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東莞目前的工資狀況
(一)東莞企業各職位的薪金狀況
(二)東莞最低工資的人群狀況
(三)東莞企業的基本狀況
(四)勞動力成本與東莞企業生產成本的關系
二、對居民的影響
(一)提升人民收入,共享發展成果
(二)調整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
(三)緩解了貧富差距
三、對東莞企業的影響
(一)增加企業的勞動成本,削弱了一部分企業的競
(二)有利于吸引更多勞動力來莞工作
(三)迫使了企業發展方式的轉變
四、對東莞經濟總體的影響
(一)有利于東莞經濟的穩定發展
(二)加速了東莞企業轉型升級
(三)收入增加帶動了東莞消費增長
五、總結
參考文獻
摘要
2010年3月18日廣東省人社廳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調高該省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并相應提高非全日制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超過21.1%,該標準從今年5月1日起執行。 調高最低工資到底會帶來怎么樣的影響,本文主要從三方面研究。通過對了解東莞人群的薪金以及勞動成本占企業成本的狀況來分析最低工資調整對東莞的企業、居民和經濟的總體影響來說明了調整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提高最低工資不僅可以緩解貧富矛盾滋生的問題提高廣大工人的工資,共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而且還緩解了民工荒問題、加速了東莞企業轉型升級。
關鍵詞:東 莞 最低工資 經濟影響
金融風暴時期,給我市出口企業帶來了嚴重的打擊,大量工廠倒閉、裁員致使大量勞動力流失。隨著國家四萬億經濟刺激政策出臺,經濟開始復蘇。東莞企業也恢復生機,訂單數量也開始增加。但在此時民工荒的問題更加突出,為解決民工荒的問題,提高最低工資成為吸引外來勞工的最直接的方法。調整最低工資卻給在金融風暴里剛剛恢復過來的企業提高了勞動成本。為了照顧我市的大部分企業在制定最低工資時應該綜合我市的具體情況,分析最低工資的調整帶來的影響。
一、東莞目前工資狀況
(一)東莞企業各職位的薪金狀況
為了了解東莞企業員工的薪酬狀況,列舉了名企業HR俱樂部統計了部分企業的部分職位資料 【表1-3】
由上圖表1和表2可知占企業大部分人群的一般職位員工拿著比最低工資高不了多少的人工,而占企業小部分人的高級管理人員卻拿著一般員工的4到8陪的人工。
(二)東莞最低工資人群狀況
東莞市的外來人口數量龐大,現有外來人口5009151人。其中大部分從事著社會和企業的最基層工作為東莞的繁榮發展默默地辛勤勞動。這群人在東莞各階層中無疑與最低工資有著最大的關系,以下是部分企業的基層員工的薪金狀況?!緢D1略】
由圖1數據可知在聞名世界的工廠東莞市企業的基礎工人卻拿著最低工資水平的薪金。由于收入水平較低,有效需求明顯不足,消費結構單一。在吃的方面,他們只能是溫飽型;在穿的方面,他們很少買新衣服;在住的方面,很多家庭居住條件不好但卻沒有力量去改變;對高檔消費品,他們不敢問津,不敢奢望。而剛性支出(食品、教育、居住、社會保障)占消費支出比重偏大,使消費結構不合理、生活質量不高。他們的社會保障支出偏小,生活難以得到真正保障。近期部分物價(如水、電、燃料費用)的上漲使低收入人群的負擔加重。本輪物價上漲的大都是維持基本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務,對低收入家庭來說,生活必需品的漲價使他們本來僅處于溫飽狀況的生活更為艱難,糧、油、肉、菜這幾類食品是目前漲幅最高的品種,此外,自來水、煤、液化氣上的消費屬于居民每天都要發生的“剛性”消費范疇,它們的漲價加重了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生活負擔。
(三)東莞企業的基本狀況
2008年10月市值高達10億港元的玩具王國合俊集團突然倒閉,合俊的倒閉無疑成為了東莞在金融風暴的標志性代表,大型企業的垮下來所產生的骨牌效應比中小企業更嚴重,因為從運輸、物流、原材料供應商、酒店業都要一起陪葬。
金融海嘯吹襲下,全球經濟都難逃漫長的冬季。占東莞大部分的外貿出來企業面臨了巨大危機,企業訂單大量減少。一些企業為了生存發展大量裁員,大量勞動力從東莞流失。而更有甚者如合俊突然倒閉的給當地政府留下頭痛的問題的企業不在少數。 2009年春節以來隨著國家的刺激政策陸續出現效果,全球經濟也開始復蘇。東莞的企業開始看到了春天的曙光,企業訂單也漸漸增加。但是由于東莞當地的外來人口政策和薪金消費水平令許多農民工選擇收入更好的江浙地區、或在家就業,東莞對外來人口的魅力正慢慢的減小。 從種種跡象來看,東莞企業家們的任務任重而道遠。
(四)勞動力成本與東莞企業生產成本的關系
東莞市聞名世界的“世界工廠”但是在外界眼中東莞的優勢只在于低廉的勞動力,實際上許多已外貿為主的東莞企業主要是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勞動力成本成為了企業生產成本。這些企業主要是通過壓榨工人工資來賺取利潤。 東莞的加工外貿是廣東的縮影,我們可以通過一組廣東的加工貿易與工資收入的數據了解其中的關系?!緢D2】
當職工、農民收入增加率上升的時候,廣東對外貿易出口中加工貿易出口的比例卻呈現出下降的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導致廣東加工貿易出口的下降。
