的急劇攀升也為中國與東盟國家拓展金融合作提供了經濟基礎。在“走出去”戰略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當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快速上升趨勢。盡管201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較上年下降兩成，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卻創下878億美元的歷史記錄，成為2012年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表2是2012年中國對東盟國家直接投資的數據，其中2012年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量為61億美元，存量達到282.38億美元。數據表明，中國企業近年來加大了對東盟地區的直接投資，但也體現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別分布不均衡的特點。中國企業對新加坡的投資存量幾乎占到整個東盟地區投資存量的半壁江山，在印尼、緬甸等國的投資存量也相對較大，而對文萊、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的投資存量則相對較少。這種情況表明中國企業未來在東盟地區的直接投資規模仍然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間。

考察近代以來全球經濟秩序變遷的規律，可以發現進出口貿易和跨境直接投資是主權國家之間拓展金融合作的兩大經濟基礎。例如，歐元區產生和發展的基石就是1993年1月1日建立的歐洲統一大市場，單一貨幣的出現使歐元區國家改善了金融競爭環境，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增加了金融市場透明度，歐元在今天已成為具有重大影響力和較高國際地位的貨幣。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來看，由于受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中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等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未來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和跨境直接投資規模將會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的良好態勢，這對本區域內各主權國家之間全面開展金融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中國與東盟國家在金融合作中存在的現實問題

隨著中國與東盟國家經貿關系的進一步深化，中國的出口商品和企業投資正逐漸遍布整個東盟地區，這為我國金融企業“走出去”開拓國際金融市場提供了寶貴的發展契機。

從國際金融話語權的視角來看，當前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金融合作正面臨著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中國商業銀行在東盟國家網點密度低且不均衡

中國商業銀行“走出去”拓展國際金融業務是我國與東盟國家金融合作的重要基礎，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主要商業銀行境外機構在歐美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分布不均衡的現象十分突出，我國金融企業的投資重點當前主要局限在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境外分行最多的中國銀行為例，在東盟國家只有8家境外分行和子公司。截至2012年底，中國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在亞洲（含港澳臺）共有分行或子公司68家，而在東盟地區只有19家，僅占27.9%。從表3的數據可以看出，中國主要商業銀行在東盟地區的分支機構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越南，達到11家；在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柬埔寨的機構較少，只有8家；在文萊、老撾以及緬甸三國，均未設立境外網點或者子公司，即中國商業銀行在東盟地區的機構網點布局仍然處于密度很低的狀況，在東盟不同國家之間的分布也很不均衡。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未來的快速發展，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在貿易往來、跨境投資、國際結算等金融領域的全面合作必將進一步拓展和推進，中國商業銀行當前在東南亞的布局現狀顯然無法滿足我國與東盟國家之間未來日益增長的跨境金融活動的需要。

從全球范圍來看，東盟國家與歐盟和北美地區處于完全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非洲和拉美地區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較大的差異。由于東盟國家與中國在地緣上十分接近，擁有極為重要的經貿戰略地位，長期以來就是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領域競相爭奪的大市場，也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開展金融合作的重要橋梁和紐帶。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經濟一體化的快速推進，東盟國家將會逐步成為中國金融企業走向海外的橋頭堡。從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國際化進程大體上還處于初級階段，中國商業銀行無論是海外機構數量還是海外業務占比，均與中國商業銀行的境內數據有較大差距，全球布局還遠遠不能達到國際先進銀行全球化資產布局、整體經營的要求。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東盟地區的網點布局目前仍不能有效覆蓋所有東盟國家，依然處于對東盟國家金融市場初步進入的狀態，對東盟各國金融市場的全面挖掘和深入布局尚未真正開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市場競爭中還不具備全面的國際金融話語權和影響力。

（二）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金融市場與貨幣結算體系的缺失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和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先后爆發金融債務危機，人民幣國際化出現了重要的發展契機，這也是我國金融企業走向世界的重大機遇。但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仍然是國際金融話語權缺失對于中國金融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開展國際化運營的限制效應。主權國家法定貨幣的國際競爭力是衡量國際金融話語權的重要標志，雖然人民幣國際化在全球經濟的逆境中呈現出穩步推進的局面，截至2012年第四季度RII（人民幣國際化指數）持續上升，已躍升至0.87，較上一年增長了49.31%。但是在人民幣國際化穩步發展的同時，由于歐洲經濟狀況比美國更糟糕，使得美元再次成為最佳避險貨幣，截至2012年第四季度，美元國際化指數為52.34。不難看出，中國與美國在貨幣國際化方面仍然存在十分明顯的差距，人民幣在國際貿易計價結算中的使用率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梢赃@樣說，我國迄今為止尚未獲得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標志的國際金融話語權。

