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終身德育實踐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基礎之上的，同西方國家的終身德育實踐相比，它體現出東方道德教育的特點，但是同亞洲其他民族的道德教育相比，又有著其獨特的思想內涵、方法體系和發展規律。日本在終身德育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其特色鮮明的法制化模式。
一、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的沿革和發展
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王立榮認為，日本的道德教育歷經四個改革和轉變期，即"東洋道德西洋藝"階段、軍國主義的道德之路、面向21世紀的道德教育新方針、自發性道德改革四個階段。而朱永新教授則認為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道德教育就進行了四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開設社會科以代替戰前的修身科；第二次改革是增開特設道德教育時間；第三次改革是確立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第四次改革是強調個性培養和道德方法改革。本論文的研究在充分吸納兩位學者關于日本道德教育階段性劃分的基礎上，采取了以標志性的文件和法律文書的頒布為參照系的日本道德教育法制化的縱向梳理。
20世紀60年代中期，終身教育思想在國際上興起的同時，日本幾乎也在同-時間予以傳播推廣。在此過程中，日本政府把終身教育理念作為重大的教育改革指導方針加以重視和實施，形成了法律和規范指導下的終身德育模式。任何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對以往的教育實踐總結和吸收的基礎上的。日本的終身德育發展也是在長期的教育改革和發展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的?！督逃氛Z》《道德教育基本綱要》《文教政策大綱》《道德教育基本綱要》《理想的人》等一系列道德教育文書的頒布和實施，都是日本德育法制化進程中具有重要象征性意義的大事件，也標志著日本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對道德教育的關注，凸顯了不同時代日本道德教育的重點和內涵。
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日本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的綱領口號，這也是近代以來，在日本社會出現的道德教育法制化的第一次嘗試。
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發表了《理想的人》咨詢報告，提出了時代所期待的理想的日本人標準，即日本人要成為"面向世界的、開放的人""能適應時代環境，處理好各種關系的人",個體的人應該是"自由的、有個性的、尊重自己的、具有堅強意志的、懷有敬畏之念的人";家庭成員的道德，應該是以家庭為愛的場所、以家庭為休憩的場所、以家庭為教育的場所、建設開放型的家庭；應該是熱心工作、為社會福利事業做貢獻、具有創造性的人。"作為國民的道德",應該是具有正確的愛國心、對天皇懷有虔誠之心并努力發揮國民性?！独硐氲娜恕匪岢?為了社會的全體福利""基于社會連帶意識的社會服務精神""埋頭工作的勞動積極性和對于所屬社會的忠義"成了那個時代日本人的美德，特別是強調了對天皇的敬畏和愛戴，雖然受到各方的反對，但是法令所體現的社會本位色彩卻影響了以后日本道德教育的實施。
20世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本提出了面向21世紀的道德教育新方針。面對新技術革命的挑戰以及世界教育改革熱潮，日本加快了改革步伐。1971年6月日本中教審向文部省提交了《關于學校教育的綜合的擴充、整頓的基本措施》的意見，該報告是日本比較完善的教育改革計劃，它對日本學校設置、課程設置和教育內容作了闡述，特別提出了促進終身教育發展的思想。
1984年日本成立了直屬內閣總理大臣的咨詢機構，即"臨時審議會".臨時審議會探討了面向21世紀的日本道德教育模式，并提出了教育改革的目標和原則，這成了日本教育改革的指導性文件。日本提出的面向21世紀的教育目標包括：重新認識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并據此重新評估教育的應有狀態和重新認識教育的使命與目標。對人的培養，日本強調培養心胸寬廣、體魄強健和富有創造力的人；具有自由、自律和為公共利益服務的精神；培養面向世界的日本人。在教育形式上，強調向終身德育體系過渡。為了適應社會變化，臨時審議會要求在日本建立富有活力的社會，以滿足人們日益提高的學習要求，即建立以向終身學習體系過渡為核心的新教育體系，進而實現終身學習的社會。在此基礎上，日本政府還修訂了中小學《學習指導綱要》，明確提出不同學校階段道德教育的重點，日本的階段性道德教育思想被提出來。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是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的發展期。進入80年代，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日本提出了實現終身學習社會，建立終身學習體系的戰略目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于1983年12月提出教育改革七條設想，概括起來為，教育要展望21世紀適應日本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培養具有社會公德、崇高理想、強壯體魄的個性化、多樣化的創造性人才。
