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頻繁遭受相對價格沖擊的困擾;以原油、鐵礦石等資源類商品為代表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巨幅波動或許便是最好的例證之一。在經歷了2008年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的洗禮之后，時至今日，全球經濟不僅難以迅速擺脫景氣衰退的困境，受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通貨膨脹的上漲壓力卻日益顯現、并逐漸蔓延至其他國家。一時間，來自微觀企業層面和政府當局的雙重憂慮疊加交錯，頻繁見諸報紙、廣播、電視和網絡等各類媒體。一方面，在當前我國外需萎靡不振的情形下，原材料價格上漲、生產成本的增加將進一步侵蝕到國內企業的盈利空間。與此同時，部分商品局部的“結構性”價格上漲能否最終轉化為“全面的”通貨膨脹?相對價格的頻繁變化是否會對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的經濟發展態勢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驅動相對價格變化和通貨膨脹的沖擊源是什么?貨幣政策沖擊是否存在著顯著的相對價格效應?作為政策當局，究竟又應該采取怎樣的應對之策:“積極主動”的宏觀干預和管理措施能否實現“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既定目標?又能否有效地控制甚至避免由于“非合意的”相對價格變化而導致的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進而“熨平”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呢?厘清上述問題，特別是探究相對價格變化與通貨膨脹之間的內在聯系、福利影響及其政策涵義等問題，也就成為了當前理論界和決策層所面臨的重大研究課題;對于經濟周期的理論研究工作以及一國貨幣當局的政策實踐而言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盡管主流文獻在“相對價格變化———通貨膨脹”這一研究領域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熱情，也已經取得了十分豐碩的科研成果;然而我們注意到，實證研究中卻大多基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證據資料，缺乏對新興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所特有的“典型事實特征”及其經驗關系的描述和總結。

作為身處中國的經濟學工作者，如果我們希望引起學術界和決策層對這一議題予以足夠的關注、適時推動國內的相關研究進程、并能取得些許進展或突破的話;那么，對于研究視角存在某種交叉與重疊的現有研究成果進行必要的梳理則顯得尤為重要。

為此，本文內容將作如下安排。第2節將首先明確“相對價格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問題的研究起點和邏輯基礎。隨后，我們將由數據結構、模型設定、技術方法以及主要結論等方面，全面、系統地回顧近些年來國外學者在該領域內所取得的實證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之上，本文將試圖梳理出一條比較清晰的分析脈絡主線，厘清基本的研究路徑，并在最后一小節中總結提煉出當前需要著力解決的若干關鍵性問題，由此確定在國內開展相關研究的側重點。

二、研究起點和邏輯基礎

究其定義而言，相對價格是任意兩種商品或某一種商品與特定的一籃子商品二者之間的價格比率。微觀經濟學家通常將相對價格視作經濟決策的機會成本:包括消費者、生產者在內的微觀個體在面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基于相對價格的變化作出最為合理的決策和選擇，進而實現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Pareto最優配置。因此，各種比價關系的靈活變化和調整、或者說相對價格的信號機制對于資源配置的效率高低存在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然而在現實經濟中，價格機制遠非像經濟學家認定的那樣充分、有效:“非合意的\\(undesira-ble\\)相對價格變化”層出不窮，由此侵蝕到整個價格體系的信號甄別和激勵功能、引發經濟資源的錯配現象、進而導致無謂的產出波動;其中，高通脹環境下通貨膨脹波動性或不確定性的增加、以及隨之而來的相對價格關于其“真實均衡水平”的嚴重偏離，成為了資源配置效率低下乃至經濟福利損失的最主要來源\\(Friedman，1977\\)。

經濟學家在“相對價格變化———通貨膨脹”經驗關系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研究熱情，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以下事實:即現有宏觀經濟理論對于短期貨幣非中性的來源、形成機制以及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等一系列重大爭議問題的回答仍然難以令人滿意。

就實證研究策略而言，早期的經驗研究大多基于回歸分析技術，在單方程經濟計量模型中探究描述相對價格分布特征的離散度統計量與總體通貨膨脹及其各種屬性特征之間的統計相關性。無論采用何種模型設定形式，究其本質而言，經濟學家通常將出現在方程右手邊的通貨膨脹視作外生給定。也就是說，我們往往將回歸分析中的統計相關性在某種程度上解釋成為“自右向左”、“自‘通貨膨脹’向‘相對價格’”的“邏輯因果”關系。進入20世紀90年代，BallandMan-kiw\\(1995\\)基于菜單成本模型，詳細地考察了相對價格變化的分布特征對于總體價格水平的影響。

