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建郡縣制以來，“王權止于縣政”,縣之下的鄉、村基層行政系統是國家政權的最末端部分，鄉村地區的治亂關系到國家的興亡，“任何經國大事都要延伸于一個個小村莊并接受其反應，只有當一個個小村莊也能夠參與政治，國家的大政才有真正廣泛而牢固的基礎?！编l村政府作為“上連國家，下接鄉村社會”
的政治中介，對于整合離散的鄉村社會無疑是有意義的。新中國成立后，從 1952 年的互助組開始，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相繼而來，可以說，農村是集體化時期的最大主體，這一時期，不僅僅是農業的合作集體化，更是整個鄉村的集體化時期。殷鑒不遠，來者可追。追溯與反思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其現實意義和學術意義均不言而喻。
20 世紀 70 年代，資源依賴理論的思想集大成者杰弗里·菲佛和杰勒爾德·R·薩蘭基克出版了他們的合著《組織的外部控制---對組織資源依賴的分析》。受資源依賴理論啟發，本文試圖探討環境（包括其他組織）怎樣影響基層行政組織，它們之間存在怎樣的互動，并試從資源依賴理論的視角對集體化時期基層行政組織的生存之道做簡單的分析。
一、鄉村基層行政組織的特殊性
到集體化末期，全國已有 54,352 個公社，719,438 個大隊和5,977,000 個生產隊 ,每個生產隊有三四個干部，如此龐大的行政系統，承擔起了服從貫徹國家政策、管理農村的任務。一方面，他們是國家政權在鄉村的代理人，是國家行政系統最底端的執行者，由于絕大多數的鄉村干部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他們平時與普通村民打交道最多，承擔著傳達政策、教育民眾、集體化運動等責任；但是另一方面，他們沒有納入正規的行政體制，與國家正式的行政干部不同，沒有國家工資補貼，工分不多，管事卻不少。
二、外部環境對鄉村基層行政組織的影響
資源依賴理論深深扎根于開放系統框架，認為要理解組織的行為，首先要理解組織的外部環境，理解組織是如何將自己與所處環境中其他的社會參與者聯系起來。
首先是來自國家的控制。 縱觀整個集體化時代，黨組織始終對整個鄉村及其成員具有壓倒性的支配權。當年基層農村干部對毛澤東非常崇拜，“主席怎么說，他們就無怨無悔的怎么做”盡管各個地方由于情況和問題不同而有一定的自主權，我們還是看到，對共產黨的真心擁戴、不斷的意識形態教育，加之持續升級的政治動員，整個鄉村基層的干部們帶領農民們參加各種活動、斗爭。從土地改革、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鄉村干部在不斷升級的組織形式中學會了一套生存之道---對當組織和國家保持忠誠，服從上級政策加以貫徹執行。
其次是來自村民群體的影響。 為了方便理解，與鄉村基層行政組織相對應，我們把通過集體勞動、統一分配而組織起來的村民視作一個組織。村民組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第一，靠集體意識做支撐的機械團結。 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在說明人類社會中個人與社會關系時建立了機械團結的社會和有機團結的社會兩分法。他認為，社會變遷是從機械團結過渡到有機團結的進化過程。機械團結為原始社會和不發達社會所有，它來源于相似性，社會成員之間相差不大，信奉同樣的道德和行為準則，在他們行動的時候，必須追隨集體的目標，而不能只為了自己的利益行動。集體化時期的鄉村村民與機械團結社會的社會成員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在整個鄉村村民組織中，集體意識占主導地位，它是社會成員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綜合，是一種共同的信仰、情感，集體意識是村民們保持團結的重要來源。在這個社會里，中共和毛澤東通過信仰、傳統和集體行為贏得了尊重，樹立起了統治權威。集體意識的內在動力與這種權威息息相通，統治權力成了集體意識的化身，如果一種行為觸犯了集體意識，這種行為就是犯罪---統治權力由此所向披靡，它在集體感情那里獲得了羅織犯罪和違法的罪名的權力。
第二，憑借新的話語體系獲得的政治地位。 如何有效控制龐大的鄉村基層組織，始終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曾指出教育農民的是嚴重的問題。從 1960 年起，中共多次指示要在農村進行整風整社、開展“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其中，防止干部腐化、被侵蝕是“重頭戲”.讓干部直接與群眾見面，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解決許多干部和群眾之間的不正當關系 .以政治地位論高低是集體化時代的特征。貧下中農作為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強烈的政治優越性使得在監督批評揭發干部上享有話語霸權。
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到集體時期結束，持續的反貪污、反瀆職政治運動，干部會、群眾會、批斗會不斷，不斷揭發出許多干部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多吃多占、腐化墮落等問題。有村民說“:官老爺變成了農民，干部放下架子和社員一樣了?！薄艾F在隊長見隊長，忙著把活搶，你說買小車，他說買糞筐?！?/p>
三、鄉村政府的生存之道：服從國家，控制社會，不平衡的共生性依賴關系
雖然集體化過程中，鄉村基層政權組織為了獲得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僅受到國家政策的支配，也不斷受村民組織的監督約束，但是縱觀整個集體化時代，鄉村基層政權組織憑借其掌握的優勢資源，在特殊年代有自己的一條生存之道。
政治上優勢。1963 年 9 月中央工作會議紀要中明確提到，絕大多數的農村干部都是好的，要團結 95%以上的干部，對犯錯誤的干部要以教育為主，處分要實事求是，處分的面要嚴格控制。因此在實際的評判揭發中，對待鄉村干部的政策是“換思想不換人”.
經濟上控制生產資料。過渡到高級社階段后，村民們完全失去了土地和大型工具，生產資料從個人轉為了集體，也不再有退社的自由和權力，在行動上和組織上都失去了獨立性。到人民公社時期，勞動、口糧、工分、戶籍等均由公社控制，“誰不聽話，可以扣他的工分和口糧”,鄉村基層政權由此獲得了支配生產資料和剩余產品的權力，從而在經濟上擁有了控制農民的能力，也就大大增強了鄉村基層政權的力量。
參考文獻：
[1]杰弗里·菲佛，杰勒爾德·R·薩蘭基克著，《組織的外部控制---對組織資源依賴的分析》，東方出版社，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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