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世界經濟格局演變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是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代表性的“金磚五國”在2000—2012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在6%以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度超過70%。然而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增長速度顯現出放緩跡象,到2013年下半年,80%的新興經濟體出現經濟增長放緩。新興經濟體從“集體高增速”到“集體減速”,背后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外部因素是指全球化的周期性因素,內部因素則是新興經濟體內部的結構性因素。綜合來看,外部因素構成的影響相對較大。

一、全球化周期性因素是新興經濟體增長趨緩的主要原因

推動新興經濟體十多年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并非各國國內經濟基本面的持續改善,而是全球化周期性因素帶來的良好的外部環境,包括大規模資本流入、快速的出口增長、長時間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以及WTO框架所支撐的多邊貿易體系。近年來,隨著這些因素的相繼終結或轉向,對新興經濟體有利的外部環境不復存在。

\\(一\\)資本流動周期

自197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大約每15年完成一次方向性的變化周期。

1975—1981年流入拉美新興市場,1982—1989年回流日本和美國;1990—1996年流向東亞“四小龍”,1997—2003年回流美國;從2003、2004年開始大規模流向“金磚國家”,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也沒有改變這一流向。

直到2013年開始轉向。全球性的推動因素對于解釋新興經濟體的資本流入至關重要。

從2003年開始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發達經濟體普遍采取的低利率和流動性擴張政策,使得大量資本流入新興經濟體。

而新興經濟體將大部分貿易盈余重新投資于美國國債等官方儲備,在客觀上幫助后者維持了超低的長期利率,并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雙向的資本流動。

資本流入的大規模增加帶有多方面的利好因素,往往伴隨著東道國GDP的加速增長。

其一,資本流入使得新興經濟體外部融資成本大幅下降。根據估算,2000年以來新興經濟平均融資成本下降了460個基點,其中外部流動性條件的改善貢獻了340個基點,新興經濟內部宏觀條件改善貢獻了120個基點。

其二,資本流入推動了東道國的資產繁榮甚至泡沫。亞洲新興經濟體在此期間的資本流入就進入股票、債券和房地產市場,并推高了這些資產的價格。

其三,發達經濟體的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等方式,推動以中國為中心的生產網絡形成,同時也為新興經濟體帶來先進技術、管理理念與營銷渠道。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特別是雷曼兄弟破產后,由于金融市場動蕩帶來的避險情緒,導致投資者轉向美國國債等標的,原有的資本流入熱潮突然停滯甚至出現轉向。然而,兩方面的原因使得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在2009年重新復蘇并持續至2013年。

一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為應對危機而采取的低利率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帶來迅速擴張的流動性,由于其信貸市場供需兩端的問題,并沒有如預期的那樣轉化為國內私人借貸和消費的增長。

二是新興經濟體遠好于發達經濟體的增長表現和增長預期,以及印度、巴西等國原本就較高的利率。以絕對名義價值計算,這一階段流向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凈資本流入,已經超過了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峰值水平。

但從2013年開始,這一為新興經濟體帶來眾多利好并且先后持續超過十年的資本流入周期逐漸終結。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復蘇趨于穩健,退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實現利率正?；?。新興經濟體大多面臨投資率不足的長期問題,僅能在短期通過提高利率的方式阻止資本外流和穩定匯率,無法承擔利率持續提高對經濟發展帶來的損害。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利差的縮小,使得國際投資者對新興經濟體風險資產的偏好降低,短期套利交易的動機減弱。

2013年以來,美國的利率開始上升,十年期國債利率從2013年初的2%上升到2014年初的超過3%,距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4%仍有較大上升空間。另一方面,2011年以來,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增長率差距不斷縮小,新興經濟體對跨國投資者的吸引力相對減弱。

\\(二\\)出口增長周期

新興經濟體出口的迅速擴張和經常賬戶盈余的不斷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發達經濟體的過度消費?；ヂ摼W泡沫破滅后,美聯儲創造的超低利率環境,加上20世紀90年代后期寬松房貸政策帶來的 財 富效 應,使得國內過度消費一直維 持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家庭儲蓄從90年代初期占GDP的近6%,到2008年時幾近消失,而經常賬戶則在同一時期從近乎平衡變為赤字與GDP的比例超過6%。

危機爆發前,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總進口增速基本都保持在兩位數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超過20%,而且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進口增速往往高于總進口增速。

金融危機的爆發宣告了美國信貸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過度消費所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隨之終結。美國家庭儲蓄率從危機爆發前的1%左右提高到2013年底 的約4%,經常賬戶赤字與GDP的比例也降至2013年的2.5%左右。