Balland Mankiw\\(1995\\)的研究工作不僅逆轉了“相對價格———通貨膨脹”二者之間的“邏輯因果”關系———換言之，此時相對價格沖擊外生給定、而通貨膨脹則由模型內生決定;更為關鍵的是，作者在為短期總供給曲線的移動提供了某種合理的理論解釋之外，還將研究重點轉向了相對價格變化的分布特征這一更為寬泛的考察視野。

鑒于“‘相對價格———通貨膨脹’之間的雙向邏輯因果關系”;而不同來源、不同屬性的沖擊對于相對價格和通貨膨脹又存在著不同的影響、進而可能具有完全相悖的政策涵義;因此，識別出驅動相對價格變化和通貨膨脹的沖擊來源、并定量化地考量其影響程度，對于經濟周期的理論研究乃至貨幣當局的政策實踐而言就顯得尤為重要。

簡而言之，如果貨幣沖擊導致包括生產要素在內的所有商品的價格按照大致相當的速度上漲、并且這種價格上漲完全為公眾所預期到;那么此時，通貨膨脹的相對價格扭曲效應就較弱，全面的通貨膨脹對于產出和資源配置的影響將趨于中性。

反之，如果物價上漲更大程度地體現了由部門異質性沖擊所導致的相對價格變化;那么，相對價格的頻繁變化與調整或許恰恰意味著價格體系及其信號甄別和激勵機制的有效運轉、進而合理地反映了經濟資源的相對稀缺性。因此近年來宏觀經濟學家往往更多地采用結構－VAＲ\\(SVAＲ，struc-turalvectorautoregressions\\)分析技術識別出某些特定的沖擊，考察不同來源、不同屬性、不同類別的沖擊對于相對價格和通貨膨脹的影響;而這也成為了該研究領域內的一種主流趨勢。

三、“相對價格變異性與通貨膨脹”:

若干實證議題這一節我們將基于上文所述的脈絡主線和分析路徑，由問題主旨、數據結構、技術方法以及主要結論等方面，全面、系統地回顧近些年來國外學者在該領域內所取得的實證研究進展;目的在于總結并提煉出當前需要著力解決的若干關鍵性議題，由此確定在國內開展相關研究的側重點。

1．“變異性與通貨膨脹”:正相關還是負相關?

宏觀經濟學家對于“相對價格變化———通貨膨脹”之間內在關系問題的研究興趣最早可以追溯至Mills\\(1927\\)、Graham\\(1930\\)甚至Cantillon\\(1755\\)的描述性論述。早期的研究大多基于這樣一個經驗觀察:通常而言，當通貨膨脹相對較高時，相對價格變化的變異程度\\(ＲPV，variabilityofrelativepricechanges\\)也相應地較大\\(Mills，1927;Graham，1930\\)。在談到“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時，學者們大多首先會想到ViningandElwer-towski發表于1976年的經典文獻及其所做的研究工作。盡管兩位作者并未明確地使用到“相對價格變異性”概念，但就探討“相對價格與一般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這一論文主旨而言，實質上已經切中了問題的本源?；趩蝹€產品\\(或8位數分類\\)層面的細分數據資料，ViningandElwer-towski\\(1976\\)詳細地考察了1948年至1974年期間，美國批發價格指數與消費價格指數的行為特征。研究結果顯示，相對價格變化離散度\\(relativepricechangedispersion\\)與總體物價變化的不穩定性\\(generalpricechangeinstability\\)之間存在著系統性的關聯。然而略顯遺憾的是，作為一篇實證研究文獻，作者在此處的工作僅限于一般意義上的統計描述，缺乏更為嚴密和深入的探討。

