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企業家通過對企業經營活動的協調與創新，能促進企業的成長\\(魏江等,2003\\)。近幾年，柯達公司申請破產，摩托羅拉被收購，諾基亞在困境中苦苦掙扎，索尼、松下、東芝等日本家電巨頭陷入全面虧損，不復當年輝煌。這些商業巨人擁有其他企業無法比擬的資金、技術、人才以及管理制度優勢，為何會對市場和技術做出誤判。除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變革外，其原因可歸結為企業缺少能把握創新機會和推進企業協同創新的企業家，以致企業缺失新興技術成果。相反，蘋果、臉譜等企業由于企業家善于推動和協調技術創新，使企業新產品不斷呈現，從而驅動企業的崛起和發展。由此可知，新興產業企業家的個人素質、創新管理能力等內在特殊性人力資本對新興產業企業的技術趕超至關重要。
然而，處于成長期的我國新興產業發展不僅面臨政策環境滯后不利和商業化配套匱乏等困境，而且也面臨先發國家企業的技術狙擊和市場壓制（黃永春，2013）。因此僅靠企業家的個人才能和企業內部資源難以實現技術跨越，亟需從外部社會網絡獲取技術趕超資源。我國部分新興產業的企業家由于善于撬動外部社會資本，從而保障和加速了新興技術的開發和商業化，進而促進了企業的技術趕超。
因此，有必要研究新興產業企業家社會資本對企業技術趕超的作用，并探討新興產業企業家實施企業技術趕超所需的社會資本。
本文基于昆山調研數據的描述統計和計量研究，指出企業家的人力資本是個人前期教育、經驗、技能投資的凝結,其將影響企業家創新機會的把握和創新管理能力，并將影響企業的技術趕超。與此同時，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政府等外部社會網絡掌握公共創新資源的支配權。倘若新興產業的企業家善于利用社會網絡中的技術社會資本、商業社會資本以及制度社會資本，將利于企業獲取更多的趕超資源，化解企業的技術趕超風險，從而提高企業的技術趕超績效。
二、理論分析、描述性統計與研究假設
為凝練出新興產業企業家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化特征，本文首先通過文獻資料的理論分析，并結合昆山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數據的統計分析，推導出研究假設。本文數據源于昆山市政府和南京大學昆山現代化研究院于 2011 年 3-5 月進行的昆山產業轉型與升級的調查問卷。此次調查共收回 628 份有效問卷,樣本既包括傳統制造業，如紡織（82 個）、化學纖維（51 個）、造紙（34 個）、橡膠（48 個）、金屬制品（55 個）等；也包括新興產業，如新能源（26 個）、新材料（45 個）、生物醫藥（34 個）、電子信息（167 個）、高端裝備制造業（43 個）、電動汽車（43 個）等。
1. 新興技術的演化需要企業家撬動社會資本的融入
企業家是創新管理的推動者和協調者，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豐富管理經驗的企業家，往往具有異質性的人力資本，善于把握新興技術的商機，并能推動新興技術的革命和商業化。正如熊彼特\\(1997\\)所述，企業家把各種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 并通過不斷地創新組合帶來了經濟增長。通常，高素質的企業家更能敏銳地洞察競爭環境的不確定性, 更善于獲取和利用外部的技術資源（高展軍; 江旭，2011），更善于發掘和利用企業的未吸收冗余（李妹，高山行；2013），并且在技術創新過程中具有較高的動態管理能力（劉燁等，2013），這將有利于企業的技術趕超。由此可見，企業家的“創新”作用超過單純的技術創新（張小蒂，2008）, 有利于我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實現要素重構。
當然，新興產業企業的技術趕超不僅依賴于企業家的人力資本，而且需要企業家撬動外部社會資本，以彌補內部資源的缺陷。新興產業的形成遵循“新技術研發-新市場開拓-新興產業形成”的演化過程（蘇津津，2010），并且在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社會資本嵌入。依據網絡資源視角，企業家的社會資本包括企業家技術社會資本、制度社會資本和商業社會資本（耿新等；2010）。見圖1 所示。