進入90年代，日本頒布了推進終身教育的專項法律，簡稱《生涯學習振興法》。此后，推行終身教育更成為日本社會的一項具有法律義務的活動，而終身教育作為一項經常性的日常工作，亦開始在日本各地--無論縣城鄉、機關還是學校，有條不紊地持續開展起來。與此同時，日本中央審議會發表了題為《關于21世紀我國教育的應有狀態》的咨詢報告，強調21世紀的教育要培養兒童的生活能力，并通過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來共同實施這一教育的目標。所謂生活能力強調的是與他人、與社會的共處能力。
另外，日本文部省還公布了《關于充實地域終身學習機會方策的答申報告》，強調要為所有人創造一個在各自人生的任何階段都能夠自由地選擇學習的機會，強調以社會人為對象的回歸教育途徑，并主張通過志愿學習活動、青年校外活動來實施人的道德教育。
縱觀日本道德教育的法制化，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但終身德育的法制化卻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朗格朗終身教育思想提出后才發展和完善起來的。由于日本政治、經濟、社會和歷史的原因，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有著其自身的特點。
二、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的內涵和精髓
當對終身德育的理論有了全面、客觀的認識后，再對日本的終身德育實踐進行研究，就會發現日本的道德教育是最具備終身德育特性的道德教育模式。日本的學校道德教育一直都采用階段性教育的形式來進行，小學、中學、高中都有各自階段的教育內容、教育目標和教育重點。日本學校的階段性道德教育構成了日本人終身德育的主要組成部分，而且學校的道德教育階段劃分和教育內容的確立也遵循了終身德育階段劃分的主要依據。另外，日本的道德教育強調四個方面的內容，即：關于自身方向的內容、關于和他人關系的內容、關于和自然以及崇高事物的關系、關于和集體以及社會的關系。用終身德育的價值理論來分析日本道德教育的四維內容體系，就是強調終身德育的個體價值、社會價值、生態價值和組織倫理，所以日本的道德教育雖然未明確提出終身性，但是其道德內容的建構、道德教育實施方式和實施的形式都凸顯了終身德育的特性。
日本終身德育實踐的法制化體現在日本終身德育目標設定的法制化。日本的終身德育目標由終身德育的總體目標和分目標組成，這些目標的確立具有法制化特征。日本終身德育的總目標即日本教育的七項原則，"培養具有社會公德、崇高理想、強壯體魄的個性化、多樣化的創造性人才。"為了保證總原則的指導性和合法性，日本將其列入了臨教審的咨詢報告中，并就七項原則進行了系統、全面的說明，提出了重視個性、國家化、多樣化和信息化的總體教育原則，實現了日本終身德育總體目標的法制化、制度化。
在七項原則基礎上，日本修訂了《學習指導要領》，并將培養具有獨立思考、判斷和行動能力的人，培養具有國民必需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有豐富個性、能生存于國際社會，并能主動適應社會變化的人，培養具有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堅忍不拔之毅力的新一代作為了日本終身德育學校教育階段的主要內容。為了保障日本終身德育總體目標的實施，日本又修訂了中小學《學習指導綱要》、公布了《高中學習指導要領》。新的小學、初中、高中《學習指導綱要》所規定的道德教育內容構成了日本終身德育的分目標，教育目標的確立以綱要的形式予以確立，能夠保證教育的延續性和可持續性。小學階段的分目標確定了誠實、正直的個人品質，確立了友善、禮貌、感恩待人的與他人關系，確立了喜歡自然、珍重生命的與自然的關系，確立了關心祖國文化和傳統、樹立愛國心、尊重社會公德的與集體和社會的關系。目的是培養出具有"堅忍不拔精神"和豐富內心世界的人，構建起個人無限豐富感性的內心世界；中學階段的分目標，就是要培養尊重人性的精神和敬畏生命的思想；培育繼承傳統文化并致力于創造富于個性文化的人，培育致力于民主社會、國家之形成與發展的人，培育在實現和平的國際社會上有所貢獻的人，培養有主體性、道德性的日本人；高中階段的道德教育強調啟發學生自己的探索能力和自我實現能力，培養學生的國家意識和社會意識，為學生灌輸日本的主體精神，培養學生的自律精神、社會團結精神和責任感，教育學生尊重人權、平等待人、樹立其為創造美好日本而努力的理想。
