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審計質量一直以來都是審計理論和實務領域的重點課題。高審計質量能解決被審計單位的委托代理問題,能提升事務所自身的業務水平,更能促進審計行業的健康發展,維護資本市場的公平公正。在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學者們一直把焦點放在宏觀方面,從審計的事務所本身、被審計單位、審計雙方關系再到審計環境都涌現了大量的研究。高層梯隊理論認為,管理者的個人特征會對其管理決策和企業的績效產生影響。近年來,有不少學者提出應當把研究的對象拓展到微觀層面上來,因為在現實中,執行審計工作的注冊會計師個人特征對審計質量也是至關重要的。個人特征中的性別差異一直是社會學研究中一個重要課題,現有的研究在普通人群中得出了許多有關性別差異的經典結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認知能力,在言語方面女性更具優勢(Halpern,1989),在空間感知能力上男性更厲害(Masters、Scanders,1993),在數學方以及邏輯思維方面男性更擅長(Penner and Paret,2008);第二,性格特質,男性比女性更有自信(Feingold,1994)、更具攻擊性(Eagly、Steffen,1986) 以及更偏好風險(Byrnes、Miller,1999),而女性更富有同情心(Baron-Cohen,S. & Wheelwright,S.,2004)和道德感(Michael J. O`Fallon andButtetfield, Kenneth D ,2005);第三,領導風格(Helgesen,1990) 的女性管理學說認為女性的管理風格注重溝通、協調、良好的人際關系以及集體的成功。Gardiner研究表明(1999),女性領導者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男性領導者則注重任務的完成。另外,他們還發現女性更可能采用民主的領導風格,而男性則更贊成專制的領導風格。
Boatwright和Forres(t2007)的研究也證實了這種差異?;谛睦韺W研究的結論,一些學者開始研究性別差異在特定人群中的體現。Srinidhi、Gul和Tsui等(2011)發現審計委員會中存在女性的話,可以提高負向的可操控應計利潤,從而可以提高公司的盈余質量。而Sun、Liu和Lan(2011)發現審計委員會的性別與盈余質量的關系并不顯著。還有一些學者研究了董事會成員的性別對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Krishnan和Parsons(2011)發現公司高管中女性較多時,會計穩健性較高,盈余質量也較高。周澤將和修宗峰(2014)研究發現,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女性高管顯著增加了盈余管理程度。結合高層梯隊理論和性別差異的研究,本文有理由認為注冊會計師的性別會對其審計質量產生影響。然而,在針對注冊會計師這一專業領域的人群,其性別差異的研究至今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
二、文獻綜述。
在審計領域中,學者針對審計師的性別對審計質量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但是至今還沒有形成一致的結論。有部分國外學者發現,女性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會更高。C.O.
Mgbame, F.I.O. Izedonmi, A. Enofe(2012)研究發現,在解決問題方面是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的,男性比女性更強,在風險規避方面,女性審計師比男性審計師明顯更加謹慎,從而推斷出女性審計師比男性將選擇更多的樣本從而發現并報告更多的重大錯報。Diane Breesch and Joel Branson(2009)研究結果表明盡管女性審計師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如男性審計師精準,但是她們比男性審計師能發現更多潛在的虛偽報告,研究還表明了女性審計師比男性審計師更加不愿意承擔風險。Chin和Ch(i2008)在研究臺灣地區的數據后發現,女性簽字注冊會計師可以有效地抑制被審計單位的盈余管理程度。Ittonen、Kim、V·h·maa、Emilia、V·h·maa Sam(i2013)利用芬蘭和瑞典的上市公司數據也得出了女性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更高的結論。但是,Niskanen(2011)對芬蘭的私營企業進行研究后發現,女性注冊會計師會允許被審計單位在財務報告中擁有更多的盈余管理空間。葉瓊燕、于忠泊(2011)研究了1991年以來審計師的個人特征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結果表明簽字注冊會計師都為男性時,被審計單位的可操控性應計會比至少有一位女性審計師更小。但是他們沒有發現女性審計師更謹慎,而是得出了男性審計師的審計質量更高的結論。他們把這個差異歸因于中國特殊的社會文化。施丹、程堅(2011)研究發現,女性注冊會計師可以顯著增加負向的可操控性應計利潤,但審計師性別對被審計單位其他方向的盈余管理沒有明顯影響。丁利、李明輝、呂偉(2012)發現,女性審計師更能容忍客戶的負向盈余管理行為。Ye等(2014)將中國的資本市場中的審計失敗案例與正常樣本進行配對研究之后發現,女性注冊會計師更容易與審計失敗聯系起來。至今為止,審計質量在注冊會計師性別差異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結論,究其原因,可能存在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由于我國財政部對于注冊會計師簽名的規定,每份審計報告必須要由至少兩名具有執業資格的注冊會計師簽名。對于注冊會計師性別變量,現有的文獻沒有形成統一的設置,有的學者把簽字注冊會計師中存在女性時設置為女性組,而有的學者則把全是女性的設置為女性組,不同的變量設置必然會對實證結果造成不同的影響;第二,自從2010年以來,中國會計師事務所拉開了轉制的序幕,簽字注冊會計師面臨的法律風險發生了改變,學者們對中國情境下的研究并沒有把這一因素考慮進去。