企業家社會資本反映了企業家在社會網絡中的“可涉取資源”，即企業家通過其社會網絡所能調動的資源。尤其在中國特有的體制轉型和要素稟賦結構情形下，作為創新要素支配者的企業家，其社會關系網絡所積累的社會資本將影響企業的技術趕超。
2. 企業家人力資本與企業的技術趕超
企業家人力資本是個人前期教育、經驗、技能投資的凝結,是附著在企業家身上內生化知識存量的總和，而這些因素又與企業家教育背景、任職經歷密切相關。因此，本文從教育程度、海外經歷、企業工作經歷和科研院所工作經歷四方面分析新興產業企業家的人力資本特征：
首先，學歷水平反映了企業家的知識、技能和認知能力, 即對新異、復雜信息的搜集處理能力。通常，企業家學歷越高表明其學識和修養越好,越有助于企業成長。陳傳明、孫俊華（2008）的實證研究發現, 企業家的受教育程度與企業戰略革新和技術變革正相關。這主要是由于高學歷企業家的創新思維和決策能力較強，并且具有更廣闊的社會網絡規模和高層次網絡成員等優勢,從而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多的創新資源支持。
其次，具有海外經驗的企業家對國際前沿技術較熟悉，也較注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并且傾向于國際科技合作，因此能有力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再次，具有豐富職業經歷的企業家, 應對創新復雜問題的管理能力較強。通常，在多個企事業單位任職過的企業家, 其社會關系網絡的規模更大, 能通過關系網絡為企業技術趕超戰略的實施謀取更多的網絡資源。
由此可見，企業家的教育背景、海外經歷、任職經歷等個人特質將影響企業識別高潛力和技術密集的創業機會，有助于企業家借助社會網絡整合社會創新資源（葉偉巍等，2012），因而有利于新興產業企業的技術趕超。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1。
假設 1：新興產業企業家人力資本與企業的技術趕超正相關。
3. 企業家社會資本與企業的技術趕超
企業的技術趕超發展不僅需要企業家人力資本的投入，而且需要技術社會資本、制度社會資本和商業社會資本等社會資本的融入，以彌補企業資源的內生缺陷。
（1）企業家技術社會資本與企業的技術趕超
企業家的技術社會資本是企業家乃至企業重要的信息通道，它不僅可為企業家提供非正式的私人信息，也可使企業家通過技術交流研討、技術產品展示等社會網絡獲得前瞻的技術和市場信息（王霄、胡軍，2005）。尤其在開放創新時代，企業家與科研院所間建立的合作關系有助于企業進行寬泛的外部搜索（Teece，2007），從而易獲得外部技術專家有關創新概念、工藝架構、法律和擔保等高端領域的服務支持。與此同時，高校、科研院所等作為新興技術和專家的集聚中心，能為企業提供大量具有發展潛力的“技術種子”和市場機會（張晗等，2008）。統計表明，新興產業企業家開展產學研合作創新（27.2%）、引進技術人員（6.2%）、購買國內專利（2.5%）、購買國外專利（3.1%）的意識和頻率較高。值得說明的是，傳統產業企業家更側重與其他企業的合作創新，這可能是由于傳統產業的技術較成熟，由此傳統產業的企業家更傾向于實施技術聯盟。上述研究表明，新興產業企業家在技術趕超過程中，更傾向于借助外部的技術網絡。因為，企業家與這些社會網絡成員的互動，可幫助企業獲得更多、更前沿的新技術（王龍偉等，2006），有助于企業化解技術風險，緩解企業內部技術資源的約束，突破企業的技術趕超瓶頸，并提高企業趕超效率。由此可見，新興產業的企業家更傾向于借助外部的技術社會資本，并且能憑借創新的洞察力和識別力從外部技術網絡汲取更多的技術資源，從而促進了企業的技術趕超，故而本文提出假設 2。
假設 2：新興產業企業家的技術社會資本與企業的技術趕超正相關。
（2）企業家商業社會資本與企業的技術趕超
企業家與商業網絡成員的關系及其中所蘊含的商業社會資本，將有利于企業更好地獲取互補知識和資源，從而能幫助企業家做出正確的技術趕超策略（Slater & Narver，1994）。例如，企業家與供應商及時有效溝通技術路線圖、技術規劃、新產品研發進展等信息，可使供應商盡早介入新產品開發過程，從而協助企業發現新產品研發中的潛在問題，減少新產品研發的時間與成本（Ragatz et al.，1997）。
