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我國年稅收收入都以超過 20%的平均速度增長，既高于我國 GDP9.8%左右的平均增長速度，也高于城鄉居民收入 7%左右的平均增速，再加上個人所得稅的調整，房地產稅試點的啟動，以及被廣泛渲染“饅頭稅”“月餅稅”等事件，進一步喚醒了納稅人的權利意識，“稅感”一詞不斷見諸于媒體，更有媒體稱：中國已經進入了稅感時代。稅感是稅負感的簡稱，通常是指納稅人對稅收負擔的壓力，稅收負擔輕還是重，它直觀地反映了納稅人對稅收負擔的感受。如何衡量和評價稅負感已經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國內外關于稅負感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衡量稅負感，二是哪些因素影響稅負感?！陡２妓埂冯s志使用了“稅負痛苦指數”的概念，并給出“稅負痛苦指數”計算方法，即確定六個稅種，包括公司和個人所得稅、雇主和雇員交納的社會保障稅、銷售稅、財產稅，并將其法定最高稅率相加后進行比較，數值高低與“稅收痛苦指數”成正比。按《福布斯》雜志的算法，中國的稅收負擔指數在全球排名：2002 年位居第三，2004 年第四，2005 年和 2009 年的“躍升”全球第二，2011 再次排名第二?！陡２妓埂冯s志的每一次排名的公布，都引起國內不小的爭論。國內一些學者對這種計算方法提出了異議，認為“稅收痛苦指數”應該是納稅人本身對當前稅制以及個人所承擔的稅負程度一種主觀上的判斷，這種單純計算稅率的方法并不適合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稅負水平（張琳、韓旭，2012）。
張強（2008）提出用稅負幸福指標來衡量稅負感的高低，盡管納稅較高但也能獲得較高的福利，從而增強幸福感。稅負幸福指標可以用一個國家當年對于公共福利事業的支出與當年的稅收總額的比值來計算。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主要發達國家的稅負幸福指標，認為德國稅負率很低，公共福利支出卻很高，甚至超過了當年稅收總額兩倍以上，其稅負幸福指數最高。美國也屬此類國家，稅負率最低，同時稅負幸福指數也非常高。而法國、荷蘭、波蘭等高福利國家，雖然稅負率較高，但其公共福利支出很高，其稅負幸福指數也較高。類似的觀點（龐鳳喜和潘孝珍，2013）認為可以用“稅負痛感指數”來替代“稅負痛苦指數”，稅負痛感指數是公民對自身承擔的稅收負擔水平與獲得的具有合意性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之間狀況的一種主觀判斷，以及由此主觀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其一般計算公式為：稅負痛感指數=公民的稅收負擔水平／具有合意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
哪些因素影響著稅負感？鄺艷華（2013）根據回歸分析得出的結論認為，預算滿意度越低、稅款感知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市民，其稅負感越重。說明預算滿意程度較低的市民，對于政府使用納稅人的錢提供公共服務的感受更為深刻和負面，越傾向于感受到更重的稅負:稅款感知程度越高，與政府稅收管理接觸越多，掌握的稅收服務、公共服務等信息越多，形成越深刻的知覺，清晰地知曉自己的稅負，越容易產生對稅負的負面感受:收入越高，繳納的稅款越多，也容易產生較重的稅負感。在三個顯著的影響因素中，稅款感知對稅負感的影響最為深刻，說明政府如果要使公民的稅負感到公平，把公民對稅款的關注轉移到所享受的公共服務上來。國外一些學者也對稅負感的測量進行了研究，Stefan Liebig 和 SteffenMau（2005）通過計量回歸模型，發現美國高、低收入階層稅感不重，而中等收入階層稅感重；而性別與稅感的關系不顯著。