基于以上兩點,本文將設置三個性別變量,分別表示女性組、男性組和混合組,更直白明確地描述這三種不同的性別組合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對簽字注冊會計師所處的事務所轉制與否進行區分,進一步探究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簽字注冊會計師的性別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從心理學者們關于性別差異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普通人群中,男性和女性的性別特征在一些方面是存在著顯著差異的。在實際工作中,這些差異可以表現為男性和女性獨有的性格特點。生活中一直流傳著一句話"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這句話其實不無道理。西方學者們在社會學研究中提出了社會接觸理論,并把該理論運用于性別研究中,他們認為當一個工作團隊中同時存在著男性和女性兩種性別時,如果其中一方(假定男性)與另一方(假定女性)接觸得越多,那么他們越有可能發現之前自己按照的固有思維所做的工作是無效的。這說明男女性別特征各有優點,而在充分地交流之后,雙方能夠取長補短,通過共同協作使工作效率達到更高的水平。這與管理學中的信息決策理論是一致的。
該理論認為團隊在做出決策時,團隊成員個體特征的多樣化可以使得整個團隊擁有更豐富的知識背景,能從更全面的角度思考問題并解決問題,這有利于團隊做出更準確的決策。審計工作也是一個信息決策的過程,DeAngelo把審計質量定義為審計師發現錯報并將該錯報報告出來的能力。
高審計質量要求審計師不僅具備良好的專業技能,還需要保持獨立性。結合心理學的研究,男性數學和邏輯思維能力更好,這能幫助他們更好地解決問題,女性更規避風險,這能幫助她們在審計過程中更加謹慎,更好地保持獨立性。兩種性別特征取長補短,可以讓整個審計團隊在擁有最更寬闊的視角分析問題同時合理地規避風險,從而完成最準確的審計決策。也就是說,混合組的表現會比男性組和女性組都更好,因此,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
假設1:當其他條件相同時,混合組審計質量比男性組和女性組高。
在財務金融領域,女性比男性更加厭惡風險。在做出投資等決策時,能承受的風險顯著小于男性,這是因為相比男性只了解部分信息就可以做出冒險的商業判斷,女性傾向于更傾向于細致全面地了解信息之后才做出判斷,這就直接導致了女性很難做出冒險的決定。(Darley andSmith, 1995)。而在對會計信息的報告方面,女性CFO的參與會顯著提高會計穩健性,會給企業帶來更高的會計信息質量。由此看來,厭惡風險的特征可以促使女性注冊會計師在審計過程中為了合理地規避法律風險,能夠更加堅定地保持獨立性,并且在做出審計決策時更加謹慎。因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假設2:當其他條件相同且不考慮混合組時,女性組審計質量比男性組高。
為了鼓勵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做大做強、走出去",財政部發布了《關于推動大中型會計師事務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的暫行規定》,各大事務所開始拉開了由有限責任制轉向特殊普通合伙制轉制的序幕。在有限責任制下,事務所的所有合伙人將以在事務所的出資額為限額承擔共同債務,而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下,合伙人被區分為兩種,執業合伙人因其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的共同債務,應當由執業合伙人對債務承擔無限責任或無限連帶責任,而其他合伙人則以出資額為限額承擔共同債務。也就是說,當發生審計失敗時,特殊普通合伙制下的注冊會計師所面臨的法律風險和可能的賠償責任比有限責任制更大,這將使得注冊會計師在執業過程中保持更高的獨立性,從而有助于審計行業整體審計質量的提高。結合心理學結論,不同性別的人群在面對風險時會有不同表現,那么,在我國事務所轉制的特殊背景下,當不同性別的注冊會計師面臨更高的法律風險時會做出什么反應呢?理論上,女性注冊會計師為了規避風險會采取更加謹慎的態度,男性注冊會計師則對法律風險的變化沒有那么敏感,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兩個假設。
假設3: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下,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更高假設4:在會計師事務所兩種不同的組織形式下,不同性別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會有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