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常態背景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 2014 年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7.3%， 增速較二季度回落 0.2 個百分點，創下近年來的季度新低。近期的一系列經濟數據顯示，我國一些主要經濟指標不及預期，個別經濟指標下滑明顯， 宏觀經濟論文內容出現了調整， 進行了新常態。 所謂“新常態”，是指一種趨勢性、結構性的新的發展狀態， 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所面臨的經濟運行狀態的階段性改變， 即從原來的舊狀態向一種新的相對穩定的常態的轉變。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所謂“新常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經濟增速的新常態、結構調整的新常態和宏觀政策的新常態。
經濟增速的新常態主要是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將轉向市場引導的需求自主型經濟，這導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降至 6%－7%的中高速增長區間。 中國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增速更趨平穩，雖有小幅上下波動，但將繼續運行在合理區間，這就是一種經濟增速的新常態。
結構調整的新常態主要是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現實情況看， 新常態下的明顯特征是經濟增速“下臺階”、經濟效益“上臺階”。 動力結構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人力、資源的粗放、無效投入明顯下降，技術進步和創新等高效投入增長（如研發經費占 GDP 的比重增加） 并推進經濟質量和效益提升。 在先進生產力不斷產生和擴張，落后生產力不斷萎縮和退出的進程中，經濟內生的新動力逐步集聚，新經濟的成分萌芽成長。
宏觀政策的新常態主要是指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國將有更大的容忍度，堅持轉方式、調結構不動搖，堅持改革不動搖，在宏觀調控政策上保持定力。 要增強貨幣政策的傳導性，有效運用貨幣政策的“有保有壓”功能。 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以微調、預調等結構性改革取代強刺激， 將成為今后宏觀政策的新常態。 綜上所述，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增速換擋、結構優化、政策微調。
二、重構江蘇宏觀經濟調控的新思路
作為中國東部沿海發達省份的江蘇，相比較而言，主要經濟指標好于全國平均水平，經濟運行基本保持在合理區間。2014 年 1—9 月份，江蘇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10.1%，與 1-8 月持平，雖然增幅繼續高于全國水平，但這仍是多年來少有的低增速。 舊常態下令江蘇人引以為豪的經濟增速正在發生著深刻轉變， 面對當前江蘇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必須重構江蘇宏觀經濟調控的新思路。
如前所述，“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合理選擇應是結構性改革，而不是需求導向的強刺激。 因此，江蘇在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新思路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大類四個方面八句話：一是穩增長與調結構并重，包括保持定力穩增長，底線管理微刺激；轉型升級調結構，定向調控抓重點。 二是促改革與惠民生互動，包括精準發力促改革，綜合治理防風險；簡政放權惠民生，激發活力增效益。
1、穩增長與調結構并重
新常態下強調穩增長，短期內是為了避免經濟下滑失速而產生“硬著陸”的風險，但若缺乏合理、優良的經濟結構作支撐，就難以保持長久、健康的穩增長。 應該說，穩增長是調結構的目的，調結構是穩增長的保障，在新常態下，優化經濟發展結構比單純追求 GDP 增速更重要。 所以，新常態下宏觀經濟調控的新思路之一， 應是穩增長與調結構并重，具體落實在以下兩個方面。
（1）保持定力穩增長 ，底線管理微刺激 。 實 際上，中國在前一段時期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是非常態的。 因為當時受到國內經濟發展障礙、美國金融危機及歐元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為防止國內 GDP 下降，采用了增加投資、放寬銀根等措施，造成了一段時期內 GDP 都高達 9%、10%， 甚至更高的增長率，這種超高速增長不屬于正常狀態， 也不可能持久，更會帶來資源消耗過快、環境損害、產能過剩、效益低下甚至錯過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 而要達到經濟穩定的增長狀態，GDP 增速只要保持一個比較高的速度即可。 所以，我們現在要轉入常態。 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今非昔比， 最近一段時期只要保持 7%左右的增速，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同時，因為目前的經濟增速下降實際上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的必然結果，這種增速放緩能為經濟的轉型升級騰出空間，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提質增效，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所以目前的增速放緩確有必要，但要保持在合理區間。
由于“新常態”下合理的經濟增速是根據經濟發展狀況不斷變化的，因此需要不斷進行探索。如有專家提出將硬性的 GDP 指標變成彈性的值域，變過去的被動完成增長任務為更加注重對增長質量和結構的把握，只要能保住比較充分的就業，對一定范圍內的增速波動均可接受， 不再以增長率為唯一追求目標。 同時，在宏觀調控上要將“微調”和“預調”常態化?！拔⒄{”也就是“微刺激”。宏觀經濟調控最忌諱對經濟損害極大的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左右搖擺。 過去幾年經濟增長率雖高， 產能過剩問題卻始終無法解決。 所以，當前宏觀調控的主要方式應該是微調、預調， 不搞大起大落的強刺激。 應貫徹宏觀調控的“相機抉擇”原則，以“微刺激”有效推進“穩增長”。
（2）轉型升級調結構，定向調控抓重點。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在調結構。 如果經濟增長的質量不好，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始終沒有調整、優化，不僅經濟運行成本將越來越高， 產品銷路越來越窄，而且可能錯過技術創新、轉型升級的最佳時機。
目前，我國 GDP 總量雖然居世界第二位，但結構還不如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應在宏觀調控中靈活運用“供給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注重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強調結構優化，兼顧一般。 如在投資事項上，適當對高鐵工程、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房建設項目、農村水利設施項目等給予重點支持；在財政“結構性減稅”事項上，特別注重對于中小微企業的減稅支持。 促進宏觀調控在供給側的“有效供給”機制與“需求管理”較好地結合。
