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背景下，宏觀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我國2014年全年GDP增長率在7.4%,略低于7.5%的經濟增長目標，延續了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下滑趨勢，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對經濟的拉動效應略顯疲態，經濟增長正處于一個換擋換動力的調整時期。一是經濟增速連續跌破下限。進入2014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第2季度GDP增速跌至7.4%,跌破7.5%的年初政府工作目標，第3、4季度則繼續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的區間，全年經濟增速創24年新低。二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盡顯疲態。近些年我國出口保持低位增長的態勢下，2014年2月出口出現了-18%下滑，之后繼續維持低位震蕩，全年進出口增長2.3%,其中出口增長4.9%,進口下降0.6%;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30%已經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購置款的房地產投資2014年11月份以來已經進入負增長，消費雖然取代投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拉動力，但是消費需求也保持著一個逐年下滑的態勢，201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回落到10.9%.三是物價水平持續走低。2014年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2.0%,其中2014年9月CPI跌破2%,目前已連續4個月運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別為1.4%、1.5%,創下近年來的新低。四是經濟發展預期有所惡化。2014年7月份以來，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從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50.1%,已經靠近經濟強弱的分界點50%.經濟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預期的指數從3月份就一路下滑，從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
①宏觀經濟在2014年增速回落的過程中同時表現出一些可喜的變化，這些變化將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一是需求結構出現新變化，消費拉動力增強；投資結構改善，民間投資開始發力。二是第三產業占比超過第二產業，經濟呈現服務化態勢；經濟增長的就業吸納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長、高就業”格局初現。三是中小企業快速發展，新興產業加速發展；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城鄉關系更趨協調。
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與挑戰，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結構調整陣痛顯現，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多，部分經濟風險顯現?！?/p>
未來幾年是新常態統領中國經濟工作的關鍵年份，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年份，未來幾年將面臨經濟增長速度、增長動力、經濟結構、發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轉型切換。但是轉型切換的過程充滿風險，一方面是中國經濟之前的經濟發展方式力量在逐漸弱化，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新的常態的經濟驅動力還沒有強大起來，再加上美元升值、 全球貿易政策變動等不確定的外部環境增強，總體看， 未來中國宏觀經濟將面臨三大風險和六大挑戰。
一、 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三大風險
一是發展速度換檔的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在人口紅利、 全球化紅利、 城鎮化紅利的推動下，我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 1978~2007 年均增長率高達 9.8%, 2008 年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 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瞬間急速下滑， 從 2007 年14.2%的高峰滑落至 2013 年的 7.7%和 2014 年的7.4%, 2008~2014 年比 1978~2007 年年均經濟增速低 1 個百分點。 順應經濟增速的下滑， 中央政府做出了 “增長速度換檔期” 的判斷。 增長速度換檔切換是客觀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 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內在反應， 但是在切換的過程中也存在換檔的風險， 這一階段經濟增長容易陷入停滯， 近期我國增長速度連續跌破 7.5%的下限，出現繼續探底的趨勢， 預計未來幾年我國經濟增速會進一步下滑， 突破 7.5%~8%的區間波動， 這一風險值得警惕。
