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預期壽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老齡化將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①.從聯合國人口數據可以看出，未來幾十年，世界各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都將有所提升。2015-2050年全世界老年撫養比②平均水平將提高約12個百分點。我國當前的老年撫養比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與世界各主要經濟體中相比，仍處于相對較低水平，但未來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將十分迅速（圖1）。根據聯合國預測，2030 年中國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將達到23.8%,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將達到16.2%,高于發達國家目前的水平③,2050年將超過發達國家。
人口是經濟社會發展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人口老齡化不僅會降低全社會的勞動力供給，還會通過經濟主體儲蓄、消費、投資等行為的變化對通貨膨脹、產出、就業、國際收支等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形成長期、持續的影響。深入分析上述影響，并剖析其背后的政策含義具有重要意義。
一、人口老齡化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首先，老齡化將提高人們對通脹的關注度，提升物價穩定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中的重要性。只有價格穩定才能確保養老金和儲蓄實際價值的穩定。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預期壽命的提高不僅使退休人口增多，也促使人們平均持有的財富量增多，特別當政府降低公共養老金水平時，更是如此（Trichet,2007）[1].由于老年人更加厭惡風險，他們傾向持有固定收益類金融資產，尤其對政府債券的需求增加，對風險程度更高的權益類資產的需求減少。債券通常以名義價格計價，由于家庭財富的較大部分投資于名義資產，人們對保持低通脹的訴求更加強烈。因此，中央銀行對穩定通脹的承諾和有序的金融環境都對居民保持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從菲利普斯曲線的角度分析，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結論，即隨著老齡化的發展，在通脹率與失業率之間，人們更加在乎通脹率。菲利普斯曲線是用來表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老年人更多地依靠養老金或積蓄生活，應對通貨膨脹的能力相對較弱；而年輕人的收入水平處于上升期，能夠更好地抵御通脹壓力，但他們的就業壓力較大，對失業問題更加敏感。高見（2010）[2]利用中國數據實證檢驗了失業率與通脹率之間的替代關系，研究結果與Miles（2002）、Bean（2004）的分析一致，即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菲利普斯曲線變得更加平坦，通脹率與失業率之比不斷下降，即一定的失業率所替代的通脹率比較少，說明在通脹率與失業率之間，人們更加在乎通脹率，認為通脹率所帶來的經濟代價更大。也就是說，在老齡化過程中，人們對通脹的容忍度在降低，中央銀行需要更加堅定地應對通貨膨脹的挑戰。
其次，人口老齡化會降低通脹預期。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以及勞動生產率的停滯可能抑制企業和家庭對經濟增長的預期。企業預期產品和服務市場會收縮，家庭預期未來收入會長期保持低水平。
經濟增長不景氣預期對需求方的影響會通過企業部門降低投資和家庭部門減少消費（或增加儲蓄）顯現出來，這會降低長期通脹預期，從而對實際價格產生向下的壓力（Shirai,2012）。因此，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全社會對通脹的變動也更為敏感，可能需要中央銀行在進行貨幣政策調控時，給予物價穩定更大的權重。與此同時，由于老齡化本身會導致溫和的通貨緊縮，能夠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中央銀行所面臨的治理通脹的壓力。
二、人口老齡化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
（一）老齡化對勞動供給的影響
老齡化帶來最直接、最顯著的問題是勞動力供給數量的減少，以及勞動力年齡結構的逐漸老化。
眾所周知，人口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人口年齡結構比較年輕的社會中，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高，具有較強的生產能力，豐富的勞動力供給和較高的儲蓄率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額外的動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過去30多年，充分供應的廉價勞動力所形成的“人口紅利”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然而，2011 年，我國人口結構出現了一個標志性變化：
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74.5%下降至74.4%,盡管只是0.1個百分點的微小降幅，卻代表中國勞動力供給結束了長期上漲的趨勢，且這一趨勢性轉折在此后的2012-2014年得到了進一步確立①.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和老年人口加速增長，使我國人口撫養比結束了長期下降的趨勢，意味著“人口紅利”已經開始消失②.當人口紅利的窗口關閉后，勞動力供給數量下降，在勞動生產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絕對數量的增減將對總產出造成同方向變動。圖2和圖3顯示了日本和德國勞動力年齡人口占比與長期經濟增長在趨勢上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3】
（二）老齡化對資本形成的影響
一方面，老齡化會顯著降低儲蓄率，使得形成資本的資金來源減少。大量研究結果和實踐經驗表明，人口年齡結構是影響國民儲蓄率的重要因素。
