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過去的 30 多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經歷了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差距也日益擴大。1990 年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從 1990 年的0.34 增加到 2000 年的 0.417，收入差距尚處于合理范圍；2000 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了 0.417，超過了國際公認的收入差距過大的警戒線。
①2000 年以后中國的基尼系數進一步上升至 2008 年的 0.491，之后緩慢下降，2012 年為 0.474，遠遠超過當前全世界 0.39 左右的平均水平（Barro，2008），中國成為目前收入差距極大的國家之一（見圖 1）。圖 2 刻畫的是 1995—2012 年中國城鎮居民不同收入等級之間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梢钥吹?，與圖 1 中的基尼系數一樣，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基本上呈現出擴大的趨勢。1995 年 10%最高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最低收入的 3.92 倍，2004 年達到最大，為 10.97 倍，之后有所下降，2012 年為 7.77 倍；1995 年 20%高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20%低收入人群的 2.2 倍，2008 年達到最大，為3.57 倍，之后有所下降，2012 年為 3.17 倍；1995 年 20%中高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20%中低收入人群的 1.48 倍，2008年達到最大為 1.89 倍，之后有所下降，2012 年為 3.17 倍。隨著收入差距擴大，中國政府也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來阻止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這其中就包括稅收結構調整及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調整。圖 3 刻畫的是 1999—2012 年中國總稅收和個人所得稅占 GDP 的變化趨勢?？梢钥吹?，稅收總額占 GDP 比重在此期間不斷上升，從 1999 年的 10.64%上升至2012 年的 17.16%；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先是平穩上升，從 1999 年的 3.87%上升至 2005 年的 7.28%。隨著 2006 年、2008 年和 2011 年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不斷調高，2006—2012 年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不斷下降，且 2012 年的下降幅度尤為明顯。
圖 1 和圖 2 一方面顯示中國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在過去20 多年時間里先是呈不斷惡化的趨勢，但另一方面也顯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在 2008 年得到遏制，2008 年之后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明顯下降。非常有意思的是，2008 年中國的人均 GDP 首次突破 3 000 美元，成為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根據 Barro（2008）的實證結果，當人均 GDP 達到 3 000 美元左右時，隨著人均 GDP 的進一步增加，收入差距應該縮小。
2008 年以后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究竟是經濟發展自然而然的結果，還是個人所得稅調整的結果，亦或是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呢？
②本文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解答，同時對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提高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效應進行實證評估。
二、相關文獻
早在 1955 年，庫茲涅茨就指出，收入差距開始隨著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到人均 GDP 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收入差距隨著人均 GDP 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將逐步下降，這就是著名的庫茲涅茨倒 U 型曲線假說。后來許多學者都證實了這一倒 U 型關系的存在，Barro 先后兩次利用跨國數據證實了庫茲涅茨曲線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當人均實際 GDP超過 3 000 美元（2000 年不變價格）左右時，隨著人均實際GDP 的進一步增加，收入差距逐漸降低；而人均實際 GDP 在低于 3 000 美元之前，隨著人均實際 GDP 增加，收入差距不斷擴大（Barro，2000；2008）。而另一方面，許多研究也表明收入差距不會無條件地隨著經濟增長先上升后下降。
1970 年代，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的庫茲涅茨曲線基本上都得到了實證檢驗（Ahluwalia，1976）；Papanek 和 Kyn（1986）的研究發現庫茲涅茨曲線顯著存在，但是它無法解釋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間收入差距的變化情況；Li 等（1998） 的研究發現庫茲涅茨曲線能夠較好地解釋同一個時點不同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化情況，但是對同一個國家不同隨時間收入差距變化的解釋力較差；利用跨國面板數據，Barro（2000，2008）的研究表明庫茲涅茨曲線顯著存在，且倒U 型曲線轉折點在 3 000 美元左右出現；利用 1996—2002 年中國 30 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王小魯和樊綱（2005）驗證了庫茲涅茨曲線是否存在，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只是在數學意義上具有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但是由于其下降階段無法確定，因此中國的收入差距并不必然伴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而無條件下降。