其次，尚若企業家強化與下游企業知識與資源的共享，將有助于企業把握市場需求，從而開發出新產品。統計表明，新興產業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吸引上游企業參與本企業研發、獲得上游企業融資服務的比例分別為 14.5%、13.2%，而傳統產業企業家的比例僅為 7.6%和 6.9%；與此同時，新興產業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吸引下游參與本企業研發、獲得下游融資服務的比例分別為10.5%、6.6%，而傳統產業企業家的比例僅為 8.8%、6.1%。Morgan 和 Hun（t1994）從關系營銷角度的研究也發現，企業家與合作伙伴間的信任與承諾關系有助于各方為深化合作進行互補性投資，有利于企業家從長期利益出發考慮彼此關系，并放棄機會主義傾向以降低更換合作對象的概率，從而使現有合作更為順利。這說明，新興產業的企業家更傾向于也更能夠協調商業網絡的創新資源，而商業社會資本的增加，也將利于企業的技術追趕。由此本文提出假設 3。
假設 3：新興產業企業家商業社會資本與企業的技術趕超正相關。
（3）企業家制度社會資本與企業的技術趕超
對處于經濟轉軌背景下的中國企業而言，企業家制度社會資本能幫助企業汲取所需的政策扶持、創新資源和信息，從而能降低企業因市場不確定性而帶來的風險（Acquaah，2007）。首先，企業家與政府部門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有助于企業家及時獲悉宏觀調控措施與產業技術導向，從而調整企業的技術革新和開發方向（楊鵬鵬等，2005）；有助于企業新產品及時得到審批而較快地進入市場；有助于增加政府的了解和信任，贏得政府采購；并且有利于企業獲得政府資助，從而提升企業的市場聲譽。統計表明，與傳統產業相比，新興產業企業家在技術趕超過程中較多地獲得人才引進支持（27.6%）、研發投入資助（24.1%）、科技園孵化服務（9.2%）、科研攻關項目資助（25.1%）等。然而，傳統產業企業家較多地得到土地優惠（16.0%）、政府采購（4.9%）等政策支撐。這主要由是于新興產業具有高風險特征，亟需政府幫助企業家降低技術趕超的不確定性和投資的風險性，并且新興產業的企業家能憑借新技術的高收益和高輻射效應獲得政府扶持。
與此同時，企業家與銀行等融資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可提高融資的便利性與融資的額度，從而不僅能提升企業抗風險能力，而且能加快企業新興技術的商業化。統計表明，新興產業企業家創業時股東較分散，來自于共同創業者（67%）、政府資助（15%）、風險投資（3.1%）、技術人員（16.3%）和其他企業（12.4%） 的比例較高；而傳統產業企業家創業時的股東則較集中，且來自于親戚家人（36.3%）和銀行貸款（26.8%）的比例較高。這說明，新興產業企業家可憑借新興技術的高收益等特征獲得多渠道的資金支持。Chakravarty 和 Scot（t1999）等人的實證研究也表明，企業家與銀行間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有助于向外界傳遞企業家信譽與新興技術盈利性等信息；并且這種“宣告效應”可幫助企業家贏得更多的投資者和合作伙伴致力于新興技術的開發。由此本文提出假設 4。
假設 4：新興產業企業家的制度社會資本與企業的技術趕超正相關。
由上分析可知，企業家社會網絡中高速流動的知識與持續累積的創新資源是企業實施技術趕超的重要支撐。企業家嵌入社會網絡可以及時把握技術機會，可以從政府、銀行與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獲得財務資源、物質資源、技術資源等創新資源的支撐，并能從客戶、供應商等社會網絡主體了解客戶需求，還可通過與企業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創新取得協同效應，降低企業間的交易成本和風險，從而提升企業的技術趕超績效。
三、計量檢驗
