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 余年來,中國的所有制經濟結構大體呈現出“公退私進”趨勢,公有制經濟的比重持續下降,非公經濟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如何理解這一制度變遷的事實與經濟體制改革總體目標的關系,是全面正確理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①的一個重要的關節點。英國《金融時報》11 月 14 日社評稱: “三中全會公報的某些內容,似乎與今后市場將起‘決定性’作用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馳,例如,‘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②考慮到這種觀點在國內某些人群中尚有市場,有必要對此作一經濟學的辨析。
一、“國退民進”是否事實?
“國退民進”,顧名思義,無非是指不同經濟成份的變動趨勢,國有經濟在退縮,而民營經濟在挺進( 發展) .但是從改革開放 30 余年的實際情況看,這一概括似乎并不符合實際。以工業經濟為例( 這是30 年來所有制結構變動最劇烈也最典型的領域) ,整整 30 年的時間里,不僅民營經濟在高速增長,而且國有經濟也在高速發展,并沒有顯現出退縮的跡象。如圖 1 所示,在 1979-2008 年間,中國國有工業企業的總產值從 3673 億元增長到 143950 億元,增長了近 40倍。將此發展態勢說為“國退”不免令人費解。要說退,到是集體經濟的工業產值從 1997 年最高時的43347 億元,逐年下降到 2008 年的 8956 億元,但這是“集退”,而不是“國退”.顯然,人們討論的“進”與“退”,是就相對量而言,而不是就絕對量來說的。
從工業經濟( 整體國民經濟的最重要部分) 中不同經濟成份的比重看,30 年來,公、私經濟之間的相對份額的確發生了重大變化。如圖 2 所示,1979-2009 年,國有經濟的比重持續下降,這表明,盡管國有工業企業自身發展的速度很快,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與非公經濟的總體發展相比較仍然有很大差距。30 年演化的總趨勢是,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從 1979 年的大約 80%,下降到了 2009年的 28%.也就是說,在這 30 年里,工業經濟中非國有經濟的比重已經從大約 20% 上升到 72%.也許,這就是“國退民進”理論概括的事實依據。但是其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那就是與國有經濟相對而言的“民有經濟”由多種不同成份組成,它既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外資和港臺經濟,還包括多種多樣的勞動者自主治理的集體經濟。如果說這些“民有經濟”的前幾個組成部分都在 30 年改革開放的大潮流下順風揚帆,高速挺進,那么其中的最后一個組成部分,即集體經濟的境遇卻不那么順利。在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30 年中,中國集體工業企業的總產值先長后跌,其相對份額從 1979 年的將近 20%,一路下降到 2009 年的微不足道的 1. 5%.要說“退”,集體經濟比國有經濟退得更快。如果大家承認,勞動者集體經濟是老百姓自己的經濟,那么,以“國退民進”概括國民經濟中所有制結構的變動趨勢,就顯得片面狹隘。更加準確的理論表述也許應該是“公退私進”,即圖 2 所示的兩條粗線的剪刀狀交叉?!緢D2】
作為 30 年改革進程的基本事實,反映不同經濟成份相對比重變化的“國退民進”,或者“公退私進”應該沒有疑議。但是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特別是中國應對危機采取積極的經濟政策后,一些人卻高調議論“國進民退”,認為改革進程有中斷的危險。余菁( 2010) 認為,2009 年 1-9 月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要遠高于同時期的民營企業,這一時期國有企業伴有強烈的投資擴張沖動,“國進”的速度超過了“民進”.申子超( 2010) 則以競爭性的快消費品行業中,中投、中糧、光明食品集團等國企成為“2009年度十大并購”主角為事實依據,對“國進民退”的合理性提出質疑。那么,2008年以來,中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動方向是否出現了從“國退民進”到“國進民退”的根本性轉變呢?統訓一數據的回答是否定的(見表1)。
表 1 表明,2008-2011 年,國有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總資產和年均從業人數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重,總體趨勢仍然是下降的,多數年份、大多數數據都是逐年下降的,只有個別年份個別數據出現小幅度的變化,即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年均從業人數 2009 年與 2011 年兩次出現比上年小幅上升①,這可能是由于非公經濟在危機中大量減員,而國有企業缺少這個“靈活性”所至。但是從 2007 年到 2011 年的總趨勢看,國有企業的從業人員比重還是從 22. 1%下降到了 19. 8%.因此,如果要對 2008 年以來中國所有制結構變動的總體趨勢作一概括,那它還是“國退民進”,或者“公退私進”,也許變動的速度稍有放緩,但所謂“國進民退”肯定不是事實。當然,局部范圍、個別數據出現“國進民退”是有的,討論這些個別事實也是可以的,但千萬不能以偏蓋全,更不應該對局部現象過度渲染,以至于誤導輿論。比如競爭性快消費品領域 2009 年有四家國有企業進入“十大并購”主角,這與“國進民退”的趨勢有什么關系?
