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傳統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資本積累是國家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源泉，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則將技術進步視作經濟增長的動力。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在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方面的積極影響使得引進外資成為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關于 FDI 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研究支持 FDI 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認為 FDI 通過資本積累效應和溢出效應促進了東道國經濟增長。Ｒostow\\( 1960\\) 指出處在經濟落后困境中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首要任務是實現資本積累。Chenery 和 Strout\\( 1966\\) 提出的“兩缺口”理論被認為是 FDI 資本積累效應的理論基礎，他們認為由于存在“資本缺口”和“外匯缺口”，要想達到持續增長，發展中國家需要借助外來投資。然而，實證研究結果與理論研究存在分歧。一些研究\\( Haddad 和 Harrison，1993; B． J． Aitken 和 A． E． Harrison，1999; A． Wijeweera等，2010\\) 指出外國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增長作用微弱。研究結果的差異促使學者們開始從東道國發展水平的差異來解釋 FDI 經濟增長作用的不同，包括人力資本存量\\( Ｒomer，1990; W．Keller，1996; Borensztein，Gregorio，Lee，1998; M． Wang 和 M． C． Sunny Wong，2011; 等\\) 、金融市場發展水平\\( Alfaro 等，2004; Alfaro 等，2006; Lee 和 Chang，2009\\) 、市場特征\\( Kokko，1994\\) 、外貿政策\\( Balasubramanyam 等，1996\\) 和國民收入水平\\( Kotrajaras，2011\\) 等因素。多數研究都將 FDI 作為一種同質的資本分析其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從東道國的異質性出發，研究東道國經濟條件差異對 FDI 經濟增長效應的影響。僅有部分文獻關注投資于不同產業的 FDI 對東道國經濟的差異化影響。Alfaro 和 Charlton\\( 2007\\) 發現高人力資本需求和高外部金融依賴的產業中，FDI 經濟增長效應更明顯。
回顧中國經濟和吸引外資的歷程，受勞動力成本優勢等區位優勢影響，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規模持續增長，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量從 1978 年的 12． 76 億美元增長至 2013 年的1175． 86 億美元，30 多年間增長超過 90 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國\\( 僅次于美國\\) ，是發展中國家中利用外資數量最多的國家。
①同時，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 年的3645． 22 億元增長至2013 年的568845 億元，年均遞增9%以上。
②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重點已經從經濟的數量增長轉變為質量增長，產業調整和產業升級勢在必行。
這一背景下，如何有意識地按照中國產業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需要引進外資從而實現經濟轉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旨在比較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效應的產業差異，從而對我國今后合理利用外資有所啟示。
二、模型與數據
FDI 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分為資本積累效應和溢出效應。從資本積累效應出發，資本分為國內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兩類。在模型中，外商直接投資\\( FDI\\) 指標文章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在 GDP 中的比值來表示。參考 T． Hoang\\( 2010\\) 和 Kotrajaras 等\\( 2011\\) 的做法，我們以國內固定資本投資占 GDP 的比值\\( DI\\) 來表示國內投資。因此，基于索洛生產函數模型，基本模型為【1】
Yi，t代表的是產出值，以 GDP 的增長率來表示。DIi，t、FDIi，t分別代表國內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Li，t是勞動力投入，Ai，t是生產效率水平，用來解釋非生產要素增長引起的產出增長。i 和t 分別指的是第 i 個省市在 t 時間的變量。
FDI 作為國內物質資本的補充，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可能對國內資本產生“擠出”或“擠入”效應。由于技術水平和管理經驗更為先進，跨國公司與國內企業競爭的結果可能是跨國公司最終取代國內企業，這種情況下，外商投資“擠出”國內投資。相反，不斷增長的競爭壓力可能促使國內企業引進或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從而增加國內投資。實證研究結果進一步證實外商投資流入對國內投資的作用并不穩定。Kokko\\( 1994\\) 認為同時存在較大生產率差距和外資參與程度較高的行業，產品的差異化和顯著的規模經濟特征使得外國公司能夠在重要的細分市場“擠出”本地競爭對手。Borensztein，Gregorio，Lee\\( 1998\\) 研究發現，外商投資對國內投資存在“擠入”效應。還有一些學者\\( Lipsey，2000; Agosin 和 Machado，2005\\) 發現 FDI 流入對國內資本形成和國內投資并沒有顯著影響。FDI 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需要國內資本和外國資本至少在短期內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補性\\( de Mello，1999\\) ?；谶@些研究，我們在模型中加入 FDI 與國內投資的交互項，以檢驗 FDI 和國內投資的共同作用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即:【2】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體現在，相對國內企業而言，跨國公司普遍采用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手段，擁有更多國外市場信息，跨國公司進入后對東道國企業起到示范作用，競爭加劇促使東道國企業通過模仿跨國公司的產品和技術，提升自身的技術管理水平，并進一步創新使得先進技術更適應東道國市場特點。實證研究中，溢出效應通常用外資參與度，即外資企業在就業、產值或增加值的份額來表示\\( B． J． Aitken 和 A． E． Harrison，1999; Barrios 和 Strobl，2002;Barrios 等，2004\\) 。但由于相關數據僅統計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我們采用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占各省市進出口總額的比例\\( Share\\) 來替代。那么，實證模型可以改寫為:【3】
