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教育學理論研究是比較教育學科發展的基點和成熟的標志，而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是比較教育學理論體系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更是比較教育學研究過程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關鍵性環節。比較教育學誕生以來，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問題一直受到比較教育學研究者的重視，他們選擇恰當的其他學科理論詮釋或驗證理論架構、教育現象與教育問題。如國際著名比較教育學家施瑞爾（J. Schriewer）直面比較教育學發展中長期存在的方法論問題，選擇借鑒魯曼（Luhr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專門針對比較教育方法論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為比較教育方法論的研究和比較教育學的縱深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
比較教育學從其他學科選擇與吸收理論以促進自我發展是當前比較教育學理論發展不可缺少的源泉?；诖?，本文將分析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影響因素及意義，以期進一步拓展比較教育學理論研究。
一、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任何一種理論都不可能為比較教育學提供完整而合適的詮釋，每一種理論都有其存在的意義與限度，其合理性是相對而言的。不同的理論不應當相互排斥，而應當相互汲取。比較教育學的跨學科性特征為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提供了可能性。
（一）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的必要性
比較教育學研究者有著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學術標準，在學科理論的可適性選擇中，不存在簡單而普適的準則體系，比較教育學研究者進行學科理論選擇的標準是多元的。倘若幾個學科理論同時存在，比較教育學研究者首先要決定選擇哪種理論去接受查驗，假如只有單獨的某一種理論，則應當對該理論進行嚴謹性、科學性與可行性分析，再將該理論進行查驗，而且，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對教育實踐檢視具有一定的補充作用。
比較教育學發展的各個時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場域、不同的民族國家教育問題以及不同學術研究的著力點，而原因在于文化場域的不同、民族國家教育問題的不同、學術研究的著力點不同。因此，比較教育學各個時期都分別解決某方面的學科理論問題，從而形成各個時期學科理論的包容性與互補性。例如，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借鑒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理論與方法對世界各國復雜的教育問題進行綜合分析，特別運用歷史和哲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描繪世界各國的學校教育制度。貝雷迪（Bereday）設計的比較教育學研究的四階段說，諾亞（Noah Harold）和?？怂固梗‥ckstein）的五個程序的驗證假說的比較方法，是引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實證分析方法來解決教育問題。到20世紀60年代，比較教育學研究者開始嘗試選擇和借鑒經濟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理論，并借助這些理論審視世界各國教育在促進現代化和民族國家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比較教育學深受其他學科發展的影響，比較教育學研究者的研究重點轉向民族國家、規劃部門和學校等機構以及相互關系的整體研究。梅厄（Meir）、阿諾夫（Arnove）等學者把世界體系和沖突論等系列理論與方法用于比較教育學研究，分析世界教育發展規律，使比較教育學具有理性與整體的研究能力。
比較教育學理論的發展，不是以新理論代替舊理論，而是累進式、螺旋式的行進。這種層疊式的學科發展，后者都以前者作為理論的鋪墊。比較教育學者為了使比較教育學科化，提升學科在學術界的學術影響力和地位，努力建立比較教育學的學科知識譜系，不斷與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加強學術聯姻。社會學的實證主義范式重視對教育投入與教育產出進行定量研究，尤其重視對教育結果的定量研究，這將嚴重挫傷人們的積極性，降低人們對教育改革的熱情，有鑒于此，海曼（Heyman）、海耶尼曼（Heyneman）、梅斯曼（Masemann）等比較教育學者提出將民族志研究方法運用于比較教育學研究。
比較教育學對多種多樣理論的應用，都是在研究對象的“他者化”之后才展開的。因此，這些多種多樣的理論在比較教育學研究的一開始就有一個指向使對象異質化的目標定向，從這種意義上講，比較教育學正是通過這些異質化的研究理論與方法為本學科建構異質的研究對象。
（二）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的可能性