二是發展動力置換的風險。 從舊的發展方式向新常態過渡， 一個重要內容是經濟發展動力的轉換， 但轉換過程如果發生動力斷檔， 那將會給經濟造成斷崖式下跌的風險。 當前依靠要素投入為核心的增長動力在弱化， 新的創新驅動的動力機制還沒有培育起來； 依賴投資、 進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在減弱， 新的以消費為主的推動力還在上升； 舊的支柱產業在衰退， 新的戰略性產業雖然蓬勃發展但其主導性、 牽引力還沒有充分發揮； 舊的經濟增長點在多年發揮作用后在削弱， 新的經濟增長點小荷才露尖尖角。 發展動力一旦青黃不接， 經濟可能出現失速風險。
三是發展體制轉軌的風險。 不可否認， 過去多年來， 在趕超型的經濟模式中國政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也形成了推動經濟增長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在這種政府主導型的發展中， 我國逐步形成了以投資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系統， 配之以開放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共同推動了我國經濟迅速趕超。 我國也很早就意識到這套體制的缺陷，開始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但由于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國過度依賴高投資和進出口的問題更加突出，出現了大起大落的經濟增長方式。 但在經濟 “新常態” 要求下， 發展驅動力要從投資、 出口轉移到創新上來， 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 經濟體制轉型勢在必行。 體制轉軌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動力程度差異較大，從而加劇了整個宏觀經濟形勢的波動程度，這種體制轉軌對宏觀經濟產生的波動很可能使經濟發展出現斷層， 從而影響發展速度，而未來幾年恰恰是這樣一個關鍵時點。
二、 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六大挑戰
一是宏觀調控效用遞減。 2014 年我國面對經濟持續下滑， 通過微刺激來穩定經濟增長， 避免了大水漫灌。 但是連續刺激也出現了一定的問題，那就是邊際刺激效應遞減。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統計， 近幾年貸款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下降。
2003 年到 2007 年， 人民幣貸款增速提高 1 個百分點， 經濟增速提高 0.73 個百分點； 2008 到2014 年， 人民幣貸款增速提高 1 個百分點， 經濟增速提高 0.47 個百分點。 基于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重要作用， 我們通過計算社會融資對資本形成的作用， 2002 年 1 元社會融資貢獻的資本形成為2.27 元 , 2008 年下降到 1.98 元 , 2014 年進一步下降為 1.68 元。 這意味著通過增加社會融資來擴大投資的邊際成本在增加， 隨著增量資產產出率的上升， 等量投資的 GDP 貢獻率在下降。 這些都增加了我國經濟刺激的難度。
二是金融 “融而不通” 帶來的融資約束。 金融是實體經濟發展的血脈， 血脈如果不通， 實體經濟也很難有好的表現。 近年來金融領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 結構異化、 脫實入虛、 企業融資成本高企等現象， 對我國經濟發展不利。 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 金融總量增速下滑。 貨幣增速連續下滑， 2014 年 M2 同比增長 12.2%,低于中國人民銀行年初 13%的目標。 M1 的增長速度更低， 2014 年僅增長 3.2%. M2 和 M1 增速之差已經擴大到 9 個百分點， 意味著貨幣流動性下降， 表明人們消費信心降低， 投資信心趨弱。
貸款同比增速是 2005 年 12 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2014 年社會融資規模為 16.46 萬億元， 比上年下降 4.8%. 貨幣發揮作用具有時滯， 2014 年連續出現的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低增長將會制約我國的經濟發展。 第二， 貨幣流通速度降低。 從 M2與 GDP 之比來測算， 2002~2008 年貨幣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 0.61~0.67 的水平， 09 年以來則連續下降， 2014 年已經下降到 0.52, 這意味著未來創造同樣的 GDP 需要更多的貨幣來實現。 第三， 融資成本高居不下。 根據統計， 2014 年我國貸款基準利率為 6%, 在 11 月 22 日貸款基準利率才下調至 5.6%, 遠 遠 高 于 美 國 的 3.25% 、 歐 元 區 的2.43%、 日本的 1.246%和英國的 0.5%, 高于全球主要經濟體。 根據調研，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資金成本平均在 15%左右， 甚至 20%. 第四， 貨幣金融資源配置出現嚴重問題， 突出表現在金融與工業經濟的背離， 中小企業融資難與大企業融資便利， 國有企業融資便利與非國有企業融資難。
我們一直在鼓勵金融資源更多向中小企業與創新型企業配置， 但是目前金融體制下金融資源卻更多向大型國有企業、 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領域配置。