為此，眾多經濟學家嘗試著在一個正規的經濟計量模型中探究相對價格變異性與總體通貨膨脹之間的統計關系并度量其定量影響程度。至于通貨膨脹的各種屬性特征對于相對價格變異性的潛在不同影響，學者們往往還進一步區分:\\(i\\)預期到的和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ii\\)未預期到的價格上漲、下跌及其絕對漲跌幅度;以及\\(iii\\)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等其他諸多因素。例如，1929－1975年期間美國“個人消費支出”隱含價格指數年度數據資料顯示:相對價格變異性與通貨膨脹之間呈現出統計顯著的正向關聯;在控制了實際收入和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的影響之后，上述結論同樣成立;相較于通脹水平本身，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對于相對價格變化的方差具有更為主導性的決定作用\\(Parks，1978\\)。隨后，ChangandCheng\\(2000\\)利用更為高頻和細分項目的“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數據、并進一步地證實了相對價格變異性與通脹水平及其波動性之間存在正向關系;而類似的結論同樣可以見諸Aarstol\\(1999\\)的實證研究工作。

必須承認，Parks\\(1978\\)關于通貨膨脹動態行為特征的刻畫方式———假定通貨膨脹服從帶漂移項的隨機游走過程———并非十分令人滿意:由于漂移項估計值十分敏感地依賴于樣本首尾觀測的數值大小，進而影響到對于預期及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的度量乃至整個“變異性———通貨膨脹”回歸估計結果的統計顯著性和穩健性。例如BombergerandMakinen\\(1993\\)認為，Parks\\(1978\\)的經驗結論十分敏感地受到某些異常觀測值的影響:一旦將1974年發生的石油危機沖擊剔除出樣本觀測、或者將考察期延伸至最近的1989年但同時剔除掉1974年和1980年這兩次石油價格沖擊的影響之后，其實證結果即不復存在———或者說，并沒有什么強有力的證據表明高通脹必定意味著相對價格變化的離散程度更大。

換言之，在作者看來，二戰后為數不多的幾次石油危機導致相對價格變化的方差達到頂峰;正是由于供給沖擊與通貨膨脹密切相關，才使得相對價格與通脹之間呈現出某種程度的統計關聯;而這也并不意味著上述二者存在著什么必然的因果關系。對此，GlezakosandNugent\\(1986\\)卻有不同的認識:通過適當建模并克服了預期通貨膨脹測度上的缺陷之后，實證回歸模型的表現———特別是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與相對價格變異性之間的正相關性———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得以極大程度的改善。Jaramillo\\(1999\\)則進一步認為:如果考慮到相對價格關于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存在非對稱反應這一可能性的話;那么，相對價格變異性與通貨膨脹之間仍然表現為統計上高度顯著的正向關系。此時，即便將石油危機沖擊予以剔除、將樣本觀測延伸至1996年、甚至采用更為細分層面的價格數據時，上述結論同樣成立。

除了來自時間序列的證據資料之外，Parsley\\(1996\\)基于1975－1992年期間美國細分價格數據，詳細地考察了相對價格與通貨膨脹之間的經驗關系。由于其所用數據的特殊性質———涵蓋美國48個城市、至多32種不同商品的平均銷售價格;因此，離散度可以由空間地理和商品兩個維度、由相對價格和相對通貨膨脹這兩個不同的視角分別加以刻畫。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無論在產品還是地區層面，高通貨膨脹通常意味著相對價格和相對通貨膨脹在產品和地區之間的離散程度也往往較大;上述結論并不取決于離散度究竟如何定義以及某個異常觀測值、總量沖擊乃至季節性因素的影響。隨著“總量———異質性”沖擊相對波動程度的不斷增加，離散度與通貨膨脹之間的聯系將逐漸趨于弱化。更為重要的是，離散度與通貨膨脹均呈現出“均值返轉”的特征;這意味著即便同期相關性表明上述二者在短期內存在某種內在關聯的話，其持續時間也將十分短暫。

而在同一時期的另一篇相關文獻中，DebelleandLamont\\(1997\\)同樣利用了美國城市層面的CPI價格數據后發現:通常而言，那些通貨膨脹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城市往往兼具較大的價格離散程度———大于離散度的全國平均水平。更為重要的是，“通貨膨脹———離散度”二者之間具有高度持久性的正向依賴關系無法完全由宏觀貨幣因素加以解釋;這與Parsley\\(1996\\)的實證結論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對照。