本文的實證數據來源于昆山市政府和南京大學昆山現代化研究院于 2011 年實施的《昆山產業轉型與升級調查問卷》。該調研問卷由南京大學課題組負責問卷的設計和統計分析，由昆山市政府負責問卷的發放和收集。本文基于上述描述性分析和研究假設，進一步借助 SPSS 的 Binary Logistic 方法驗證本文的研究假設并進行理論研討。在計量分析與理論研討過程中，本文通過對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的比較分析，旨在深入揭示新興產業企業家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對企業技術趕超的作用機制。
1. 企業家人力資本的計量檢驗
teachleadi=β1graduatei+β2foreigni+β3U&Ii+β3poinei+νi其中 teachleadi反映企業的技術水平是否領先，i=1 代表是，i=0 代表否。同理，graduatei表示企業家是否研究生，foreigni表示企業家是否有海外學歷或生活背景，U&Ii表示企業家創業前是否在科研院所工作過，poinei表示企業家是否有創業經歷。計量結果見表 1 所示。
計量結果表明，高學歷、具有海外工作和學習背景的企業家對企業的技術趕超效果更明顯。因為企業家的學歷越高，越具有較高的學習意愿和能力，從而對企業技術績效具有顯著正向作用（于東平等，2012）。并且高學歷的企業家社會交往參與度也較高，交往對象的層次也越高，從而越能從外部獲得更多的創新資源，這將有助于企業的技術趕超。其次，具有海外學習和工作經歷的企業家，其企業技術趕超效應也較顯著。這主要是由于具有海外背景的企業家擁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能把國外先進技術移植國內，并進行應用創新。與此同時，在科研院所工作過的企業家對企業的技術趕超也具有正效應。這主要是因為在科研院所工作過的企業家能把脈該領域最新趨勢，并能將所學技能和知識應用到企業技術趕超實踐中，從而有效規避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因素。此外，具有創業經歷的企業家，對企業的技術趕超也具有顯著正效應。值得說明的是，相對于傳統制造業，新興產業的技術水平更高，因此要求企業家敏銳地識別創新機會，并推動新興技術的市場化。因此企業家的高學歷、海外學習經歷、科研院所工作經歷以及創業經歷等人力資本特征對企業技術趕超的作用更明顯。
2. 企業家社會資本的計量檢驗
（1）企業家技術社會資本的計量檢驗
teachleadi=β1coopwithei+β2coopwithuii+β3technicisti+β4prpatenti+β5plpatenti+νi其中 teachleadi反映企業技術水平是否領先，i=1 代表是，i=0 代表否。同理，coopwithei表示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 是否與其他企業進行技術合作;coopwithuii表示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開展過產學研合作;technicisti表示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引進過關鍵技術人員;pfpatenti表示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購買過國外專利；plpatenti表示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購買過國內專利。計量結果見表 2 所示。
回歸結果表明，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開展協作創新、借助產學研合作創新、引進關鍵技術人員、購買國內外專利對企業技術趕超具有顯著正效應。這主要是由于，企業家與其他企業的協作創新能形成協同效應，解決共性技術問題，并形成技術標準乃至壟斷市場；與科研院所合作創新，有助于企業獲得最新的創新資源，并解決技術趕超瓶頸；而企業家引進關鍵技術人員和購買國內外專利，則有利于企業減少技術趕超時間和成本，從而有助于企業的技術跨越。
（2）企業家商業社會資本的計量檢驗