2014 年上半年在市場化程度很高的債券市場上 ,國 有 企 業 和 城 投 平 臺 發 行 債 券 合 計 占 比 高 達87.63%, 而民營企業僅占 5.47%. 金融體系存在的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決的， 將對我國經濟發展形成較強的融資約束。
三是房地產行業新常態化后的低增長。 房地產一直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由于受剛性收入約束和庫存銷售雙重壓力， 導致房地產投資很難出現 20%以上的高增長， 受市場力量的自身調節， 未來房地產行業投資增速進入低速增長區間， 行業競爭倒逼市場出清， 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市場力量主導的自我調整。 截至 2014 年 11月， 商品住宅施工面積 50.49 億平米， 商品住宅待售面積 5.72 億平米， 兩者合計 56.21 億平米，而過去 5 年年均商品房銷售面積 9.8 億平米， 即使未來沒有新開工建設， 消化這 56 億平米的供應就需要 6 年左右的時間， 隨著保障房建設加快， 住房登記制度實施、 房產稅等將擠出部分存量房， 這都增加了潛在供應。 從需求面看， 我國人口拐點正在出現， 20~49 歲的購房人口總量2015 年將達到高峰， 隨后進入下降通道， 城鎮化速度也有所減緩， 2014 年城鎮化率已經放緩到1.04% , 國內民眾對房產的投資性需求將減弱 .房地產開發企業對地產的投資意愿也有所下降。
2001~2013 年 13 年間 , 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年均增長速度高達 25%, 其中住宅投資年均增長速度 為 19%. 2014 年 全 國 房 地 產 開 發 投 資 增 速（1~11 月同比增長 11.9%）、 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增速 （1~11 月同比下降 14.5%）、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及銷售額增速 （1~11 月同步下降 8.2%）、 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本年到位資金增速 （1~11 月同比增長 0.6%） 以及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 （94.3） 等指標全面回落， 預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速度還將進一步回落， 房地產投資將從超高速增長逐步降落到中低速增長區間， 房地產行業高強度、 大面積、 高速度的市場規模擴張歷史將結束， 瘋漲、 泡沫、 暴利的投資時代要逐步回到理性、 常態、 均衡的狀態， 適度、 中低速、 可持續發展將成為房地產行業的新常態， 房地產市場周期性調整顯現， 樓市價格將進入下行通道， 其低水平增長可能對我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四是全球價格下行通道中的通縮將給經濟造成不良影響。 從國際上看， 現在主要經濟體基本處于低通脹環境， 有些經濟體正在滑向通縮。 美國 2014 年 12 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 （PPI） 月率創下 3 年來最大跌幅， 歐元區 PPI 已經從 2013 年 7月持續 17 個月負增長， 11 月 CPI 下滑至 0.3%.而在原油價格不斷下跌的情況下， 歐元區通脹仍然有繼續走低的可能。 日本的物價雖然在安倍經濟學的推動下走出通縮， 但目前仍然處在一個較低的通脹水平， 2014 年 11 月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為 2.7%, 但如果扣除 4 月份上調消費稅的影響， 其 CPI 僅有 0.7%. 全球低通脹環境通過國際貿易影響到中國的價格水平。 從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來看， 近期國際油價大幅下跌， 連帶銅、 鋁、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下跌， 對于大宗原材料嚴重依賴進口的中國來講， 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門的通縮愈演愈烈， 2014 年全年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比上年下降 1.9%, 12 月份同比下降 3.3%, 價格下跌將傳導到下游消費品領域。
以下幾個因素會對價格走勢形成負面影響， 增加通縮風險。 一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帶來的輸入性通縮風險， 2014 年下半年以來石油價格暴跌將通過中上游部門向下游部門傳導， 這種傳導效應將在 2015 年上半年出現； 二是 PPI 連續負增長傳導到消費品價格領域導致 CPI 繼續走低； 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 人民幣兌美元價格穩定導致人民幣貿易指數持續上升， 貨幣升值帶來輸入性價格下跌風險。 在我國債務規模持續擴大的背景下， 通縮將使債務人處于一個更加艱難的環境，要防止生產和價格、 通縮和債務的惡性循環。