十大并購主角中不是還有六家非國有企業嗎? 在所有制結構變動的大格局中,各種經濟成份有進有退應該是常態,沒有什么可以大驚小怪的,經濟學的討論首先要講大勢,要靠統計數據說話。
①有學者( 何偉,2010) 認為,不能籠統地說中國存在“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因為“統計數據不支持’國進民退‘觀點”,同樣統計數字也不支持“國退民進”觀點。不知道這位學者是如何閱讀統計數據的,總量數據和房地產市場的數據可以放在同一量級上比較嗎? 一個局部市場的事實就可以否定國有經濟在工業經濟的總體狀況嗎? 對總體情況的判斷必須以總體數據為準。
二、“國退民進”是否改革方向?
其實,“國退民進”之爭并非單純是實證研究之辯,爭論更多地涉及規范層面: “國退民進”是好事還是壞事( 宗寒,2010) .我們的判斷是,它既有可能是好事,又有可能是壞事,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镜睦碚撘罁牵?不同的經濟成份在國民經濟中有不同的功能與作用,它們在提高經濟效率上是互補的,在促進社會公平方面也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所有制結構有一個效率最佳的“均衡區間”,社會公平的合理范圍,在此區間內,社會經濟可以實現某種合意的公平與效率統一狀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方向出發,我們既反對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也不同意私有化的改革目標。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就應該在公私經濟、國有民營之間找到某個目標區間,任何一種兩極化的調整目標,都既無助于公平,也不利于效率。當私有經濟的比重低于這個“目標區間”時,“公退私進”或者是好事,而在私有經濟的比重超出這一“目標區間”以后,“公退私進”或者“國退民進”就變成壞事了。
按照這樣的理論判斷,改革開放以來持續 20 余年的“國退民進”或者“公退私進”過程,就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改革起步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基本上是單一公有制,其中國營企業在工業經濟中的比重高達90% ,這種不合理的所有制結構必須予以調整,而調整的方向,只能是“公退私進”、“國退民進”.非公經濟在國民經濟整體范圍的高速增長,伴隨著單一公有制結構向多元產權的所有制結構轉變,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快速提升。從上世紀 70 年代末到本世紀初,中國經濟整體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幅度保持上升勢頭,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一直在提高。因此,民營企業的高速增長,非公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二者比重的不斷提高,肯定是好事,其為中國經濟 30 年的高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有人從這一經驗事實總結出改革的“規律”,認為“國退民進”是市場化改革的基本標志和不變趨勢,也就是說,“國退民進”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事②,這就不對了。只要承認公平與效率統一的現代市場經濟是產權多元的混合經濟,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就一定有一個“度”.認為“國退民進”是不可動搖的改革方向的觀點,不過是主張“私有化”的另一種理論表達。有跡象表明,中國所有制結構在經歷了 30 年的高速并幾乎直線的“公退私進”大調整之后,近年來已經開始減速,有可能進入所有制結構的“微調期”.有兩組數據表明,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可能已經接近“目標區間”: 一組數據是中國工業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1998、1999 年起從高點的 59% 逐步回落到 2009 年的不到 40%,與這十年不斷延續的“公退私進”形成反差,表明這一結構調整方向與國民經濟的總體效率不再一致( 李亞平,2012) ;另一組數據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非公經濟的相對技術效率,在對公有經濟保持近 20 年優勢的基礎上,于 2005 年前后被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反超,其中非公經濟在競爭性領域相對于國有經濟的效率優勢,到 2009 年也已經十分微弱( 魏峰、榮兆梓,2012a,2012b) .這從一個側面解釋了近年來國有工業企業相對比重下降有所減緩的原因。由此我們預計,所有制結構有可能在未來若干年進入“微調期”.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公、私經濟都將在所有制結構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更多地靠制度與技術創新提升內部素質,優勢互補,非公經濟將更加繁榮,公有制經濟也將在平等的市場競爭中不斷地增強實力。
公私經濟之間不再是相互替代關系,不再表現為此消彼長關系,而更多地表現為相互補充、你追我趕、共同發展。這其中自然也會出現局部的、短期的“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
三、在非公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中保持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
《決定》主張,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意味著當前條件下所有制結構應當有大體的穩定。既不要采取進一步壓縮公有制經濟的調整政策,也不主張政府強力推動國有經濟比重大幅回升,而是在穩定中提高公、私經濟的內在質量。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完全一致。
但如何在當前現實下理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也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有人認為,目前非公有經濟在工業總產出中的比重接近 3/4,在工業總資產中的比重接近 60%,中國所有制結構已經偏離了公有制為主的方向。其實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全面地看,以包括三次產業的國民經濟整體為考察對象,就包括自然資源在內的全部生產資料而言,從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公有制經濟總體控制力與影響力角度去觀察,中國經濟中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仍然是清晰可辯的。