國民儲蓄是國民可支配收入減去最終消費支出后的差額，包括政府儲蓄和私人儲蓄，其中，私人儲蓄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在政府儲蓄方面，由于老齡化會顯著增加政府的養老金支出和醫療支出①,在財政收入沒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將直接導致政府儲蓄率下降。在私人儲蓄方面。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人們試圖在一生中平滑消費，由于年輕時和退休后的收入相對較低，因此，儲蓄呈現典型的駝峰型分布，即工作階段的儲蓄率較高。而老齡化將增加儲蓄率較低的老年人口占比，導致居民儲蓄率下降。雖然在老齡化的初期，由于預期壽命增長，工作人口需要為退休后更長的生存期進行更多儲蓄，總儲蓄可能會上升。但是，從長期看，當上述工作人口退休后，他們將不再儲蓄，總儲蓄將會下降（Bean,2004）?；诓煌瑖?、不同時期和不同計量方法所得到的經驗證據均非常穩健地說明人口老齡化會降低私人儲蓄率（陳彥斌，2014）[3].日本是老齡化的典型國家，與中國具有相近的文化傳統和居民生活習慣，在1970年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時也具有高儲蓄特征，其儲蓄率變化情況對中國具有較強參考價值。1970年，日本國民儲蓄率為4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5個百分點；而此后，日本國民儲蓄率呈總體下降的態勢，到2012年已降至21.82%（見圖4），低于24.94%的世界平均水平。就私人儲蓄率來說，1970 年，日本私人儲蓄率高達23.5%,而到1992年僅為11.8%.日本居民儲蓄率的變動趨勢更是符合典型的生命周期假說。1955-1975年，也就是日本進入老齡化之前和剛剛進入老齡化的初期，居民儲蓄率基本呈穩定上升趨勢，1955年為11.9%,1976年達到最高值23.2%,而此后，隨著老齡化的進一步發展，日本居民儲蓄率開始進入長期的下降通道，1996年降至11%,2005年已降至3%左右，還不到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日本政府2014年底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日本的居民儲蓄率近60年來首次出現了負值，為-1.3%.此外，微觀數據也為生命周期假說提供了支持性證據。調查顯示，日本居民在一生中儲蓄最多的年齡階段為30-50歲，65歲以上人口的儲蓄率極低，大約從70歲開始進入負儲蓄階段。經驗研究與微觀調查均驗證了生命周期假說對日本的適用性，對我國有一定借鑒意義?！?】
另一方面，老齡化會對投資需求產生負面影響，不利于資本形成。影響投資的主要因素是預期回報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老齡化會造成勞動力供給減少，生產過程的資本密集程度隨之提高，從而導致資本的邊際產出下降，預期回報率減少，投資率隨之下降，導致資本存量增長率不斷降低，直到與相對稀缺的勞動力相適應。Higgins（1998）[4]運用100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對人口年齡結構與投資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年輕人口占比越高，投資率越高。該結論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判斷，即較為年輕的人口結構需要有更高的投資率以保持人均資本水平不降低，而老年型人口結構則同更低的投資率相聯系（祝丹濤，2008）[5].中國數據也顯示，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與儲蓄率、投資率之間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圖5）?！?】
（三）老齡化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一般來說，人的體能和認知能力都會隨年齡的增加而衰退，老年人的創新能力更低。雖然老年人擁有豐富的從業經驗，對工作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研究表明，工作經驗只在最初幾年能提升生產力，當達到一定時間后，經驗就難以產生效益了（Ilmakun-nas et al.,2004）?？鐕鴮嵶C研究也表明，勞動力的年齡結構與其對全要素生產率（TFP）貢獻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Feyrer（2008）利用87個國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數據研究證明，從宏觀層面看，勞動力年齡結構與TFP有比較顯著的相關性，其中，40-49歲的勞動人口對TFP的貢獻最大，而其他年齡段的人口對 TFP 的貢獻則相對較小或幾乎沒有。
Werding（2008）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即勞動者的年齡結構與其對TFP貢獻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對TFP貢獻最大的年齡段為40-49歲（圖6）。
因此，他們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然而，Ang 和Madsen（2012）通過分析21個OECD國家1870-2009年60歲以內勞動者的情況后，認為教育對勞動生產率有重要作用，對于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工作者來說，其創新能力和模仿能力并不會隨年齡的提高而下降，也就是說，通過提高教育水平，可以避免因老齡化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
三、人口老齡化對就業的影響
老齡化對就業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通常認為，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失業率會下降。人口增長速度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確實可以降低勞動力供給的增長，甚至導致勞動力供給的負增長，但是，勞動力稀缺性的增加會提高勞動力成本，促使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從而降低對勞動力的需求。左學金和楊曉萍（2006）根據OECD國家的相關統計對老齡化與就業率進行了分析，發現二者并沒有確定的相關關系。從現實情況看，歐洲和日本是老齡化最嚴重的兩個地區，但是老齡化并沒有幫助這兩個地區實現較高的就業率。而且，在老齡化過程中，結構性失業可能會有所增加，自然失業率上升的風險不容忽視。由于老年人需要更多醫療、護理等方面服務，其對耐用品（如汽車和家用電器）的需求減少。因此，人口老齡化可能導致消費需求從制造業向非制造業轉換，消費需求結構變化必然引起就業結構的變化，即從業者面臨從制造業向非制造業轉換，這將導致結構性失業增加。
四、人口老齡化對國際收支的影響
（一）老齡化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
一是老齡化帶來均衡利率下降，較低的利率水平可能導致老齡化國家的資本外流。如前所述，老齡化將會引起儲蓄和投資同時下降，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對這種綜合作用效果進行模擬分析，結果顯示，雖然儲蓄率下降了，但投資率下降更快，從而導致實際均衡利率的下降（Trichet,2007）[1].許多西方學者的經驗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供給下降，造成資本密度的上升和資本回報率的下降，這將減少投資需求，且投資的下降幅度超過了儲蓄。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利率水平的下降會導致資本外流。