五是就業出現階段性萎縮。 充分就業是各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也把就業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把就業和經濟增長的下限聯系起來， 提出穩增長是為了保就業。 近幾年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持續下滑， 但是就業展現出很好的態勢， 從 2009~2014 年， 每年新增就業人數都在 1 000 萬人以上， 但有數據表明就業市場上的崗位需求實際上是在下降的。 從2012 年以來， 各年度第 3 季度的招聘人數在持續下降， 2012 年為 461 萬， 2013 年 448 萬， 2014年為 420 萬。 2014 年度相對招聘指數 （報告期需求人數/往年同期需求人數的平均值×100） 為 101,處于 2009 年以來最低水平， 特別是 2012 年以來持續下降， 說明當前人力資源市場用工需求增長趨勢在減弱。 由于制造業升級和工業 4.0 等的沖擊， 未來制造業可能會轉移出大量的就業人口，這部分人口可能會對我國就業形成巨大的壓力。這意味著未來我國將從原來第二、 第三產業共同吸納第一產業對外轉移就業人口轉變為第三產業單獨吸納第一、 第二產業對外轉移就業人口， 壓力之大值得關注。
六是企業 “三座大山” 的壓力持續發酵。 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企業如果活力不顯， 經濟也難有起色。 當前國內企業由于產能過剩、 成本過高、 債務過重的三重壓力。 首先， 產能過剩是我國經濟發展中老生常談的問題， 也是當前經濟面對的突出矛盾。 發改委披露 2013 年上半年我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 78%, 隨著經濟增速逐階下滑， 產能利用率預計也會進一步下降。 這意味著針對當前需求， 2014 年我們有 20%以上的產能過剩。 其次， 成本過高則在近幾年一直威脅企業的利潤。 2014 年 1~10 月， 規模以上企業成本從年初 85.18 元每百元增加到 86.02 元每百元， 這將意味著大多數企業認為未來 6 個月的成本與去年同期相比會上升。 產能過剩導致企業價格競爭， 收入減少； 成本過高導致企業支出增加； 一增一減之間企業利潤減少， 盈利能力下降， 投資收益率也隨之下降。 第三， 債務過重也成為當前企業面臨的突出問題。 債務過重一方面表現在企業負債水平高， 企業債務規模迅速擴大，杠桿率就會快速上升， 據統計 2012 年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為 106%, 2013 年進一步增至 109.6%, 這一數值 遠 高 于 德 國 的 49%、 美 國 的 72%、 日 本 的99%, 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和經濟周期密切相關 ,經濟增速下滑，導致 2012~2014 年企業的杠桿率再度上升②. 債務過重另一方面表現為債務成本高 ,從調研中發現， 由于過高的融資成本， 國內有很多民營企業陷入了債務黑洞和債務鏈條， 形成了新時期的三角債。
三、 中國宏觀經濟展望： 平衡穩增長與調結構
面臨宏觀經濟的三大風險和六大挑戰， 筆者對未來我國經濟增長持謹慎態度， 穩增長的壓力將更大。 同時 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 中央提出要 “再接再厲、 趁熱打鐵、 乘勢而上， 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取得新成效”. 穩增長、 調結構、 促改革之間的關系進一步面臨考驗。
為此，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 “關鍵是保持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平衡”, 筆者認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和難點就在于如何實現穩增長與促改革、調結構之間的平衡， 其政策要點在于兩方面： 一方面短期內通過穩增長為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打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另一方面長期內圍繞促進發展這一根本推進重大改革， 激發企業活力。
（一） 服務改革這一主題穩定經濟增長
當前不僅要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待穩增長， 更要從改革的角度來看待穩增長， 穩增長要致力于為重大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當前經濟增長跌破底線的風險越來越大，要采取更加積極的政策防止經濟跌破底線和陷入通縮。
一是實施靈活穩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 近些年我國一直秉持穩健的貨幣政策， 但從政策操作實踐來看， 每年在穩健的總基調下有所差異。 我們建議央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采用更加靈活穩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 除了傳統貨幣政策工具例如降息降準外， 加快采用創新型工具， 如抵押補充貸款 （PSL）、 常設借貸便利 （SLF） 和中期借貸便利 （MLF） 調節貨幣的流動性。 當前市場對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存在以下幾個擔心， 一是擔心激起通貨膨脹； 二是擔心貨幣繼續流向房地產、 地方政府基建等領域， 撐大房地產泡沫， 增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因此央行采取創新型貨幣政策工具， 可以緩解這兩大擔憂， 一是通過短期工具調節市場流動性， 有助于改變市場預期和銀行風險偏好。 二是 2014 年 12 月我國外匯占款減少 1 184億元， 創 7 年最大降幅， 保持貨幣市場適度寬松，有利于降低短期資金成本高企和資金利率的波動性。 李克強總理在達沃斯表示我國未來的貨幣政策不會大水漫灌， 建議央行適當增加反周期貨幣政策的實施， 在常規的貨幣政策仍然有空間的情況下， 注重預調、 微調， 更好的實行定向調控。