由于中國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來扭轉這一局勢，這一措施就包含了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提高。在過去的 10 來年時間里，中國一共進行了 3 次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調整，分別是 2006 年 1 月 1 日開始，個稅免征額從 800 元上升至 1 600 元；2008 年 3 月 1 日開始，個稅免征額從 1 600 元上升至 2 000 元；2011 年 9 月 1 日開始，個稅免征額從 2 000 元上升至 3 500 元。個人所得稅免征額調整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提高中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改善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狀況。
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提高是否達到了改善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目的呢？從目前來看，國內有關個人所得稅調整的收入分配效應的文獻并不多見。已有的研究表明 2011 年中國個人所得稅調整弱化了中國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再分配效應，雖然可以降低居民的收入差距，但是效果很小，甚至可以忽略（岳希民等，2012）。與岳希民等（2012）的研究結果不同，李青（2012）的基于公開的統計數據研究表明，2000—2009 年個人所得稅在收入分配方面發揮了一定的正效應，而基于王小魯（2010）考慮了灰色收入的數據研究則表明個人所得稅在 2005 年和 2008 年的收入再分配效應則明顯弱于基于公開統計數據的研究結果。
本文與以往文獻不同之處在于，首先，本文收集中國2003—2012 年 28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③在庫茲涅茨曲線基礎之上探討經濟發展和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提高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即本文探討的是經濟發展和個人所得稅調整對收入差距的直接影響。中國 2008 年人均 GDP 達到 3 000 美元，這就意味著本文的樣本中有大量的觀測值人均 GDP 在 3 000 美元以上，也有大量的觀測值人均 GDP在 3 000 美元以下，除非庫茲涅茨曲線在中國根本不存在，否則不會出現王小魯和樊綱（2005）的文獻中因為人均 GDP 超過 3 000 美元的樣本過少從而無法找到庫茲涅茨曲線后半段的情形。其次，由于 2006 年個人所得稅調整時，之前已經有相當多省份的某些地區和直轄市已經調整了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因此，不同省份受到 2006 年個人所得稅調整的沖擊是有所不同的，這就使得我們可以借助自然實驗方法，即用雙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模型來檢驗 2006 年個人所得稅調整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最后，本文對 2011 年個人所得稅調整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也進行實證檢驗，同時還將探討 2011 年個人所得稅調整對中國不同區域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
三、實證模型及數據
（一）實證模型
本文基于庫茲涅茨曲線基礎上探討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提高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2006 年之前，雖然大部分城市執行的是 800 元每月的個人所得稅扣除標準，且稅法規定各省市沒有權利提高個稅免征額標準，但是，由于個稅免征額 800 元的標準自 1980 年中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來一直沒有調整，到 2006 年許多大中城市個人所得稅 800 元的扣除標準其實名存實亡，比如說廣州和深圳早已實行 1 600 元的扣除標準，根據多方資料核實，2006年之前已經提高了個稅免征額標準的城市有 13 個，他們分布在中國的 10 個省市（見表 1）。2006 年之后，中國各省份都執行的是 1 600 元的個稅扣除標準。由于對于已經提高了個稅免征額標準的省市而言，2006 年的個稅免征額調整對不同省市的影響是不一樣的，這就為本文采用雙差分模型進行分析提供了基礎。具體來說，我們以 2006 年之前已經提高了個稅免征額標準的省市作為參照組（control group），以未提高個稅免征額標準的省市作為干預組（treated group）。
借鑒 Barro（2008）提出的跨國庫茲涅茨曲線模型，本文提出中國跨省庫茲涅茨曲線面板模型形式如下：
ineqit=αlog（yit）+βlog（yit）sq+δXit+fi+vt+εit（1）方程（1）式中，被解釋變量 ineq 是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解釋變量中，log（yit）是人均實際 GDP 的對數，log（yit）sq 是對數人均實際 GDP 的平方，X 是影響居民收入分配的其他一些控制變量向量，包括開放度（open）、交通基礎設施（transport）、總稅收收入（tax）、個人所得稅（pit）；fi和 vt是無法觀測到的省際效應和時間效應，εit是殘差項。
為了驗證 2006 年個人所得稅改革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引入雙差分模型如下：
ineqit=αlog（yit）+βlog（yit）sq+δXit+fi+γd2006 +θd2006 ×dtreat+εit（2）方程（2）式中，d2006 是時間虛擬變量，為了反映 2006 年個稅免征額標準調整的影響，本文選取 2006、2007 年這兩個年份的取值為 1，其余年份取值為 0。dtreat 是省份虛擬變量，表 1 中 2006 年之前個稅免征額為 800 元的省份是干預組，取值為 1，其他省份是參照組，取值為 0，d2006×dtreat 是年份虛擬變量與省份虛擬變量的交互項，其前面的系數 θ 則反映的是 2006 年個人所得稅改革的雙差分估計系數?！颈?】
①為了驗證 2011 年個稅改革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引入如下模型進行驗證：