teachleadi=β1uppartiR & Di+β2upfinanciali+β3downpatiR & Di+β4downfinanciali+νi其中 teachleadi 反映企業技術水平是否領先，i=1 代表是，i=0 代表否。同理，uppartiR&Di表示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上游企業是否參與本企業研發；upfinanciali表示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獲得過上游企業的融資服務；downpatiR&Di表示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下游企業是否參與本企業的研發；downfinanciali表示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獲得下游企業的融資服務。計量結果見表 3。
企業技術的商業化需要商業生態網絡的支撐，需要與供應商以及下游客戶形成協同創新關系。計量結果表明，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上下游企業參與本企業研發，以及企業家獲得上下游融資服務有力地促進了新興產業企業的技術趕超。這主要是由于企業家在實施技術趕超的過程中，若上游參與本企業研發更能確保上游提供的原料和部件符合本企業的需求，而下游參與本企業研發不僅能將市場需求反饋給本企業，而且能和本企業協同地將市場需求準確地物化為新技術產品，從而快速地滿足市場需求。
與此同時，相對于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技術創新風險更高、市場不確定性更強，因此更需要企業家強化與上下游企業的聯盟關系，以化解技術趕超風險，避免原料難以采購，規避研發與市場脫節，從而加快新興技術的市場化。此外，相對于傳統產業，新興產業的企業家能憑借新興技術的高投資回報、高附加值等特征贏得上下游客戶的融資幫助，因此新興產業企業家的融資效應更明顯。
（3）企業家制度社會資本的計量檢驗
①政策扶持teachleadi=β1personi+β2taxi+β3landi+β4R & Daidi+β5S & TParki+β6publicpi+β7tecproji+β8govenpi+νi其中 teachleadi 反映企業技術水平是否領先，i=1 代表是，i=0 代表否。同理，personi表示企業家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 是否獲得人才引進支持；taxi表示企業家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獲得稅收優惠；landi表示企業家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獲得土地優惠；R&Daidi表示企業家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獲得研發資助；S&TParki表示企業家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享受過科技園孵化服務；publicpi表示企業家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獲得公共研發平臺服務；techproji表示企業家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是否獲得科技項目支持；governpi表示企業家實施技術趕超過程中, 是否獲得政府采購扶持。計量結果見表 4 所示。
計量研究表明，新興產業企業家與政府形成良好的社會關系，不僅能獲得人才引進支持、研發資助、科技園孵化服務、公共研發平臺等優惠政策，從而有利于企業科技成果的轉化；而且能贏得政府采購，從而幫助企業贏得市場的認可和信任，進而較快地實現新興技術的商業化。處于轉型時期的我國，政府對企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很強, 諸如在項目審批、招標、監管等活動中政府的決定將影響企業的創新績效。
