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西方社會過去兩個多世紀以來在全球建立的主導地位將被顛覆，美國和歐洲國家將不再享有霸權地位，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將會形成。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美國仍可能是“領軍者”，但中國經濟在總量上有可能超越美國。

這是2012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為即將上任的政府提供的未來形勢演變預測報告中的核心內容。在這之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曾預計中國經濟地位將提升，但并未預測過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實際上，這并不是外國主流機構第一次露骨地“看好”中國。在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謀求連任的競選中，就有一篇攻擊其政策的電視廣告這樣描述：2030年，一位虛擬的中國大學教授在課上講解美國步上英國和羅馬帝國后塵的原因，最后，這位虛擬老師臉上浮現出陰鷙的笑容：“現在他們給我們打工?！钡紫聨в衼喎抢卣鞯膶W生竊笑不斷……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預測機構覺得歐美正在失去其經濟優勢的看法非常普及。最近，美國在線網站援引一次“戰略趨勢”研討會上專家的討論結果：到2030年，美國不僅將失去其經濟主導地位，而且其技術優勢也將不復存在。在一些關鍵領域，美國的潛在對手，特別是中國，將趕上甚至超越美國的技術優勢。這樣的結論常常讓中國的民眾陷入疑惑之中。

身為北京某建筑公司中層的老王抱怨說：“這經濟越來越讓人看不懂，前兩年，干的活常常要不回錢，還不敢催，一催甲方就關機，走司法程序吧，一拖就要一兩年，事后就再也別想合作了，2013年4月后眼看稍好了一些，年底又沒活干了?！痹谶^去的3年中，中國經濟遇到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危機，中國政府也公開承認，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目前正處在攻堅階段中國經濟怎么了?

三十多年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經濟份額只有不到2%在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這一比重僅為1.76\\(數據來源為世界銀行對全球及中國歷年GDP總量評估及其占世界GDP百分比表格\\)這一數字不僅遠低于以往20%以上的份額，還低于1913年的8.9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處于物質極度短缺的狀態，供給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認為改革開放初期是不需要創新供給的，“那時候商品短缺，不管你生產什么東西，一定是不愁銷路的，只要勤奮、有膽量、能吃苦，做什么都賺錢”經過多年高速發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快速攀升，截止到2011年，這一指標已增長到9.5%，而根據一份名為《2015亞洲》的報告預測，到2015年，中國GDP占世界GDP總量的比例將達到近五分之一，屆時，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可是，中國還能保持過去 30年的增長速度嗎?

2013年3月5日，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最后一次以總理的身份作《政府工作報告》，他說: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產能相對過剩的矛盾有所加劇;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問題并存;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和政府剛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顯;金融領域存在潛在風險;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不少，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實際上，最近兩年很多精英人士表示了對中國經濟的極度擔憂。

2013年7月，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中國碰壁”\\(Hfitting China's Wall\\)的署名文章，表明了自己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擔憂，這是自2011年夏末日博士魯比尼在中國之行預測中國經濟面臨硬著陸風險后，又一位經濟學界的重量級人物明確表示自身態度而與魯比尼看法的不同在于，保羅·克魯格曼不但把中國經濟出現問題的核心定義為過度投資，還提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劉易斯拐點后將遭遇投資收益驟減的情況，并得出結論:無論政府做什么，投資都將大幅下滑這需要大幅增加消費支出取代投資的地位，但廉價信貸和資金沉淀于國企限制了消費的增速，未來中國將難以避免嚴重的經濟滑坡更為湊巧的是，2013年8月，有著“超人”美譽的華人首富李嘉誠旗下公司和記黃埔發布公告，擬以32.68億港元的價格出售位于廣州的西城都薈項目此前，其出售百佳超市曾被炒得沸沸揚揚，雖然最終李嘉誠放棄出售百佳超市，但其甩賣中國地區資產卻已成了不爭的事實2013年中旬，由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各持50%權益的東方匯經中心以89.5億港元成交，面對如此大額的拋售，業界猜測其正在“撤資中國，移情海外”，這一猜測雖被李嘉誠澄清，但其澄清后又爆出2014年將分拆屈臣氏集團上市計劃，摩根大通估算，此計劃公開招股的規模將達775億港元之巨，超過了2013年李嘉誠所有涉及內地和香港的拋售總額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王石在其微博上評論，“這是一個信號，小心了!”。

