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文獻回顧
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之一,充分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農村居民占全國人口近 70%,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消費群體,但長期以來政府偏向城市的福利制度\\( 如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 和偏向城市的投入政策\\( 如教育投入等\\) 形成了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1].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也實現了持續增長.但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占最終消費支出額的比重卻呈現逐年下降趨勢,1978 年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占 48. 8%,2011 年這一比例下降到 13%[2],可見中國農村人口消費能力偏低,與龐大的人口規模相比極不對稱.因此當前中國擴大內需的關鍵是提升廣大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這也是逐步提高中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和實現包容型增長的重要途徑.
財政支出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工具,對居民消費產生重要影響.財政支出決定社會公共服務的水平和保障范圍,從而改善居民消費環境,穩定消費預期,促進居民消費行為.改善和保障民生是實現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有效前提和必要條件,因此財政支出中民生支出與居民切身利益尤為相關.所謂的民生支出主要是指財政用于教育、社會保障、衛生等民生項目的支出,財政民生支出的增長對于促進社會成員的全面發展、推行社會的公平正義、切實保障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具有重要意義[3]."十六大"以來,政府開始重視"三農"問題,近年來在"民生財政"思想的指導下,各級政府開始把民生支出向農村地區傾斜.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已經在"十二五"規劃中指出,今后一段時期應努力構建民生財政,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立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因此,在此背景下,考察財政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各種影響,厘清民生支出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的邏輯關系,對于擴大消費從而拉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深刻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國外學術界對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由來已久,并從理論上得出了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兩種相反的結論.研究的進程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把財政支出引入消費者效用函數.Bailey 最早將財政支出引入代表性消費者決策模型中,使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研究具備了微觀基礎,他認為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可能存在著替代效應.Barro 在此基礎上進行拓展,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宏觀經濟模型,研究表明財政支出在短期和長期內對居民消費有不同的影響.第二階段,在現代消費函數框架中研究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Kormendi、Aschauer 等將生命周期假說引入研究,從理論上進一步完善了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研究表明美國的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替代關系.第三階段,采用時間序列分析與面板數據等現代計量方法進行研究.Amano 將協整理論引入時間序列的數據檢驗,研究表明美國的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是相互替代的.Tsung - wu 選取亞太經合組織 24 個工業國面板數據,研究發現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存在明顯的擠出效應.Athanasios 運用 1970 -2001 年 19 個經合組織國家的面板數據,發現在經濟蕭條時期擴張性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有明顯的擠入作用.
鑒于中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歷來是以增加財政支出為主要政策手段,財政支出在拉動內需方面的政策效果成為學術界重點關注的課題之一.近年來,國內關于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的研究開始增多,多數學者的研究表明財政支出對中國的居民消費存在一定的擠入效應.洪源按照中國實際構建消費函數,表明了民生支出與中國居民消費之間的互補關系.李建強從理論上構建了最優消費函數,實證結果表明民生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大于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4].肖曉軍認為政府加大財政民生支出會拉動農村居民對私人品的消費.劉沁清評估了財政民生投入改善居民福利和需求結構的效果,研究發現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地區差異較大.
由此可見,現有研究已經得出一些有價值的結論,但仍有些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首先,從研究視角上,關于財政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考察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但在中國的經濟轉型和體制改革的條件下,財政民生支出同樣與農村居民的利益密切相關,因此本文重點考察了民生支出對中國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并運用預防性儲蓄理論解釋其原因.其次,從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并沒有考慮滯后變量的影響,但當期的居民消費水平既決定于前期消費水平,也受前期收入水平的影響.實證分析如果忽略前期的變量,可能會使重要解釋變量缺失,導致變量系數的估計結果有偏.最后,從研究對象上,已有研究通常是分析全國的農村居民與民生支出之間的關系,但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呈現出顯著的區域性特征,不同區域的消費群體對民生支出的反應存在著差異性,忽略民生支出政策效果的地區差異,會使研究結論不準確.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將彌補以上不足,首先我們選取 1978 -2011年全國 28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從東、中、西部三個區域層面,采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考察中國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 接下來運用預防性儲蓄理論解釋民生支出對中國農村居民消費的政策效果及差異性原因,并為中國民生支出的調整提供相關政策建議.