②融資網絡teachleadi=β1jointlyfi+β2relai+β3bankloani+β4governi+β5venturei+β6otheresi+β7technicisti+νi其中 teachleadi 反映企業的技術水平是否領先，i=1 代表是，i=0 代表否。同理，jointlyf 表示企業家的共同創始人是否出資，rela 表示企業家創業過程中，企業家的親戚或家人有無出資；bankloan 表示企業家創業過程中，是否得到銀行貸款；govern 表示企業家創業過程中，是否獲得政府資助；venture表示企業家創業過程中，是否獲得風險投資；othere 表示企業家創業過程中，其他企業是否入股；tech－nicist 表示企業家創業過程中，本企業科技人員是否入股。計量結果見表 5 所示。
社會關系網絡可以幫助企業家獲得新技能和新知識，也可以為企業家提供信息和資金。計量結果表明，企業家擁有良好的社會網絡，更利于企業獲得社會融資，從而更利于企業的技術追趕。相對而言，新興產業的高技術特質更易于企業家獲得共同創業者投資、政府資助、風險投資，以及其他企業和本企業技術人員的投融資。然而，共同創業者、企業技術人員、以及風險投資對新興技術有更準確的風險認知和更樂觀的市場預期，且政府更看重新興技術的商業化前景。
四、結果討論與政策啟示
1. 結果討論
（1）企業家人力資本的作用
科技創新是新興產業產生的動力源，是新興產業發展的資本，而這種動力源和資本的載體是“人”，即人是將知識資本與產業資本結合的行為主體。由此可見，企業家的知識吸收、技術獲取應用能力決定了企業動力源和創新能力。本研究表明，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豐富創業實踐的企業家能優化配置創新要素，提升企業的技術勢力和市場勢力，進而實現技術追趕。首先，具有海外教育和生活背景的企業家能最早地嗅得商機，從而把先進的技術引入國內并實現產業化，帶動行業的發展。其次，具有科研院所工作經歷的企業家更善于把握創新機會，也更注重技術趕超，通常會加大研發投入，提高產品科技含量，推進技術創新的流程整合與再造。第三，具有創業實踐經歷的企業家更善于駕馭宏觀經濟周期，尤其注重在經濟周期處于低谷時期積極進行技術尋求型與市場拓展型的創新策略，提升研發成果的時效性，擴大市場規模。由此可見，企業家是企業的決策和行動主體,企業家人力資本與企業的創新績效密切相關，其能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風險應對能力，從而能幫助企業實現技術趕超。
（2）企業家社會資本的作用
新興產業的發展與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相聯系，需要企業家借助社會網絡系統撬動社會資本，以為新興技術的演化提供資源基礎。企業家作為企業與社會環境的關鍵結點，能為企業新興技術的趕超獲取政府行政資源。首先，企業家的縱向關系網絡表現為企業家與政府部門以及金融組織等權利機構的聯系，能幫助企業獲取資金、信息等創新資源，從而更利于企業的技術趕超。尤其在轉型時期的我國，企業家與政府建立的政治關系網是影響企業趕超發展的重要因素。因為，轉型時期的我國政府仍然掌控較多的資源，而資源配置又較多地取決于企業家與政府的關系。其次，企業家的橫向關系網絡規模和強度體現了企業家調動產業鏈資源的能力。若企業家能通過橫向社會網絡獲取互補資產,必將有效抵御外部環境變化的不利影響,提升企業的競爭能力。通常，企業家的橫向關系網絡越廣，獲得的有效信息也越多,因而越能把握先機。諸如，企業家與合作伙伴保持良好關系，能促進戰略合作；與競爭對手保持好關系,可以避免惡性競爭，并及時了解對方的動態；與上下游企業保持良好關系,可以獲得穩定的進貨渠道和銷售渠道\\(邊燕杰,丘海雄, 2000\\)。由此可見，企業家社會關系網絡的規模和強度體現了企業家調動社會資源的能力，構成了企業家的社會資本。
2. 政策啟示
我國不僅應引進和培養卓越的企業家，而且應為企業家的技術趕超營造良好的社會網絡，以便于企業家在技術趕超過程中撬動外部社會資本。
（1）強化引智回國的力度