然而有意思的是，我們注意到“‘相對價格變異性———通貨膨脹’正相關性”這一事實特征在歐洲國家卻并未得到十分強有力的證據支持。例如Hesselman\\(1983\\)就認為:1949－1979年期間英國年度消費支出數據資料顯示，相對價格變異性與通貨膨脹乃至其他真實變量之間并不存在什么系統性的關聯。SilverandIoannidis\\(2001\\)的實證研究工作則進一步表明:在控制了經濟結構、宏觀環境等因素的顯著影響之后，“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在歐洲各國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國別差異;但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與變異性始終呈現出顯著的負向依賴關系。在另一篇相關文獻中，FieldingandMizen\\(2000\\)利用1986－1993年期間歐洲10國15類產品的月度價格數據資料，由空間地理和產品兩個維度為我們揭示出“相對價格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在歐洲各國的獨特表現。研究結果顯示，無論基于國別間抑或產品間的變異性度量，相對價格變異性均呈現出lo-gistic平滑轉移的動態行為特征。一旦將該確定性的平滑轉移部分予以剔除，外生沖擊對于變異性自身僅存在十分短暫的影響;此時，變異性中所剩下的隨機性成份與通貨膨脹之間也并不總是保持著系統性的正向關聯。

2．“市場間”還是“市場內”變異性?

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Parks\\(1978\\)及其后續研究大多采用加總后的產品/行業分類價格指數資料;然而，數據使用上的限制卻對“變異性———通貨膨脹”經驗關系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加總效應往往會掩蓋、混淆實際當中相對價格的變異程度\\(Danziger，1987\\);更為重要的是，采用加總數據無法揭示相對價格在其他維度上的屬性特征及其離散程度。例如Domberger\\(1987\\)就意識到，傳統上相對價格變異性通常指的是不同市場之間的價格分布狀況\\(intermarket\\);而市場內變異性\\(intramar-ketvariability\\)問題———即產品價格及其變動關于行業平均水平的離散程度，同樣值得高度關注。特別是在驗證Lucas———Barro的不完全信息模型時，采用市場內變異性概念或許才更為恰當。為此，Domberger\\(1987\\)在考察了1974年至1984年期間英國80種商品\\(對應于四位數行業分類\\)的季度價格數據后發現:通貨膨脹對于市場間價格變異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市場內變異性則與所屬市場價格變化的平均水平保持著密切且正向的聯系，隨著市場集中度的不斷增加，這種正向的依賴關系也將逐漸削弱。

盡管研究視角側重不同，但Domberger\\(1987\\)的觀點在隨后其他學者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據支持。例如，Hoomissen\\(1988\\)利用1971年至1984年期間以色列13種消費商品的月度零售價格數據資料，著重考察了實際中觀察到的產品價格差異是否反映了諸如質量、服務條款或銷售地點等這些外在的差別，以及信息不完美理論又能否解釋上述價格差異現象。實證結果顯示:價格離散度與該產品所屬市場的價格變化之間保持著系統性的正向關聯。Tommasi\\(1992\\)則基于1990年阿根廷15種產品的周度零售價格，在單個商家層面由重復購買的視角考察了通貨膨脹對于價格信號機制的影響。作者發現:通貨膨脹與產品間和產品內價格變異性均呈現正相關關系;這意味著在高通脹時期，當前價格對于判斷未來價格走勢的預測能力將急劇下降。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Silver\\(1988\\)在獲得了1968－1984年期間英國57種食品商品于每年1月中旬在各個商家的零售價格資料后發現:對于近一半的商品而言，產品內價格變異性與未預期到的價格變化之間并不存在什么特別明顯的聯系;至于其余的大多數商品———如果確實存在影響的話，二者之間卻呈現為負相關關系。堅持類似觀點的還包括Ｒeinsdorf\\(1994\\)的實證研究工作?；?980－1982年間Volcker“反通脹”時期美國9個城市、共計65種商品的CPI價格數據，Ｒeinsdorf\\(1994\\)強調: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與價格離散度之間存在著高度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預期通脹則與后者呈現正向關聯。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作者采用的是同一種商品在不同商家的銷售價格而非加總后的平均價格或價格指數數據，因此也就有可能由最為微觀層面的證據資料對不同的理論模型加以實證檢驗;而作者的經驗結論與不完全信息下搜尋模型的理論推斷完全吻合。

3．非線性重要嗎?

