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總需求管理無計可施，新供給主義峰回路轉

從過去十多年來看，中國的總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訓值得總結; 從當下來看，靠政策進一步擴大內需或擴大外需都很難; 從長期來看，總需求管理對經濟增長是無效的。

1. 過去，總需求管理效果不理想。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原本不是問題，但從十年后回顧歷次干預的結果可以發現，總需求干預之手頻繁出擊事實上并沒有熨平周期，反而從某種程度上放大了經濟的顛簸，而且使經濟周期越來越短。不僅如此，每一輪“踩油門”過后，都難免遺留下大批的過剩產能、銀行不良資產和地方政府債務; 每一輪“踩剎車”下去，都客觀上造成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和股市暴跌。

更進一步講，當經濟政策的眼光被過多地吸引到總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難免造成對供給面和經濟深層次改革措施的忽視。從一些具體經濟領域來看，過去十多年對房地產、對物價的需求管理效果也不甚理想。

2. 當前，擴大內需或擴大外需都很難。李克強總理在談到當前經濟發展問題時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實現預期目標的空間已經不大。中國過去十多年來為擴大內需或外需，能夠使用的政策資源正在消耗殆盡: 連續多年超額貨幣發行之后，在大量銀行不良資產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擴張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不可行;在多次大大小小的財政刺激之后，在地方政府債務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通過財政政策擴張投資后遺癥越來越多; 在多年匯率保護、出口補貼等刺激后，在歐美日經濟緩慢增長的背景下，進一步擴大外需更不現實。

此外，在當前二元金融體制、高利貸泛濫的背景下，民間投資也很難增長; 在社會保障體制沒有根本變化、利率較高的背景下，居民消費也難以進一步擴張。

因此，當下無論刺激投資還是消費，其實都很難; “擴大內需”很難落到實處。

3. 長期，總需求管理無效?？傂枨罄碚摫緛砭褪茄芯拷洕讨芷诘睦碚?，凱恩斯作為總需求管理理論的鼻祖，也并不用總需求理論分析長期經濟增長。

即便總需求管理理論提出的財政或貨幣政策能夠產生一定效果，也注定是短期的。因為政府在這一時期通過低利率等貨幣政策或財政赤字擴大投資的財政政策吹大的泡泡，會在下一時期癟下去; 反之，這一時期被壓抑的總需求，也會在下一時期彈起來。無論總需求管理政策把投資和消費提前還是延后，最終都不改變經濟長期潛在的增長率。

4. 峰回路轉，新供給主義啟動改革。當我們沿著總需求路線走到死胡同的時候，如果能夠換個角度從供給面分析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前景，放開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就別有一番天地了。

從短期來看，中國經濟受到高稅收、高社會成本、高壟斷、高管制等“供給約束”，只要通過減稅、降低社會成本、放松壟斷、減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給約束”，就可以提高經濟的短期增長率。

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在人口與勞動、資本與金融、資源與產權、技術與創新、制度與分工等五個方面都存在“供給抑制”，只要通過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戶籍制度、減少資本與金融管制、優化土地與資源產權結構、推動國有企業等低效率領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給抑制”，就可以提高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

二、從古典供給經濟學、傳統供給學派，到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19 世紀初期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穆勒和法國經濟學家讓·巴普蒂斯特·薩伊等提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思想，認為“當一個產品一經產出之際，即在它自己的全部價值的限度以內為另一個產品提供了市場”。特定產品的局部的供需不均衡可能存在，但全社會整體的生產過?；蛏a不足不會發生。薩伊曾宣稱“除非政府當局愚昧無知或貪得無厭，否則一種產品供給不足而另一種產品充斥過剩的現象，決不會永久繼續存在”。

古典學派的上述觀點在短缺經濟條件下更有現實意義。然而，隨著幾次工業革命推動社會生產力快速增長，不斷提高的供給總量與需求總量之間的差距開始顯現，周期性經濟危機往往伴隨著生產過剩、失業率高企，傳統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已難以解釋經濟發展的現實。

