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1 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要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探求自我發展的道路。
自2000 年起,我國65 歲及以上人口數量達到了總人口數量的7%,年齡中位數超過35 歲,正式步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造成了整個國家處于“未富先老”的狀況下,即人口年齡的老化程度快于經濟發展水平。一方面,醫療條件的改善、“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經濟的轉型以及社會觀念的改變使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經歷了從相對年輕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轉變。另一方面,雖然我國經濟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 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費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的居民消費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鄉消費差距也還十分明顯。
如圖1 所示,2000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率逐年下滑,雖然這一趨勢在 2010 年之后有所緩解,但是居民消費率一直處在5 0 % 以下的水平,這與錢納里等人提出的標準結構中工業化中期階段 65% 的居民消費率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從圖 1 中還可以看出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到 2012 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為 16674 元,而農村居民僅為 5908 元。
在影響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城鄉居民在消費觀念、家庭年齡結構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隨著城市化的進行,農村人口的大量遷移,使得落后的農村地區反而出現的更高的老齡化水平,并且我國城鎮和農村的老齡化水平倒置情況還很嚴重,這對于居民的養老與城鄉社會發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那么,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城鄉老齡化水平的不同是否會對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產生影響呢?本文對此進行了研究。
文獻綜述
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莫迪利亞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根據這一假說,消費者會將一生的預期總收入在不同年齡階段進行最優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該理論為基礎,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多方探討,力求得出老齡化與消費或儲蓄之間的關系。Leff(1969)對1964年74個國家的截面數據作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人口撫養比和儲蓄率存在負相關的關系。然而,隨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則對leff 的結論提出了質疑,他們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撫養比和儲蓄率之間不存在顯著的關系。Modiglianiand Cao(2004)采用我國1953-2000 年時間序列數據,對人口老齡化與儲蓄率的關系進行計量估計,研究結果認為老齡化是我國出現高儲蓄的一個重要原因。舒爾茨(2 0 0 5 )使用 1 6 個亞洲國家和地區1952-1992 年間的數據,利用動態面板回歸的方法檢驗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認為老齡化會對儲蓄率產生影響,但其影響是很微弱的。國內學者方面,王金營、付秀彬(2006)對我國自1978 年以來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引入標準消費人概念和變量,并證明了人口老齡化對消費水平、消費規模和消費結構均有一定影響,并且老齡化水平的提高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李文星、徐長生、艾春榮(2008)利用動態面板 GMM 估計方法,對1989-2004 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估計,考察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發現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于瀟、孫猛(2012)通過對邊際消費傾向的測算,認為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路徑主要是通過改變社會總體消費傾向來實現的,但在人口老齡化發展進程中的不同階段,會對總消費需求產生不同的影響。毛中根、孫武福、洪濤(2013)通過對1996-2010 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測算,認為老年撫養比的提高是導致居民消費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齡化的提高顯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費支出,而對農村居民的影響則不顯著。
總之,國內外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水平關系的研究至今并無定論,而在進行城鄉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分析時,以住的文獻也是假設同一省份或地區的城鄉老齡化水平相同。但事實上,城鄉老齡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現象。因此,本文分別對2000 年至2012 年的城鎮和農村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重點考察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有著怎樣的影響,并從城鄉不同年齡階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結構、消費行為以及老齡化對社會的影響等角度分析上述結論。
城鄉二元經濟下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數據說明
為了研究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消費水平的影響,本文采用了 2000 年到2012 年中國30 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由于西藏自治區人口較少,且抽樣數據的波動性很大,個別年份還存在數據缺失的情況,這嚴重影響整體數據的穩定性,因此筆者剔除了該地區的數據。
在這里,模型的建立相對簡單,只考慮消費與人口年齡結構和收入的關系,沒有考慮財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該模型的重點在于研究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此選取的數據包括城鄉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以及城鄉居民的人均消費和支出。數據處理上,為了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費這兩個變量相匹配,筆者將各地區城市及鎮兩個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鎮老年撫養比和城鎮少年撫養比。該模型的居民收入與消費已扣除價格因素。
(二)計量模型設定
為體現城鄉之間的差異,本文分別建立兩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诿姘鍞祿奶攸c,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可以表述為:
這里,式(1)表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式(2)表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方程。
其中,i表示經濟區域,t表示時間,cons表示實際人均消費,old 表示老年撫養比,young 表示少年撫養比,ln(income) 表示實際收入的對數值,對實際收入取對數的意義在于表示實際收入對實際消費支出的彈性,即衡量實際收入變化百分之一的情況下,實際消費量將會變化百分之幾,從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對城鄉消費影響的差異。consit-1和consit-2表示滯后一期和兩期的消費水平,用來衡量棘輪效應的大小,ε表示隨機誤差項。城鎮和農村的方程構造和經濟學意義相同。
對于面板數據模型參數的估計選擇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階段GMM 估計方法。在文獻中,一般將他們二人提出的二階段 G M M 估計方法稱為標準一階差分 GMM 估計。本文利用STATA12 進行具體估計。
(三)實證結果
2000-2012 年城鎮與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關系的檢驗結果如表1 所示。從表1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影響并不相同,老齡化與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負相關,并通過了 10% 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同時,老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收入會減少21.49元。而老齡化與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關系不顯著。