2012和2013年,美國、歐盟、日本的總進口增速均未超過5%,甚至出現大幅萎縮。即便發達經濟體增長逐漸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其對新興經濟體增長的外需拉動作用也將弱化。特別是對于出口以制造業產品為主的中國來說,美、歐、日三大市場都不可能再提供更大的出口空間,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相對狹小,也無法彌補這一缺口。

\\(三\\)大宗商品周期

2003年開始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以出口能源資源和大宗農產品為主的新興經濟體\\(如俄羅斯、巴西、南非等\\)的增長具有至關重要的貢獻。全球經濟迅速增長和流動性擴張則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需求。在經歷了2008年價格下跌和2009年回升之后,2011—2013年大宗商品價格再次大幅下跌,超級上漲周期告一段落。

中國出色的增長表現\\(以密集消耗能源與金屬為特點\\)對2003年開始的這一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周期貢獻頗大。

金融危機前,中國的龐大進口需求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就在不斷加強。

2001年中國占世界大宗商品進口貿易額的4%左右,此后這一比重隨著世界經濟增長和大宗商品價格攀升不斷提高,2007年時翻了一番。

中國因素在金融危機后的2009-2011年體現得更加明顯。為彌補外需不足而啟動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主要用于基礎設施投資,多余的信貸則快速涌入房地產市場,使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由出口依賴型\\(需進口大量制造業零部件\\)向投資依賴型\\(需進口大量金屬等大宗商品\\)迅速傾斜,導致進口結構中大宗商品的比例大幅提升。

2010年中國大宗商品進口相比2007年增長75%,而同期工業制成品進口僅增長30%。

目前,中國的石油進口規模已經與歐盟相當,約為日本的兩倍,而金屬進口需求則占到全世界需求的40%還多。

除此之外,大宗商品的金融化使得價格更容易受到投資與投機的影響。在發達經濟體低利率政策環境下,金融投資者為尋求投資多樣化直接轉向大宗商品市場尋求收益。據測算,中國因素和金融因素對2003年以來大宗商品價格變化的解釋力度達到45%。

未來,中國對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推動作用將逐漸弱化。一是隨著中國開始致力于平衡經濟增長和結構改革之間的關系,不再追求過去的高增長,總體經濟增速也已放緩。

2014年2月舉行的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期間,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指出,“7%至8%的增長速度不僅適合于中國,也有利于促進全球經濟增長、使全球環境更可持續”;財政部長樓繼偉則稱,“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曾超過50%是不可持續的,帶來了環境污染和產能過剩問題,2013年這個比例降下來是合理回歸”。二是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投資占GDP的比例已經接近50%,不僅不可能啟動新一輪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這種高比例的投資率也無法長期維持。根據IMF的測算,中國超額投資占GDP的比重在10%左右。

瑤過高的投資率必然帶來投資效率與宏觀收益的下降,而不斷積累的債務負擔會造成難以估量的金融風險。世界銀行2013年6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也認為,中國難以持續的高投資率已經越來越成為巨大的挑戰。中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本身就意味著對大宗商品需求增長的放緩。因為相對于出口與投資依賴,向消費依賴傾斜的增長模式下的大宗商品進口需求必然要減少。三是調結構框架中提高原料利用效率的要求,也將進一步削減中國對大宗商品的需求。

\\(四\\)貿易自由化周期

在2010年以前,多邊貿易體系一直是美歐貿易政策的重點。在WTO的推動下,全球性關稅下降,非關稅壁壘得到規范,對發展中國家有利的貨物貿易自由化深入發展,但對發達國家有利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知識產權保護卻進展緩慢。因而,出口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是主要的獲益方。

美國則將多邊自由化進程的停滯歸咎于以印度、巴西和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自由經濟秩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進化產物,而是一種政策選擇。美國在二戰后創造和維護了這樣一種自由經濟秩序,目的在于獲取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利益。

從2010年開始,發達經濟體逐漸將貿易政策重點轉向選擇性的區域貿易協定,定位于開放的高水平、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安排,涵蓋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環境標準、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金融監管、競爭政策和經濟立法等方面。

代表性的協定有三個:一是2010年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目前參與國家有13個;二是2013年由美國和歐盟共同發起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三是歐盟與日本也在積極接洽尋求構建自貿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協定均將主要的新興經濟體排除在外。