對此現象，馬克思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經濟運行狀態，復雜的流通環節有可能會中斷這個過程。凱恩斯則以其著名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回報率遞減、流動性偏好”三大假說為立足點，認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完全可能出現，但同時凱恩斯也表示“只要執行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使投資等于充分就業下的儲蓄，薩伊定律是可以成立的?！?br>
雖然都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經濟運行狀態，但是在面對所謂“相對產能過?！被颉翱傂枨蟛蛔恪眴栴}時，馬克思和凱恩斯則分別提出了用政府“有形之手”解決問題的不同方法。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入手，認為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造成社會整體購買力的不足，引發經濟危機，他主張用政府計劃手段來解決問題; 凱恩斯則提出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克服階段性的需求不足。

“二戰”以后，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采用了馬克思的計劃經濟體制迅速建立了強大的工業體系; 而歐洲、美國等大部分國家都采用了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市場的辦法，也迎來了戰后近 30 年的繁榮。然而長期執行政府計劃或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都使經濟逐漸失去了活力，直到 20 世紀 70年代末，不但中國的計劃經濟嚴重缺乏活力，美國、歐洲經濟也陷入了“滯脹”的泥潭。

彼時，中國的鄧小平改革讓中國經濟重新煥發了活力，而美國的里根政府所采納的供給學派經濟政策也開啟了美國經濟繁榮的 30 年。對于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實踐，我們知之甚多; 而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又有哪些呢?

供給學派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芒德爾、拉弗、萬尼斯基、肯普、羅伯茨等人認為，在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中，供給處于首要的決定地位，決定長期經濟增長潛力的是供給而非需求，產出的增長最終取決于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經濟研究的首要任務是如何促進生產、增加供給。

與古典供給學派不同的是，傳統供給學派并不認為經濟完全不需要干預，而是認為干預的重點在于供給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體地說，就是通過財政政策強化對生產活動的刺激和支持。

當然，由于傳統供給學派認為企業家精神和自由市場是創造財富的關鍵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預措施同自由主義比較接近，比如反壟斷、解除各種管制、主張經濟的民營化和自由化，并建議在國內限制甚至取締工會組織以便降低企業的人工成本，在國際上通過政治力量干預石油價格以便降低企業的原材料成本，等等。

作為傳統供給學派核心理論的“拉弗曲線”證明，減稅會在短期減少財政收入，但長期來看，如果較低的稅率刺激了產出，最終一定會增加企業和居民收入，并使政府稅收總額在較低稅率下回升到減稅前的水平。為了推動減稅，當然必須壓縮那些效率低下、浪費資源的政府支出和轉移支付。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正是從中國 80 年代以來的改革實踐出發，結合傳統供給學派和鄧小平“解放生產力”的改革理論，針對中國經濟運行機制、長期增長潛力、國民收入分配以及房價物價等問題而提出的一整套經濟管理理論和改革思想。

三、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為核心的宏觀經濟管理機制

雖然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同馬克思和凱恩斯對古典供給經濟學的評價，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理想的經濟運行模式，但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這種理想狀況有時候不能自發實現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分配機制缺陷或需求不足，而在于技術和產品的生命周期。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與需求循環往復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力量，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可以由此劃分為四個階段:

\\(1\\) 新供給形成階段: 當新供給隨著技術進步孕育產生，社會舊有需求結構仍在延續，經濟處在新周期的導入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開始回升;\\(2\\) 供給擴張階段: 當新供給內容被社會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創造出來，新供給與新需求形成良性促進，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速不斷提高;\\(3\\) 供給成熟階段: 該階段的生產技術進一步普及，社會資源紛紛涌向該項供給領域，則供給數量迅猛增加，而需求回落，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機制出現中斷，但供給仍然維持慣性增長，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開始降低，經濟潛在增速回落;\\(4\\) 供給老化階段: 過剩供給短期難以消化，過剩產業資本沉淀不能退出; 老供給不能創造需求，造成總需求持續下降; 新的供給力量尚未產生，經濟陷入蕭條。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在新供給形成階段和供給擴張階段，新供給不但能夠自動創造需求，而且所有產品銷售收入最終都會變為要素報酬，而資本、勞動和資源等要素報酬要么轉化為消費，要么形成儲蓄并轉化為投資，形成新的需求。

然而，一旦一種產業的生產技術普及到一定程度，進入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形成產能和產量過剩，不但原投入的生產要素報酬不能及時回收，而且大量生產要素無法充分就業，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過程就會中斷。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任何一項社會主流技術和主流產業，早晚都會進入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因此無論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抑或是通過計劃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給，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技術周期和供給老化問題。