很多企業是訂單生產企業,但是第一單由香港商先拿了,轉向內地中介,之后才是廣東的這些加工貿易企業,在這過程中,利潤己經在這些中間環節被瓜分了,到最后,真正的生產廠家只有較少利潤可圖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賺取利潤的加工貿易企業不能繼續再在廣東獲得收益。這些企業要不就面臨倒閉,要不就只能另謀出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原來依靠低廉勞動力成本在國際競爭中取勝的廣東加工貿易企業的競爭優勢不復存在,使得原來就小的利潤空間更小了,這將導致東莞加工貿易企業的出口競爭力下降。
二、對居民的影響
(一)提升人民收入,共享發展成果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采用的是平均分配制度,也正是這樣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減低了人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然而改革開放30年以來,是中國輝煌的30年。在此期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經濟體制改革邁的步伐最大,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個人收入 分配制度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過30年的不斷探索和創新,漸趨完善。目前,我國已經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分配方式實現了由單一的按勞分配向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多元化分配格局的轉變。 我國基本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和“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這一制度框架下,一部分人憑借對資本、技術、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占有很快富裕起來,快速拉開了收入差距。許多群眾甚至超過全國一半的群眾為低消費人群。近幾年我國經濟飛速發展隨之而來的物價指數也在節節高升,對比與低收入人群的工資收入在扣除物價增速后,低收入人群的工資增加顯的更加微薄。上調最低工資基數對于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無疑是帶來了很大的福音,對未來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好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以切實維護低收入人群的利益,提高最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使廣大低收入群眾能夠感受到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果。
(二)調整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
東莞是制造業名城,許多企業以勞動力密集型為主,由其是一些中小企業,勞動力成本已經占了企業生產成本的大部分。 最低工資實施以后,由于成本增加,可能會導致外商投資的轉移和撤離,這勢必造成工人失業。
1.相比周邊發展中國家,中國廣闊的市場、高速的經濟增長速度以及穩定的政治環境,在外資看來恐怕是難以割舍的。
2.東南沿海最低工資的實施和升級中的民工荒,也許會導致外資從該地區撤離。但是,這種撤離的目的地更可能是中國大陸的中西部地區,沒有理由相信投資會必然流出中國大陸。見表4 【表4】
3.周邊一些小的經濟體,比如越南,勞動力價格低廉,招商引資和經濟增長的速度令人矚目。它會成為我們就業方面的一個威脅嗎?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7 發之前,大量國際游資涌入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結果造成這些國家短時期內生產要素的價格猛漲??梢灶A料,如果原本投資于中國的資本轉而涌人越南等小型經濟體,那么在邊際水平上,相對于大量的外來投資,勞動力供給會被充分吸收,工資上漲和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喪失在不久的將來會變為一種現實。這一點已經在上個世紀的韓國身上得到了證明。
( 三)緩解了貧富差距
近幾年來,貧富差距成為政府官員、社會公眾和專家學者關注的熱門話題,由此引發的爭論此起彼伏,甚至成為2004-2005年出現的“改革反思熱”的重要誘因之一.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54.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據此看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對于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專家學者盡管論述眾多,但觀點大同小異,歸納起來主要是:經濟轉型后的競爭機制導致的優勝劣汰;“效率優先”的市場型分配制度導致收入分配的差異性加大;經濟“雙重”轉型條件下出現的“制度真空”和“雙軌體制”,導致一部分人通過權錢交易、各種尋租和腐敗等非規范性收入而暴富;地區和個人的素質、條件差異而導致的收入差異;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導致的行業收入差異;國家優先發展城市和東部地區的宏觀政策導致的城鄉差異和東西部差異;限制過高收入的稅收政策和保證低收入者生活的社會保障政策的缺失放任了貧富差距的擴大等等。