單純采用邊際稅率高低作為稅痛指數來衡量納稅人的稅負感顯然與現實不符，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等國都是高稅收國家，但抱怨稅負壓力大的人并不多；而采用公共福利支出水平與稅負水平之比作為衡量稅負感指數，比單純依靠稅率更科學和符合現實，但用客觀的經濟統計數據來評價納稅人的主觀心理感受，顯然是有失偏頗的。稅負感既然是納稅人對稅收壓力的主觀心理感受，就應采用主觀心理的衡量方法可能更為準確。筆者擬利用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李克特的七級量表，通過對 1 200 名北京市居民的問卷調查，統計北京市居民對稅負壓力的主觀心理感受，分析哪些因素影響著北京市居民的稅負感輕重。
二、理論假設與問卷設計
（一）理論假設
我國是財政透明度較低的國家，絕大部分居民對國家財政收入支出情況了解有限；同時，我國也是以間接稅為主的國家，全部稅收收入的 70%以上是間接稅，來自所得稅和其他稅種的收入合計占比不足 30%，其中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不過 6%左右，間接稅作為價格的構成因素之一，通?？梢灾苯忧度肷唐肥蹆r之中，作為居民個人若收入達不到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 3 500 元，就可能感受不到稅收的壓力，將財政支出滿意度設為影響變量意義不大。因此，我們認為居民稅負感的輕重可能會受到年齡、性別、收入、文化程度、對稅收的了解程度以及是否參加社保等因素的影響。
1． 年齡。盡管年齡與是否納稅無關，但不同年齡段的居民稅負感會有不同，因為不同年齡居民除收入可能有差別外，家庭贍養人口、購房按揭、醫療費支出、子女教育支出等都會存在差別，這些差別都會影響到他們的稅負感。
2． 性別。由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總體存在差異，且各自社會角色也有所不同，中國男主外、女主內文化傳統，男性與女性消費習慣不同，以及他們在家庭的決策地位不同，看待事物角度和敏感程度也有所不同，這些差異可能對他們稅負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3． 收入。在一個以間接稅為主要稅種的國家，個人所得稅是大多數居民最熟悉和能夠直接感受到的少數稅種，個人收入的高低影響到個人所得稅的繳納。我國個人所得稅采用七級超額累進稅率，收入越高，適應的稅率就越高，稅交得就越多，稅負的壓力可能就越大，而且對國家稅收政策可能就越關心，稅負感可能就越重。這里我們選擇了居民月收入作為變量。
4. 文化程度。一般認為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對國家稅收政策關注程就越高，不僅會關注稅率的高低，而且還會關注稅收收入的支出使用情況，尤其更容易對我國稅收收入與支出與其他國家的稅收收入與支出相比較，做出自己的判斷，文化程度應該與稅負感成正比。
5． 對稅收的了解程度。對稅收的了解程度，我們選擇了稅種的數量作為變量。我國稅種繁雜，共有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等多達 18 個稅種，而且間接稅占絕大部分，屬于典型的“取之無形，予之有形”稅收制度，大多數居民很難弄清楚我國的稅收種類，甚至有一些居民除了個人所得稅以外，不知道有其他稅種，所以對稅種了解的越多，稅負感可能就越重。
6． 是否參加社保。社保是一系列社會保險的總稱。社保一般由五部分組成：社會養老保險、社會醫療保險、社會工傷保險、社會生育保險、社會失業保險。沒有參加社保的居民，因其對未來的預期的不確定性，在其收入中通常會預留一定份額，用于醫療、養老等項開支，再加上個人所得稅，這部分居民稅負感可能更重一些，參加社保的居民稅負感可能會輕一些。
7． 就業所屬行業。就業所屬行業，被調查人群就業的行業收入穩定和收入較高，如公共管理社會組織和金融行業等，稅負感可能會輕一些，反之被調查人群就業的行業競爭激烈、風險較高，稅負感可能會重一些。
（二）問卷的設計與調查
根據理論假設和調查目的，問卷共設計了八個問題，其中第一題采用李克特七級量表，將居民稅負感分為：從沒交過稅、無所謂、輕、較輕、合適、較重、很重七個等級，其余七個問題分別是，被調查人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收入、是否參與社保、就業所屬行業、對于稅種的了解程度等。調查問卷在北京西單、中日友好醫院以及中關村等人流量較大的地區進行實地隨機發放與回收，共發放問卷 1 200 份，實際回收有效問卷 926 份，涵蓋北京各個年齡段、社會階層以及收入水平的人群，不排除少量外地居民（見表 1）。