近年來，學者們逐漸意識到“相對價格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可能存在結構間斷或非線性特征。例如Caraballoetal\\(2006\\)在考察阿根廷、西班牙兩國的證據資料時就發現，“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依賴于總體經濟所處的通脹環境:通貨膨脹的結構間斷變化或者說不同的通脹域制水平將導致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呈現出顯著的差別。BeckerandNautz\\(2009\\)則進一步認為:當我們將視線轉向通脹預期處于低位穩定運行的最近這一段時期，預期通貨膨脹對于相對價格變異性的影響將逐漸趨于消失;而內生間斷點檢驗表明，該結構變化大致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左右。上述結果在CaglayanandFiliztekin\\(2003\\)的面板回歸模型中得到更為直接的證據支持。作者在考察了1948年至1997年期間土耳其19個省份涵蓋22種食品價格的數據資料后斷言:無論是“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還是預期到的和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對于價格變異性的影響，均具有非線性特征。隨后，NautzandScharff\\(2006\\)、BickandNautz\\(2008\\)分別采用面板Threshold－模型進一步證實了通貨膨脹的“域制效應”在歐洲貨幣聯盟國家以及美國城市層面同樣成立:對于美國而言，只有當實際的通脹水平高于某一臨界值時，相對價格變異性才會隨著前者的上漲而不斷增加;反之在低通脹域制內，二者卻呈反向變化。稍顯特別的是，無論經濟處于高通脹還是低通脹環境，相對價格變異性與預期通貨膨脹在歐洲各國始終表現為正相關關系。

在某種程度上，“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的結構間斷變化及其域制效應反映了變異性關于價格變化的方向可能存在著非對稱反應。也就是說，和價格上漲相比，在通貨緊縮期間相對價格的離散程度往往更大。例如ChoiandKim\\(2010\\)認為，傳統的線性回歸模型實際上混淆或忽略了“變異性———通貨膨脹”二者之間的U－型變化關系。為此，Choi\\(2010\\)采用了局部線性的半參數模型設定形式并進一步地強調，在某個非零的通脹域值附近，相對價格變異性呈現U－型變化:當通貨膨脹高于該域值時，“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表現為正相關性;反之則意味著二者呈反向變化之勢。換言之，價格變異性并非受到通貨膨脹自身的影響，而是取決于偏離域值的方向及其程度大小。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經驗關系并不穩定，隨著時間的逐漸流逝將不斷地變化、調整:截至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高通脹時期，二者之間仍呈現為正相關關系;隨后則轉入U－型變化階段。即便采用核心通脹的度量、即剔除掉具有高度波動性的食品和能源價格之后，上述結論同樣成立。

自上世紀末，貨幣政策實踐中的一項重大變革就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或明確地宣布，或雖未明確宣布、但實際上已經在實行著某種形式的“通貨膨脹目標制”。那么，之前所說的“變異性———通貨膨脹”U－型關系與通貨膨脹的動態行為特征以及貨幣政策的系統性變化之間又是否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必然的聯系呢?為此，Choietal\\(2010\\)在考察、比較了12個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和8個“非通脹目標制”國家的證據資料后發現:平均通脹水平的降低并不必然地意味著相對價格變異性的下降;重要的是，在實行通脹目標制之前通貨膨脹究竟處于何種狀態、而非單純地實行目標制本身。具體而言，對于那些初始通脹水平較高的國家，實行通脹目標制確實會影響到“變異性———通貨膨脹”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由原先單調的正向遞增依賴關系轉而呈現出低通脹國家所特有的U－型變化特征。理論上，U－型曲線的最低點可以視作公眾的通脹預期，與貨幣當局實際公布的目標通脹率也十分地接近。

4．什么驅動了總體通貨膨脹和相對價格的變化?