ineqit=αlog（yit）+βlog（yit）sq+δXit+fi+ρd2011+εit（3）方程（3）中，d2011 是時間虛擬變量，為了反映 2011 年個稅免征額調整的影響，我們選取 2011 和 2012 年這兩個年份的取值為 1，其他年份取值為 0。由于 2011 年進行個稅調整前，全國所有地方個人所得稅都執行 2 000 元的扣除標準，因此我們不可能像方程（2）那樣通過雙差分模型來對 2011年個稅調整的收入分配效應進行評估。因此，d2011 年前面的系數有可能反映的是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發展隨時間的自然趨勢，而不是 2011 年個稅免征額調整的結果，因而還必須結合其他的分析來探討 2011 年個稅調整的收入分配效應。
（二）收入不平等的測量
許多研究用基尼系數（gini）來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數可以通過洛倫茲曲線來進行解釋，即將人們從低到高進行收入排序，然后計算不同收入等級的人群的收入份額與累計的人口份額之間的比值就是所謂的基尼系數。雖然中國國家統計局并沒有公布各省份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數，但是基于各省份各年份公布的不同收入等級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我們可以基于洛倫茲曲線計算基尼系數的原理對中國各省份 2003—2012 年的基尼系數進行計算。具體來說，如果基礎數據將不同居民按照 5 個不同收入等級進行分組，假定每個收入等級中所有人具有相同的收入，于是，基尼系數可以根據如下兩個方程式進行計算：gini=0.8×（-1+2Q5+1.5Q4+Q3+0.5Q2）=0.8×（1-2Q1+1.5Q2-Q3+0.5Q4） （4）方程（4）中，Qi 是不同收入等級中人群總收入占所有收入等級中人群總收入的比重，其中 Q1 代表最貧窮的 1/5 人口，Q5 代表最富裕的 1/5 人口。根據該公式，我們就可以運用各省份統計年鑒中公布的不同收入組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來對其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數繼續測算。
（三）變量說明及數據的描述統計
本文運用中國 28 個省、市、自治區 2003—2012 年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所有數據來自 2004—2013 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分省統計年鑒。人均 GDP（y）用 2003 年不變價進行衡量；開放度（open）用進出口總額占 GDP 比重進行衡量，由于進出口總額用美元衡量，因此本文先根據當年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匯率進行調整后再用調整后的進出口總額與當年GDP 相比得到開放度指標；交通基礎設施（transport）用交通密度來衡量，具體來說，就是用公路、鐵路和水路之和比上各省面積進行衡量；總稅收（tax）用總稅收占 GDP 比重進行衡量；個人所得稅（pit）是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為了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引入 1/5 最高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與 1/5 最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Q5/Q1）和 1/5 中高收入人均人均可支配收入與 1/5 中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Q3/Q2）來對收入不平等進行衡量。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入表 2 所示?！颈?2】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庫茲涅茨曲線存在性檢驗
表 3 列出了方程式（1）的組內回歸（固定效應）結果，⑤模型（1）僅僅包含對數人均實際 GDP 及其平方項，可以看到，對數人均 GDP 前面的系數顯著為正，而其平方項前面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中國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發展趨勢滿足庫茲涅茨曲線。經過簡單計算，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對對數人均實際 GDP 的偏導數為 0.161-0.016log（y），由此，當log（y）小于 10.06 時，也就是人均實際 GDP 小于 23 388.5 元時，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隨著 GDP 的增加而增加，當人均實際GDP 超過 23 388.5 元時，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隨著 GDP 的增加而降低。
與 Barro（2008）一樣，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之上引入開放度變量，與 Barro（2008）的跨國數據回歸結果不一樣，開放度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影響顯著為負，回歸結果表明開放度每增加 1 個百分點將會使中國的基尼系數降低0.021。引入開放度之后，庫茲涅茨曲線仍然顯著存在，模型（2） 中，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對對數人均 GDP 的偏導數為0.132-0.014log（y\\)，當 log（y\\)小于 9.43 時，也就是人 均 實 際GDP 小于 12 438.7 元時，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隨著人均 GDP的增加而增加，超過 12 438.7 元時，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隨著人均 GDP 的增加而降低。
與王小魯和樊綱（2005）一樣，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引入交通基礎設施變量，實證結果表明交通基礎設施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加入交通基礎設施變量之后，我們發現，庫茲涅茨曲線仍然存在。
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對對數人均 GDP 的偏導數變成 0.137-0.014log（y），也就是人均實際 GDP 在 17 778.0 元之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隨著人均實際 GDP 增加而增加，人均實際GDP 超過 17 778.0 元之后，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隨著人均實際GDP 增加而降低。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礎之上引入稅收占 GDP 比重的變量，用來反映政府行為及總稅負比重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總稅率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為負，但是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加入總稅負比重變量之后，庫茲涅茨曲線仍然顯著存在。且對數人均實際 GDP 及其平方項前面的系數相對模型（3）而言，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
