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中國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消費的作用探究
【第一章】城鎮醫保與居民消費的關系研究緒論
【第二章】我國醫保對城鎮居民消費影響的理論分析
【第三章】我國醫療保險與居民消費的現狀分析
【4.1 - 4.4】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總消費水平的影響
【4.5 4.6】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
【第五章】完善我國醫療保險促進城鎮居民消費的對策建議
【參考文獻】醫療保障體系對居民消費的促進研究參考文獻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和意義。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
2013 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 為 568845.2 億元，是 1978 年當年水平的 156倍。中國模式取得的成績引來了世界各個國家的高度關注。
社會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三大動力：來自消費、出口、投資。這三大需求動力也被喻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時間里，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的是投資與出口。憑借國內廣闊的市場空間及較為廉價的勞動力市場，投資與出口的熱度一直較高。當從投資需求這一項來說，其增長速度及幅度就遠遠高于 GDP 的增長速度及幅度。由于國內勞動力成本較為低廉，為中國制造企業節約了大量的人力成本，進而能以更低的價格對外出口，我國對外貿易一直保持者順差的狀態。2013 年我國對外貿易順差已達 2597 億美元。由此可見，投資和出口兩方面強勁的發展勢頭，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但高速增長的背后，存在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經開始影響我國經濟的長久健康發展[1].一方面，投資需求拉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前提是建立在我國消費能力也同步的快速增長的基礎之上的，即投資需求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受制于我國消費能力大小。一味強調投資需求，沒有與之對應的消費需求支撐這些投資，那么投資最終將會演化成無效投資，甚至成為經濟泡沫。另一方面，由于貿易的全球化與生產的全球化，導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當今的中國對外開放的程度越來越高，受世界或其他國家經濟變動影響的程度必將加深[2].另外由于政治、經濟形態等諸多因素與其他貿易伙伴的不同，特別是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我國對外貿易中產生的貿易摩擦必將越來越多。如果不處理好這些潛在的弊端，將對我國經濟的和諧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因此，中國經濟要想長遠健康地發展，傳統的依靠投資與出口的模式已經不能很好地適應現實情況，這種模式需要轉變。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開拓消費需求。
對此我們依舊冷靜客觀，把握戰略機遇期，積極探索科學發展模式，由投資帶動向消費拉動轉變，積極擴展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堅持市場的主體作用，不斷優化生產結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以實現更好更快地發展。2008 年以來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國際市場出現萎靡，我國的經濟增長必須更多地賴國內市場，然而由于過去發展對于投資和出口的高度依賴，國內消費市場發育情況不佳，國內居民的消費水平、消費質量不高，市場有效需求不能夠完全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
近年來我國采取了多項政策以求擴大內需，醫療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逐步完善，在農村穩定糧食產量與價格，配合各項財政補貼，促進農民人均收入增加，在城市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穩定價格，完善成品油價格調控方案等，一系列措施得到顯著地效果，國內消費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國內消費市場的升溫保證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3].以消費為主導，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是我國未來的發展的方向，因此我國的消費結構變動與升級，成為研究的熱點問題，對于我國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中國作為發展勢頭強勁的國家，同時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中國建立的基本醫療保險體系，覆蓋人數遠遠大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20 世紀 50 年代，中國開始實行面向群眾的醫療保險制度，在企業等單位施行勞動保護醫療制度、機關事業單位施行公費醫療制度。這個制度的提出，使得受保對象獲得了基本的生命安全的保障，有利于減輕受保對象的心理負擔及經濟負擔，使之能高效地工作，免除后顧之憂。這樣的制度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顯得尤為有實效，有效地提高了勞動者的工作熱情及工作效率，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及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4].但隨著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這個制度的弊端開始呈現，促使著國家和政府對醫療保險制度進行改革。1998 年，國家頒布實施了《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2003 年，推出了針對農村居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并與 2007 年，建立面向城鎮未就業居民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5].從 1998 年推出最早的醫療保險制度至今已經 20 余年，盡管這個制度現如今還存在一些未能解決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極大地保障了人們的生命健康，激發了廣大勞動者的工作熱情，有效推動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6].