比如，財政與貨幣政策刺激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吸收部分過剩產能，但長期可能反而進一步鼓勵了過剩產能擴張，從而加劇供需矛盾，阻礙長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并且削弱經濟的自我循環能力。

又比如，類似于 iPhone 手機這樣的新供給從來都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恰恰相反，很多政府扶持的產業，例如中國的太陽能光伏產業，后來都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

還有，新供給主義也不認為政府限制某些產業的政策有助于恢復“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機制，不僅如此，一旦判斷失誤，政府對很多產業的政策限制也可能造成下一階段的需求不足。

比如中國 90 年代末限制電力行業的發展，造成了之后多年的電力供應不足。

在實踐中，真正有效的辦法是激發企業家精神，吸引社會資源創造新供給，并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經濟盡快恢復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軌道。為了刺激新供給，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提出的正確做法是通過“放松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打破生產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產品，在較短時期內恢復均衡，并通過放松供給約束激發企業家精神，吸引社會資源向新供給領域集中，恢復增長活力。

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不僅在宏觀上是恢復經濟均衡的必然循環，在微觀上也一樣。比如iPhone 手機，在喬布斯創造出 iPhone 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 iPhone手機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

一旦資本、資源、勞動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產能過剩將自然消除，整個經濟不但恢復均衡，而且將開始新的增長。

總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與需求動態均衡的打破屬于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階段性、局部性問題，其與技術擴散和產業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產的過剩是相對的，階段性和局部領域的供需矛盾可以隨著資源逐步向新產業領域配置而消解。當宏觀經濟從供給到需求的傳導過程遇到阻礙時，既不應當用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手段，比如產業政策去徹底破壞市場機制，也不應當用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手段人為擴大舊產業和舊經濟的總需求，而應當通過“放開新產業供給約束、減少新經濟供給抑制”的方式，為市場釋放新供給創造條件，引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最終通過供給結構的調整，讓經濟回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軌道，恢復“供給與需求的自動平衡機制”。



四、新供給主義的改革思想和增長理論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把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歸納為“放松供給約束”，把 80 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精髓概括為“解除供給抑制”，進而提出全面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的經濟思想和改革措施。

1. 以“放松供給約束”為核心的短期改革主張。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學派就是在凱恩斯主義盛行若干年后的特定背景下產生的，他們的大部分政策主張都是在解除凱恩斯主義遺留的“供給約束”，比如，稅收約束、成本約束、壟斷約束、政策管制因素、公共財政和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約束等。

1981 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經濟復興計劃”，該計劃內容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1\\) 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率、減免企業稅負;\\(2\\) 削減社會福利等非國防領域的政府開支;\\(3\\) 放松政府對企業的行政管制，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4\\) 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

事實證明，上述政策從供給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門的投資和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就業，同時以擴大產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脹壓力，成功地使美國經濟實現了復蘇。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將上述傳統供給學派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歸納為放松“供給約束”，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并結合中國經濟情況提出“解除供給約束”的具體措施。比如:

\\(1\\) 從結構性減稅到大規模減稅;\\(2\\) 放松政府管制，減少行政審批;\\(3\\) 減少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4\\) 依托資本市場，推進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5\\) 改進資源和基礎服務價格形成機制;\\(6\\) 有效控制基礎設施和基礎服務成本，等等。

如同羅斯福新政以后幾十年中，總需求管理政策遺留給美國經濟大量的“供給約束”一樣，中國經濟從 1996 年以來類似于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所謂宏觀調控，也造成了較嚴重的“供給約束”，包括高稅收約束、高社會成本約束、高壟斷約束、高管制約束等。因此，中國只要下決心通過減稅、降低社會福利成本、放松壟斷、減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給約束”，就可以提高經濟的短期增長率。

有調查說中國企業平均綜合稅負 40%，那如果把綜合稅負從 40% 降到 30%，能夠承受30% ～ 40% 綜合稅負的企業就可以存活下來，經濟總產出就會大幅增加。當然，稅收受益者、社會福利成本受益者、壟斷者、管制政策受益者等都是有利益剛性的。打破這些剛性利益，需要執政者的改革勇氣和決心，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天然就是改革的經濟學理論。

