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經濟波動是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不斷變遷，經濟對外接軌的步伐越來越快，我國經濟增長的波動與這二者變遷有很大關聯。產業結構可能會通過主導產業的更替和要素流動使得對經濟產生波動性，并且一些學者研究發現當三次產業結構從第一、第二產業緩慢向第三產業變遷時，對經濟波動影響不大，但是如果有較強的外部沖擊如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產業結構突然變化時，會反過來影響經濟增長，產生較強的經濟波動。另一方面，盡管鮮有文獻針對對外開放是否影響了經濟波動展開研究，但是對外經濟對波動的效應不可忽視，首先，如果一個國家選擇了外向型的發展模式，那么其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會與貿易結構的高級化一致，因此對外貿易的擴大會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從而引起經濟短期波動; 其次，對外依存度的擴大使得國內經濟對國外經濟的依賴度更強，那么當國外經濟發生沖擊時會導致貿易需求和供給改變，最終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本文主要選擇產業結構和對外開放兩個經濟指標，來研究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程度是否會影響我國的經濟波動和經濟增長，進一步，研究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程度增加是否會影響經濟波動和經濟增長二者的關系。
二、我國經濟波動效應的文獻回顧
王宇和蔣彧\\( 2011\\)［1］研究發現我國經濟增長分別經歷了一次六階段的 U 形中長周期和一次三階段的 V 形短周期，其中前一階段主要集中于 1990 －1994 年，第二階段主要集中于 2007 － 2009 年。較多學者一致發現我國經濟周期過程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出現了平穩化特征，對于經濟增長平穩化的原因，不同的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胡乃武和孫穩存\\( 2008\\)［2］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不斷深入下，世界經濟的波動對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越來越顯著，而 1997 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世界整體經濟波動的平緩\\( 即外部沖擊的減弱\\) 對中國經濟波動穩定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作用。雎國余和藍一\\( 2005\\)［3］、張立群\\( 2007\\)［4］等則認為經濟“微波化”主要得益于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化的手段避免了計劃經濟的大起大落，有效地控制了需求和供給波動，同時，張立群認為 20 世紀末以來我國國民經濟規模的增大也使得經濟具有較強的穩定性。梁國超和劉金全\\( 2008\\)［5］認為我國經濟在“軟擴張”的過程中呈現出了周期波動弱化的特征，主要在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調控經濟過程中的成功運用。也有學者從產業結構的角度進行了解釋，童光榮和劉瑋\\( 2009\\)［6］研究發現我國第一、二產業是造成宏觀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第三產業不是引起宏觀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而隨著我國產業結構不斷向第三產業推進，我國經濟的波動性呈現逐步降低的趨勢。
盡管上述學者研究了導致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經濟波動減弱的可能因素，但是他們未考慮到經濟周期波動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一些理論\\( 如 Arrow\\( 1962\\) 的“干中學”和不可逆投資理論\\)認為經濟波動會增加經濟行為結果的不確定性，由此導致投資和消費減少，最終減損經濟增長。但是，基于 Schumpeter 的“創造性破壞”表明，經濟波動特別是經濟衰退時，經濟系統會形成一種內在機制來摧毀引起危機發生的不合理體制和阻礙生產率增長的落后技術，通過調整產業結構來改善經濟效率從而促進經濟長期增長。因此，我國經濟短期波動是否完全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這一問題至今還未得到明確的結論，這些研究只停留在二者關系的討論，未有學者考慮不同的外部變量對波動與增長關系的影響。
三、產業結構升級、對外開放對我國經濟波動效應影響的模型、變量和數據選取
\\( 一\\) 模型和方法
首先檢驗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程度對我國經濟波動的影響，為考慮到各地區各個變量的異質性問題，本文利用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模型構建如下:
式\\( 1\\) 中，volit是第 i 個地區 t 期的經濟波動率，其中，i = 1，…，N，t = 1，…，T。uisit表示產業結構，openit表示經濟對外開放度。
進一步分析我國經濟周期波動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以產業結構和對外開放度作為控制變量，構建新的模型:
在式\\( 2\\) 中，git是第 i 個地區 t 期的經濟增長率，其他變量定義同式\\( 1\\) 。式\\( 2\\) 主要用于檢驗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產業結構、對外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在式\\( 2\\) 中同時引入經濟波動和產業結構交叉項 volit× uisit、經濟波動和對外開放度交叉項 volit× openit，相應的模型如下:
在估計模型\\( 3\\) 時，本文將單獨的產業結構變量和對外開放度變量剔除，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