二、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的實證分析
\\( 一\\) 變量說明及數據描述
民生支出是政府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界定為財政支出用于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科學研究及政策性補貼等方面的總和.根據民生支出的不同性質可以分為投資性支出\\( sf \\) 和轉移性支出\\( tf \\)兩大類.其中投資性支出主要指文教、科學衛生支出,轉移性支出主要指社會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補貼支出.
兩種性質的民生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作用機制不同: 投資性支出可以有效提高居民人力資本的質量,增強居民獲得預期收入的能力,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 而轉移性支出則通過收入再分配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放松居民的消費約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生支出總量增長迅速,從 1978 年的 217 億元增長到 2011 年的37 433 億元,年均增長 16. 8% \\( 圖 1\\) .中國民生支出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其中投資性民生支出所占比重呈遞減態勢,從 1978 年的 86. 1%減少到 2011 年的 70. 2%,轉移性民生支出所占比重呈遞增態勢,從 1978年的 13. 9%增長到 2011 年的 29. 8%.
由于目前僅有幾十年的全國性財政民生支出的時間序列數據,很難滿足大樣本和漸進性假設的條件,因此本研究采用了 1978 -2011 年中國 28 個省份的農村居民消費與民生支出的相關面板數據,從而有效地擴大了樣本容量,使估計結果更為穩健.其中,人均民生支出作為民生支出水平的變量;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作為農村居民收入變量; 農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費性支出作為農村居民消費變量.以上名義變量以 1978 年為基期采用各省 CPI 指數進行平減.由于 1985 年以前的農村 CPI 指數官方未予公布,因此本文以城市 CPI 指數\\( 1978 年 =100\\) 來代替[4].數據來自《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財政年鑒》.為減輕異方差所帶來的影響,下文對相關變量均取對數值進行分析.
\\( 二\\) 模型的估計結果及解釋
由于省際面板數據具有區域上的差異性和時間上的波動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總消費函數 Graham 構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以考察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的復雜動態過程,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lnc 、lntf 、lnsf 、lny 分別表示農村居民消費、轉移性民生支出、投資性民生支出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對數值.lncit -1為前期居民的消費水平的對數值,lnyit - 1為前期居民收入水平的對數值,作為對 Graham 總消費函數的擴展研究,該模型考慮了消費和收入的前期變量對當期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ai表示由沒有觀測到的因素所引起的個體異質項,包含中央對各省市財政轉移支付的影響,at表示地區的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式\\( 1\\) 右邊出現因變量的滯后項,可能導致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以系統廣義矩法\\( SYS GMM\\) 對方程進行估計,以避免用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模型的 OLS 回歸方法造成的估計系數有偏問題.在估計過程中,采用 t -2 期之前的因變量滯后項和一階差分滯后項作為因變量滯后項的工具變量\\( IV\\) ,利用 STATA 11. 0計量軟件,結果如表 1 所示.
第一,人均居民消費滯后項\\( lncit -1\\) 對基期消費的彈性系數均保持在0. 7 以上且高度顯著,說明中國農村居民在短期內不會改變自身消費習慣,消費具有一定延續性和路徑依賴,如果忽略消費滯后項會導致估計有偏.
第二,投資性民生支出\\( lnsf \\) 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凱恩斯效應,其政策效果對東部地區的影響大于西部地區,對中部地區的影響不顯著\\( 東、西部地區影響系數分別為 0. 048 2、0. 030 4\\) .這可能與投資性民生支出的性質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有關.首先,對農村居民消費能力的影響方面,由于投資性民生支出可以提高居民的人力資本質量,而東部地區市場經濟較為發達,地方政府的財力相對充裕,較多的投資性支出使東部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因此東部地區的農民具有獲得更高收入的能力.其次,對農村居民消費意愿的影響方面,東部地區的政府有能力提供較為完善的教育、醫療公共服務,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農村居民的相關大額剛性支出,減少對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有效增強東部農村居民的消費意愿.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只能選擇增加儲蓄,來減少當期消費以應對預期支出的不確定性.
此外,受益于西部大開發戰略,政府不斷增加對西部地區的財政支出,完善對西部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這使得投資性民生支出對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應比中部地區更為顯著.綜上,投資性民生支出對不同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應存在明顯差異,表明中國區域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還需進一步推進.