2. 以“解除供給抑制”為核心的長期經濟改革主張。如果說 80 年代里根政府為代表的美國傳統供給主義政策的核心在于解除經濟增長的“供給約束”，那么 80 年代鄧小平同志領導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就在于解除“供給抑制”。

多年的計劃生產、平均分配和政治動亂，造成中國經濟在 70 年代末已經嚴重缺乏活力: 不僅勞動者被禁錮在土地和“單位”而沒有積極性且不能流動，大量資源處于閑置狀態，財政資源和儲蓄資本低效使用，而且整個社會分工和微觀企業組織都處于低水平，知識和創新更是不被尊重。鄧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解放生產力”，通過以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替代計劃經濟體制、在農村以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集體生產、鼓勵開放市場和國際貿易、推動科學教育事業發展，使長期受到抑制的生產要素潛力得以釋放———我們將上述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思想歸納為“解除供給抑制”。

那么，如何進一步發揚光大鄧小平理論，通過解除供給抑制來解放生產力呢? 按照“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理論研究框架，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取決于五大財富源泉，解除供給抑制，也必須從這五大財富源泉出發。

第一個財富源泉是人口和勞動力。雖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尚存爭論，但我們認為，農村還有“相對剩余勞動力”和“相對人口紅利”。目前中國農村人均 GDP 與城市人均 GDP 相差 5倍，也就是說一個農業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對經濟的貢獻就提高 4 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勞動力供給抑制，比如短期適當放松戶籍制度、促進人口自由流動，長期適當調整人口政策，中國的相對人口紅利就會進一步得到充分釋放。

第二個財富源泉是土地以及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源。如果中國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轉，農業就將一直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而小農經濟產出效率顯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轉并適當集中，農業生產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礦山也是一樣，如果煤礦、石油等資源是壟斷的，礦產交易市場發育不完善，其開采就會比較粗放，資源利用效率就不會高。應該說中國的資源和土地供給抑制還比較嚴重，未來產權優化和釋放資源供給還有很大空間。

第三個財富源泉是資本。中國是全世界資本最多的國家，我們有 3. 5 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民、企業加上政府的儲蓄有 100 多萬億元人民幣。然而，作為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利率水平卻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國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國利率高，中小企業私募債利率高達 14% ～ 15%，民間借貸成本更高。為什么在全球資本最多的國家出現了最嚴重的資本短缺和最貴的資本價格? 原因就在于資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開一下，逐步把中小企業資金成本從 14% ～15%降低到 5%，有多少中小企業會煥發出生機勃勃的生命力?

第四個財富源泉就是技術和創新。中國還沒有形成創新型的科教體制。高中、大學培養的都是知識型人才，很多國有科研機構白白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卻缺少真正有市場價值的創新技術。不僅強化市場導向和創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創新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業研發、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層面解除技術和創新抑制，中國也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第五個財富源泉是制度本身。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宏觀的社會分工效率和微觀的企業生產效率，而社會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帶來財富的增長。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看到中國 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巨大增長動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從農村人民公社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在人口、土地資源和生產技術沒有太大變化的情況下迅速提高了糧食產量。

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空間還很大，李克強總理指出，每一個制度改進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潛力。舉例來講，很多國有企業所占有的資源很多，但單位資源、資本的產出都遠遠低于自由競爭的民營企業，改革這些低效率的部門自然會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

綜合這五個方面的財富源泉來看，中國的經濟制度還存在普遍的“供給抑制”。鄧小平說，“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 新供給主義認為，解放生產力的核心就是“解除供給抑制”; 只要通過改革，解除對人口和勞動的供給抑制、制度和管理的供給抑制、土地和資源的供給抑制、資本和金融抑制、技術和創新抑制，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就會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 越是供給抑制嚴重的領域\\( 比如醫療、教育、金融、房地產\\) ，供給價格越高，而且供給效率和質量越低，改革的空間也越大。

3. 五大財富源泉，三種增長模式。除了上述基于五大財富源泉的增長理論，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還提出三種長期經濟增長模式的劃分。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歷史上所有的長期增長理論都是圍繞供給層面展開的。亞當·斯密關于制度和社會分工對生產力促進作用的研究奠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 熊彼特以“創新理論”解釋經濟增長過程，認為生產技術的革新是驅動經濟螺旋式發展的核心力量，認為技術和制度的破壞性創新\\(DestructiveCreation\\) 才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 庫茲涅茨則更多地從投入產出角度分析經濟增長，并將經濟長期增長要素歸納為人口增長、生產效率提升、經濟結構升級、社會結構轉變等。上述理論無一例外地從“供給”的角度解釋經濟增長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張。

