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特征

目前，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中，增長和就業是首要目標，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標。為了實現增長和就業目標，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出口和投資，通過鼓勵出口增長來拉動投資增長，或者直接推動投資增長；為了更有效地刺激出口增長，政策層面傾向于替代市場機制，在政策組合中往往以非市場化的、具有結構效應的財政政策為主導，作為輔助性的貨幣政策也以數量型工具為主。

（一）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定位更傾向于長期經濟增長不同于傳統理論與國際經驗，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長期經濟增長導向比短期經濟導向明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設定了一系列發展目標，總量擴張始終是最重要的目標。黨的十二大提出翻兩番的奮斗目標，即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20年，使全國工農業年總產值實現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萬億元左右，強調的是經濟總量的增長。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目標是，GDP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

黨的十七大提出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梢?，政治層面的目標，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所具有的長期增長導向。因此，宏觀經濟政策首先必須服務于結構調整、產業變遷和制度變化等長期戰略規劃，宏觀經濟政策總體上定位于供給層面的目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雖然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力度不斷加大，調控方式不斷轉變，但產出缺口卻不斷加大，實際GDP增速的下滑領先于潛在GDP增速的下滑。此后，政策刺激力度加碼，在產出缺口迅速下降、各類物價指數和貿易失衡規模均呈現先擴張、后收縮的局面后，政策效果依然沒有顯現出來（見圖 1和2）。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在長期增長導向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短期需求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失。

（二）宏觀經濟政策首要任務是配合特定時期的經濟增長戰略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歷程，高速增長與工業化進程相伴而行。 1991年~1997年和2002年~2007年，是我國工業化進程加速推進的兩個主要時期。前一個時期，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了4.5個百分點；后一個時期，工業增加值占比提高了2個百分點。與此對應，兩個階段的年均GDP增長分別是11.5%和11.2%,明顯高于其他時期（見圖 3）。以工業化推動整體經濟增長，不僅是世界各國經濟騰飛經驗的啟示，也是我國在考慮了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與突破手段之后的必然選擇。首先，從我國經濟的“二元結構”出發，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供給來源，而工業部門的擴張也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其次，國際分工體系調整和國際產業轉移浪潮，為我國工業化進程突破國內技術約束和資本約束提供了條件。第三，工業制成品作為典型的可貿易品，產出的市場可依賴于國際市場，從而突破國內的收入約束和市場約束。

工業部門的擴張主要倚重資本積累的加速，即國內的高投資（高儲蓄的支撐）。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不具備利用本幣進行大規模國際融資的能力，儲蓄主要來自國內。這就抑制了國內消費對國內工業制成品供給的吸收能力。由此，在總需求結構中，投資需求和外部凈需求必然占據過高的比重。從圖4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來我國工業化加速推進的過程中，最終消費需求在總需求中的比重持續下降，投資需求和凈出口的比重持續上升。在我國傳統增長模式下，供給結構中工業所占比重過高；總需求結構中，投資和凈出口所占比重過高?？梢?，供求兩個方面的特征界定了我國傳統增長模式的非均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