長期以來，中國產業發展依賴外國資本、技術乃至市場，外資推動中國經濟取得成功，但也在防范中國的技術趕超。然而，與 FDI 可能存在的“擠出”和“替代”效應相比，海歸人才普遍受過良好的教育，不少人還是自主知識產權的擁有者，是國際技術轉移的重要載體。并且“引智”不但不會“擠出”本國人才，反而能帶動周邊企業強化技術創新，提升產業整體技術創新水平。此外，“引智”明顯優于“引資”，因為海外歸國人員不僅擁有較高的專業技能，而且對本國情況比較熟悉，能更好地適應國情（羅思平等，2012），對企業引入先進技術和實現企業國際化經營均有裨益。因此，我國應鼓勵海外優秀人才回國創業，促進先進國際技術的轉移。諸如，在眾多人才計劃、優惠政策中，應重點向民營企業特別是投身新興技術創業的海外優秀人才給予政策傾斜。
（2）構建企業家培養機制
企業家利用社會關系能彌補企業資源、信息和經驗的不足，增加外部合作者加盟企業合作的意愿，從而有利于企業的技術趕超。因此，政府應完善企業家培養與激勵機制，既要引進技術創業型企業家，也要著力完善企業家的培養機制。首先，企業家職業的性質要求其承擔很高的經濟風險，而高風險應當得到高回報。國外普遍采用年薪制，并伴隨股票期權。我國目前市場機制不完善，還不能大范圍采用該類薪酬模式，但可以建立薪酬水平的參考標準，構建合理的企業家激勵機制。其次，企業家的社會關系網絡展現了自主創新的結構能力，該網絡中所蘊涵和流動的信息、資源等能促進新興產業的技術趕超。因此，政府應構建企業家溝通平臺，舉辦企業家高層管理論壇，促進隱性知識的共享。再次，可以為新興產業的創業企業家聘請創業導師，指導其技術趕超。此外，可以組織企業家到知名企業參觀考察學習。
（3）推進企業間互補合作
企業家的橫向關系網絡能幫助企業在產業鏈內建立利益共同體,從而在原材料供給、生產制造和市場銷售等環節構筑嚴密的競爭壁壘,有利于推進和保護企業的發展空間。鑒于此，政府應鼓勵企業家與 NVC 上下游企業實施合作創新，以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首先，立法支持，即通過新立或修訂法律法規等手段,支持企業間的研發合作。其二，經費支持，即政府出資引導多個創新主體的協作研究。其三，建立信息支持平臺和網絡組織，促成聯盟實體間的知識流動。其四，應建立共性技術的研發平臺，并鼓勵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
（4）促進官產學研協同創新
核心技術缺乏仍然是我國新興產業發展的短腿。因此，應促進官產學研用的有機結合，發揮科教資源優勢，引導科研院所參與新興技術研發的積極性；鼓勵有實力的企業建立研發中心,與本地科研院所建立緊密的產學研合作關系,以彌補企業創新資源與能力的不足。鑒于此，我國應進一步強化產學研合作創新的制度支持，以引導產學研開展務實的創新協作。其次，應推動官產學研技術合作模式的創新，促進協作體系切實進行協同攻關，而非流于表面形式。諸如，可通過項目招標方式，引導產學研協作創新，形成以企業為主體、院所為支撐的技術聯盟。再次，應完善產學研聯盟的利益分享機制和合作績效的考評獎勵機制，防范聯盟的瓦解和短視效應。最后，政府應引導高校開展創業教育，加強創業教育的實踐基地建設，打造創業教育的實訓孵化平臺，以促進高校創新成果的轉化。
（5）完善技術創業的風投機制
目前，我國的風險投資重心出現后移現象，即對種子期和起步期的投資占比低。因此，應引導風險投資更多地關注處于初創期、孵化期的高新技術中小企業，更多地聚焦那些潛在的、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突破性、引領性的創新創業項目。其次，政府應出資設立天使投資引導資金和創業投資引導資金；并大力支持天使投資人、境內外知名的創業投資機構聚集式發展。與此同時，政府應鼓勵金融機構對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擔保融資、信用貸款、知識產權質押貸款、信用保險和貿易融資、小額貸款等。再次，應借鑒國外風險投資行業成熟的管理經驗，加強風險投資行業規范，完善促進創業投資健康發展的配套政策與監管體系。此外，政府可以搭建創業投資機構和企業的長效對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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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耿新、張體勤：《企業家社會資本對組織動態能力的影響》，〔北京〕《管理世界》2010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