雖然2013年底舉行的WTO第九次部長級會議達成“巴厘一攬子協定”,但這并不說明發達經濟體的貿易政策重心重新轉回到多邊自由化進程上。

相反,這一成果的達成所反映的恰恰是發達經濟體政策重心轉變所帶來的“被迫合作”。一方面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被排除在上述三大區域貿易安排所代表的“新型貿易規則”之外,又沒有足夠分量的區域安排與之競爭,迫切需要通過WTO框架強化合作,維護貿易利益。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上述區域貿易安排特別是TPP已有相當的基礎,發達經濟體也希望維持WTO的生命力,以便未來通過這一框架推廣其所主導的新型貿易規則。

二、自身結構性因素是新興經濟體增長趨緩的內在原因

總需求與總供給的關系是宏觀經濟增長中主要的一對結構性問題。本輪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主要來自前述全球化的周期性因素為其提供的總需求層面的利好。然而,持續的繁榮掩蓋了新興經濟體普遍存在的總供給層面改善不足的問題。隨著周期性因素的結束,對經濟增長構成約束的自身結構性因素暴露無遺。

\\(一\\)需求層面過度對外依賴

1.大多數東亞新興經濟體都采取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

在中國加入WTO以后,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生產網絡迅速形成。

2002—2008年,中國出口年均增速約為25%?？紤]到直接或間接的進口構成,中國GDP增長的三分之一可歸功于出口貿易;如果考慮出口貿易對國內消費的乘數效應以及對國內 投資 的連 鎖反應,這一比例可升至約50%。

其他一些國家對出口的依賴程度甚至比中國還要嚴重。以2004—2008年出口占GDP的平均比例來看,菲律賓為45%、越南為72.8%、泰國為73.5%、馬來西亞為112.7%。泰國、印尼等國的增加值出口占GDP的比例在30%—40%之間,而其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超過了60%。

2009年,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新興經濟體出口貿易銳減,導致GDP平均降低了5%-6%,如果考慮到出口 對國 內需 求的溢出效應,這一數字約達8%。

2.俄羅斯、巴西、印尼等國對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賴

俄羅斯1998—2008年高速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受大幅上升的石油和天然氣收益與礦業投資所驅動的,貿易條件改善帶來的收益也推動了非貿易部門的迅速擴張。

2011年,俄羅斯初級產品凈出口額幾乎達到GDP的20%,而其非能源經常賬戶赤字高達GDP的15%左右。

根據聯合國貿易數據庫的數據,從2006—2012年僅六年的時間,巴西總出口中初級大宗產品所占的比例就從47.8%提高到63.6%。目前巴西在大宗商品上的出口收益也已經遠遠超過了制造業產品的出口收益。大宗商品貿易對印尼同樣至關重要。

2009年,其大宗商品貿易盈余占到了GDP的8.5%,而2012年煤炭和棕櫚油等商品價格的下降直接導致印尼經常賬戶迅速惡化。

3.新興經濟體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加強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2000-2001年,中國在南南貿易總額中的占比為36%,2006-2007年達到39.3%,2009年則為40%。這一方面來源于中國作為全球生產網絡中心地位的不斷強化,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國內最終需求的擴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投資的大幅增加使得中國在其他新興經濟體外部最終需求端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國際金融危機前,中國從亞洲新興經濟體進口制造業中間品,從巴西等國進口大宗商品,其最終需求主要是發達經濟體。在東亞主要的發展中與新興經濟體的出口中,有60%用于滿足向美國、歐洲、日本出口產品的最終需求。

但在金融危機后,中國進口的很多產品主要是用于國內投資的需要,而不是向發達經濟體的出口,中國也成為巴西、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國最大的單一出口市場。

2007年中國在巴西出口中所占的份額僅為6.7%,2012年則達到17%。同一時期,中國在南非出口中所占的份額則從5.7%上升到11.6%。

\\(二\\)供給層面結構性問題

凸顯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的內因是供給層面的結構性問題,如市場化機制不足、勞動力成本上升、基礎設施瓶頸、企業創新力度薄弱等,這些問題需要改革來解決。然而,大多數新興經濟體仍在享受上世紀80—90年代大幅度經濟改革所釋放的制度紅利,而在2000—2012年卻鮮有經濟改革措施出臺。

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各國失去了結構性改革的壓力,也錯失了最佳窗口期。而新一輪改革的啟動和實施,通常需要花費10年或20年的時間。

具體以代表性的七個大型新興經濟體,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土耳其、印尼為例,來說明各國供給面的結構性問題:

1.巴西

其一,長期以來較低的儲蓄率和不成熟的信貸市場,再加上較差的營商環境,使得巴西資本積累速度過慢。巴西近年的儲蓄率僅為東亞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1/3,拉美國家平均水平的2/3,而其投資率約為18%,同樣低于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和拉美國家的平均水平。