對此，中國官方認為這些反應略微過激2013年下半年以來，以習近平和李克強為首的中國領導人在多個渠道發表了自己對中國經濟向好的信心在2013年4月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點出了其破題中國經濟發展困局的思路核心，他說:要勇于變革創新，為促進共同發展提供不竭動力長期以來，各國各地區在保持穩定、促進發展方面形成了很多好經驗好做法對這些好經驗好做法，要繼續發揚光大同時，世間萬物，變動不居“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要摒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沖破制約發展的舊框框，讓各種發展活力充分迸發出來要加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力度，更加注重發展質量，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要穩步推進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機制，為世界經濟健康穩定增長提供保障緊接著，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3年9月于大連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新領軍者年會—2013年夏季達沃斯上說，中國的經濟結構還存在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經濟結構的優化是我們的重大課題，也是發展的潛力所在通過優化結構，我們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從而有利于增加人民的收入，刺激消費，為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提供巨大的需求與動力針對與會的中外企業家，李克強特另il強調指出，中國在發展中的確還存在著不少體制機制上的障礙，但改革依然是我們未來發展最大的紅利潛力在一定意義上是由差距形成的，也可以說，差距就是潛力我們通過釋放改革紅利會激發市場巨大的活力和長期發展的內生動力言猶在耳，2013年10月底，李克強又對新的經濟數據提出了他的判斷，經濟增長從二季度的7.5%提高到了三季度的7.8%，經濟出現回升9月CP%同比上漲3.1，但在3.5%左右的可控范圍之內，而三季度的工業用電量增長了9.8%，鐵路貨運量也增長了7.3%，這與經濟增長是匹配的他用“騎自行車”比喻現行政策:“你要是停著不動，沒準兒就會摔下來，所以還要動，要穩中求進、穩中有為”。

2013年11月21日，李克強在主持第十六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時再次強調，“中國經濟下半年以來企穩并改善，我們對中國完成今年主要經濟目標充滿信心”“中國將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這樣密集的表態使各大機構對中國新一屆政府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的改革信心高漲2013年11月21日，高盛在其最新報告中上調中國2014年GDP增長預期至7.8%，而之前預測為7.6%華安證券的相關人員更是告訴筆者:"0 F%%席位正在通過大宗交易對藍籌股進行吸籌操作，一輪新的大牛市呼之欲出”

2013年10月29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發起“全面改革總動員”該《決定》共提出了15個領域60項改革任務，這在過去歷屆的三中全會中并不多見參與《決定》起草組工作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認為，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6次三中全會都不同，這次全會定位于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國防和軍隊、黨的建設制度等多個方面，他說:“在改革攻堅期和深水區，只有堅持全面改革，才能繼續深化改革”而為了保證改革落實“不放空炮”，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并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的時間表，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絕無僅有對此，國外媒體評價說，中國政府擺脫長期以來由黨劃定方向、國務院進行具體落實的做法，改為直接落實監督如果“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確由習近平出任組長，那么中國共產黨想要表現的應是和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普京初任俄羅斯總統時一樣的魄力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王占陽教授認為，繼上世紀二十年代成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下稱“體改委”\\)之后，重新確立關于改革的專門機構，是一個信號，說明改革不只是說說而已，也是大家多年呼吁和期盼的結果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更是在2013年11月26日的第三屆中法金融論壇上表示，三中全會《決定》內容是超預期的，如果《決定》的60條改革措施中有一半能付諸實施，那至少能確保中國未來10年每年8%的增速正當很多人潛心分析十八屆三中全會帶來的影響時，中國政府拋出了全面改革的加強版2013年12月1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與以往的時間不同，這屆會議召開了4天，比往屆多出1天，其間還召開了全國城鎮化會議由于城鎮化背后涉及的各方博弈激烈，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并未討論城鎮化內容，這次會議，等于是把中國最大的內需改革雛形推至幕前而縱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最核心的內容是對改革的做法進行了厘清:做好明年經濟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這句話引起各方人士的不同解讀，現在最為主流的觀點是，2014年，經濟增速在穩定的目標區間內，以改革和創新為主;如果跌破這一區間，以穩增長為主可問題是，什么樣的速度是比較安全的，它的標準區間是什么?對此，國際國內各機構一直未能達成真正的共識2012年第三季度以前，國內外各機構和經濟學家一致認為，GDP增長率低于8%是中國經濟社會不能承受的，因此保八是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限但隨著2013年GDP增長率到8%以下，李克強表示“目前中國經濟處在中高速增長期，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國內外各機構和經濟學家又進行了微調，認為7%是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限不過，這一數字也未必作準，如果根據中國政府制定的2020年實現經濟翻番這一目標測量，6.8%增長速度也有可能是其下限如此看來，給經濟增長“底線”訂立具體數字并不靠譜，那么，是什么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安全與否?