由于經濟波動與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逆向因果關系，因此就必須考慮波動的內生性問題，為此本文將使用系統廣義矩估計\\( SYS － GMM\\) 方法對模型1\\) － \\( 3\\) 進行估計。該方法用解釋變量的一階差分作為工具變量，并且將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同時估計，提高了估計有效性。GMM 估計量的一致性取決于兩個假設: Hansen 的過度識別檢驗和 Arellano－ Bond 的自相關檢驗。本文在估計過程中將分別對上述兩個假設進行檢驗。
\\( 二\\) 樣本選取和變量說明
1． 樣本選取
本文采用我國 31 個省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樣本區間選擇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即 1978 － 2012年，其中 1978 －2008 年的數據均來源于《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2009 － 2012 年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2010 －2013\\) ，在計算過程中的個別缺失數據，通過移動平均法補齊。
2． 變量說明
\\( 1\\) 經濟增長 git: 采用統計資料匯編和年鑒直接給出的各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數據。
\\( 2\\) 經濟波動 volit: 本文采用兩種波動度量方法，一是增長率的滾動標準差，這也是國外研究波動增長文獻中較為常用的測量方法。但是不同地區經濟增長率不同，使得波動率沒法比較，為此本文用增長率標準差系數來衡量波動率水平。滾動標準差系數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g 為第 T － M + 1 期到第 t 期的平均增長率，g 是 i 地區樣本期間的平均增長率。m 是滾動周期，由于我國每隔五年制定實施規劃，因此普遍認為五年是一個經濟周期，滾動周期取 5。
第二種是利用 HP 濾波法，對于，Yt，H － P 濾波目的是找出最小化的 St：
其中 Yt是各省實際對數 GDP。通過\\( 5\\) 式可以得到周期性波動部分，記為 Ct，其實際含義是 GDP與其長期趨勢部分的偏離值。然后再計算 Ct的標準差，最后同樣用增長率均值得到離異系數，即第二種波動衡量變量 cycle。由于采用的是年度數據，式\\( 5\\) 中平滑參數 λ 取 100。
\\( 3\\) 產業結構 uisit: 國內外關于衡量產業升級指標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較普遍的是用第二、第三產業的比重來測度產業結構水平，但是這種度量方法只反映了量的增加，沒有考慮到生產效率等質的提高?，F用各產業的產值比重與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乘積之和來反映產業結構水平:
其中，j 表示第 j 產業，kj表示第 j 產業占總產值的比重，pj表示第 j 產業總產值，lj表示第 j 產業就業人員數，pj/ lj即表示第 j 產業的勞動生產率。
\\( 4\\) 對外開放度 openit: 目前大多數文獻對于一個地區的對外經濟開放度用進出口貿易額和外商直接投資兩個指標來測度，也有學者提出金融開放度、人才開放度、旅游開放度也是經濟對外開放度的重要部分?？紤]到其他指標數值相對于對外貿易金額很低，另外利用外商投資在 2003 年統計口徑發生調整，因此本文對外開放度只選進出口貿易總額進行衡量。對外開放度等于進出口總額與 GDP 之比。
\\( 三\\) 變量的統計描述
表 1 顯示了各個變量在三個樣本期間的均值水平。從表 1 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 GDP 年度平均增長率在 10． 9% 左右，兩種波動測量方法測度的波動率均在 3% 左右\\( 以增長率標準差計算的標準差系數為 3． 24%，以實際對數 GDP 的 HP 濾波計算的周期波動標準差系數為 2． 69%\\) ，總體上呈現高速平穩增長的態勢。由于改革不同階段我國制度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為此將樣本期間以 1996 年為臨界點劃分進行討論①。比較表 1 的 1978 －1995年和 1996 － 2012 年兩個期間樣本，可看出 1996 年之前和 1996 年之后，我國經濟平均增長率差異不大，后者比前者只高 1． 2%，但是從經濟波動來看，無論是哪一種波動，1996 年后要比1996 年以前波動率下降很多，第一種波動下降了 71． 89%，第二種波動下降了 60． 26%，說明我國經濟在實現“軟著陸”
后跟世界經濟同步出現了平緩化特征。產業結構高級化系數為 2． 576，從該變量計算公式和我國三次產業平均勞動生產率\\( 第一、二、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分別為 0． 523、3． 435、2． 182 萬/人\\) 來看，我國三次產業仍然處于二三一的結構。但是，產業結構在 1996 年后的樣本期間內增長很快，這與現實一致，1996 年以來，科技進步促進了我國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優化了我國產業結構水平。
從對外開放度來看，對外開放度系數為 0． 261，1996年后平均對外開放度也只有 0． 305，說明目前來看我國對外開放度還有待增加。
四、產業結構升級、對外開放對我國經濟波動效應影響的實證結果分析
\\( 一\\) 產業結構、對外開放對經濟波動的影響
本文首先估計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度對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結果見表 2，在表 2 的各項回歸中，Arellano － Bond 檢驗和 Sargan 檢驗均通過設定檢驗。在整體樣本期間結果中，列\\( 1\\) 以增長率標準差計算的標準差系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列\\( 4\\) 以實際對數 GDP 的 HP 濾波計算的周期波動標準差作為被解釋變量。從變量系數結果看，列\\( 1\\) 、列\\( 4\\) 中的產業結構變量系數在 1% 概率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周期波動存在顯著的負向效應。而對外開放度變量系數在列\\( 1\\) 中顯著為正，在列\\( 4\\) 中為正但統計不顯著，說明總體上對外開放對我國經濟波動存在正向效應。再看分期間的樣本估計結果，從列\\( 2\\) － 列\\( 6\\) 看出無論是1978 － 1995 年還是 1996 － 2012 年期間，產業結構和對外開放度變量系數符號和整體樣本期間下一致，并且在 10% 顯著性概率水平下均顯著，說明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的升級減弱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但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卻增加了經濟周期波動。