三、研究結果
（一）不同人群稅負感分布
從不同人群稅負感分布來看（見表 2），在 926 被調查者中，認為稅負擔較輕的只有 19 位，占 2.1%；認為稅收負擔合適的 250 位，占 27%；認為稅收負擔較重有 392 位，占42.3%；有 87 位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占比 9.4%；另有 117 位認為自己從未交過稅，占 12.16%；還有 58 位認為無所謂，占3.6%?？傮w來說，在被調查者中，認為稅負合適的不到 1/3，認為稅收負擔較重和很重二者合計為 51.7%，也就是說超過一半的被調查者認為稅負較重。
另外，從稅負感的統計量來看，也體現了上述趨勢。從中值和眾數來看，認為稅收負擔較重；從偏度值來看，偏度為-1.206，分布為左偏態，偏離稅負感合適的左側比右側更分散，即人們認為稅收較重的感覺比較一致，認為稅收合適、較輕、輕等層面感覺變化較大；從峰度值來看，峰度值為0.109，分布形狀較為陡峭，即人們的稅負感較集中于均值水平（見表 3）。
（二）各因素對居民稅負感的影響
依據前面假設，影響居民稅負感的各變量中含有定序測量的因素，所以采取肯德爾秩相關進行測量（見表 4）。從各變量與稅負感的相關系數可以看出，居民稅負感的輕重與年齡、文化程度、收入、是否參加社保以及對于稅收的了解程度均有較為顯著的相關性，其中，稅負感的輕重與年齡、收入、文化程度、對稅收的了解程度呈正相關關系，與是否參加社保呈現負相關關系。稅負感輕重與性別、所屬行業的相關系數在 95%的置信水平下不顯著，稅負感與性別無關，也驗證了 Stefan Liebig 和 Steffen Mau（2005）的結論。稅收負擔程度與收入的相關系數最大，達到 0.226，其次是文化程度和年齡，分別為 0.132 和 0.131。
（三）交叉變量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因素對居民稅負感輕重的影響程度，筆者分別用相關系數顯著的變量和稅負感的關系進行交叉變量分析。筆者將每項因素中每一類居民群體對于稅負感輕重取平均值，來觀測不同因素對于居民稅負感的影響。
1． 中等收入層稅負感較重。收入越高，稅收負擔程度越高，稅負感越重。這與我國個人所得稅采用超額累計稅制有關，工資薪金所得額越高，適用的稅率越高，因此居民收入越高，稅收負擔越重，稅負感越重。月收入在 3 500 以下的居民不繳納個人所得稅，因此對稅負感受很輕。月收入在 3 500~15 000 的居民，隨著工資增加，納稅額增加，納稅額占工資的比重較高，因此稅收負擔高，稅負感也較重，但是當月收入超過 30 000 以上，稅負感反而下降，收入超過 30 000 的居民，繳納個人所得稅對其生活水平影響較小，因此雖然納稅額高，適應稅率較高，但稅負感卻有所減輕，因此月收入3 500~30 000 的中等收入層稅負較重。
2． 本科學歷稅負感較重。文化程度影響對稅負感的影響僅次于收入，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對我國稅收制度了解的程度不同，稅收負擔的敏感性不同，稅負感自然不同。由于文化程度較低的居民對我國稅收制度了解少，尤其是對我國的間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了解程度有限，所以對自己繳納了多少稅并不清楚。本科學歷以下的居民普遍認為稅收負擔較低，稅負感較輕，而本科學歷以上的居民對我國稅收制度了解較多，較關心納稅額占收入的比重，稅負感較重，有意思的是碩士以上學歷的居民稅負感反而較輕，這也許與高學歷的收入和社會責任感有關。
3. 中年人稅負感較重。年齡也是影響居民稅負感的重要因素。年齡在 18~40 歲的居民，隨著年齡的增加，稅負感呈現上升趨勢，也就是說在 18~40 歲的年齡段，稅負感輕重與年齡同方向變動，因為收入一般是隨著工齡增加和職務升遷而增加；40~50 歲的中年群體普遍認為稅負感較重，這個群體的居民正處人生事業的黃金段，雖然收入較高，但也正處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階段，上有父母需要贍養，下有子女上學需要交納學費，家庭負擔較重，因此稅負感也較重；50歲以上的居民，主要是離退休群體，按我國的退休年齡規定的女 55 歲、男 60 歲，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許多單位有內退和提前退休的要求，使得居民實際退休年齡普遍降低，而退休金不需要交納個人所得稅，其稅負感自然較輕。