第三,轉移性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不相同,其中對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較小\\( 影響系數為 0. 004 2\\) ,但對中、西部地區則沒有明顯影響.這主要是因為,雖然近年來中國加快了農村社會保障的建設步伐,轉移性支出增長的速度相對較快,但其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仍然遠低于投資性支出,使轉移性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應明顯低于投資性支出.區域比較而言,東部比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農民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社會保障服務并獲得較多財政補貼,短期能夠增加居民的當期可支配收入,長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農村居民對未來預期支出的不確定性,放松其流動性約束.而中西部地區受經濟發展水平制約,社會保障和政策補貼性收入相對微薄,農民主要依靠自身減少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來自我保障.可見,應進一步增加轉移性民生支出,提高農民消費傾向,穩定農民支出的預期,從而有效釋放農村居民的消費潛力.
第四,農村人均純收入的當期\\( lnyit\\) 和滯后項\\( lnyit - 1\\) 對農村居民消費均具有擠入效應,其中滯后項比當期的影響更為明顯,其影響效應呈現東、中、西遞減態勢\\( 東、中、西部地區的滯后項影響系數分別為0. 033 5、0. 025 2 和 0. 024 4\\) .可見,長期收入是農村居民消費更為重要的因素,農村居民消費對純收入的彈性系數大小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首先,從收入水平來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使中國不同地區的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較大差距.2011 年東部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是中、西部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的 1. 47 倍和 1. 81 倍.其次,從收入結構來看,由于中國東部地區市場化和城鎮化進程較快,東部地區的農民更容易在城鎮就業并獲得工資性收入,而中西部農村居民則仍主要以農業收入為主.2011 年從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占純收入的比重來看,東部地區這一比例為50. 1%,遠高于中、西部地區的 40. 6%和 33. 9%.相比較而言,工資性收入更為穩定并具有良好的增長預期,而農業收入受農業生產率水平發展的限制,收入較低并且增長緩慢,所以受收入因素的影響,東部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
三、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的解釋: 預防性儲蓄理論
從上文可以看出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一定的拉動作用,其中投資性支出的政策效果更為明顯,而且民生支出的政策效應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接下來,本文以預防性儲蓄理論為基礎,運用中國農村居民的消費函數,進一步考察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機制和存在政策效應差異的原因.
預防性儲蓄理論源于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消費者的選擇行為更多地依賴于收入的不確定性,而中國處于經濟轉軌時期,制度變遷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居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因此,在考察中國消費者行為時,還要同時考慮支出不確定性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二元經濟體制以及農業本身的特點使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尤其是20 世紀 90 年代中后期,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化,原有隱形福利制度的解體,農村居民對醫療、教育和社保等項目支出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使農村居民儲蓄的愿望非常強烈,消費傾向不斷降低.而上述支出項目正是政府當前民生支出的重點領域.那么中國的民生支出能否改善民生,有效增加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呢? 接下來,本文以預防性儲蓄理論為基礎,采用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收支的不確定性對中國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
其中,Δyt表示收入的短期波動,反映存在流動性約束的情況下消費對收入變動的過度敏感性; yt -1-ct -1表示居民總資產,反映收入與消費的長期均衡關系; δt表示影響消費變動的支出不確定性因素; φt表示影響消費的收入不確定性因素.
本文使用 1990 -2011 年④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農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人均民生支出\\( 教育、社保和醫療支出之和\\) 等數據為指標進行分析.此外,農村居民面臨支出的不確定性以民生支出變量的標準差表示,收入的不確定性以收入變量的標準差表示.相關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經網和《中國統計年鑒》,對上述數據以 1990 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價格平減,并相應取對數值.
為了避免出現偽回歸,我們首先采用擴展的 ADF 的檢驗方法對所分析變量及其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最優滯后階數利用 AIC 與 SIC 準則確定,結果顯示所有變量的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而它們的一階差分都是平穩的,由此可見所有變量都為一階單整 I\\( 1\\) 序列,因此其線性組合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其次,用Engel - Granger 方法對協整方程進行估計,確定方程中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估計結果表明,殘差序列均在5% 以上水平顯著平穩,表示上述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從表 2 誤差修正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三個區域的過度敏感性系數 Δyt均顯著,表明短期收入變動對中國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影響較明顯.其中,中西部地區敏感性系數大于東部地區,說明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對當期收入的敏感程度低于中西部地區.