誠如上文所述，由于“相對價格———通貨膨脹”存在著雙向的邏輯因果關系;因此，近年來宏觀經濟學家大多采用結構－VAＲ分析技術識別出某些特定的沖擊，進而關注驅動相對價格變化和通貨膨脹的沖擊來源，并定量化地考量不同來源、不同屬性、不同類別的沖擊對于二者的影響。例如Fis-cher\\(1981\\)就認為:1956年之后相對價格變異性與通貨膨脹在美國所呈現出的正向互動關系主要是受食品、能源價格沖擊的共同驅動;因此也就并不意味著這種經驗性質的統計關聯將會一直穩定地保持下去。即便剔除供給沖擊的影響，包括未預期到的貨幣或利率變化在內的貨幣沖擊仍然與相對價格變異性的不斷增加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進入21世紀，BalkeandWynne\\(2003\\)利用1959－2001年期間美國月度PPI的細分價格數據資料\\(8位數分類水平、共計616種商品\\)，詳細考察了貨幣沖擊對于相對價格及其分布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緊縮性\\)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相對價格效應，即相對價格分布的均值和離散度均顯著地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短期內，價格顯著上升———下降的比例大致相當;隨著時間的流逝，該比率則將有所下降。換言之，即便考慮到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對于通貨膨脹的前瞻效應，“價格難題”———即貨幣緊縮政策卻導致價格水平的上升———在微觀行業層面依然普遍存在。然而在Lastrapes\\(2006\\)的研究工作中，外生沖擊的屬性、類別以及實證研究的關注重點也都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作者更側重于考察、比較細分價格指數和總體價格水平關于總量技術沖擊和貨幣供給沖擊的動態響應過程。研究結果表明，上述兩類沖擊均可能導致“‘相對價格離散度———通貨膨脹’正相關關系”這一經驗現象。無論在長期還是短期，各分類價格指數的“脈沖———響應”特征均呈現出顯著的差別。也就是說，貨幣供給沖擊對于相對價格離散度存在著永久性的影響。這就意味著，即便貨幣供給沖擊對于總量變量僅具有暫時性的效果，卻仍有可能通過相對價格渠道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對資源的配置狀況起著“非中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近年來，隨著因子模型的逐漸興起和廣泛應用，宏觀經濟學家也就越來越有可能利用更為詳盡的數據資料，考察若干宏觀總量因子及部門特定的異質性沖擊對于各分類價格指數和總體通貨膨脹的影響。例如Boivinetal\\(2006\\)的研究結果表明:盡管部門特定的異質性沖擊在解釋部門分類價格的大幅且持久性波動時占據主導性地位;然而，其存續時間十分短暫。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宏觀總量沖擊雖說作用有限，但具有更持久的影響。也就是說，分類價格的持久性波動主要受到具有高度持久性特征的共同因子或總量沖擊的驅動，而非部門特定的異質性沖擊。隨著異質沖擊波動性及持久性的不斷增加，部門價格關于貨幣政策沖擊的響應力度也更為敏感。上述結果在Mumtazetal\\(2009\\)的研究工作中得以進一步證實:英國近30年的證據資料顯示，細分價格指數中所蘊含的持久性特征同樣來自于宏觀總量沖擊、而非部門特定沖擊的影響。此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部門分類價格關于貨幣政策沖擊的“脈沖———響應”呈現出明顯的異質性差別;這意味著至少在短期內貨幣政策確實會影響到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另一篇相關文獻中，ＲeisandWat-son\\(2007\\)采用動態因子模型將美國消費商品的季度價格變化分解為3個相互獨立的不同成分:

異質性的相對價格變化因子、總量相對價格變化因子以及體現了所有商品價格等比例變化的“純粹”通貨膨脹因子。作者發現:總量沖擊不僅在很大程度上驅動了部門通貨膨脹的波動，對于總體通貨膨脹更是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就總量沖擊的構成而言，盡管相對價格因子沖擊占據主導地位;但純粹通脹沖擊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

四、未來探索和研究。

展望在過去的大半個世紀里，絕大多數發達工業化國家均對降低通貨膨脹的一系列經濟舉措推崇備至、并將穩定通貨膨脹作為其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人們對于通貨膨脹現象的普遍擔憂，大多來自一些“直覺化的”認識:高通脹通常意味著通貨膨脹的波動性、不確定性或者說不可預測性的增加，以及隨之而來的相對價格變異程度的不斷加大，由此削弱了相對價格體系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時的信號甄別和激勵功能，阻礙了整個價格機制的正常運轉、甚至導致其完全陷于崩潰之境。

為此，我們不僅需要羅列由高通脹帶來的諸多連鎖反應和一些直觀的經濟后果;同時還必須認真地思考:總需求沖擊究竟經由何種途徑或傳導渠道作用并影響到我們的實際生活?導致通貨膨脹福利損失的根源何在?我們又該如何度量旨在降低通貨膨脹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對于經濟社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呢?回答上述疑問的關鍵在于“相對價格變化———通貨膨脹”之間的內在聯系問題。

直覺常識和現有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通貨膨脹對于相對價格變化及其離散程度的影響是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其作用于實質經濟的重要傳導渠道。那么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我們自然要問:相對價格變異性與通貨膨脹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聯系?特別是相對價格的離散程度是否會隨著通脹水平的逐漸上漲、通脹不確定性的日益增加而不斷地擴大?而這是否就意味著通貨膨脹現象侵蝕到了價格的信號傳遞和甄別功能呢?