4. 參加社保的居民稅負感較輕。是否參加社保是唯一與稅負感呈顯著負相關的因素。參加社保的居民未來的安全感上升，養老、醫療和失業的恐慌感下降，參加社保會使居民的稅負感明顯的減輕，而沒有參加社保的居民需要更多的個人積累來防范未來養老、醫療和失業等風險，對稅收的敏感度較高，稅負感較重。這說明增加財政收入中的養老、醫療等公共社會福利開支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居民的稅負感，這也驗證了北歐國家雖然稅收負擔很重，但居民稅負感并不重，這表明財政收入主要用于民生開支，高稅帶來的是高福利。
5. 對稅收了解越多稅負感越重。我國是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且稅種多繁雜，大多數居民對我國稅種了解有限，尤其是對類似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等間接稅知道的不多，“饅頭稅”之所以被媒體炒熱，正是因為在此之前，多數居民只知道有個人所得稅，并不知道買饅頭還要繳納 170%增值稅。隨著對于稅收了解程度的增加，被調查居民稅負感會逐漸加重，盡管波動較大，但總體呈上升的趨勢，即對稅收了解的越多，稅負感就越重。
四、結論
根據對北京市居民稅負感調查的數據進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1. 只有 1/3 的被調查北京市居民認為稅負感較輕或合適，而 51.7%的人認為稅負感較重或很重，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居民稅負感重。
2. 我們將稅負感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工作行業、收入、是否參加社保、對稅收的了解程度等 7個變量，作為影響稅負感的因素進行相關性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年齡、收入、文化程度、是否參加社保以及對稅收的了解程度等五個因素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稅負感與收入、文化程度、年齡、對稅收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呈正相關。收入是影響稅負感輕重的最主要因素，收入越高，稅負感越重，這主要是我國的個人所得稅采用超額累進制，收入越高，適應的稅率就越高，但當收入超過一定水平時，稅負感反而下降。文化程度是影響稅感輕重的第二個重要因素，其中本科學歷的居民稅負感最重，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居民對我國的稅制了解有限，所以稅負感較輕。年齡是影響稅負感輕重的第三個因素，中年家庭負擔較重，收入一般也較高，稅負感也較重，青年人家庭負擔較輕，收入水平不高，稅負感也較輕，老年人一般靠退休金生活，退休金不需要交納個人所得稅，且消費水平較低，故稅負感也較輕。第四個影響因素是居民對稅收的了解程度，由于我國實行的是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很多人對我國稅收制度了解有限，甚至12.16%的被調查者竟認為自己從未交過稅，總體趨勢是對稅收了解的越多稅負感就越重。
是否參加社保作為通過顯著性檢驗的五個因素中，唯一與稅負感呈負相關的因素。參加社保的居民稅負感較輕，未參加社保的居民稅負感較重。參加社?？梢垣@得未來的保障，稅負感自然較輕，反之，未參加社保，未來的不確定性增加，對稅收會變得敏感起來，稅負感自然較重。稅負感與是否參加社保負相關說明稅負感的輕重與稅收支出方向密切相關，過多的政府開支和政府投資擠占的民生開支，民生開支不足必然會加重居民的稅負感，加大財政的民生開支是降低稅負感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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