在探索如何激發居民消費需求的過程中，醫療保險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關于醫療保險與居民消費水平關系的研究，盡管國內外學者已就此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及實證方面的分析，但鑒于經濟社會背景、理論框架、數理方法和數據的不同，所以其研究結論目前尚無統一定論。
因此，從中國的具體實際情況出發，研究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是刺激消費需求、以拉動社會經濟增長的客觀需求，也是進一步完善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提高對全社會醫療保障水平的需要。
1.2 文獻綜述。
1.2.1 國外研究。
對于醫療保險對消費影響的研究，學者們的研究觀點與研究方法種類繁多。
本文簡要闡述以下幾種。
國外關于醫療保險對居民消費水平影響的研究成果較多。本文進行了大量的論文搜集、整理及歸納工作，下面將逐一進行介紹。
Leland（1968）和 Zeldes（1989）提出的預防性儲蓄理論。Leland 和 Zeldes以將來收入未知的視角來分析居民當前消費的情況，研究得出對于風險厭惡類型的消費者來說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會影響他們當前的消費水平[7].Lluch[8]、Arrow[9]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換句話說，風險厭惡型的消費者會隨著對未來收入不確定的增大而增加自身當前預防性儲蓄的水平。反之，其預防性儲蓄水平會有所降低，進而提高當期消費水平。Gruher 和 Yelowitz（1999）研究發現 20 世紀80 年代中后期，美國 Medicaid 醫療保險受保條件放寬的舉措，使全美的低收入家庭提高了近 5.2%的家庭消費水平，并減少了家庭持有的現金[10].Atella（2005）以意大利的普通家庭作為研究對象[10],其研究結果表明：意大利普通家庭為了規避醫療服務支出的不確定性風險而增加預防性儲蓄的行為。Hoel M[12]、Rodwin V G[13]也進行了相關的研究。英國是全民醫保的國家，Guariglia、Rossi（2004）對之進行研究時發現，某些評價較差、服務水平不高的醫療領域，人們會增加對這一領域的商業醫療險的購買，這樣的購買行為會影響到私人的儲蓄水平[14].Stone R.也有研究這個方向的觀點[15].Chou（2003）對我國臺灣 1995年開始施行的全民保險制度（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進行分析發現，對于不同的收入情況的家庭，醫療保險影響這些家庭的程度是不同的但是醫療保險都或多或少的降低了這些家庭的儲蓄情況[16].Wagstaff 和 Pradhan（2005）選擇了越南作為研究的對象，并對比了同一家庭在參加醫療保險前后的非醫療消費項目上的支出，他們的研究表明：參加醫保后，家庭的消費支出會出現明顯的增長，特別是非食品類的消費支出的增長[17].
1.2.2 國內研究。
國內由于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建立時間較國外晚，關于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消費影響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但國內學者也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及實證方面的研究。
臧文斌等（2012）對我國九個城市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進行了入戶調查，使用了2007年及2008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家庭消費的影響程度。實證過程中使用了兩期面板數據、DID 方法及 FE 模型。
實證結果表明城鎮家庭在參加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后，在非醫療項目上的消費支出增加了近一成；家庭中該擁有城鎮基本醫療保險人數越多，家庭非醫療消費增加數越大；家庭中戶主的文化水平越高，在文化教育上的支出也會相應增多；中低等收入家庭參保前后的消費支出變化水平要明顯大于高收入家庭參保前后的消費支出變化水平，影響程度分別為低收入家庭 20.2%、中等收入家庭 12.6%,高收入家庭則沒有顯著變化[18].這也說明了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對參保人員中中低等收入的人群具有更實質性的保障作用。
王丹、王成富（2013）在《基本醫療保險對居民消費的促進效應研究》一文中，運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 2002 年-2011 年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分析，以明確基本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程度。實證過程中發現，不同地區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均受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影響，且影響系數較大；人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每增加 1 個單位，我國東部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會上升10%,中部地區更為明顯，達到 16%,西部地區影響程度最高，為 19%.總的說來，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對我國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有積極的作用。另外，雖然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對促進居民消費支出水平有著積極的作用，但從實證結果看，城鎮醫療保險對在消費支出的影響，在不同地區的影響程度不同[19].因此，王丹等人認為政府需要加大醫療保險的保障水平，并在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充分考慮不同地區間的差異性。
李曉嘉（2014）采用了"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的相關數據，并運用雙重差分模型來解決參保人員購買保險是否出于自愿的內生性問題，對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影響進行了量化。經過測算，李曉嘉發現，醫療保險有著明顯的政策效應，且這樣的政策效應在不同收入的家庭、不同地區之間起到的效果并不相同。在家庭參加了基本醫療保險后，家庭的非醫療消費支出增長幅度為 6.9%,且參保中非醫保消費正向效應最明顯的是處在北京的家庭，上海次之，廣州緊隨其后[20];與臧文斌等人的研究結果相同，李曉嘉的研究中同樣發現，參保前后，高收入家庭的消費支出變化并不明顯。
甘犁、劉國恩等人（2010）采用了中國家庭營養與健康追蹤調查（CHNS）中的相關數據，主要研究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新農合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二是城鎮職工購買的基本醫療保險對其自身消費支出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政府在新農合的投資每增加 1 個億，將帶動約 2.36 億的農村居民消費，這一比例在城鎮中更高，可達到 4.16 億。這充分證明了醫療保險制度拉動居民消費的作用[21].