從東盟國家所處的亞太地區情況來看，目前美國正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來全面阻止亞洲國家之間形成統一的貿易集團與金融合作組織。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建立以來雖然得到了迅速發展，已經成為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并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但是該區域內部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共同金融市場，區域內部的貨幣結算體系依然處于缺失的狀態，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銀行間清算、配套金融服務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2012年11月發布的《啟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的聯合聲明》標志著東亞更大范圍的經濟一體化邁出了關鍵一步，充分展現了東亞各國加速整合并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堅定決心。但由于RCEP成員國之間缺乏政治互信，特別是成員間因歷史認知、現實領土領海爭議而造成的隔膜，近年來有增無減，已經極大地影響到了政治互信和民間觀感。這些非經濟因素已經直接影響到中國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多種復雜的國際關系變量因素也使RCEP的建成遠非一帆風順?？梢赃@樣說，當前我國在東南亞地區仍然無法擺脫國際金融話語權缺失的現實制約，共同金融市場與貨幣結算體系缺失的現狀在短時期內仍然難以改變。

（三）中國與東盟國家金融合作戰略設計與制度創新的欠缺

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基本上形成于二戰后的全球經濟重建時期，本質上屬于西方發達經濟體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現代化后來者的發展中國家自然不會認同這一秩序的合理性，卻又不得不與生俱來地身處這個既定的、不合理的現存秩序中。從當前國際金融秩序的現狀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對于歐美國家相繼出現的金融債務危機不但缺乏果斷的應急協調能力，在某種程度上還成為了西方發達經濟體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金融風險的制度性工具。在這一國際背景下，中國與東盟國家金融合作因受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制約和阻撓而停滯不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合作戰略設計的欠缺。東盟國家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普遍出現了金融風險缺乏防范、金融包袱過重和金融監管急待重構的問題，同時中國的金融機構也長期面臨著內部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健全、監督制約機制不完善、金融法規建設滯后等一系列現實問題?；谶@些負面因素的限制，中國與東盟國家在金融合作的頂層設計上很難邁出實質性的步伐，雙方開展國際金融合作的長期戰略目標仍然很不明確，在未來國際金融秩序改革的進程中也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從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制度創新方面來看，當前雙方開展的金融合作模式基本上是沿襲西方國家二戰后進行國際金融合作的方式，主要立足于主權國家之間金融合作的層面，涉及國際貿易結算、跨境投資、貨幣互換、風險防范、金融監管等傳統金融領域。在資本市場、金融衍生產品、風險投資、兼并收購、資產證券化等新興金融領域的金融合作仍然缺乏有效的制度創新。中國與東盟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國內金融市場發育程度、國際金融環境等與西方發達經濟體存在較大的差異，未來很難照搬過去西方國家之間開展金融合作的模式。由于國際金融話語權的不對稱，對于當前西方國家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某些措施與做法，中國與東盟國家在現實中也很難照搬實施?？梢赃@樣說，如果缺乏金融合作的制度創新，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未來的金融合作將難以獲得預期的合作成果，在國際金融秩序重構的進程中很難取得與自身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國際金融話語權，在將來可能出現的各種國際金融危機中也很難防范外部金融風險帶來的干擾和沖擊。

（四）來自本區域外部各種影響因素的干擾與制約

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金融合作顯然能夠為雙方帶來經濟上的利益，但外部環境的干擾與制約卻不容忽視。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總體處于低增長水平，發達國家原有的金融體系遭到沖擊，相繼陷入到不同程度的債務危機中。從最近幾年的狀況看，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需求依然疲軟，世界經濟復蘇尚不具備新的增長點，因此經濟低迷仍會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的常態。歐美發達經濟體為了刺激本國的經濟復蘇，相繼推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貶值本國貨幣來抬高發展中國家匯率，以外匯傾銷的手段促進國內企業的出口。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屢屢動用各種經濟政治手段制約和阻撓東亞地區出現的經濟一體化趨勢，中國與日本的自由貿易區談判因受到政治對立氛圍的影響而難以正常推動，東亞經濟共同體的設想在當前的政治困境中更加難以實現，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貨幣結算體系和共同金融監管也尚未被提上議事日程。這些外部環境的負面制約效應，使我國在區域經濟秩序的重構中受到許多不必要的干擾。

國際金融話語權的薄弱還使我們在中國東盟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中很難掌握區域金融秩序的主導權，缺少一種根本性、全局性的金融應對策略，并給外部經濟霸權勢力留下很大的干預空間。21世紀初以來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一體化趨勢初露端倪，以美國為代表的外部經濟體選擇了一種過度干預式的牽制戰略，試圖通過制造該區域內的適度緊張對立來盡量延緩中國的崛起，并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來強化與中國周邊國家的經貿關系，以遏制中國經濟影響力的擴散。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美國維持其全球金融霸權的制度性工具，對東亞地區各國之間的國際金融合作也產生著限制和阻礙的影響。