江蘇的經濟發展要積極適應“新常態”，把握好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機遇與空間， 強化政策支持，積極挖掘新的增長潛力。 如針對傳統行業的定向“微刺激”有利于化解產能過剩，保持經濟平穩運行；而對新興產業的增量培育則有利于拓展轉型升級的新空間。 鐵路是“微刺激”的重要領域。 2014 年9 月中旬，江蘇省啟動了新一輪鐵路建設，全年全省鐵路建設投資將達 180 億元， 這將帶動軌道交通、裝備制造等相關行業的發展。 新興產業的成長性及其旺盛的生命力將在增速放緩的新常態下得到進一步顯現，江蘇部分涉足新興產業的企業就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成功逆勢搶單，支撐了全省經濟的平穩運行，因此要鼓勵企業積極聯姻互聯網、電子商務，打造新型產供銷模式，主動開拓市場，提高生產效率。 而服務業則比制造業的成長空間更大，如在線旅游服務商蘇州同程網抓住移動互聯網發展契機， 與全國 1000 多家景點合作開展大型營銷，2014 年交易額預計可達 150 億元， 互聯網金融、平臺經濟、健康養老等高端服務業的發展潛力更值得挖掘。 所以，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是提升企業競爭力，促進江蘇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2、促改革與惠民生互動
新常態下強調促改革，是為調結構、穩增長披荊斬棘、保駕護航，最終是為了進一步促進民生的改善，讓改革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激發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應該說，惠民生是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最終目標和動力源泉，而民生改善、活力激發反過來又可以促進改革、調整和穩增長。 所以，新常態下宏觀經濟調控的另一個新思路，應是促改革與惠民生互動，具體落實在以下兩個方面。
\\(1\\)精準發力促改革，綜合治理防風險。 面對新常態， 首要的是搶抓機遇。 現在我們擁有城鎮化、“四化”融合（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 、農業現代化協同推進）、消費升級和技術創新等廣闊舞臺，還有遠未充分發掘的資本、 勞動力和土地等潛力，要利用好這些舞臺和潛力。 改革能夠再造微觀基礎，優化宏觀環境，激發巨大的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所以，宏觀調控方式的創新，財政、金融等領域的一系列改革，對經濟也是一種良性刺激。 面對當前嚴峻的經濟下行壓力，我們不能實行“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而是要強力推動改革，以“微刺激”加“強改革”的宏觀調控方式，為調結構提供空間，也為穩增長奠定基礎。
促改革要找準發力點，以擊中要害，達到事半功倍的改革效果。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
通過這些改革，可以縮小貧富差距、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城鄉一體化，從而極大地調動個人、企業以及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應注重宏觀調控與深化改革的有機結合，短期目標與中長期目標的有效銜接。 在調控中，堅定地實施減少行政審批、簡化企業工商注冊程序、壓縮政府“三公經費”等行政成本、擴展“營改增”改革的行業覆蓋面、推進反腐廉政建設、借鑒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的可推廣經驗等改革舉措。
\\(2\\)簡政放權惠民生，激發活力增效益。 簡政放權就是要放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 以簡政放權為主要體現的行政體制改革的持續推進， 有望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
2014 年 3 月我國全面推行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后，新設立的市場主體實現了“井噴式”增長，前 3 個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 920 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去年增長了 60%以上。 而近期新設立的這些企業大多屬于小微企業和服務業， 可帶動上千萬人就業，企業的成長性也極強，被視為中國經濟增長新的支撐力量。
宏觀調控應更加注重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的聯動，如實行以就業、收入為標準的宏觀調控。 由于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大多數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與就業、收入、民生直接相關，是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的有效融合點，因此，未來宏觀調控的著力點應更多地由大型企業向小微企業轉變，更多地關注小微企業的現實需求。
應對新常態，對大多數企業來說，就是努力保持自主創新的動力、適應新形勢新變化的能力以及不斷改進管理的潛力。 對地方政府來說，應制定科學、合理的發展規劃，杜絕無效投資和無效增長，積極建設地方財源。
江蘇在新時期的改革進程中應敢于突破體制機制障礙，營造更優的發展環境。 自中央啟動全面深化改革以來，江蘇針對體制機制性障礙實施“定向突破”，有的舉措正在研究，有的已經落實。 如在蘇州工業園區試點中國與新加坡跨境人民幣創新業務 3 個多月以來， 園區 30 多家企業共獲得新加坡銀行機構貸款 10 多億元， 新加坡貸款比國內銀行貸款的利息低 2%-3%， 使相關企業融資成本大幅降低。 但在新時期，“舊常態”下累積的矛盾和挑戰將疊加放大。 如江蘇企業用工成本在連續多年兩位數增長的基礎上，2014 年又上漲 10%；2014 年前7 個月江蘇省規模以上工業財務費用增幅高于主營業務收入 6.6 個百分點、 利息支出同比增長 8.9%，融資貴、融資難尚未緩解。 這些問題已存在多年，亟須盡快解決。 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引發了各地對電子商務等平臺經濟的關注。 而江蘇省內企業要開展電子商務，須到有關部門申請經營許可證，審批條件較苛刻。 由于浙江、上海已取消此類許可審批，江蘇一些企業只好到外省市備案或把總部、平臺放在省外，不僅造成本省電子商務稅源流失，更不利于形成類似杭州的互聯網經濟“土壤”。 這些“舊常態”下累積的矛盾和挑戰，應是江蘇今后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須“精準發力”或“綜合治理”的重點，同時也蘊藏著巨大的市場潛能。 綜上所述，適度下調經濟增長目標， 有利于政府適當減少頻繁的微刺激調控，將主要精力用于促改革、調結構和轉方式，切實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為今后爭取更好的經濟增長實績筑牢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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