其二,巴西存在嚴重的基礎設施瓶頸。巴西基礎設施投資僅占GDP的2%,如果趕上在南美領先的智利的基礎設施水平,其基礎設施投資占GDP的比例要以4%的水平保持超過20年。

其三,在聯邦最低工資制度和煩瑣的勞工保護法規的驅動下,巴西勞動力成本的提升速度逐漸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速度。

其四,過度依賴資源性產業,制造業競爭力下降,對全球產業鏈的融入程度過低。巴西制造業產品的凈出口從2005年開始下降,而2005到2010年其石油的凈出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

巴西進口中中間產品的占比僅為14%,出口中的進口含量則僅占到10%。

其五,巴西煩瑣的稅收體系和高稅負,以及較高水平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壁壘也對生產力的提高形成障礙。

2.俄羅斯

其一,國有企業在經濟中占據支配性地位,主導了銀行業、運輸業及能源產業等,嚴重阻礙了市場準入和競爭,導致效率低下。

其二,運輸體系薄弱也成為限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據測算,俄羅斯如果將運輸體系效率提高10%,就可以將GDP提高0.8%。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3年的數據,在對全球148個國家進行的排名中,俄羅斯鐵路體系排31位,港口排88位,空運排102位,公路體系排136位。

其三,勞動力供給問題嚴重。從總量來看,低生育率、較高的非正常死亡率以及過早退休等,已經導致勞動力供給的長期下降趨勢。過高的工資彈性導致的低工資與相對惡劣的工作環境降低了工作黏性,進而減少了整體的人力資本投資激勵。其四,企業創新力度薄弱。

2010年商業資金只有26%的比例用于研發,而俄羅斯整體75%的研發活動都是由公共科研機構進行的。其五,俄羅斯對資源產業的過度依賴,以及腐敗、商業法律保護不足、行政程序煩瑣等,也都對營商環境造成損害。

3.印度

其一,勞動力市場監管制度下的雇傭規定嚴重制約了市場活力。為了避免人數過多而受到更嚴格的勞動力制度限制,印度的企業規模普遍偏小,84%的制造業就業是由雇員不足50人的企業解決,而在中國這一比例只有25%。

小企業無法為員工提供充分的保障和培訓,也較難獲得信貸,進而阻礙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其二,長期以來維持的土地征用法令,不僅對新公司的建立或擴張構成約束,更成為基礎設施發展的障礙。

其三,金融市場廣度與深度不足、人力資本相對較低以及貿易與投資壁壘過高等。

4.中國

其一,勞動力成本上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旺盛需求,不斷將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使得勞動生產率以最簡捷有效的方式得到提升。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條件同時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目前大多數農民工年齡在20-35歲之間,而一年內年滿20歲的人口數量將從2010年的2500萬降至2020年前的1500萬。

同時,隨著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一代農民工進入市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趨勢無可避免。

其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對環境造成的損害正在加速暴露。深層次的工業和能源結構帶來的空氣污染已經在全國各地蔓延,更為嚴重的供水系統的污染也開始顯現。

其三,創新力度仍然不足,創新結構也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2010年,中國占全球專利數量的比重還不足2%,而且,外資企業獲得的專利一般涉及重大創新,本土企業獲得的專利多為改良性質。

中國公共研發資金的分配嚴重向應用型研究傾斜,而前沿的技術性研究則資金不足。其四,在鐵路、公路等關鍵的基礎設施方面仍然落后。近年雖迅速發展,但仍難以匹配廣闊的國土面積、巨大的人口數量和經濟體量。

5.南非

一方面,國內大部分產業高度集中,國有企業占據支配地位。

另一方面則是極低的勞動力參與率和較高的公開性失業率造成巨大的勞動力利用率缺口。處于工作年齡的人口只有約40%有工作,而2001年以來公開性失業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2012年底接近25%。

勞動力技能不匹配是高失業率的一個重要原因,教育系統所產出的技能往往并不是勞動力市場所需要的技能。

6.土耳其

其一,非正規企業和就業問題。由于存在大量的非正規企業,無法實現充分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與之對應,土耳其存在大量的非正規部門就業,特別是低技能工人的非正規就業。

2011年,學歷在小學及以下的工人中有87%在非正規企業就業。

另外,土耳其長久以來的勞動合同剛性和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等問題,也限制了勞動力市場的活力。

其二,人力資本匱乏。土耳其25-34歲年齡之間的人群中,53%男性和64%女性只有小學或以下學歷,而這部分人群在2040年之前都將一直處在勞動力隊伍中,亟須更好的技能訓練。

其三,產業結構升級緩慢。隨著對低素質勞動力的大量使用,土耳其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出口迅速增長。目前土耳其的出口結構仍然只是典型的低收入國家的出口結構類型。