日本終身德育的實施也遵循了法治化的軌跡。首先，是通過法治化的手段，來加強道德教育教學的管理。1987年日本文部省在"關于改善教育課程標準"的咨詢報告中，強調了對道德教育建設的意見和建議。明確提出了不同學校階段道德教育的重點；并強化了學校作為道德教育主體的作用，對道德教育教材的選擇、道德教育教學管理、教師的道德教育能力提升等問題也給出了指導意見。其次，是實現終身德育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的法制化。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了題為《關于整備終身學習的基礎》的咨詢報告，強調了終身道德在終身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同時也為終身德育的教育目標、教育手段和教育實施主體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具體要求。咨詢報告強調人的終身學習要著眼于生活、提高職業能力和充實自我；而終身德育的教育手段應該多樣化、應該給受教育者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在咨詢報告中，終身德育突破了以往日本的道德教育由學校單向為主的施教模式，開始向國家、都道府和市町村多個實施主體轉變。
縱觀日本的終身德育發展歷程，無論是道德教育分階段的目標設置，還是道德教育"關于自己的事、有關與集體以及社會的關系、"日本的終身德育法制化為日本社會的轉型提供了動力支持。
對于日本在現代化建設中所創造的世界奇跡，無論是日本學者還是國外學者，在追尋其主要原因時，都看到了由忠誠、勤勞、節儉、獻身等道德品質所凝結而成的日本倫理精神的作用，而這些精神的傳承和發展依托的是日本的終身德育法制化的實現。在分析日本現代化的精神結構或者說價值觀結構中，村上泰亮指出"支配日本產業發展的價值觀絕非是一元的，而是一個價值觀群或價值復合體。在這一價值復合體中，價值觀之間有著邏輯上的關聯，也有對立沖突的可能性",在這種統一和沖突的復合體中，人們要理清自己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必須要經歷終身德育的洗禮，并在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實現自身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實現個體價值為社會價值服務，同時社會價值的完善和發展也能充分考量到個體的發展和完善。日本的道德教育通過培養日本民族化的集團主義來實現日本現代化的精神結構。
日本的終身德育法制化促進了日本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日本在《關于停止修身課、日本歷史和地理課的備忘錄》中，明令禁止了教授充滿軍國主義毒素和迷信神道色彩的修身課。日本國內禁止"四大指令"的貫徹、執行，徹底摧毀了天皇制法西斯主義教育體制，這是日本由戰爭轉向建設，由軍國主義走向民主國家的開端，它在短時間內為日本發展經濟、政治營造了較為和平的國際環境，也為日本的自我發展開拓了空間。
三、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特征分析
1.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的實施具有個體、民間組織、學者、政府四維一體的特征。
日本的教育改革的推進有著自下而上的規律性，即教育改革由道德個體的訴求而提出，由學者的專業分析和知識傳導為紐帶，實現民間訴求和政府的連通，政府進而通過立法和制度來促進和夯實道德教育的實施。20世紀60年代以后，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洗禮的日本民眾，從戰爭的瘡痍中恢復過來，并逐漸實現思想上的覺醒，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社會、關注倫理、關注自我的發展和自身精神的滿足。但是，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使得他們的思想和觀念同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剝離，因此他們開始探索能夠適應時代需要的道德教育形式和內容，這就使得伴隨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發展完善的終身德育受到了人們的青睞。學者看到了人們炙熱的訴求和對自身全面發展的期盼，因此通過報告、專著、研討會的形式，把民間的思想在上層階級傳播，上層階級再將這些教育思想傳遞給施政者--政府。由于日本的終身德育思想來源于民間，實施的主體來自于民間，所以當一項教育政策得到政府的同意并付諸實施時，往往會得到民間的大力支持，得到個體的配合。終身德育就是實現了個體、民間組織、學者、政府四個方面的統一，日本終身德育的這一特征，保證了其終身德育思想的不斷發展，也促進了其道德實踐的不斷完善。
2.日本的道德教育以完善的人為培養目標，建立終身德育體系。
比較研究日本在不同發展階段所實施的道德教育，共同點是"無論何時，日本的道德教育都在強調人格的發展和人性的完善".無論是日本的《教育基本法》，還是文部省頒布的《道德教育手冊綱要》，再到之后的《道德教育的問題》《理想的人》
咨詢報告等都強調了道德對于陶冶人格、培養富有人性的人的重要性。就國家層面來講，日本的終身德育強調人終其一生都要"忠誠";就個體道德來講，日本的終身德育注重對個體人格的尊重，努力培養道德個體的獨立性、寬容度，提高學生道德情操，培養其是非善惡的辨別能力，進而實現道德個體的身心健康。日本的終身德育是以道德個體的完善和發展為目標，以培養忠誠的日本人、開放的人、面向世界的人為標準，以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為目的，形成日本道德教育個體、組織、國家等不同層次的終身德育體系。
3.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具有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的特征。