朱銘來、奎潮（2012）在保險學和消費者理論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各省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他的文章當中個，對我國各類基本醫療保險進行了對比，同時進行了模型的處理與回歸。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人均基金支出與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水平是正向相關的關系，人均財富的相關指標也顯示出較為顯著的正向相關，撫養比則為顯著負相關[22].
白重恩、李宏彬、吳斌珍（2012）在研究這二者關系的過程中，采用 2003年-2006 年農村固定觀察點的面板數據和清華大學基于 2006 年子樣本開展的農戶調查數據并利用雙重差分模型。其采用的方法大致為比較同一村內參保農民與不參保農民他們消費支出狀況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產生的差異。實證結果顯示，參保農村家庭因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使其非醫療消費支出增長了大約5.6個百分點。這一作用正是由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降低了農村居民對未來醫療消費支出的預期，從而減少了對未來醫療消費支出的儲蓄即用這些儲蓄用于非醫療類的消費支出[23].分析同時表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對于那些家庭經濟情況不太好或是家庭成員身體狀況欠佳的農村家庭其政策效果更加明顯即對消費支出的促進作用更加突出。此外研究發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對于參保一年以上的農村家庭的政策效果要明顯好于新入新農合的農村家庭。
馬雙、臧文斌、甘犁（2010）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和 DID 模型并采用中國營養與健康調查數據（CHNS）分析了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實施以來的政策效應。他們的研究表明：自新農合施行以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得到顯著地改善，尤其是食品消費方面的支出增加較多，2004 年以來農村居民在食品消費這一項上平均增加了約 80 元。尤其是蛋白質、熱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攝入量有了較大的提升，這個結論的發現，也說明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至少是食品方面的消費水平及消費質量都得到了改善[24].這個結論為我國擴大內需提供的新的視角和方向。
馬雙、張頡（2011）從新農合對農村居民營養結構的影響角度入手，采用CHNS 相關數據及極大似然估計的方法進行數據的分析及量化研究。研究結果為：一方面從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家庭的營養攝入量來觀察，其蛋白質、脂肪及熱量的人均攝入量都顯著提升了。另一方面，經濟水平有差異的不同家庭之間，新農合能夠引起該家庭消費支出變化的幅度不同。與高收入家庭相比，在低收入家庭中，新農合對其消費支出的促進作用要更為明顯[25].
高麗麗（2013）在其碩士論文中，將蘇州作為其研究對象，分析了蘇州城鎮居民保險及消費的現狀，剖析了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問題產生的原因，并進行了兩者之間關系的定量研究。研究過程中發現，社會保險通過調節收入分配、減少預防性儲蓄等途徑直接或間接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社會保險覆蓋程度越高，城鎮居民消費支出水平則相應升高；反之，則更低；社保覆蓋率增加一個單位，人均消費支出會增加 11720 元，社保覆蓋率對居民消費具有十分顯著的推動作用[26].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引導消費者進行合理、適時消費的政策建議。
丁軍超（2014）將社會保障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看作是動態過程，并對之進行分解，分解過后再進行科學分析。選取了 2001 年-2011 年期間全國 31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省級面板數據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并進行了量化分析；并最終得出結論：社保增加有利于促進居民消費，影響效果顯著；這樣的正向影響同時能夠縮小城鄉之間居民的收入差距。
范馨（2011）利用多元線性回歸對江蘇省城鎮居民消費水平與社會醫保支出二者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及實證分析。在其論文的理論分析中提到，中國消費者過于保守，即使收入水平不高的家庭也會選擇將收入的大部分進行儲蓄而非消費，深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的醫療費用遠遠高于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人們為了保證將來有錢看病，只能是望"消費"而卻步，選擇"退而求儲蓄"[28]唐含宇（2014）采用 2009 年度奧爾多中心的調查數據對基本醫療保險與我國城鎮居民消費影響程度進行了定性及定量的分析；在其研究過程中發現，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已經較廣，繼續深入推廣對城鎮居民醫療方面的支出沒有大的影響，反而是除了醫療方面的其他消費支出變化較明顯，影響系數能達到 6%.同時，他認為盡管我國現階段醫保覆蓋率與其他國家而言相差不多，基本處于一個水平，但這僅僅只停留在保障的數量上，并未發展到質的提高，人們獲得了醫保保障力度還有待加強[29].