盡管學者們大多認同，相對價格變異性與通貨膨脹的各種屬性特征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然而相對“負面”的結論在我們之前評述的眾多文獻中同樣時有反映。也就是說，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層面乃至不同商品維度的證據資料并不總是能夠支持“變異性———通貨膨脹”之間的正相關性。我們當然可以認為，利用美國數據資料得到的這一經驗關系并不穩定、并把這種統計“依賴性”歸咎于數據結構、變量度量、實證模型設定以及技術方法上的差別所致。又或者，由于美國經濟結構的某些特殊性質使得在該國呈現出的“典型事實”在其他國家卻無法加以“復制”。如果經濟研究的目的在于尋求簡單現象背后蘊涵的一般規律的話，那么對于“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的進一步國別檢驗，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具有轉軌經濟背景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而言，其重要意義可謂不言而喻。此時，我們需要對“變異性———通貨膨脹”經驗關系在中國的獨特表現予以詳盡、細致的描述和總結;甚至可能會更關心究竟哪些原因導致了該“事實特征”在中國與歐美其他國家之間的差別。反之，如果實際數據顯示在中國通貨膨脹確實會顯著地作用于相對價格變化的變異程度，那么這種影響的持久性、“域制依賴性”以及驅動“相對價格變化———通貨膨脹”的沖擊來源等問題，對于我國貨幣當局的政策實踐而言則顯得尤為重要。鑒于決策層往往更關注總體物價水平的長期穩定;而一旦“‘變異性———通貨膨脹’正相關性”只不過是一個暫時的短期經濟現象，又或者相對價格的變化主要來自于暫時性的部門異質性沖擊的影響，這就意味著即便相對價格變異性可能會在短期內由于通貨膨脹的起伏漲跌而呈現大幅波動，但市場機制、價格體系內在、自發的調整功能將在一段比較短的時間內消除相對價格“非合意的過度變異”，使得經濟體系重新恢復均衡狀態。否則的話，暫時性的通貨膨脹政策將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持續地侵蝕到相對價格體系以及資源的配置效率。如果“變異性———通貨膨脹”關系依賴于總體經濟所處的通脹環境，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適度合理的通貨膨脹究竟應保持在何種區間范圍內?在我們看來，相對價格的變化反映了總體經濟的結構特征、外生隨機沖擊以及其他各種潛在因素的影響。因此，最優通貨膨脹的現實選擇并不一定意味著價格水平絕對地、無條件地保持一成不變，同樣也絕不意味著相對價格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和調整。

更為恰當的理解或許應當是:在最低限度，通貨膨脹不應影響到微觀主體的經濟決策過程;或者說通脹域制環境對于相對價格的扭曲程度、對于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應盡可能地達到最小。對此，我們可能需要一個恰當的理論或實證模型才能給予比較明確的回答。

長期以來，受數據可得性上的限制，企業定價行為的基本特征這一問題在我國學術界缺乏足夠的關注和重視;考察細分價格指數在行業或地域層面的高階矩乃至分布特征或許能夠成為可供選擇的潛在突破口:產品價格在各地區之間的變異程度可以視作企業定價趨同行為的間接體現。通常我們認為，如果不存在產品流動上的人為限制，統一的共同市場會促使相同產品的不同生產廠商制定一個相同的價格;也就是說，即便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同一產品就應該索取相同的銷售價格。然而在現實經濟中，企業卻可能采取“針對市場”的定價策略;而產品的地區價格差異及其持久性特征又會受到諸如生產成本、行業屬性、產業結構以及總體經濟環境等微觀、中觀和宏觀因素的影響。除此之外，相對價格的“行業———地區”分布狀況同時還可能意味著總量貨幣政策沖擊的異質性影響，即體現了統一貨幣調控政策下的“行業———地區差別效應”。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行業部門眾多、地區發展差異懸殊的國家而言，我們可以預想到，宏觀貨幣調控政策在各部門、各地區之間可能呈現出完全相悖的實際效果。那么，究竟應該如何準確且全面地評析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恰當性呢?或許由“行業———地區”層面考察相對價格的變異程度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研究視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