新供給經濟學認為，中國經濟過去 30 多年的高速增長是上述三種經濟增長理論的綜合體現: 80 年代的制度改革開啟了中國經濟的“斯密增長”時代，而 90 年代以后持續的人力、資源、資本、技術投入換來了“庫茲涅茨增長”為特征，兼帶著“熊彼特增長”的時期。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未來中國“庫茲涅茨增長模式”仍然能夠延續，但應該通過“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長”階段，并通過深化制度改革，重啟“斯密增長”，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涌流。

五、以“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為核心的房價、物價管控政策

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城市化進程加快、房地產金融剛剛起步、居民資產配置需求、住房供給結構性短缺等多種因素影響下，中國房價持續上漲，調控效果多年不達預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著力在打壓需求，而不是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未來只有從供給側著手，以“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增加房地產土地供給、改善房地產供給結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

對物價的調控也一樣，中國從 1996 年以后就告別了短缺經濟，進入過剩經濟階段。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物價波動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給方面，十多年來的每一輪通脹幾乎都由原材料漲價、工資成本推動、食品供給沖擊等供給方面原因造成，而政府卻一次又一次地通過緊縮總需求去進行干預，結果難免誤傷經濟。

筆者在 2010 年出版的《透視通脹》一書中詳細分析了中國物價的驅動結構，書中指出，過去十年 70%以上的 CPI 波動都來自于食品價格變化，而在居民對食品的需求總量基本不變的現實下，食品價格波動主要來自供給總量波動和供給結構變化; 研究還表明假定我國每年平均工資上漲 15%，將推動 CPI 上升1. 94 個百分點; 假定原油等原材料價格上漲 15%，對 CPI 的影響只有0. 2 個百分點; 此外較高的流通成本也是造成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

因此，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增加有效供給，既能夠挖掘增長潛力，也能夠平抑物價，不存在所謂“穩增長與控通脹的矛盾”。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從供給面去管理物價的措施包括: 降低稅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穩定農產品生產和供給機制，控制流通環節費用，建立穩定的消費品物價形成機制。

六、以“供給要素貢獻和邊際報酬”為核心的收入分配機制

在國民收入分配政策方面，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主張從供給出發，按照勞動、資源、技術、管理、資本等五大要素的貢獻和邊際報酬，讓市場完成收入分配。誰創造的財富多，誰獲取的報酬就多。

新供給主義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六個核心主張包括:

\\(1\\) 遏制公共權力直接或間接參與財富分配。從未創造任何財富的行政權力參與財富的分配不僅是腐敗的源泉，也會影響到其他要素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2\\) 減少壟斷對財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潤豐厚的企業，其實是靠壟斷獲取財富，這也是非常嚴重的收入不公平問題，所以反壟斷、放松管制，促進市場自由化、產權民營化，不僅是“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選擇。

\\(3\\) 控制利用公共資源過度獲取個體收入的現象。比如對于在經濟制度不健全的階段通過各種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公共設施資源、海洋空間資源等，應通過以資源稅為代表的稅收政策予以調節，促進公平和效率。

\\(4\\) 對于創業企業或雇員人數、銷售收入較小的小微企業應大范圍免稅。比如，是否可考慮對符合某些條件\\( 如雇員在 20 人以下、銷售收入在 100 萬元以下\\) 的創業型企業在一定的創業期限內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稅? 只有這樣才能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業成長、做大以后，政府的稅收總額甚至還會增加。

\\(5\\) 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但調節的重點應該是嚴重偏離要素邊際報酬的收入，比如房產持有和遺產繼承等。

\\(6\\) 無論是公共投資還是轉移支付，長期來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應該盡量減少公共支出和轉移支付。

總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只有通過“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重視熊彼特增長，重啟斯密增長，整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才能夠得以不斷提升; 只有放棄傳統產業政策，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才能恢復“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經濟運行機制; 只有從“改善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入手，才能真正解決房價物價等頑疾;只有從“供給貢獻和邊際報酬”出發，才能確保收入分配的效率與公平。

以上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體系初建，歡迎各界同仁多多批評，共同為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為復興“中國夢”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