低工資導致的高利潤是貧富差距的主要來源,一般來說,絕大多數工薪階層都是低收入者,絕大多數利潤占有者都是高收入階層.國民收入在工資和利潤之間的不同分割,將會改變兩個階層的相對收入差距。提高工資將會縮小社會的 貧富差距,降低工資則會擴大貧富差距。在馬克思看來,工人只能得到相當于其 勞動力價值的工資,也就是維持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工資水平。不僅如此, 馬克思認為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相對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產生了相對過 剩人口。相對過剩人口一方面作為勞動力的蓄水池,可以保證資本主義經濟周期 運行的需要。另一方面,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對在業工人形成很大的壓力,就業 競爭導致工資降低、勞動條件惡化,從而使工人的工資最終維持在生存工資的最 低水平上,工人除了維持自己和子女的生活以外難以有任何剩余和積蓄。與工人的這種低工資相對應的則是食利階層的高利潤。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累積,利潤 占有者的財富越來越多,貧富差距也就日漸擴大。所以,在馬克思看來,“資本 積累的過程是財富的積累與貧困積累的過程。一方面,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資 產階級積累的財富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相對過剩人口越來越增加,無產階級的 生活狀況越來越相對地和不時絕對地趨于惡化.”財富的積累和貧困的積累的結果就是貧富差距甚至兩極分化。 最低工資的上調無疑對低收入人群影響最大,對中高收入人群影響并不明顯,這樣進一步增加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生活上滿意度增加,從而緩解了貧富矛盾滋生的矛盾。
三、對東莞企業的影響
(一)增加企業的勞動成本,削弱了一部分企業的競爭力
東莞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眾多,于大部分大型企業,此輪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將不會有影響。大部分大型企業的平均工資標準都在1500元或以上,很少有員工拿最低標準的工資;對于中型企業平均工資也都在1000元以上;只有一些中小型企業,將會面臨一些壓力。 從行業上看,紡織、輕工、家電等行業的利潤微薄,很多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將導致企業經營出現一定的困難,其競爭力也有一地的削弱。 但是改革開放逐步深入的今天,原有的最低工資標準確實出現了很多問題,也有很多不適應現在市場發展步伐的部分。但是對于我國經濟發展還普遍落后,人民生活還不富裕的現狀,最低工資標準還是十分必要的,我國的由于沒有完善的勞動者組織,在工資談判中勞動者還處于弱勢地位,最低工資標準是對勞動者權益的必要保障。我們要繼續發展適合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最低工資標準。更好的為建設市場經濟的大局服務。
(二)有利于吸引更多勞動力來莞工作
近年來,長三角等地的崛起, 使得民工流向呈多元化趨勢發展。地處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上海、蘇州和浙江這幾年來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而且這些地區同珠9 三角地區一樣,大多是以加工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對民工具有強烈的需求。另外,從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比較來看,長三角地區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農民收入,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政策,尤其是工傷保險、最低工資保障、醫療保險等有利措施,導致了部分勞動力向長三角地區轉移。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 中部迅速崛起,中西部農民工輸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城市也成了農民工的有力吸納地。農民工流出現新變化,不少原來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轉向全國其他地區, 農民工的流向的多元趨勢必然導致原來集中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地區在未做好產業結構調整前遭遇一定程度的民工荒。其次,務農收入增加和物價水平的上漲,引起農民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增加減少了農民外出打工的積極性。一方面,近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扶持三農的政策,全國范圍內都加強了對農業的扶持,不少地區降低或者取消了農業稅,農民的政策性收益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糧食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和糧食產量的增加,也使農民出售農產品的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 上調最低工資將有力地提高廣東低收入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其基本生活;同時,有利于進一步增強廣東的就業吸引力,引導外來勞動力回流,緩解廣東一些企業的“招工難”問題,對于推進廣東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有著重要意義。