進一步而言，FDI 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取決于東道國的吸收能力，包括東道國的人力資本、金融發展水平和開放程度等。因此，加入代表東道國吸收能力的變量后，實證模型如下:【4】
其中 HCi，t代表人力資本，FINi，t是金融發展水平，OPENi，t是產業開放程度。另外，我們采用政府支出\\( GOV\\) 和初始人均 GDP\\( AVG\\) 作為控制變量，各變量詳述見表 1?！颈?】
實證模型表示為:【5-6】
我們搜集的數據是包括中國 30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1997 － 2012 年的數據\\( 未包括西藏③\\) 。有些省市某些變量的個別數據缺失，利用插值法進行補充。要研究時間序列變量的相互關系，為避免因非平穩變量而造成虛假回歸，我們使用面板協整分析進行檢驗。
面板協整分析首先需要對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經過 ADF 檢驗，所有變量并非都是平穩的，但它們的一階差分形式都是平穩過程，并使用面板協整檢驗\\( Johansen 檢驗\\) 驗證外商直接投資和其他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結果表明，LnFDIi，t和其他宏觀經濟變量存在協整關系，也就是說外商直接投資和其他宏觀經濟因素間存在長期關系。為確定面板模型的形式，我們進行了 Hausman 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模型應采取固定影響形式。
三、回歸結果及其解釋
本文討論的是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效應的產業差異，由于第一產業 FDI 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較少⑤，我們重點分析和比較 FDI 在第二、三產業的作用，回歸結果見表 2。表 2中\\( 1\\) 、\\( 3\\) 、\\( 5\\) 、\\( 7\\) 為第二產業回歸結果，\\( 2\\) 、\\( 4\\) 、\\( 6\\) 、\\( 8\\) 是第三產業回歸結果。其中變量 L 是產業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數的百分比，變量 DI 為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GDP 總量，變量 FDI 是產業外商直接投資額/GDP 總量，第二產業回歸結果中，變量 SHAＲE 是外資企業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例，第三產業回歸結果為外資房地產企業主要業務收入占全部房地產企業主要業務收入的比例。由于部分地區數據缺失，這里使用的數據是包括中國25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1997 － 2012 年的數據\\( 未包括內蒙古、吉林、湖北、湖南、海南、西藏\\) ?！颈?.略】
無論是第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FDI 在全國范圍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效應均不顯著，在東部地區均顯著為負。中部地區第二產業 FDI 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第三產業 FDI 未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紤]到代表 FDI 溢出效應的 SHAＲE 變量在全部回歸結果均不顯著，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不顯著的條件下，FDI 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主要是資本效應。因此，FDI 的增加不利于東部經濟增長的原因可能是 FDI 作為國內資本的補充，對經濟的影響是非線性的。當國內投資不能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時，FDI 的增長能夠彌補國內資本的短缺，有利于經濟快速增長。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內資本逐漸充裕，在溢出效應不明顯的情況下，FDI 的增加可能對國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不利于經濟增長。相對中西部地區而言，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1997 －2012 年，東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 82． 52%，中西部地區分別僅占 8． 23% 和 5． 74%。東部地區 FDI 總量可能已經超過區域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最優”規模，使得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顯著為負。值得注意的是，觀察東部地區第二、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內投資的交互項，我們發現第二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內投資的交互項系數不顯著，第三產業顯著為正，說明東部地區第三產業FDI 對國內投資產生“擠入效應”而非“擠出效應”，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內投資存在互動關系，具體描述見表 3。
此外，除中部地區外，第二產業 DI 變量的系數均顯著為正; 全國和東部地區回歸結果中第三產業 DI 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 除西部地區外，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存在“擠入效應”?！颈?】
關于影響 FDI 經濟增長效應的吸收能力指標中，OPEN 變量無論是在分產業還是分地區的回歸結果中均顯著為正，說明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OPEN 變量與 FDI 變量的交互項僅在東部地區第三產業回歸結果中顯著，且為負值。說明東部地區開放程度較高的情況下，FDI 的經濟增長效應為負; 外商直接投資比例較低的情況下，開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經濟增長。從實際經濟而言，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本國企業面臨更大的來自國外競爭者的壓力，競爭促使本國企業改進生產技術、開發新產品和提高管理效率，相對封閉經濟而言，本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可能更為先進，國際競爭力更強，此時，跨國企業的技術轉移和技術溢出效應不明顯。同時跨國公司進入后，由于競爭加劇可能導致部分本國企業退出市場，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增加會對經濟增長起到負面影響。當外商直接投資比例較低時，開放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促使本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另一方面可能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本國企業可以從示范效應、學習模仿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獲益，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此外，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貿易的影響可以分為出口促進效應和進口替代效應。從靜態角度看，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我國建立起生產和經營體系，原本對我國的出口被本地生產替代，這種情況下投資替代貿易，當出口促進效應不明顯時，我國進口減少。因此，以進出口貿易總額占 GDP 總量比值表示的開放程度降低，外商直接投資數量與開放程度呈相反的變化趨勢。