可以這樣說，外部經濟體對本區域經濟秩序的過度干預導致該地區的主權國家之間出現一種國際矛盾尖銳化復雜化的趨勢，嚴重影響了該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也是中國與東盟國家金融合作難以持續向前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關于中國與東盟國家未來金融合作的戰略思考和政策建議

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國擴大金融開放的時代背景下，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全方位的金融合作已是大勢所趨。我們對未來中國與東盟國家金融合作應有全新的戰略思考，既要解決近期面臨的現實問題，又需要長遠的戰略布局設計。

（一）明確中國東盟金融合作機制的短期具體目標和長遠戰略設計

從短期來看，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的戰略設計應該以服務本區域內的貿易結算和跨境投融資便利為具體目標，通過完善本區域內的共同金融監管體系來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現的各種金融風險，同時降低區域外部的金融危機對本地區金融市場的沖擊，側重于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經濟一體化。

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東盟金融合作的戰略設計應重點考慮未來國際金融秩序可能出現的變遷與重構，立足于東亞地區涌現出的區域金融新秩序與西方發達經濟體控制的國際金融舊秩序的博弈，側重于加強對未來國際金融話語權的掌控。

從當前全球經濟格局來看，西方國家未來繼續出現金融債務危機的可能性仍然較大。如果不進行全面的體制改組和權力調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西方國家控制的國際金融機構對國際金融秩序的領導掌控能力將逐步削弱，而東亞地區出現的區域金融合作新框架在未來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構建中將會發揮穩定和引領的作用。

（二）以人民幣計價為基礎構建共同金融市場與貨幣結算體系

從中國商業銀行當前在東盟國家機構網點布局密度偏低并且極不均衡的現狀可以看出，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共同金融市場仍處于起步階段，這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龐大的經濟規模和日益增長的經貿聯系很不相稱。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視角來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貨幣結算體系的發展將會催生出本區域內統一的貿易計價貨幣，這也是國際貿易活動中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中國作為經濟實力快速增長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人民幣國際化趨勢也已初現端倪。綜合考慮各種地緣經濟政治因素的制約，將東南亞地區作為國際貿易中使用人民幣計價的突破口是當前比較現實可行的戰略選擇。在未來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如果以人民幣計價為切入點來逐步構建本區域的貨幣結算體系，將會培育出一個類似于歐元區的中國東盟共同金融市場。以人民幣計價為基礎的中國東盟共同金融市場與貨幣結算體系的出現，對于中國增強國際金融話語權和參與未來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構建都極為有利。

（三）通過“金融外交”發揮中國在區域金融合作中的規劃領導作用

中國作為東亞地區最重要的大國和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在本區域的金融合作中應發揮規劃領導作用。從當前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此為東盟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并促進本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如果這項倡議能得以落實，將會促進未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向全方位多層次的方向發展，有可能會催生出一個統一的區域共同金融市場。中國未來還可以考慮立足于即將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劃建立一個區域內的金融合作組織，在本地區發揮類似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職能，同時避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體對本地區金融秩序的控制和干擾。我們必須看到，未來的中國東盟金融合作進程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而是屬于經濟、政治、外交等多層面的復合型問題，中國要想發揮區域金融合作的規劃領導作用，必須在“頂層設計”高度重新探索和思考未來的“金融外交”發展戰略。

（四）用“頂層設計”和金融企業的雙向聯動來推動金融合作機制的全面創新

中國東盟金融合作機制創新的長期目標應該是建立一套市場化、國際化的區域金融合作體系。受諸多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東盟地區各國的金融體制在制度設計層面的差異很大，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與中國大陸地區過去的金融管理體制存在較大的相似性；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菲律賓等原英屬、美屬殖民地國家的金融體系深受英美金融制度的影響，與中國香港地區的金融體系有一定的相似性；泰國和印尼的金融體制則更多地具有本國特色。本區域內各國之間金融體制的多樣性，決定了中國與東盟國家在“頂層設計”層面進行金融合作機制創新的極端重要性。與此同時，考慮到近期的現實經濟需求，除了依靠自上而下“頂層設計”

的制度創新以外，還應增強自下而上的推動金融合作機制創新的力量。具體來說，就是要繼續提升本區域的各類金融企業在金融合作機制創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發揮其在金融制度創新中的微觀主體作用。通過“頂層設計”和金融企業的雙向聯動，可以為中國東盟金融合作機制的全面創新帶來強有力的雙引擎效應，使未來誕生的金融合作機制既能適應本區域內各主權國家宏觀金融體系的發展要求，又能符合本區域內各類金融企業在微觀層面的現實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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