二是由于老年型經濟體的投資回報率較低，其國內企業會更多轉向對投資回報率較高國家的直接投資，也會引起資本外流。一般情況下，老齡化國家的資金相對充裕，加之不斷提高的人工成本，資金的投資回報率下降；年輕型經濟體的勞動力充裕而資金相對匱乏，投資回報率相對較高。因此，大量資金流向年輕型國家尋找投資機會，引起了老齡化國家的資本外流。
（二）老齡化對貿易順差的影響
一方面，如前所述，老年人口占比上升，會導致儲蓄率下降，國內消費率則相應上升，這對進口有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勞動人口占比下降，使勞動力相對稀缺，這將引起工資上漲，推動國內產品相對價格上漲，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同時，進口的替代效應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因此，人口老齡化會減少貿易順差。
Higgis（1998）[4]的實證研究表明，一國步入老齡化后，經常項目順差不斷減少，最終出現經常項目赤字。Batini、Callen和McKibbin（2006）將全球分為四個區域--日本、美國、歐洲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此為樣本研究人口老齡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結果表明，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將首先出現儲蓄減少、貿易順差減少以至出現赤字；歐洲國家儲蓄和貿易順差變化幅度雖然比日本小，但變化方向與日本大致相同；年齡結構相對年輕且移民政策較為開放的美國將會在未來出現貿易盈余；發展中國家則隨著人口年齡由年輕型向老年型的轉變，貿易盈余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朱超和張林杰（2012）利用38個亞洲經濟體1989-2008年的面板數據和系統廣義矩的方法考察了人口結構變化對經常賬戶的影響，結果表明，老年撫養比與經常賬戶差額存在顯著負相關，老年撫養比每增加1%,則經常賬戶順差減少0.23%.
五、相關啟示及政策建議
（一）隨著老齡化的發展，潛在增長率呈下降趨勢，應慎重選擇應對經濟減速的政策措施++過去30多年，受益于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我國并沒有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使得經濟依靠高投資推動高增長的發展模式得以實現。然而隨著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時代的到來，資本回報率開始遞減，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傳統的經濟增長源泉將逐漸減弱，這將顯著體現為GDP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由于潛在增長率是在給定的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前提下，所能實現的最大經濟增長率。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在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情況下，試圖以政策刺激增加物質資本投資的方式維持過去的高增長，則不僅會扭曲要素價格，還會導致產能過剩，這對落后產能和無效率的企業是一種保護，阻礙了經濟體自身進行技術變革和制度變革的主動性，將進一步加劇經濟結構失衡，并加大通貨膨脹的風險。
并且，在實體經濟投資收益率低的情況下，一部分流動性將不可避免地進入資本市場追求高收益，引發泡沫經濟。面對潛在增長率下降的事實，政府應該接受并順應這一趨勢，無需過度采用傳統政策工具，而應真正減少對經濟增長過程的干預，避免各種扭曲、浪費和保護，并著力構建一個“創造性破壞”的環境，優勝劣汰，鼓勵微觀企業根據市場需求探索形成新的競爭優勢。這一點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至關重要的。
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全要素生產率對于打破資本報酬遞減，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具有決定性作用。發達國家的經驗也表明，經濟進入低速增長階段后，凡是不能做到依靠科技創新或者企業優勝劣汰、實現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擴展的國家，就不能保持適當的增長速度（蔡昉，2013）[6].因此，應充分認識到在老齡化背景下，技術進步以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提高才是維持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源泉。政府應積極采取措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然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需要一系列人力資本條件和制度環境，是政府需要面對的艱巨的改革任務，并且難以在短期內見成效，但卻是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二）人口老齡化導致的貿易順差減小將是長期趨勢，匯率形成機制應更加市場化++經常項目差額是匯率政策的主要參考指標之一。為了保持匯率穩定，在過去幾年中，中央銀行被動投放大量基礎貨幣，外匯占款甚至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如前所述，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引起消費、投資、儲蓄行為的變化是決定經常項目差額的關鍵因素，人口年齡結構與貿易差額的長期走勢密切相關。雖然匯率變動也會影響進出口，但其效果也僅限于貿易差額的短期波動，并不能改變貿易差額的長期趨勢。對此，匯率形成機制應更加市場化，在充分發揮其價格信號作用優化資源配置的同時，也能減少貨幣政策的被動操作，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
（三）在老齡化社會，貨幣政策需要更加關注物價穩定目標++由于失業率對通貨膨脹的替代率價格低，全社會的通貨膨脹容忍度下降。因此，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目標權衡中，應更多關注通貨膨脹目標，維護物價穩定的權重應變得更大。
參考文獻：
[1]Trichet J. The Monetary Policy Implications ofAgeing[R]. Speech on the Conference of Pension Diver-sity and Solidarity in Europe,2007.
[2]高見。老齡化、金融市場及其貨幣政策含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陳彥斌，等。人口老齡化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