產業結構升級減弱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產業結構對經濟波動的弱化原因在于第三產業的成長，由于在第三產業包含了一些與經濟波動關聯性較低的產業，而這些產業在經濟受到外部沖擊時波動較小，因此第三產業的成長抑制了國民經濟的進一步衰退，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三產業比重的逐步提高，對平穩經濟波動起到了關鍵作用。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增加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作為垂直分工下的制造加工環節，因此對外貿易的加大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反而會增加我國經濟波動。另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資本流動、匯率波動等也會間接導致我國經濟波動加劇。
\\( 二\\) 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表3 顯示了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表 3 的各項回歸中，Arellano －Bond 檢驗和 Sargan 檢驗值通過設定檢驗。列\\( 1\\) － 列\\( 3\\) 以 vol 作為波動變量，列\\( 4\\) －列\\( 6\\) 以 cycle 作為波動變量。從變量系數結果看，列\\( 1\\) 、列\\( 4\\) 中的經濟波動變量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整體樣本下我國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存在負向效應，這 和 盧 二 坡 和 曾 五 一 \\( 2008\\)［7］、杜 兩 省\\( 2011\\)［8］的研究結論一致。再觀察產業結構和對外開放度兩個變量，可以看到產業結構變量系數在 1%概率水平下為正，說明整體期間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促進了經濟增長，而對外開放度變量不顯著，說明整體期間下對外開放度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顯著。再分兩個期間看，在 1978 －1995 年期間，在第一種波動下，波動系數高度顯著為正，而第二種波動的變量不顯著，但系數大于0，說明1996 年以前，我國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存在正向影響，另外，產業結構和對外開放度變量系數符號和顯著性同整體樣本期間一致。在1996 －2012 年期間，兩種波動下測度的波動變量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在此期間的波動對增長的影響跟整體樣本期間相同，波動對增長存在負效應，再觀察產業結構和對外開放度變量，發現二者變量系數均顯著大于 0，說明經濟“軟著陸”后，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均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
以上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存在負向影響，但是 1996 年前和 1996 年后不同，1996 年前波動對增長存在正影響，1996 年后變為負影響。造成兩個期間影響相反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期間我國經濟體制的不同。1996 年以前我國經濟的投資主體仍以政府和國有企業等國有經濟為主，由于存在明顯的預算軟約束，當經濟發生沖擊時，國有企業仍有較強投資行為，而不考慮風險。
而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非國有企業迅速增加，而私營企業在面臨經濟波動時不會像國有企業一樣不考慮投資風險，以利潤為目標的經營手段往往使他們降低投資，最終造成增長降低。
產業結構升級能促進經濟增長，實際上，產業結構升級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促進經濟增長，一是通過國際貿易和利用外資等改善了我國的設備和技術，從而提高了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 二是第三產業的擴大特別是新興產業\\( 如互聯網技術、物流業等\\) 的崛起促進了我國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長期增長。對于 1996 年前對外開放度對經濟水平不存在顯著影響和 1996 年后有正效應的解釋是: 盡管 1978 年實施了改革開放政策，但是1996 年前我國對外貿易水平還是較低，其對我國經濟總量的增長影響有限，而 1996 年后特別是2001 年我國加入“WTO”后，我國對外開放度快速增加，通過貿易和利用外資兩個渠道使得我國出口和經濟水平不斷擴大，同時也優化了整體產業結構。
\\( 三\\) 產業結構、對外開放對經濟波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影響
為檢驗產業結構升級、對外開放度的提高是否減弱了經濟周期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負向影響，在表3 各方程中引入經濟波動和產業結構、經濟波動和對外開放度的交叉項，同時為消除重共線性不再引入單獨的產業結構和對外開放度，估計結果見表 4。