二是實施更加積極有力度的財政政策。 可以從四個方面展開： 首先， 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激發企業活力。 營業稅改增值稅自 2013 年在全國推廣以來， 2014 年鐵路運輸、 郵政電信業納入，2015 年， 營改增將改革范圍擴大到建筑業、 房地產業、 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等領域， 在企業困難加大的背景下， 政府可以適時啟動結構性減稅，增加受益主體， 以降低企業稅負， 增加企業利潤，幫助企業渡過困難時期。 其次， 擴大公共支出，初步構建福利社會基礎。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 通過減少政府和國有企業的盈余， 每增加 1%的財政支出， 并平均用于教育、 健康和養老， 將使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提高 1.2%. 我國政府應實施更加積極、 有力度的財政政策， 將以公共支出的適度增加促進引導合理消費的制度建設。 一是加大對符合經濟結構調整和創新驅動方向的政府性投入； 二是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支出，織好社會政策的托底網。 第三， 創新投融資方式，積極推進公私合營（PPP） 平臺。 據統計從 1990 年到 2009 年， 歐盟近 1 400 個項目是通過 PPP 實現的， 價值 2 600 億歐元。 我國新預算法為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套上預算監管的 “緊箍咒”, 未來地方財政資金能夠用于基礎設施的部分不會有太大的增加， 依據 PPP 模式， 以政府出資和公共資源為依托， 采取市場化方式運作， 鼓勵更多的公私合作平臺項目， 使民間資本、 政府部門、 社會組織在市場原則下互利合作， 不僅可以解決建設資金問題， 還可以改善國家治理體系， 增強社會凝聚力。 第四， 適度利用地方債， 有序化解債務風險。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 “要高度關注風險發生發展趨勢， 按照嚴控增量、 區別對待、 分類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則， 有序加以化解”. 目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雖總體可控， 但大多數債務未納入預算管理， 脫離中央和同級人大監督， 局部存風險隱患。 新預算法第 35 條和第 94 條， 從舉債主體、 用途、 規模、 方式、 監督制約機制和法律責任等多方面做了規定， 從法律上解決了地方政府債務怎么借、 怎么管、 怎么還等問題。 如何防范地方債務風險是財稅改革的重點， 要進一步健全債務扎口管理機制， 嚴控新增債務。 將繼續擴大自發自還試點省份范圍， 啟動專項債券發行工作， 健全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化定價機制， 強化對地方政府舉債的市場化約束， 維護投資者權益和市場信心。
（二） 圍繞發展這一根本推進重大改革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 我國應盡快推進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各項改革， 推進更好發揮各類企業積極性的改革， 推進資本、 土地、 技術、 勞動力等各項經濟增長要素相關的改革， 使各項要素、 各個主體能夠釋放新的活力來推動我國在 30 多年的高速增長后仍能保持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
一是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 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 大幅度降低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 市場價格、 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 按照權力清單、 責任清單、 負面清單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邊界； 抓住現在低通脹的時機， 盡快推進水、 電、 氣、 油等價格改革， 把凡是能由市場定價的都交給市場； 強化政府市場監管職能， 著力清除市場壁壘， 消除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的各項地方規定， 建立統一開放的國內大市場。
二是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 企業自主經營、 公平競爭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基礎。 當前對地方財政的改革將使地方政府漸次退出經濟建設領域，企業在經濟發展中主力軍的作用將更加突出， 為此必須通過改革培育一個自主經營、 公平競爭、結構合理的企業體系。 通過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盡快制定中央層面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 明確國有企業功能定位， 強化激勵約束機制， 分類施策，提高企業市場化、 國際化水平。 加快發展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 降低各種準入門檻， 減少對企業的不當干預。 加快推進混合所有制發展， 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優勢結合起來。