模型（5）在模型（4）基礎之上引入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個人所得稅征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調節收入分配。從模型（5）的回歸結果我們卻發現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顯著為正，即所得稅率越高越容易導致收入差距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岳希民等（2012）得出的中國個人所得稅主要由工薪階層承擔，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能力十分有限的結論。加入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變量之后，庫茲涅茨曲線仍然顯著存在，經過計算表明當人均實際 GDP 在 25 409.0 元之前時，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隨著人均實際 GDP 增加而增加，人均實際 GDP 超過 25 409.0 元之后，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隨著人均實際 GDP 增加而降低。
表 3 的實證結果表明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之間的庫茲涅茨曲線是顯著存在的，當人均實際 GDP處于 20 000 元左右時，城鎮基尼系數之前隨著人均實際GDP 的增加而增加，之后隨著人均實際 GDP 的增加而降低，這一結論與 Barro（2008）用跨國面板數據模型得出來的回歸結果驚人地相似；與王小魯和樊綱（2005）的結果則有所不同，盡管后者的研究表明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要在人均GDP 達到 25 000 元之后才有可能隨著人均 GDP 的進一步增加而下降，而且這種下降也不是無條件的，至少從當時的研究視角來看，出現這種下降的情形是遙遙無期的。
（二）2006 年個稅免征額提高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
表 4 給出了方程（2）的組內估計結果。模型（1）-（5）重復表 3 的回歸過程，不同之處就是在每個回歸模型中加入d2006 和 d2006 與 dtreat 的交互項，用這兩項來評估 2006 年個稅調整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
表 4 的回歸結果再次證明了庫茲涅茨曲線的顯著存在，開放度對城鎮基尼系數仍然有著顯著負向影響，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對城鎮仍然有著顯著正向的影響，其他控制解釋變量仍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颈?-4】
表 4 的研究結果表明 2006 年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提高似乎對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并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表明這次個稅改革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微乎其微。
當我們將 d2006 與 dtreat 的交互去掉之后，僅僅對 d2006 進行回歸時發現，d2006 前面的系數仍然通不過顯著性檢驗，再一次說明 2006 年個人所得稅改革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幾乎為零。
（三）2011 年個稅調整對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的影響
表 5 給出了方程（3） 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在引入d2011 這個反映 2011 年個稅免征額調整的時間虛擬變量之后，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庫茲涅茨曲線仍然顯著存在。模型（1）-（4）中 d2011 前面的系數都顯著為負，模型（5）中d2011 前面的系數雖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是前面的系數仍然為負。所有這些回歸結果表明 2011 年的個稅免征額的提高似乎對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明顯的改善作用。但是，由于前面所提到的 d2011 前面的系數既有可能反映的是 2011 年個稅調整的影響，也有可能是隨時間自然而然發生的趨勢，因此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分析。
從表 5 的模型（5）可以看到，當引入個人所得稅占 GDP比重后，我們發現 d2011 前面的系數不再顯著，而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仍然對中國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產生正向影響，說明 d2011 與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之間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由于 2011 年個人所得稅調整幅度較大，從月工資 2 000 元提高到 3 500 元，使得許多中低收入者免除了個人所得稅，因而最終導致個人所得稅總額占 GDP 比重下降，從而導致城鎮基尼系數下降，這種可能性是否存在呢？根據我們的數據發現，2011 年個稅起征點提高之后，個人所得稅占GDP 比重從 6.7%下降到 5.7%，下降了足足一個百分點，而下降的這 1 個百分點往往都是免除的過去月工資在 2000~3 500元這一收入群體的稅負，這就意味著 2011 年個稅起征點的大幅度調整在一定程度上顯著增加了中低收入群體，尤其是月工資 2 000~3 500 元這個群體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改善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颈?】