代表上期儲蓄的 yt -1- ct -1估計系數并不顯著,說明中國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普遍存在.這主要是因為,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原有福利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使農村居民切身感到制度變遷所帶來的支出的不確定性增加,在新的保障制度尚未健全之前,大多數農村居民為應對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只能減少當期消費以增加預防性儲蓄.從區域比較來看,該項對東部地區影響要略高于中西地區,這說明中國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比東部地區具有更為明顯的預防性儲蓄動機.
另外,收入不確定性\\( φt\\) 和支出不確定性\\( δt\\) 對中國農村居民消費具有明顯的負影響,其中支出不確定性影響較大.由于中國農村社保體系尚未完善,農民仍需自己負擔醫療、養老等大部分支出.此外農民普遍面臨較強的流動性約束,加上農村金融市場發展并不完善,因此只能通過增加自身儲蓄來防范不確定因素所帶來的流動性沖擊.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民生支出的增加可以有效地降低農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加農民的消費意愿.此外,從區域比較看,支出不確定性對東部地區農民消費支出的負向影響要小于中西部,這可能是由于受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區域民生服務供給水平的差異使中西部農村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支出的預期要高于東部地區.這與上文中民生支出對中西部農村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應要小于東部地區的結論是一致的.
四、政策建議
本文以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實證檢驗了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表明中國財政民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擠入了農村居民消費,其中投資性民生支出的擠入效應大于轉移性民生支出,而且二者的政策效應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究其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要強于東部地區.根據上述實證研究,給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調整財政支出的支出結構,加快其民生化進程.在當前構建民生財政的大背景下,應進一步完善教育、社保和醫療等民生類公共服務的供給,建立民生支出有效增長的機制,降低農村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化解制約農村居民消費的制度約束,為農村居民消費的增長提供必要的基礎性條件.其次,改變民生支出的支出方向,使民生支出向特定的主體和區域傾斜.鑒于中國民生支出的政策效應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因此政府應調整民生支出具體的支出安排,應將新增的民生支出重點投向中西部的農村地區,保證中國民生類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均等化,不斷提高落后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意愿,穩定其農村居民未來收入和支出的預期,確保民生支出能引致農村居民消費的可持續增長.
參考文獻:
[1]陳斌開. 收入分配與中國居民消費---理論和基于中國的實證研究[J]. 南開經濟研究,2012\\( 1\\) :33 -43.
[2]薛鵬. 中國政府消費與城鄉居民消費狀況比較研究:1978 -2010[J]. 上海經濟研究,2012\\( 6\\) :51 -58.
[3]馬海濤,和立道. 積極財政政策凸顯民生財政[J]. 甘肅金融,2010\\( 1\\) :20 -22.
[4]李建強. 政府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需求的動態影響[J]. 財經研究,2010\\( 6\\) :23 -28.
[5]SCHCLAREK A. Consumption and keynesian fiscal policy[R]. CES ifo Working Paper No. 1310,2004.
[6]AHMED H,MILLER S M. Crowding-out and crowding-in effects of the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R]. Working Pa-pe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2000.
[7]儲德銀,閆偉. 財政支出的民生化進程與城鄉居民消費[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 1\\) :4 -7.
[8]馬栓友. 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M]. 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9]王宏利. 我國政府支出調控居民消費的實證分析[J]. 世界經濟,2006\\( 10\\) :34 -43.
[10]ARELLANO M,BOVER O.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 29 - 52.
[11]BLUNDERLL R,BOND S. GMM estimation with persistent panel data: An application to production function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 115 - 143.
[12]郭志儀. 制度變遷、不確定性與城鎮居民消費[J]. 經濟經緯,2009\\( 5\\) :40 -48.
[13]李曉嘉. 民生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及解釋[J]. 上海經濟研究,2010\\( 5\\) :30 -38.
[14]魏向杰. 區域差異、民生支出與居民消費: 理論與實證[J]. 財經論叢,2012\\( 2\\) :45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