表4 的 Arellano － Bond 檢驗和 Sargan 檢驗通過設定檢驗。從表 4 看出，除了列\\( 2\\) 中變量統計不顯著外，其他方程的變量均在 1% 概率水平下統計顯著并且符號一致。經濟波動變量在三個樣本期間均顯著為負，而產業結構與經濟波動的交叉項、對外開放度與經濟波動的交叉項顯著為正，這個結果說明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的提高均能減弱波動對增長的負影響。進一步以列\\( 1\\) 為例計算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的邊際影響為: 由此得到當對外開放度為 0時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由負轉正的產業結構指數臨界值為 1． 706，當產業結構為 0 時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由負轉正的對外開放度臨界值為 0．326，即說明我國經濟周期波動對經濟增長具有非線性影響，當產業結構指數或對外開放度超過臨界值時，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由負轉為正。
隨著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會減輕我國經濟波動負面影響，甚至使得該影響為正。從表 2 和表 3 估計結果看出，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波動和經濟增長分別存在負效應和正效應，即產業結構不斷從第一、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的過程使得我國經濟增長的逐步穩定，產業的轉型升級在減弱經濟波動的同時促進了經濟增長，使得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逐步轉變為正效應。
而對外開放度對經濟波動和經濟增長均為正影響，對外開放度提高使得我國經濟對外依賴度增加，同時也使得在國外環境發生變化時，外貿和外資會受到較強的沖擊，但是，本文認為這種沖擊是短期性質的，短期內，貿易和投資的銳減會造成制造業的滯緩和居民消費不振，但長期來看，“機會成本效應”的存在會使得在衰退時期企業更加注重研發和技術，從而促進了經濟長期增長。當然，一個不可避免的設想是波動對增長負向效應的減弱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度提高的疊加效果，對外貿易的增加帶動了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的升級又促進了經濟增長效率，最終使得經濟增長對經濟波動負向沖擊的敏感程度減弱。
五、結論和建議
本文研究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對我國經濟波動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同時檢驗了產業結構、對外開放是否影響了經濟波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實證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在減弱經濟周期波動的同時促進了經濟長期增長，而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增加了經濟周期波動，1996 年以前對外開放度提高對經濟增長不存在顯著影響，但 1996 年以后對經濟增長存在正效應。進一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存在負向影響，但 1996 年之前和 1996 年之后影響不同，分別是正影響和負影響。本文還發現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減弱經濟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并且，當產業結構升級和對外開放度達到一定水平后，為正影響。
本文的結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通過科技研發和和新興產業的潛力來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同時繼續擴大對外經濟開放度，特別是加強服務貿易業，有利于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對世界經濟負面沖擊的抵抗能力; 2． 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國有企業的自力更生能力，使市場化程度增強，同時，對私營企業要改善投資和融資環境，促進非國有企業健康發展; 3． 當經濟發生波動時，要合理化和差異化調控，如果波動對行業增長有抑制作用，那么采取減緩波動的政策可以促進長期增長，相反，如果波動對增長有促進作用，那么試圖熨平波動的穩定性政策反而不利于長期增長。此外，不同地區之間的波動與增長關系可能不同，國家在宏觀調控過程中要差異性對待。
［參考文獻］
［1］ 王宇，蔣彧． 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研究及其產業結構特征\\( 1992 －2010 年\\) ［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1，\\( 7\\) : 3 －18．
［2］ 胡乃武，孫穩存． 中國經濟波動的平緩化趨勢分析［J］．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 1\\) : 44 －48．
［3］ 雛國余，藍一． 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微觀基礎的轉變［J］． 中國社會科學，2005，\\( 1\\) : 60 －75．
［4］ 張立群． 我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與宏觀調控［J］． 經濟縱橫，2007，\\( 2\\) : 30 －33．
［5］ 梁國超，劉金全． 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弱化成因和經濟“軟擴張”后的增長趨勢［J］． 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 1\\) : 5 －9．
［6］ 童光榮，劉瑋． 制度變遷、產業結構調整與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經驗研究［J］． 經濟前沿，2009，\\( 7\\) : 3 －11．
［7］ 盧二坡，曾五一． 轉型期中國經濟短期波動對長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2008，\\( 12\\) :10 －23．
［8］ 杜兩省，齊鷹飛，陳太明． 經濟波動對中國經濟增長影響的穩健性研究［J］． 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1，\\( 4\\) :3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