(三)迫使中小企業發展方式的轉變
廣東東莞日前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緩解招工難現狀,但多數中小企業主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增加員工工資給原本就受到金融危機重創的企業增加了負擔。 提高員工工資對于很多中小企業來說,面臨兩難的境地。東莞市紡織服裝行業的幾名企業主表示,由于2008年以來,受到金融危機的重創,企業已元氣大傷,雖然現在訂單多了起來,但是企業的生存還是面臨諸多問題,資金也很缺乏,在這種狀況下,要多招大量的員工,且還要提高工資待遇,這讓中小企業難承受。為了應對最低工資提高對中小企業的沖擊,企業必須控制資源的有效利用,提高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改善生產管理,以減少人力資本占企業資本的比重,減輕工資提高帶來的壓力。在政府方面,政府應該加大力度扶持中小企業,以使企業能夠正常運轉。
四、對東莞經濟總體的影響
(一)有利于東莞經濟的穩定發展
最低工資標準可以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它體現了社會文明的發展與進步。眾所周知,在勞動力市場上,廣大的普通勞動者因為擁有的專業人力資本和核心人力資本不多甚至沒有,在與用人單位的談判和博弈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體現在工資待遇的要價中談判力不強,用人單位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地位壓低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況且,以往的歷史表明,“血淚工廠”并不是一種虛構。 工人的收入增加,社會的消費水準亦可望隨之提高,有利于造成經濟繁榮。同時低收入人士的薪金有保障,有機會減少因低收入而衍生的社會問題,如自殺、犯罪、家庭暴力等。
上調工資標準的實施有利于我市社會和諧與穩定。和諧社會需要有和諧的勞動力市場及和諧的勞動關系。工資待遇是影響勞動關系的重要因素之一。通過對有關統計數據的研究表明,在我國民營企業的勞動爭議中,有33%~50%與勞動報酬、保險福利及勞動保護有關。工資待遇問題已經是影響我國勞動關系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進而成為影響我國社會和諧與穩定不可忽視的因素。無疑,最低工資標準的實施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同時,有利于緩和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對立沖突,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為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創造條件。
(二)加速了東莞企業轉型升級
長年困擾東莞企業的問題“民工荒”,成為了提高最低工資的內在問題的代表。統計數據顯示,東莞全市最低工資從2003年的450元/月升至2008年的770元/月,平均漲幅為71%,年均職工工資從9341元升至13523元,平均漲幅為44%,而同期全市GDP早已翻了將近4倍。過去幾年經濟的黃金發展階段,GDP連連攀升,而員工的綜合工資水平卻始終徘徊于1300元左右,加以經濟不斷發展,東莞的生活成本也不斷攀升,進一步降低了東莞對務工人員的綜合吸引力。薪資調整已不可回避。 這也從反映了東莞產業結構較為低端,企業多為加工貿易型企業,處于產業鏈低端,利潤水平低。應將最低工資標準的討論置于我市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 考慮,工資標準的提高將對產業升級起到關鍵作用。
顯然,我市經濟確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GDP連年攀升,一舉躍進入全省前列。但縱觀我市企業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大多數企業的競爭力,來自較低的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再加上相對較為固定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從而在國際上形成了具有競爭優勢的價格,創造了“東莞制造”的神話。然而也正是由于這種模式,使得企業異?!隘偪瘛?,普遍存在盡可能壓低工資至最低工資;利用各種途徑低價取得土地等等。長久以往,更是消磨了企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只重復著簡單的加工模式。當前無法抗拒的事實,是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越來越不可持續。