第三產業回歸結果中，無論是 HC 變量的系數，還是 FDI 變量與 HC 變量交互項的系數均不顯著。第二產業回歸結果中，HC 變量的系數在東部地區不顯著，其他地區顯著為正，說明中、西部地區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地區的經濟增長; FDI 變量與 HC 變量交互項的系數在東部地區顯著為正，在中部地區顯著為負，說明盡管東部地區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不單獨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但提高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能夠使該地區經濟從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獲益更多。第二產業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不利于中部地區 FDI 經濟增長效應的發揮可能與不同地區外資企業投資目的差異有關。勞動力成本優勢是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隨著東部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區域內本地企業競爭優勢增強，從業人員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表現為工資水平不斷上漲。1997 年，東部地區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為 8095． 7 元，2013 年為 56318． 8 元，17 年間增長七倍，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復存在。以利用廉價勞動力為目的的 FDI 區域分布呈現出由東部逐步轉移至中、西部的趨勢。因此，中、西部地區從業人員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會導致勞動力成本優勢喪失，不利于 FDI 經濟增長效應的發揮。
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 FIN 變量均在全國回歸結果中顯著為負，在西部地區第二產業回歸結果中也顯著為負，其他回歸結果中不顯著，說明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增加對東、中、西部地區經濟不產生明顯影響。我們觀察回歸結果中 FDI 變量與 FIN 變量交互項的系數，第三產業全國數據回歸結果顯著為負，東部地區顯著為正，說明東部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高，能夠充分吸收 FDI 增長給區域經濟帶來的直接和間接效應，從而有利于經濟增長。而全國范圍來看，金融發展水平相對滯后，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增加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好處，表現為聯合負效應。
在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變量中，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第二產業勞動力數量投入的增加不利于經濟增長?？紤]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的變量的系數在東部地區回歸結果中不顯著，中部地區回歸結果中顯著為正，說明通過增加東部和中部地區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已經不能促進這兩個區域的經濟增長，提高從業人員受教育程度顯得更為關鍵。第三產業勞動力數量投入的系數除中部地區外回歸結果均顯著為正，聯系 HC 變量的系數在全部回歸結果中均不顯著，這表明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依靠勞動數量的增加。政府財政支出占 GDP 總量比例的增加整體上不利于經濟增長，初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有利于經濟增長。
四、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調整實證分析結果表明，FDI 的經濟增長效應存在產業差異，這一差異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吸收能力差異的影響下更為顯著。因此，我國的外資政策也應予以相應調整。
第一，強化外商直接投資“最優規?！钡脑O計。FDI 作為國內資本的補充，其經濟增長效應的發揮受地區和產業發展水平的影響。所以，在引進外資過程中，應該強化外資引進的“最優規?！痹O計。一方面，不能一味追求引資數量而忽視外資結構質量，沒有優化的外資結構不可能實現 FDI 資本積累效應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考慮到 FDI 的地區分布差異對中、西部資本積累效應的影響，應強化第二產業 FDI 的培育，第二產業 FDI 的數量、質量增長更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增長，且效果將更為顯著。
第二，注重我國經濟發展對外資吸收能力的提高，防范“飛地經濟”模式的形成?！帮w地經濟”是指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雙方政府打破行政區劃限制，把“飛出地”方的資金和項目投放到行政上互不隸屬的“飛入地”方的工業基地，通過規劃、建設、管理和稅收分配等合作機制，實現互利共贏的持續或跨越發展的經濟模式。然而，在“飛地經濟”模式下，由于“飛出地”的主導性，“飛入地”可能淪為“飛出地”經濟發展的附庸，進而導致“飛入地”變成“飛出地”的世界工廠。上述研究顯示，在未考慮吸收能力的情況下，FDI 的溢出效應均不顯著，外資企業參與程度的提高甚至對我國經濟產生反向影響。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占比的提高，可能意味著加工貿易為主導的進出口規模擴張，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為利用我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可能將產品的制造環節放在中國，并抑制技術溢出效應在我國的發揮，使我國成為外資發展的“飛入地”，甚至抑制我國經濟的有效增長。
第三，優化外資結構，提高第三產業對外資的吸收與利用。FDI 對第三產業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的“擠入”效應明顯，而在考慮人力資本存量的差異下，第二產業 FDI 的經濟增長效應比第三產業更顯著。從金融發展水平對 FDI 經濟增長效應的影響來看，隨著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第三產業 FDI 增多顯著有利于我國經濟增長。因此，應根據產業差異，通過完善和提高吸收能力從而為 FDI 經濟增長效應的發揮創造良好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