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宏觀經濟金融環境與制度發生了深刻變革：一是各國貨幣當局在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與通貨膨脹的角力之后，貨幣穩定機制在全球范圍內得以確立，與此同時，金融危機頻發又使金融不穩定代替貨幣不穩定成為政策部門關注的焦點。二是在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一體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信息技術與金融理論相互融合不斷催生金融創新與金融革命，從而引發全球金融體系結構大調整。

三是牙買加體系對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替代，并未有效解決國際貨幣體系的內生缺陷，反而成為全球經濟金融大背離的“罪魁禍首”。四是在自由主義經濟的制度框架下，長期將“無為”奉為圭臬的金融監管理念遭受國際金融危機重創，徹底打破了存在于金融創新、經濟發展與金融監管三者之間的弱式均衡，全球范圍內對于革新監管理念與制度的訴求引發宏觀審慎監管大變革。因此，系統梳理宏觀經濟金融變革與金融不穩定的典型事實，不僅具有理論價值，而且具有現實意義。

趨勢Ⅰ：“金融不穩定悖論”

從貨幣穩定與金融穩定的關系來看，貨幣不穩定必然導致金融不穩定，而貨幣穩定能夠保障金融穩定代表了傳統觀點的一般解釋。然而，上世紀70 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普遍出現的“金融不穩定悖論”——貨幣穩定、產出穩定并不足以保障金融穩定——與傳統觀點并不相符。一方面，貨幣政策能夠保證在低失業率和不頻繁的、溫和的經濟衰退情況下，實現低通貨膨脹的目標在實踐中得到證實，全球范圍內通貨膨脹被有效遏制，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地位得以確立。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新興市場國家，通貨膨脹率在 70 年代末期達到其峰值之后，大都經歷了大幅回落并趨于穩定的過程。特別是大多數工業國家開始保持在穩定增長且產出波動逐步趨于溫和的狀態。另一方面，從 80 年代中期開始，發達國家信貸與資產價格的“繁榮—蕭條”周期效應增強，而且與此相伴隨，固定資產投資同樣處于大幅周期調整當中，三者“共振”顯著增大了金融危機發生概率。據統計，1945 年到 1971 年，全球僅發生 38 次小規模匯率危機與銀行危機，而 1971年至今，金融危機的次數超過 150 次，而且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不下 10 次。同時，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損失不斷攀升。

趨勢Ⅱ：金融體系結構大調整

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在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一體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信息技術與金融理論相互融合而催生金融創新與金融革命，從而引發全球金融體系結構大調整。一是期限錯配和高杠桿特征顯著。影子銀行體系的爆炸式發展，加劇了金融機構期限錯配與高桿杠問題。一方面，影子銀行與傳統銀行一樣，都具有借短貸長傾向，無法避免期限錯配問題。

影子銀行體系一旦受到沖擊，同樣會面臨流動性不足甚至擠兌風險 ；另一方面，市場主體的過度借貸導致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整個金融體系的杠桿率均急劇攀升。二是金融機構運營模式轉變。證券融資模式借助銀行貸款證券化實現信貸擴張，使傳統銀行信貸關系隱含于證券化信貸關系之中，引發由零售向批發、場內向場外、“發起—持有”向“發起—分銷”等轉變。三是金融集中度與依存度明顯提升。近年來，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涌現，復雜的金融產品拉近了國內外的產品、機構與市場之間的距離，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網”，整個金融體系依存度與集中度都有了不同程度提高。金融體系依存度增加，加大了金融體系風險傳染性，而市場集中度增加加劇了“大而不能倒”以及“大而不能管”等問題。

趨勢Ⅲ：全球經濟金融大背離

當前，以國際收支嚴重失衡、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背離為主要特征的全球經濟金融大背離，是一國或地區資源跨越國境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動態配置的客觀結果，其表現是實體經濟因素與貨幣因素相互交織的常態化經濟現象，而根源卻在于貨幣因素。

也就是說，盡管與債務國增長前景、資本回報率等因素以及債權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等問題存在直接因果關系，但是，根植于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才是引起全球經濟金融大背離的主因。

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牙買加體系（以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制為基本特征的“無體系的體系”）的建立，標志著國際貨幣體系實現了從實物貨幣向信用貨幣、從有錨貨幣向無錨貨幣、從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的革命性轉變。在新體系當中，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中東地區的資源輸出國分屬于該體系的“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兩類國家之間形成了實體資源與金融資本的“雙循環”。中心國家不僅能夠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商品和資源，而且還能享受到資本回流的好處。此外，中心國家還享受著國際協調機制不平衡所帶來的“超額收益”，極大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正當利益，與當今世界經濟格局并不匹配。近幾年，由中心國家主導設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以及服務貿易協定（TISA）等，以及由美國、歐洲、瑞士、英國、加拿大和日本六個中心國家達成的貨幣互換協議等措施，不僅無益于解決現行國際貨幣與貿易體系的內生缺陷，反而繼續維持并強化現行“中心國家—外圍國家”的貨幣格局與治理框架。

趨勢Ⅳ：金融監管制度大變革長期以來，金融監管理論建立在市場不完全性的假設之上，圍繞著“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之爭不斷推進，最終構筑起相對完整的體系。

例如，公共利益說、金融脆弱性理論、管制失靈說（管制供求說、管制尋租說以及管制俘獲說等）、監管成本說、監管協調論、規避管制理論等等，以及其他關于金融監管有效性、金融監管體制模式等的論述。與此同時，圍繞著公平還是效率主導抑或是兩者結合的理念抉擇，實踐領域的金融監管政策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發展水平不同而不斷進行調整。

上世紀 70 年代，凱恩斯主義面對工業國家普遍出現的滯漲現象束手無策。國家干預主義在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等思想流派的挑戰之下日漸式微，強調市場、主張經濟自由化的思想開始回歸。新古典經濟學充當了金融監管的理論基礎。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假設——“經濟人假設”——條件下，個人的自利行為會使“看不見的手”自動實現市場均衡。在這種情況下，金融監管更多地追求效率而非安全，其目標是排除導致市場失靈的因素，讓市場機制發揮核心作用，不監管或者少監管成為核心的政策指向。一方面，監管者堅持“市場萬能論”，篤信市場紀律和規范能夠有效抑制市場主體的風險過度承擔，金融監管不斷被放松，即使對過度的金融創新亦視若不見。另一方面，監管方向重金融機構而輕金融市場。以巴塞爾資本協議 I 和 II 構建的微觀審慎監管框架，主張控制個體機構的風險，而忽略了對系統性風險的控制，被認為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主因之一。

危機以來，金融創新、經濟發展與金融監管之間的弱式均衡將被徹底打破，全球范圍內對于革新監管理念與制度的訴求引發了宏觀審慎監管大變革。宏觀審慎監管以防范系統性風險，保障金融穩定為目標，其工具設計主要基于以下兩個維度 ：一是時間維度（或稱縱向維度），主要關注系統性風險如何隨著時間變化的問題——系統性風險如何通過金融體系以及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正反饋機制而不斷放大經濟周期波動，從而導致金融危機，亦即金融體系順周期性問題。二是跨行業維度（或稱橫向維度），主要考慮在特定時間點上系統性風險在金融體系中的分布狀況，包括金融機構持有的共同風險敞口，個體或組別金融機構對系統性風險的貢獻度，等等。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將機構個體風險與系統性風險納入統一的框架當中，為未來金融監管改革指明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