日本開展終身德育一個重要特征是制度與法制的建立。制度化的標志是1988年文部省進行的機構改革，其結果是新設立終身學習局，撤銷原社會教育局，而在終身學習局下設社會教育課，從而理順了社會教育與終身教育的關系，并在行政體制內確立了終身教育的主導地位。法制化的具體體現則是1990年《生涯學習振興法》的出臺，這為開展終身德育的各項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也是日本終身道德教育取得成效的關鍵。但是道德教育，不同于傳授知識的理論教育也不同于注重動手能力的實踐教育，它是對人的心靈進行引導和塑造的教育，所以道德個體對良好的道德觀念的追求是實現人的道德完善的內因。以法律主導的終身德育的他律性和以人的內因主導的自律性相結合構成了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的又一顯著特征。
4.日本的終身德育的連續性與反復性。
日本認為只有在連續之中，人才能成為人，民族才能成為強大的民族。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進程的連續性，體現在對天皇權力的擁護和對國家精神的傳承。在日本，天皇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征。
正如日本學者中村元所言"不管是把天皇與國家當作一回事，還是把天皇解釋為國民團結的象征，天皇制是日本所特有的制度，我們必須注意這種制度是不見于其他民族之中的"日本的"東洋道德西洋藝"綱領，就是堅持了日本傳統的皇國道思想和神國主義觀念，強調的是天皇的權利和忠誠的國民思想的傳承。1951年，日本參院制定的《國民實踐綱領》，確定"國家道德的中心在于天皇".當代的日本道德教育也將天皇作為日本民族的象征，作為日本凝聚民族力量，展現民族精神的工具。
日本政體和國體的特征決定了日本終身德育主導思想的多變性和反復性。日本的終身德育思想具有法律的強制性，在一定時間內對加強日本國民的道德素養、促進國家的發展和整個日本社會的文明程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執政黨來自于不同的組織，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因此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方面帶有嚴重的功利主義的色彩，政策往往是為執政黨服務的，缺少執行力，所以在梳理日本道德教育發展的歷史時，往往會看到一項法律政策的廢止又重新起用，或者轉換為另外的名稱而具體實施。另外，日本不同的法律和規范的制定屬于不同的部門，所以教育的部分法律條款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較好的發展。例如，日本的教育基本法，應該是指導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大法，但在具體的運行中卻出現了具體法的制定沒有遵循教育基本法的法律條款，出現了教育基本法名存實亡的現實。
日本終身德育法制化進程中不乏制度的完善，卻缺少具體的可實施性的意見和建議。1981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了《關于終身教育》的咨詢報告，要求"整個社會要廣泛地立足于終身教育的思想，尊重個人為提高自己所做的努力，并給其以公正的評價，亦即向所謂的學習社會的方向努力".但是在具體的執行的過程中，報告卻僅僅將人的終身德育化為了三個抽象的階段教育，分別為：成人以前的教育、成人期的教育和老年人教育。而每個階段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和實施方式、教育手段等都沒有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這就使得日本的終身德育只是停留在了規范和法律的層面，而在執行層面上缺少可操作性。另外，日本雖然通過法制化的建設進程提出了終身德育的相關思想，但是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卻重點強調終身德育的學校道德教育問題，而忽視學校以外教育場域作用的發揮。例如，《道德教育基本綱要》《中小學道德實施綱要》《教育基本法》《道德教育手冊綱要》等都是圍繞學校道德教育的實施進行的立法和修法工作。在道德教育實施主體問題上，日本政府也特別強調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的作用，其次家庭也是日本道德教育實施主體中的重要一環，但是社會、國家在道德教育中的主導作用在日本只能從法律和法律文件中體現，在道德實踐中卻很難看到其作用的發揮。
參考文獻：
[1]王麗榮.當代中日道德教育比較研究[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2]朱永新.當代日本道德教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3]村上泰亮.村上泰亮著作集（第3卷）[M].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4]中村元.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M].林太，馬小鶴，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