我國著名比較教育學者王承緒和顧明遠兩位先生曾指出，比較教育學具有三個基本特征，其中之一就是跨學科性。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對世界各國教育進行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歷史的分析研究，需要選擇與吸收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哲學和歷史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比較教育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民族國家教育與不同社會因素的關聯性，以證明全球化時代教育與社會因素的關聯性的本質假設。世界各國教育問題的錯綜復雜性要求比較教育學者必須以跨學科的方式開展研究。比較教育學的跨學科特性必然帶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尤其在比較教育數據收集和分析中使用的方法上。
貝雷迪也明確指出，比較教育學具有跨學科性，研究比較教育學，除教育學科知識外，至少應掌握一門，多則兩到三門其他學科的知識，以便我們將社會學、歷史學或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方法選擇借鑒到相關的教育問題研究中去。
在20世紀60年代，馬西亞拉斯和卡扎米亞斯曾在《教育的傳統與變革：比較研究》一書中強調，比較教育學具有跨學科特征，在進行全面系統的學術研究過程中，可以選擇與吸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依據將要研究的問題種類，就比較教育學研究者所關切的教育中的特殊問題，主要借鑒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
比較教育學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需要選擇借鑒多種理論并互為補充，以對所研究的民族國家教育問題獲得更加全面、準確、深入的理解，增強教育研究的實踐價值。比較教育學的跨學科性特點，導致它必須不斷地向其他學科、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尋求援助，在不斷的移植與借鑒中，努力完成自己的研究，這一過程是比較教育學的自我迷失，同時也是自我實現的一個途徑。將各種相關學科的理論選擇借鑒到比較教育學研究中來，內生為比較教育學科的有機部分，從而開闊比較教育學的理論視野，拓展比較教育學學術研究的空間。
二、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的影響因素
庫恩（Kuhn）指出，研究者在相互競爭的理論之間作出選擇，實際取決于主客觀因素的混合，或共有準則與個人準則的混合。比較教育學者進行理論選擇也同樣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一）主觀因素
比較教育學范式包括比較教育學科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符號通則、模型、價值、范例等要素。而價值是比較教育學科共同體對于理論的判斷依據，一個理論是否可以用作探究的方法論依據則由價值來決定。從主體的價值角度而言，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在選擇比較教育學理論的同時，又希望滿足比較教育學價值有涉的追求，從而在精神上獲得一種滿足感，這種滿足感給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在理論選擇過程中帶來希望與信心。這就助推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去探尋新的理論與方法，檢驗與矯正所選擇的理論與方法，從而促進比較教育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但所有思維結果并不能全部進入實踐活動之中，比較教育學研究者總是從已有的一些標準出發，選擇性地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比較教育學研究者的理論選擇是實現比較教育學理論的改造功能所必需的環節。理論只有被比較教育學研究者所接納之后，才有被納入教育實踐的可能。
“根據庫恩的合理性模型，客觀性與一致性可以分離?？陀^性只是就評價標準本身而言的，而不是必然形成一致性?！本涂陀^性而言，它是指具有認識論根據。理論選擇具有個人主觀性，研究者做出的選擇來自于某種神秘的靈感。
假如某一比較教育學研究者接受某一種理論，是基于運用包括認識論支持在內的方法論準則，那么他的決斷就應當具有客觀根據。這種方法論準則為理論的接受提供了客觀根據，因為它為比較教育學理論提供了認識論的支持，是獨立于比較教育學研究者的個人喜好或偏見等主觀因素。按照庫恩的觀點，當一個比較教育學科共同體成員達成一致意見時，它是客觀的、審慎的。換言之，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在對學科進行理性選擇時能夠徹底擺脫主觀經驗的干擾與影響。理論選擇依賴于比較教育學研究者的集體判斷與查驗，為了在理論之間進行合理性選擇，必須在這些相互排斥的準則中決定采用哪種準則，或確定這些準則的重要程度。盡管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在理論選擇中沒有共同的準則，他們進行理論選擇部分由特定因素所決定，但從客觀上而言，在相關的兩個相互競爭理論的各有優點的辯論過程中，會形成某種一致意見，以便擇其一種理論。因此，相互競爭理論之間的選擇權由比較教育學研究者所掌握。即使沒有一種能支配選擇的準則，也完全可以相信受過這種訓練的學術共同體的集體判斷。判斷是解釋理論與方法選擇合理性的無規則、多元化模型中的一個必要構成部分?！耙载惱椎?、諾亞和?？怂固?、霍姆斯、埃德蒙·金、施瑞爾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比較教育研究者已經認識到原有歷史法、比較法等的局限性，因此把研究視野逐步轉向與比較教育有關的各種已成熟的學科方法。在此基礎上，他們追求研究方法的嚴謹性和可行性，大量‘移植’和借鑒現象學、解釋學、人種志、符號互動論等哲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來比較、分析教育的現象和問題?！?/p>