少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存在正向的影響,且都在 1% 的水平上顯著,其中城鎮少年撫養比增加1 個百分點會促進城鎮居民消費提高22.09 元,農村少年撫養比增加1 個百分點會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增加15.11 元。城鄉收入對消費的影響也很顯著,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加27.78 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 1 % ,平均消費水平會增長10.49 元。此外,城鎮和農村居民都會受到上一期和上兩期消費水平的影響,其中上一期的影響更為顯著,存在明顯的棘輪效應。
城鄉老齡化與居民消費關系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城鎮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負相關,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鎮居民退休之后,收入減少,老人們需要動用之前的儲蓄來養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較節儉,這會減少他們對自身的消費支出。第二,城鎮地區生活相對富足的老人們有很強的贈送動機。在我國,老人們的代際消費傾向較高,他們往往對自己的消費比較克制,但是對后代則比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購買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上,老一輩的財富積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使得老年人們會自覺減少自己的消費,而主動將儲蓄贈予后代。第三,我國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少子化成為我國家庭目前面臨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18,其中城市為0.88,鎮為 1.15,農村為 1.44,這與發達國家1.7的總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對于城鎮地區的老年來說,少子化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確定性增加。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為老年時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種投資。但子女數量的減少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得不為預防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而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另一方面,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與城鎮居民消費的負相關關系僅通過了10% 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這是由于一方面受傳統的養老觀念的影響,子女對父母的贍養會一部分地補償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來到生命的最后階段,補償消費心理比較強,一些年輕時沒有體驗和享受到的事物,他們希望可以在夕陽階段得到補償。因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老年消費水平的提高。
其次,與城鎮不同,農村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地區居民收入來源與城鎮不同,他們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并且一些身體強健的老年還可以繼續勞動。表2 顯示了2012年城鎮和農村老年人主要收入來源。其中,農村地區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體機能下降,不再勞動,收入減少,消費也會隨之減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農村地區超過半數的老年人還要依靠家庭成員的供養,這也會增加其他家庭成員的支出。且家庭成員對老年人不同的贍養方式也會影響家庭的消費水平。同時,由于農村家庭規模相對更大,子女相對較多,這對老人的贍養也更為有利。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12 年我國城市平均家庭規模為2.73人/戶,這一指標,鎮為3.09人/戶,而農村則為3.19人/戶。另外,由于農村地區的消費物資相對城市較為匱乏,尤其在醫療保健、老年文化娛樂等方面,這不利于農村老年人消費水平的提高??傊?,這些方面綜合起來使得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的正負關系不明顯。
再次,實證結果中還可以看出,城鄉的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都呈正相關關系。這與之前多位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會帶來家庭消費支出的增長。但是,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孩子數量的減少,加上預防性動機的增強,這些都會減少居民消費水平。結論中還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對人均消費影響的絕數值并不相同,城鎮是農村的近三倍,并且從實證結果也可以看出,城鄉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消費水平的差異。另外,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還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棘輪效應比較明顯。因此,消費水平的提高還需要一個過程。
另外,老齡化不僅影響了老年人的消費水平,還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以及全社會的消費預期。在我國,家庭養老仍然是最主要的養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養老支出。而目前,我國老齡化還表現為老齡人口數量大,老齡化速度快以及高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三大特點。
預計到2020 年,我國80 歲以上高齡老人將達到2200 萬,這將是2012 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體機能以及行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顧,這更會增加年輕子女的家庭負擔。子女對老人的贍養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老人的消費水平,但是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支出。同時,由于老齡化、高齡化已成為一種趨勢,我國城鄉居民的預期壽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 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4.83歲,10年間增加了3.43 歲。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增長,人們對自己未來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長遠的打算。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居民也會自覺增加儲蓄,從而減少當期消費。
結論與建議本文通過對我國城鄉居民老齡化與消費水平的計量檢驗以及對實證結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同,城鎮地區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水平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老撫養比的提高會顯著降低居民的消費水平;但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水平無顯著關聯性。
第二,城鄉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的關系。
第三,收入是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的重要原因,并且城鄉居民都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
針對以上分析結果,筆者認為要在老齡化加深的條件下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應當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農村地區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繼續擴大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城鄉養老金的并軌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做法。
第二,應該促進城鄉在基礎公共服務上的均等化,這包括基礎醫療保健、社區養老設施、老年文娛活動等方面,從而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第三,促進老年人的消費,還應該大力發展銀發產業。以老年人的需求為基礎,發展包括醫療衛生、老年食品衣著、交通通訊、老年文化娛樂、養老金融服務等多個方面的老年產業,使其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多方努力,轉變傳統家庭養老模式,促進形成家庭養老、社區養老以及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相結合的養老模式,這不僅可以減少家庭負擔,也可以有效減少“少子化”所帶來的對未來生活不確定性的擔憂,促進全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
綜上所述,老齡化是全球人口發展的大趨勢。在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也不盡相同。但不可否認的是,老齡化正在影響經濟發展,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本文在實證分析時,并未考慮城鄉消費差距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這也是之后可以改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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