一是招工難已經再次明確地“抗議”企業當前的薪資水平;二是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尖銳,廉價土地供應已成為“過去式”。過去我市眾多村鎮以土地作為出資和優惠條件,吸引外商投資落戶,使得建設用地規模急劇擴張,土地資源消耗“過多過快”。據不完全統計,如果按照目前的消耗量算,十幾年內將消耗殆盡,土地正成為我們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瓶頸。此外,在筆者看來,代表“低污染”的低碳經濟正逐漸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可預見的未來,環境污染成本將逐漸加大,環保意識將更深刻地植入消費者的意識?!疤缄P稅”未來很有可能成為危及企業出口的重拳。 可見,生產要素價格已經越來越無利可圖,事實上,也只有當要素價格無利可圖的時候,企業才會被逼向創新,才會在質量和服務上投入更多地經歷。因此,最低工資等要素價格的提高,將有效地鞭策莞企從效率和創新上要效益,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三)收入增加帶動了東莞消費增長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還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有力杠桿。消費、投資、外貿向來是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與外貿都是短期內無法發揮作用,立見成效的。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擴大內需一直是我國政府實現經濟平穩增長的重要手段。盡管如此,我國的內需不足問題還是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我國目前的情況是:經濟保持持續高速增長態勢,如2004-206年我國經濟連續4年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衡量國內需求的一個重要指標消費率卻呈不斷下降趨勢,這是我國目前內需不足問題的實質。因此,擴大內需政策要對國內需求結構進行深入分析。 改革開放30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釋放,生產要素配置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國民經濟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持續快速增長。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消費和投資需求出現明顯不同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在分析消費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我們通常使用最終消費率和投資率兩個指標來表示。從我國經濟運行情況來看,消費和投資總體變化趨勢是:消費率呈不斷下降趨勢,而投資率呈不斷上升趨勢。消費和投資比例關系失衡是我國經濟運行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緢D3】
圖3中明顯地表示了1978-2007年我國消費率和投資率的走勢情況??梢钥闯?,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率呈不斷下降趨勢,而投資率卻呈不斷上升趨勢,也就是說,消費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少,而投資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加。消費率水平低,意味著在GDP的分配和使用中,消費的擴張能力低,尤其是居民消費的擴張能力低。經濟增長主要的推動力來自投資,同時投資又吃掉了大部分經濟增長的成果,消費增長在兩大內需增長中長期處于明顯滯后狀態。 然而國家透過增加消費來擴大內需。在我國要增加消費。首先就得提高人們的購買力。而要提高購買力就得增加人們實際擁有可支配的資金數額。這也體現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必要性。
五、結論
最低工資的提高,直接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從而會是勞動密集型產 業向最低工資標準較低的地區轉移。為此地方政府傾向于保持較低的最低工資標 準以維持其吸引外來資本的優勢。然而,由于內陸中西部崛起,長三角競爭優勢日漸突出。被譽為世界工廠的東莞魅力逐漸消退,大量勞動力沖東莞流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成為了增加東莞的競爭力的有效方法。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同時也吸引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流入、促使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大企業規模,提高資本的利用效率,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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