比較教育學研究者自身的學術背景將影響到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美國后現代派繪圖理論學者保爾斯頓（Paulston）在布拉格查爾斯大學舉行的第八屆世界比較教育大會上提交了有關繪圖理論的論文，他力圖在二維空間領域中勾畫出比較教育學理論的各個視角。這種后現代派繪圖理論使比較教育研究者在當今復雜多樣的時代繪制出理論及其特點的縱橫交錯現象時多了一種選擇，它將傳統的單視角繪圖表達方式拓展成多視角?！半S著后現代派社會繪圖新概念產生及其在比較教育領域中的運用，使比較教育研究者能夠更好地闡述與模擬出他們對世界各國教育制度不斷加深的體悟，更能直觀地重新表達所有社會‘風景’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后現代派社會科學繪圖為比較教育學者模擬和建構‘真實’提供了一種有用的理論方法?！?/p>
人類學學者海蒂·羅斯（H. Rose）對人類學研究方法在比較教育學中的積極意義作了合理化解釋，并致力于將人類學理論與方法運用到比較教育學研究中?！叭祟悓W方法有助于研究者突出教育問題的文化維度；為準確構建、描述學校和課堂內部所發生的事情提供了恰當的途徑；提供了用來描述觀察結果和批判性觀點的確切術語；要求比較教育學研究者不斷認清自己在研究中的責任，從而幫助闡明教育研究的利益結構?！?/p>
（二）客觀因素
如果理論真的存在統一的標準，那么學術共同體便會一致選擇哪個理論或拒絕哪個理論了。事實上，沒有一種理論是終極的真理。因此，所有的理論，就像所有人一樣，是平等的。波伯（Bob）所說的“第二界”個人秉持的信念、直覺和意見，和他所說的“第三界”里經過證實的知識，就是不一樣。但后者之所以是客觀的，并不是因為它出之于某些實證主義者所持的第一手證據，而是因為它能經得起嚴密的檢查和至今可得的證據之最大考驗。
理論是跨學科的，即一種理論憑借某種方法上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而被借鑒到比較教育學之中，是比較教育學用以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有效工具。掃描當下比較教育學理論景觀，比較教育學理論的每個時期的發展，幾乎都與從其他學科選擇和吸收理論與方法有關。例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新的理論與方法，都刺激了比較教育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更新，甚至影響到比較教育學理論發展的未來趨勢。比較教育學理論發展是積累性、漸變的，而不是爆破式、突變式的。因此，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必須不斷選擇比較成熟、完善的理論運用到比較教育研究中。
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都要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所選擇的理論與方法在其學科的運用應當是比較成熟和比較完善的；二是從需要選擇理論的那門學科的角度來看，一般也應當對其研究對象的本質或屬性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只有滿足了這兩個前提條件，才有可能使選擇和借鑒的理論與方法有效地運用于比較教育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方法的移植是一門學科得以發展，以及方法體系得以成熟并完善的必經途徑。尤其對于像比較教育學這樣一門產生時間不長，其科學體系尚不夠成熟和穩定的學科來說，在方法上主要是從其他學科中選擇和吸取方法論的營養，移植研究方法，才可能加速其方法體系乃至學科體系的成熟?！北容^教育學研究者在作出理論選擇時所要考量的不僅是理論本身，還必須是理論處于作為整體的知識框架下的情境之中。
即一種方法切合了某一學科的實際需要和內在學理，它就可以成為這門學科的研究方法。在20世紀70年代，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將目光投向了教育的生活世界與意義世界，提出比較教育學研究應當借鑒定性研究方法的建議。比較教育學者梅斯曼最早提出將人種志研究方法移植到比較教育學研究，并于1976年在《比較教育評論》（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上發表文章《論人類學方法在比較教育學中的運用》（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提出了學校人種志概念，即用人種志研究方法客觀描述和科學記錄學校教育。他認為，“比較教育研究中的學校人種志研究的意義，一是研究教育學者所說的‘差生’現象；二是考察與學業成績或其他結果相聯系的正規教育制度的結構性因素及其過程；三是闡明學生從學校經驗中真正學到的東西?！痹诒容^教育學研究過程中，由于來自比較教育學理論之外的其他理論或學科話語影響過大，導致比較教育學理論“他者化”,出現向其他學科理論或學科話語傾斜的狀況，這是需要比較教育學研究者警惕的。
隨著社會科學的長足發展，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也不斷得到豐富，世界各國的教育現象與教育問題也變得更加錯綜復雜。比較教育學研究者要解釋教育現象，解決教育問題，需要選擇和吸收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在比較教育學研究中，比較教育學的理論與方法取決于研究的內容和任務，各種理論與方法應該結合使用。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在使用比較方法研究不同地域和不同時間的教育現象，并且從一個或更多學科領域（如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進行理論選擇時，不能固守一套特定的程序?！氨容^教育研究理論與方法不能限于某一學科或研究途徑，為了回答所要研究的教育問題，研究者應該開放地采取多種理論與方法。綜合運用多種理論與方法，有利于對所研究的教育問題獲得更全面、準確、深入的理解?！?/p>