譚珊珊（2014）從居民社保收入和社保制度兩個角度切入，計算了社保對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影響程度，她采用了城鄉宏觀面板數據，同時選取了能夠反映居民個人特點的指標作為變量，分位數回歸后計算得出影響系數。經由全國的宏觀數據計算，發現我國城鎮居民社保水平對其消費支出的影響系數為 0.32,促進作用有限；同時我國社保制度仍然存在與現實情況不相匹配的、不適應的待解決的問題[30].
通過對國內外關于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消費影響的相關文獻整理，發現盡管各個國家的情況不同，但都對這個問題十分關切，因為醫療保險不僅象征國家的綜合實力及發展水平，更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息息相關。通過文獻搜集、歸納及整理，可以發現：伴隨醫療保險制度不斷完善、醫保覆蓋范圍的不斷擴大，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推動力，不同地區因其自身情況的特殊性而致使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消費影響系數有所不同。
1.3 研究內容與方法。
1.3.1 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的背景及其意義的背景及其意義，整理并回顧了國內外已有的醫療保險對消費影響的相關研究成果；在實證分析前，對本文的關鍵概念進行了界定，從理論的角度對城鎮醫療保險與居民消費進行了分析，闡述了城鎮醫療保險對居民消費影響的機理；在理論分析基礎上，采用 2000 年-2013 年全國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定量分析。根據實證結果，就推進我國消費經濟發展和改善消費結構，提供了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具體來說，文章內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闡述文章的選題背景及意義。對國內外醫療保險與居民消費的理論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與整理，并提出該論文的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以及創新點與不足。
第二章，理論分析。介紹我國城鎮職工及城鎮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相關概念，并重點分析了醫療保險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機理，即醫療保險是如何影響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程度有多大。
第三章，現狀分析。本章主要介紹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發展現狀和發展趨勢，并對之進行深入分析及總結，對當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進行了全面的剖析。
第四章，實證分析。實證過程中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保險年鑒》、《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等，對 2000 年-2013 年間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了分析，分析方法包括 ADF 檢驗，Johansen 檢驗及格蘭杰因果檢驗等等。
第五章，政策建議。根據前面章節理論分析、現狀分析及實證分析的節骨，針對性地提出完善我國城鎮公共醫療保障體系的建議和推進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的政策建議。
1.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研究策略，以客觀真實的宏微觀經濟實際數據為基礎。主要運用了包括文獻綜述法、構建指標法、實證研究法在內的研究方法。這些方法的在本文的用途如下：
文獻研究法：通過大量研讀國內外相關書籍，學習醫療保險與居民消費的相關理論，了解近期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消費的研究動態。在此基礎上，不斷搜集、鑒別和整理大量的關于醫療保險、居民消費以及醫療保險對消費影響的文獻。
指標構建法：我國的城鎮醫療保險體系由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構成，兩者基本覆蓋了我國大部分的城鎮居民。由于沒有現成的城鎮基本醫療保險指標用于本文的研究，因此本人結合之前學者的研究構建了城鎮基本醫療保險人均基金支出的指標用于本文的研究。
實證研究法：運用 Eviews6.0 和 Spss19 等計量軟件，以我國 2000 年-2013年全國城鎮居民的時間序列數據為基礎，做進行了 ADF 檢驗，然后是 Johansen協整分析和 Granger 因果檢驗進行了實證研究同時結合了大量的統計數據、圖表做進一步說明。
1.4 論文的創新與不足。
研究視角的創新：就目前參考文獻來看，現存大量文獻對醫療保險和消費結構的研究是分開的。研究醫療保險對消費的文獻大多又集中于單純研究醫療保險對消費水平的方向或者只限于某類特定的消費支出，如醫療保險對食品消費支出的影響或對醫療消費支出的影響。很少有直接研究對消費結構影響的，對消費結構的研究只是附帶提及或者偏向于定性分析。
而且出于數據的可得性，大部分學者把研究視角較多的投入到研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與我國農村家庭消費的領域，研究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消費及消費結構的參考文獻比較少。
鑒于本人知識水平和能力有限，本文還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文章的理論分析不夠完善和深入，醫療保險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作用機理的分析不夠透徹和到位，對策建議等方面都比較淺顯，現實針對性有待加強。
第二，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和為了實證分析不過于復雜，文章模型所采用的變量相對較少也比較簡單，所構建的指標相對簡便。因此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本文分析結果的準確性與有效性。
第三，本文在實證分析時，采用的是全國 2000 年-2013 年城鎮居民的時間序列數據。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并未對全國進行分區域或分省市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