①第一,需要強調的是,討論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在工業經濟中應該首先看作為生產資料基本形式的工業資本的比重,也就是說,投入比相對于產出比更接近問題的實質。在利潤率平均化的市場規律下,是資本的數量而不是產出的數量,決定生產總過程的控制權和剩余價值分配權。中國當前工業經濟中國有經濟主要在資本密集型產業,導致國有經濟的產出比明顯地小于投入比,這個現象容易使人產生錯覺,認為所有制結構中國有經濟的比重已經下降到 1/4.筆者認為,按資產比認為國有經濟的比重為2 /5 的說法,也許更接近事實。
第二,我們贊成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要從控制力與影響力的角度來理解,而不能簡單地看相對數量。目前工業經濟中涉及重要公益性質、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產業或行業,國有經濟仍然占有絕對優勢; 在很大一部分競爭性制造業領域中,雖然國有經濟相對比重不高,卻對許多大型的行業龍頭企業擁有股份,甚至控制權。這在采礦業和建筑業也有明顯表現。因此總體看,國有經濟在工業經濟中的控制力仍然較強。特別是隨著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國有經濟在效率和公平兩方面的社會影響力還會繼續提升。
第三,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我們在觀察所有制結構時一,不應該忽略這一重要領域。相對來說,公有經濟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要高十第二產業,特別是在金融業和批發零售業這樣的在三產中份量較重的行業中,情況更是如此。2010年中國經濟年鑒給出了2008年和2009年除貨幣當局外其他存款性公司資產總額中國有銀行所占比重,分別為57. 4%和56. 8%,不考慮非銀行信貸機構的國有資產,這個比重也明顯地高十土業經濟中國有資產的比重(見表2)。國有經濟在金融業仍然處于絕對控制地位?!颈?】
第四,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式是承包農戶的家庭經營,當前多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育還很不充分,這是否意味著農業生產中公有制已經無可挽回地衰落! 情況當然不是這樣。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是土地,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 30 年來從未改變,并且始終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基礎,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中,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仍然是重要前提。盡管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實現形式還不完善,存在法律制度過于原則、具體組織形式與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不相銜接等問題,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制度創新實踐表明,通過某種形式的農村社區土地合作社或者其他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憲法規定的范圍內,由農民自主行使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是能夠與市場經濟的環境相銜接的。勞動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正在農村市場經濟的發育中走向復興。農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在農業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將得以進一步加強。
第五,除農村土地資源之外,城市土地資源以及礦產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國家所有制也是中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資源完全的公有制( 集體所有制加國家所有制) 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始終具有基礎性和穩定性作用,對于這一點,任何觀察者都沒有理由視而不見。自然資源在全部生產資料中的作用與地位,其實與資源的市場價格并沒有直接關系,但是可以肯定,隨著國民財富的增長,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在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性也會不斷增強,包括土地所有權在內的自然資源所有權會要求越來越多的經濟權益,即要求在全部剩余價值中分得越來越大的份額。由此可見,自然資源的公有制對于社會公平、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何偉。 2010. 國進民退、國退民進之爭[EB/OL]. 財經信息網。
李亞平。 2012. 建國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的演變及效率研究[J]. 經濟縱橫( 3) : 54 -59.
馬駿。 2010. 國退民進是大趨勢 專家點評: 國進民退五大案例[N]. 中國經濟周刊: -03 -30.
申子超。 2010. 酒業也玩“國進民退”[J]. 酒世界( 3) : 1.
汪海波。 2011. 對“國進民退”問題之我見[J]. 經濟學動態( 1) : 81 -85.
魏峰,榮兆梓。 2012a. 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技術效率比較[J]. 經濟縱橫( 2) : 18 -23.
魏峰,榮兆梓。 2012b. 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技術效率的比較和分析[J]. 經濟評論( 3) : 75 -81.
肖香龍,譚勁松。 2010. 我國公有制主體地位現狀與發展趨勢研究[J]. 浙江理工大學學報( 6) : 976 -982.
余菁。 2010. “國進民退”: 實質、利弊與演化[J]. 學習與實踐( 1) : 17 -21.
宗寒。 2010. 評“國進民退不是個好情況”[J]. 中華魂( 1) : 38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