因此，比較教育研究理論與比較教育學研究者的立足點應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袄碚摬粌H要為比較教育研究者追求主客觀的統一服務，而且還要為實現不同立足點上的研究者在視域和心靈上的主體間融合與交往服務，尤其是當這種研究跨越某種文化邊界的時候，視域的融合和心靈交往的實現就顯得更為重要。在比較教育研究中，選擇和運用某種理論的學理依據絕非僅限于實現主客觀的統一，而是包含更加紛繁復雜的邏輯聯系?！?/p>
三、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的意義
比較教育學需要秉持各學科之間并沒有必然邊界的學術胸懷，不必在自家門前懸掛一個“閑人免進”的招牌。當比較教育學不僅能用自身理論與方法解釋自我，而且還能選擇和吸收其他學科理論實現自我的時候，比較教育學才能獲得長足發展。
比較教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可溝通的原則是，在邊界跨越與學科互涉的框架體系內，比較教育學科的生長更具擴展的可能性。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與理論價值，它將有助于更好地解決民族國家的復雜教育問題，突破比較教育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的盲點。
（一）有助于解決民族國家的復雜教育問題
比較教育學理論選擇取決于比較教育學研究所要面對的教育問題和實現的目標。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合理選擇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解決民族國家的復雜教育問題的重要路徑。美國國際與比較教育委員會曾在發布的報告《理解他者與自我教育：從國際比較教育研究中受益更多》（Understanding Others,Educating Ourselves:Getting More from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中指出，目前“沒有一種單獨的比較教育研究方法可以回答關于別國教育怎樣運行的所有問題，成果最豐富的研究往往是結合了多重方法論的研究，一個采用了不同研究方法的多重分析結構能增強研究的全面分析的力量?！?/p>
民族國家教育具有復雜性特征，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僅僅憑借比較教育學單一的研究方法無法解決錯綜復雜的教育問題。比較教育學往往超越采用單一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選擇與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來解釋學校教育與社會的復雜關系。例如，現象學被借鑒到比較教育學的目的是為了關注民族國家他者學習體驗的內在結構，克服比較教育學之前研究的先入為主的偏見，克服之前較少探究他者教育生活的人本關懷，建構關注教育生活的學科，促使比較教育學探求教育本身，客觀透視他者，關注本體教育問題。解決民族國家教育問題應當關注教育背后的文化因素，把握文化模式，對錯綜復雜的教育現象進行深刻認識和總結，將人類學方法運用到比較教育學研究中，有助于比較教育學研究者凸顯民族國家教育問題的文化分析視角，為準確建構與描繪學校和課堂內部的教育現象提供了恰當的路徑與方式，同時闡明民族國家教育研究的利益結構。
（二）有助于突破比較教育學研究的理論盲點
近年來，我國教育類學術期刊發表的比較教育研究論文成果中，包括碩士學位論文和博士學位論文，選擇各種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對教育現象、教育問題以及教育規律進行跨文化比較的學術成果更加豐富，所選擇的理論與方法都為比較教育學研究提供了多維的理論視角或分析解釋框架。比如，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理論被運用到比較教育學，為比較教育學“公共空間”的建構提供了可能性，為消解西方文化霸權，消除“西方中心主義”,彰顯多元民族文化，促進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實現民族文化平等對話提供了平臺。通過各民族間平等對話展現各自獨特的文化，進行理性分析、解決共同民族國家教育問題的“對話空間”.此外，盛行于20世紀60年代對社會各個領域的現代化過程進行綜合研究而形成的現代化理論無疑也給這一時期的比較教育學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理論框架?，F代化理論是立足于西方社會，描繪與解釋傳統社會逐步轉變到現代社會的變遷歷程，同時內含著教育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的重大作用，為比較教育學研究者打開了新的視野。比較教育學研究者把現代化理論引入比較教育學，這直接導致現代派比較論的產生，開拓了比較教育學研究的新階段。
[參考文獻]
[1]陳時見。施瑞爾《全球互聯背景下的比較探究》及其比較教育方法論思想述要[J].比較教育研究，2009,（6）：1-6.
[2][10]何云峰。論科學理論的選擇[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3）：137-141.
[3]朱旭東。民族國家和比較教育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65-66.
[4][22]項賢明。比較教育學的文化邏輯[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11,315.
[5][7]王承緒，顧明遠。比較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1,103.
[6]朱旭東。論比較教育研究的跨學科性--比較教育亞學科群建構[J].教育學報，2011,（4）：4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