三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 要更好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為此要穩步推進利率、 匯率等金融價格改革， 通過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為利率市場化創造良好條件； 推進金融機構改革， 適當增加金融機構主體， 促進金融機構間的有效競爭， 以競爭推動金融機構完善對實體經濟的服務； 加快資本市場發展， 創新資本市場融資工具， 加快推進注冊制改革， 鼓勵企業更多從資本市場獲得資金。 要在金融領域中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為此要完善政策性金融體系， 加強對金融服務薄弱領域的金融覆蓋， 發展普惠金融。要為中國資本實現全球資源配置創造條件， 為此要加快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提升對外投資便利性， 建立支持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服務體系。
四是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土地在經濟發展中承擔著多重角色， 既是農業生產的重要生產資料， 又是工商業發展落地的載體， 還是部分人群的資產， 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 因此，土地改革要按照土地不同的角色和職能進行分類設計。 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政策，建立公開規范的土地流轉市場， 通過市場配置土地使用權， 鼓勵適度規模經營， 發展現代農業。推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 降低經濟發展中的土地成本。 探索試點農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 賦予農民更多的宅基地用益物權， 增加農民財產。
五是加快科技創新體制改革。 首要的是形成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 創新的主體是人才， 要完善職務發明、 技術入股等相關規定， 讓創新人才在創新中得到應有的回報。 創新的主力軍是企業， 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 使企業創新得到最大化利益； 完善財稅、 金融、 貿易政策，支持鼓勵企業創新。 其次是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 使創新真正面對市場， 面對經濟發展主戰場。 深化科研院所改革， 能放則放，能推向市場的就推向市場。 發揮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以市場來形成企業和科研院所之間的合作關系， 建立公開透明的技術交易市場， 讓技術走向市場， 同時也讓市場來引導技術創新。
（三） 抓住企業這一關鍵激發其發展動力
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 當前國內大量企業因產能過剩、 成本過高、 債務過重而喘不過氣來，很多企業既沒有生產動力， 更沒有擴大再生產的能力， 幫助企業消減三座大山的壓力， 激發企業活力乃當前穩定經濟增長甚至為未來保存增長活力的當務之急。
一是打通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消化企業產能。過剩產能的消化一方面通過淘汰落后產能來實現，另一方面通過市場需求的擴大來消化。 從市場需求看， 一方面可以加大力度開發國際市場需求，就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產業鏈而言， 目前僅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的缺口就達到 8 萬億美元， 通過建立可行的融資方案， 這些潛在需求可以轉化為現實需求， 從而為我國相關產業提供巨大的市場空間。 另一方面要深挖國內市場潛能，減少區域市場壁壘， 通過打造無障礙的統一的國內大市場來消化企業過剩產能。
二是依法推進企業破產清算， 消融企業債務鏈條。 根據我們在地方的調研， 很多債務鏈的形成并擴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該破產的企業沒有破產， 導致其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形成了數量眾多的僵尸企業。 僵尸企業的存在拖垮了債務企業，也拖垮了債權企業， 不如迅速破產清算掉， 這樣債務企業的企業家也能輕裝上陣， 重新出發， 而債權企業也能夠拿回部分債權資金， 結算自己的債務。
三是以 “少取”、 “減負” 激發企業活力。在此關頭， 筆者認為政府應當承擔起責任， 從現實來看， 政府對企業的支持基本思路是 “多予少取”. 多予， 意指給資金、 給項目、 給行業準入、 給補貼； 少取則是實施結構性減稅， 減少企業負擔。
2015 年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 在中央提出 “新常態” 的判斷后， 我國將不再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 預計我國在設定經濟發展目標時， 將進一步淡化經濟增長速度， 換之以彈性目標和發展區間進行管理， 采取預調、 微調等宏觀調控手段予以應對。 面對經濟增速下滑， 中央將堅持不進行大規模刺激， 而是采取預調、 微調等宏觀經濟管理手段予以應對。 這種變化有助于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發展效率，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平衡， 從而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取得新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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