從我們的實證研究結果來看，2011 年中國個稅調整使得城鎮基尼系數下降了約 0.01，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效果。五、穩健性檢驗為了檢驗前述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我們決定用另外兩個指標來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進行衡量，分別是 1/5 高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與 1/5 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Q5/Q1） 和 1/5 中高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與 1/5 中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Q3/Q2），然后再次檢驗經濟發展和個稅調整對這兩類收入差距的影響。
表 6 給出了經濟發展和個稅調整對 Q5/Q1 和 Q3/Q2 各自影響的實證結果。
⑥可以看到，對數人均實際 GDP 對 Q5/Q1和 Q3/Q2 的影響均顯著為正，而對數人均實際 GDP 的平方項對 Q5/Q1 和 Q3/Q2 的影響均顯著為負，說明即使用 Q5/Q1和 Q3/Q2 來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進行衡量，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的變化趨勢仍然滿足庫茲涅茨曲線假設，而且簡單地計算表明，當人均實際 GDP 在 20 000 元左右時，中國的收入差距之前隨著人均 GDP 的增加而增加，之后隨著人均GDP 的增加而下降。在控制了經濟發展及其他一些控制變量之后，我們再次發現 2006 年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而 2011 年的個人所得稅調整則顯著地降低了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颈?略】
六、結論及政策含義
2006、2008 和 2011 年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免征額進行了三次調整，免征額不斷調高的目的就是為了降低中國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可以看到，1990—2008 年中國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不斷擴大，這種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在 2008 年之后終于得到遏制，2008—2012 年，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盡管仍然保持高位，但連續 4年保持下降的趨勢。個人所得稅調整是否是導致 2008 年之后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下降的原因呢？
2008 年中國的人均 GDP 突破 3 000 美元 （2000 年不變價格），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一。按照庫茲涅茨曲線預測，人均 GDP 與收入差距之間呈倒 U 型曲線關系，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差距隨著人均 GDP 的增加而增加，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收入差距隨著人均 GDP 的進一步增加而下降。
利用跨國面板數據，Barro（2000，2008）證明當人均實際 GDP達到 3 000 美元之后，收入差距隨著人均 GDP 的進一步增加而下降。2008 年之后中國的基尼系數下降是不是因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自然而然的結果呢？
為了回答前面兩個問題，本文收集中國 28 個省、市、自治區 2003—2012 年的面板數據一方面驗證庫茲涅茨曲線在中國是否成立，另一方面，在庫茲涅茨曲線基礎之上驗證2006 年和 2011 年個人所得稅調整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庫茲涅茨曲線在中國顯著存在，而且當人均實際 GDP 達到 20 000 元（2003 年不變價格）左右時，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隨著人均 GDP 的進一步增加而逐漸下降，與 Barro（2000，2008）的運用跨國面板的實證結論驚人地一致。在該庫茲涅茨曲線基礎之上，本文還驗證了 2006 年和 2011 年中國個稅免征額調整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 2006 年個人所得稅調整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不顯著，而 2011 年的個人所得稅調整則顯著地降低了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即2011 年個人所得稅調整使得中國城鎮居民基尼系數下降了大約 0.01。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的收入差距在 2008 年之后開始降低既有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原因，也有 2011 個人所得稅免征額大幅度提高的原因。本文進一步分析還發現，2011 年個人所得稅之所以取得了改善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效應的效果，其原因在于 2011 年的個稅調整從總體上降低了個人所得稅占 GDP 的比重，而本文所有的實證研究均表明，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對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產生正向影響，即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重越高，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從理論上來講，個人所得稅主要是為了調節過高收入，保護中低收入，讓高收入人群承擔更高的稅負從而實現財富的再分配效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個人所得稅占GDP 比重越高，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應該越低。但是由于中國的高收入階層人群往往存在著收入瞞報、漏報或低報的問題，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實際上主要由工薪階層人士承擔，因而個人所得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累退效應，甚至有劫貧濟富之嫌。因此，本文其實還可以引申出這樣一個政策含義，即中國當務之急恐怕不是急于調整個稅免征額，而是完善居民家庭的收入信息，減少高收入階層收入瞞報和低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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