束縛經濟發展之繩在保羅·克魯格曼“中國碰壁”這篇文章中，他著重討論了一個中國經濟增長的謎題他說，拿中國與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比較，除了出人意料的快速增長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失衡，所有成功的經濟體都會將其當前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投資，而不是消費，以擴大未來的消費能力然而，中國投資的目的似乎是為了提升未來更大規模的投資能力美國的情況已屬于偏高，但即使如此，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依舊要有70%用于消費，而中國卻將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用于投資是什么讓中國的消費所占的比例達到如此低的水平?中國人如此大規模的投資，為什么直到現在沒有遇到回報急劇下降的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克魯格曼認為，經濟學家W·亞瑟·劉易斯很早以前提出的觀點可以解釋其原因:處于經濟發展初期的國家一般情況下存在部分的現代行業，同時還存在包含大量“乘\\(余勞動力”的傳統行業這些非充分就業的農民對整個經濟產出只不過做了邊際貢獻而已存在“剩余勞動力”反過來有兩個作用首先，在一段時間內，這些國家可以大量投資新的工廠、建設項目等等，并不會遇到回報率下降的問題，因為他們可以不斷從農村得到新的勞動力其次，盡管經濟得到繁榮，但來自剩余勞動力大軍的競爭使工資可以保持在低水平上實際上，阻礙中國人消費的主要問題是中國家庭從來看不到國家經濟增長在產生大量的收入部分收入流到有政治關系的精英手里;但是大量收入僅僅沉淀到企業里，這些企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這一答案得到了經濟學家智強的贊同，但他同時也指出，中國的投資與消費平衡是非常復雜的，用剩余勞動力并不能完全解釋他告訴筆者:

“現在中國經濟存在著三駕馬車，分另il是投資、消費和出口，過去三十年，中國通過投資生產了大量的產品，但并沒有出現投資消費不平衡的問題，除了克魯格曼所說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入世后，有一大批產品被世界各國的消費者消費了，所以，經濟危機后，隨著出口的下滑，中國開始出現大量的產能過剩，如果要想扭轉這一問題，就必須在投資內部找到創造新需求的增長點”。

從目前來看，中國投資主要投向三個方向:基礎建設、房地產和制造業而現狀是，中國現有的完工基礎設施項目已經讓世界吃驚:高鐵\\(2012年建成1.3萬公里\\)，高速公路\\(2012年新增1.1萬公里，全國共新增公路通車里程8. 7萬公里，目前中國公路總里程已達424萬公里\\)，核電站\\(數十個在建中，更多的在規劃中及提議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發改委研究員曾調侃說:“中國是要決心把所有省份的基礎設施密度建得和歐洲國家一樣”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但現在已經完成過半超前基建投資，會造成諸多經濟和金融風險據資料統計，現在已建成的支線機場90%以上是虧損的房地產同樣出現了問題自2004年以來，中國房地產一直處在泡沫是否即將破裂的爭論中:以經濟學家為主的觀點認為，中國房地產存在泡沫不久前，來自摩根士丹利、渣打銀行、王湍信、美銀美林等華爾街大牌投行的經濟學家再次針對中國的房地產經濟風險提出了許多警告和分析;而以房地產開發商和中國政府為主的觀點認為，中國房地產并不存在泡沫或泡沫遠未到破裂的程度2013年12月17日，北京市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志強再次重申，中國房地產業沒有泡沫，此前，作為房地產的死多頭，任志強戰勝了一波又一波唱衰房地產的領軍人物;此外，還有一派觀點認為，中國房地產泡沫是一個偽概念，這是因為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市場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產物，它的真實名字應該叫“變相稅收”或者“房地產壟斷價格”雖然爭論不斷，但是投資過度集中在房地產上確實會造成巨大的風險2013年年中，著名經濟學家易憲容表示，中國經濟要調整結構，就必須要去“房地產化”。