其四,上游部門競爭乏力影響整體競爭力提升。電力部門由國有企業壟斷,能源部門與電信部門的競爭也受到嚴重抑制。農業部門受到針對進口競爭和國內競爭的雙重限制,農產品價格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7.印尼

面臨的問題包括勞動力成本、企業融資成本、基礎設施瓶頸等。由于高水平的最低工資,高額的解雇成本,以及嚴格的就業保護立法,印尼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比其他東南亞經濟體都要高。

中小企業缺乏融資渠道成為嚴重的發展障礙,而信用信息的缺乏和合同執行困難導致了較高的信貸成本?；A設施瓶頸阻礙了投資和經濟發展,較高的運輸成本阻礙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公路和鐵路系統狀況不佳,海港吞吐能力也十分有限。

三、結論及啟示

由于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本輪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并非短期性的,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都將趨于溫和增長。

其一,十年來對新興經濟體的資本流入周期逐漸終結。發達經濟體持續多年的超低利率和流動性擴張推動了新興經濟體大規模的資本流入,金融危機后的應對性政策使得這一流向得以維持。但自2013年開始,美國經濟復蘇趨于穩健,“量化寬松”政策退出,利率上升,資本回流。

其二,發達經濟體過度消費帶動的新興經濟體出口增長周期結束。金融危機的爆發本身就表明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由于發達經濟體調整過度消費模式、經濟復蘇不穩定,新興經濟體短期內出口高速增長的可能性不大。

其三,中國需求等因素帶動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周期告一段落。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轉型,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降低,十多年來新增投資帶來產能增加,無論是需求面還是供給面都使得大宗商品價格上升余地不大。

其四,美歐轉向區域性高標準貿易安排,并將主要的新興經濟體排除在外,而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自由化也困難重重,新興經濟體面臨的貿易自由化環境不容樂觀。其五,新興經濟體亟須開啟新的改革周期。能否及時通過自主的結構性改革,突破供給層面的約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新興經濟體能否盡快結束本輪經濟增長放緩周期,再度開啟對發達經濟體“趕超”的進程。

從新興經濟體整體增速放緩中,可以得出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啟示:

其一,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并未脫鉤,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應考慮全球周期性因素。從經濟波動趨勢來看,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高度同步。這些制度體系、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出現同步大幅度調整,外部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意味著來自發達經濟體的外部因素的影響至關重要。對我國來說,經濟周期性變化也受世界性經濟周期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深刻影響,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型不僅取決于自身發展階段和制度特性,也要根據全球技術創新、分工模式、經濟結構周期性變化情況相應調整。

其二,全球宏觀經濟政策進入調整期,側重點從總需求管理轉向總供給管理。經濟增速回落和結構性矛盾突出的事實證明,2008年危機以來新興經濟體刺激總需求政策失效,宏觀經濟政策思路性調整勢在必行。美歐已率先開始調整,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實施“再工業化”和社會保障改革,推動新能源技術創新;歐盟則推出勞動市場、稅收、公共行政和社會轉型等結構性改革政策。我國宏觀調控要在短期穩增長和長期可持續中把握平衡,更加向總供給管理側重,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要素稟賦,著力推動教育改革以提高人力資本;二是要素參與率,主要通過市場化改革而非刺激計劃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三是要素生產率,著重加大技術創新力度。

其三,健康的宏觀經濟金融指標對于結構調整至關重要。在多年強勁經濟增長下,一些新興經濟體逐漸積累了內部宏觀失衡,如財政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增加、通貨膨脹抬頭等,應對外部沖擊時力不從心,經濟增長“硬著陸”。我國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要特別注重維持宏觀穩定的重要性,控制好財政赤字、債務規模、信貸增長和通貨膨脹等基礎性指標。

其四,“穩外貿”不能過多寄希望于新興市場。

由于對發達市場出口相對飽和,很多人將外貿“穩增長”的希望寄托在新興市場。

2008年危機以來,我國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對主要新興經濟體出口增速較快。然而,主要新興經濟體在我國出口中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1%上升到目前的16%左右,繼續快速增長的潛力有限。而且,隨著我國對這些國家貿易順差快速增長,貿易摩擦增多,市場開拓難度也越來越大。

其五,在WTO框架下推進多邊貿易自由化是新興經濟體的優先選擇。新興經濟體的主要出口利益在貨物貿易,WTO是最好的平臺。對新興經濟體而言,WTO意味著農產品和制成品的市場準入、貿易便利化的推進、有效率的爭端解決機制、更加公平的談判和決策機制。我國應將WTO作為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最主要平臺,與主要新興經濟體一道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