而在制造業上，中國的現狀也不樂觀，由于大量資金僅僅沉淀在國有企業中重復進行擴張與生產，中國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已經到短期內難以消化的程度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制造業的供給過量，超出需求太多;二是全球固有需求萎縮，需要創新型供給來刺激瑞克·凱西\\(\\(R ick K ash\\)和戴維·卡爾霍恩\\(David Calhoun\\)在其著作《贏的力量》中憂慮地描述道:“世界上絕大多數制造商都無法再依靠需求生存了，這種現象在歷史上還是頭一回于是，幾乎在社會的每一個領域當中，需求都戲劇化地開始停滯甚至下降”對此，中國政府已經有著清醒的認識，在2013年的中央經濟會議公告中明確指出，化解產能過剩的根本出路是創新到此，我們基本可以看出，要想解開束縛經濟發展的繩索，必然要走市場化創新道路，可問題是，改革創新朝何處去呢?歐美等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向服務業去!

從制造到服務之路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擬定的思路，未來中國將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各類服務業，推進傳統產業優化升級而在《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中的目標是，到2015年，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要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8%左右;到2020年，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15%左右對此目標，經濟學家智強頗有微詞在他看來，首提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再提加快發展各類服務業有些本末倒置他認為，自2009年以來，中國政府就提出培育和發展戰略新興行業，如今4年過去了，戰略新興行業中優秀的企業屈指可數，不但沒有發展，反而把很多原本優秀的企業做壞了，像無錫尚德、金風科技、振華重工等，這其中的癥結不在于國家培育還是市場發展，而是沒有適合的市場環境和足夠的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指金融、理財、法律、醫療、環保等行業\\)來支撐和分散其發展的壓力目前，中國正處在由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化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人才水平并未出現特征分化，如果出現政府引導的投資機會，會造成大量資本人才淤積的情況而改革30年來，中國的人力資本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關數據表明，30年來，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1.8左右;嬰兒死亡率從42%。下降到15.3%0;孕產婦死亡率從1990年的94.7/ 10萬下降到2007年的36.6/10萬;人口預期壽命從不足68歲提高到73歲以上，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群眾營養健康水平、生活質量明顯上升;人口文化教育素質大大改觀，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 5年，高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婦女地位顯著提高，2004年女性從業人員占社會總從業人員的44.8，高于世界40.5%的平均水平;貧困人口持續減少，從2.5億下降到2006年的2,148萬從人類發展指數\\(H um anD evelopm ent Index，日DI\\)這一代表國家總體發展水平的綜合性指標來看，中國從1975年的0.523提高到2007年的0.781，從1990年的第105位上升到第81位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人口紅利”開始衰減，未來中國經濟將面臨勞動力供給下降、勞動力成本提升的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人口素質提高與人口紅利衰減幾乎同步，這不得不說是一大幸事對此，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徐祥臨在他的《中國要跳出“劉易斯拐點陷阱”》一文中討論說:“我們既承認現代經濟部門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又同時注重傳統經濟部門本身的資本形成而且，傳統經濟部門的改造過程，不是像劉易斯設想的那樣通過勞動力轉移被現代經濟部門一口一口地吃掉，而是把現代經濟部門發展的資本形成機制移植到傳統經濟部門之中，通過貨幣的媒介作用，讓處于粘滯狀態的各種生產要素流動起來，使其在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中的稀缺性得到貨幣化評價”

根據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斯蒂文·羅奇的觀點，服務業1%增長創造的就業崗位，比制造業和建筑業1%要高出30%，這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政府能夠發展好服務業，中國經濟即使以7%以下的增速發展，依舊可以保證過去GDP在10%和11%時創造的就業崗位，從而保證經濟實現穩定發展形勢雖好，不過從制造業到服務業轉化中有兩點最容易被忽視，一是如何保證生產型服務業這樣的中小企業前期融資造血，二是后期有良好的退出機制讓創業者順利退出從目前的狀況看，這兩件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不久前，一家中小企業貸款公司的職員楊楠告訴筆者:

“最近中小企業貸款舉步維艱，很多相似的公司都出現問題倒閉了”而被寄予厚望的網絡金融也傳出利空，第一財經報道，P2P網貸的倒閉潮或將于2014年爆發對此，楊楠認為，這是一個信號，其背后的核心是，政府可能正在收緊原本逐步放開的金融市場2013年12月的信貸數據表明，雖然當月新增信貸6,246億，但企業中長期貸款和居民短期貸款分另il降至858億和797億，信貸控制已再現在退出機制上，2013年12月13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閉幕，12月14日，國務院就發布《關于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有關問題的決定》，不得不說，新三板的全國擴容對中小企業是一大利好，不過，要理順退出機制，中國依舊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對此，經濟學家陳志武比較悲觀，他說，三中全會公報中重新強調了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這是很大的不足，只要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不改變，只要國進民退的趨勢不改變，那么其他很多具體的市場化方針、路線就很難執行，會產生互相矛盾，包括法治的建設也很難執行盡管如此，中國邁入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化的新階段卻已成事實，這一階段正是歐美國家現在所處的位置換句話說，中國已經走入和歐美國家相同的競爭區間，在這一區間，中國首先應做的是運用和這些國家相同的評價指標。綜觀全球，有些發達國家制定短期經濟目標如通貨膨脹率，有些發達國家制定較長期目標如失業率，對此，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中國應該由GDP轉向就業率知名財經評論家葉檀就認為，GDP考核是特殊發展階段的產物，到了新的階段理應摒棄在她看來，發展到現在，GDP至上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正面成績她說，為了GDP我們破壞現有財富，為了GDP大量借貸破壞資產負債表的平衡，為了GDP引入大而無當、產能嚴重過剩的重化工業，這些企業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就業與民生“GDP至上的考核系統已經形成自我反噬的發展邏輯，再不更改，后果難料”致公黨北京市委副主委、全國政協委員謝朝華則認為，地方政府應該把就業率等同于GDP一樣重要現在登記失業率并不能反映實際情況，還應該做就業率的統計中國入世首席代表、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龍永圖對此態度更加直接，他認為，要使中國經濟的指導思想從GDP掛帥，逐漸轉入到就業掛帥龍永圖說，就業掛帥不僅僅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長期以來，世界經濟特別是各主要經濟體首要的政策目標提高經濟質量，首先要看經濟的發展是不是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特另il是更多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對此，著名經濟學家巴曙松不但深表贊同，還提出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衡原因在他看來，中國就業市場內部存在較為顯著的結構性矛盾一是大學生的就業難問題二是低端勞動力的短缺新生代勞動力對于一些繁重的體力工作崗位普遍沒有興趣，例如建筑等行業三是技術技能型勞動力短缺一些企業存在大量的一線技工缺口，與目前的大學生就業難形成鮮明對比巴曙松說:“當前一些吸納大學生就業的金融、教育、醫療等服務業行業仍然存在一定的管制，開放程度較低，導致崗位的供給嚴重不足，是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生產型服務業的缺乏，實際上，在中國生產型服務業發展緩慢是必然的諾獎得主埃德蒙德·菲爾普斯認為，保護和激發個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實現的文化，能促進一個國家的自主創新他強調說，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進入現代化以后，就不只是生產現有的某些產品和服務，而更多地轉向構思和實踐新創意，試圖創造過去不能生產甚至從未想象到的其他產品和服務當一個經濟體從現代化階段倒退時\\(如否定現代社會的制度和規范，被其他勢力束縛或阻止\\)，社會中的創意流就會枯竭不管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走向現代還是走向傳統，其工作生活的結構都將發生深刻變化這樣的表述對中國政府現今的改革有著特殊意義，如果未來中國政府職能依然難以轉變，那么，最有可能的結果是，當企業發現不能再依靠模仿、改進等后發優勢發展時，自己的創新力也已消失不過，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的重要性，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中指出，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如果這些改革真的得以實施，中國將會進入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中可以想象未來，一位中國大學教授將在課上講解中國能夠和平崛起成為多極化一極的原因，最后，這位老師臉上浮現出誠摯的笑容:“現在我們平等相處，共同促進了人類向前行進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