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授雖為大學所招聘,卻并不認可自己的“雇員”身份,其中的根源就在于,教授治校觀念為許多大學的立校之本。盡管美國大學已不再是歐洲原生態大學的學者社團,但大學創立者并沒有因此而唯我獨尊,教授治校的精神依然得到尊重。那么,美國大學權力是如何從創辦人董事會過渡到教授會手中的呢?這對于中國一流大學的建設意義何在呢?
當今中國許多大學不惜重金延聘名師,然而,大學建設畢竟不是布置風景,如果不能建立一種內生性活力機制,其終究不過是過眼云煙。耶魯大學治理結構的歷史變革,應該說非常富有啟發,這也正如美國著名的高等教育專家克拉克·科爾\\(Clark Kerr\\)贊賞,“在 美 國,是 耶 魯 率 先 將 大 學 的 權 力 賦 予 教師”。
一、創辦人耶魯董事會
作為教育機構的耶魯,其成立之初更屬于一場宗教事件。公理會1636年創辦的哈佛學院,本意就是要實現清教徒政教合一的“天國”理想。不料哈佛的發展卻是越來越走向寬容,一神論盛行,自由主義之風蔓延。在公理會看來,哈佛宗教思想失控的原因就在于世俗政府掌握了管理大權。這是因為,哈佛的最高管理機關校監委員會\\(Board of Overse-ers\\)成立之初就是由6位地方官員和6位公理會牧師聯合組織,更是鑒于學校財務的依賴,能夠主導哈佛命運的顯然屬于地方政府。
1701年9月,擔任哈佛第六任校長的公理會牧師英克里斯·馬修\\(Increase Mather\\)最終被辭退。以此為契機,并從哈佛走出的幾位牧師為主,共有十位公理會牧師決定另起爐灶再創新校。這一思路得到馬塞諸薩近鄰的康涅狄格殖民地政府支持,以使當地年輕人“可以學習文學和科學,為教會和國家服務”。為了實現宗教的純潔,同時也表明與哈佛的不同,學院創建者堅持自己的獨立領導,十位建校發起人自成董事會,成立所謂的“單院制”管理模式,區別于哈佛的“雙院制”管理。耶魯創辦之初既非大學,也 非 學 院,僅 僅 名 為 “高 等 學 校 ”\\(CollegiateSchool\\)。如此低調的名稱,一方面意味著當地殖民地是否有權批準成立學院法人的權力模糊,另一方面也表明,學校目的就是為了純正的宗教教育,無意過于張揚。盾牌形式的耶魯?；?在書本和緞帶圖案上分別寫希伯來文和拉丁文校訓———“光明與真理”,以示他們尊重古典的正統的基督教立場。
學校特許狀規定:學校托管人擁有學院所有權,并負責管理學院事務、有權按自己的意愿來做出各種規定。因此,盡管董事會推舉了亞伯拉罕 · 皮爾森\\(Abraham Pierson,1701-1707年任職\\)牧師作為校長\\(Recter\\),但實際的控制權依然掌握在十人的董事會之中。諸如學校在聘任教師、遴選校長以及定制教學內容方面,顯然都是董事會最終拍板決定。
隨著教派多元化以及宗教寬容思想的發展,各學院也是為了爭奪生源與社會資助等現實需要,逐漸放松了對宗教的要求。其重要的表現就是教會對學院控制的松動,這也表明多由牧師組成的董事會權力開始松動。特別是隨著宗教斗爭的加劇,董事會無暇顧及學校的事,校長就自然填補了這一權力地帶。此外,董事會領導通常實行多數表決制度,如果贊同與反對票數相同的情況下,校長則擁有最決定性的權力。
二、校長的權力轉換
第五任校長托馬斯 · 克萊普\\(Thomas Crap,1740—1766年任職\\)牧師執掌耶魯期間,是耶魯歷史上少有的校長執政時代,這也是董事會權力向校長過渡的時代。他對耶魯治理結構改革的重要標志就是修改了耶魯章程。新章程不僅再次明確了學校的法人地位,而且明確將校長納入到了董事會。校長的稱呼也從過去的“Recter”改為 “President”,以示權力的增強。實際上,“Recter”為歐洲大學校長的通常稱呼,不過,歐洲大學的傳統是教授治校,校長權力并不突出,重大事務都是教授會來決定。哈佛校長亨利·鄧斯特\\(Henry Dunster\\)最先采用了“President”稱謂,個人也從幕后走向了前臺,權力大振?？巳R普再次以“President”來稱謂自己的工作,有哈佛立此存照,一切不言而喻。
托馬斯·克萊普在耶魯歷史上被認為是一位“有影響和無所畏懼的人物”。他執意擴大校長權力,應該說是當時的形勢所迫?？巳R普上任之際,正是殖民地“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的高漲時刻。這是一場宗教復興運動,其源于殖民地世俗化發展所帶來的宗教淡化以及相應的道德虛無?？巳R普校長最初同樣是熱切地期盼這場運動能夠帶來民眾的宗教復興。然而,這場宗教復興并沒有沿著他所設想的方向復興,而是進一步導致了宗教的多元化,引發了公理會以及長老會新舊派別的分裂與沖突。新的宗教混亂局面,也令殖民地政府大為不安。因此,與殖民地政府的立場一樣,克萊普堅決抵制“大覺醒運動”。他重新將耶魯學院定義為宗教社會,認為學院“比其他任何宗教社會優越,鑒于教區是培養普通人的社會,學院就是神職人員的社會,培養擔任神職工作的人”。托馬斯·克萊普為了進一步推進耶魯的正統宗教傳統,1753年他又要求所有的教職員工遵守更嚴格的信仰聲明要求,而且還保留有可以詢問、評估和解雇任何宗教信仰值得懷疑教員的權力。對于學生,他更是嚴加管理,要求學生只能在校內參加他所主持的禮拜活動,禁止學生到校外教堂。的確,克萊普校長執行的是一種嚴格的宗派主義,他執掌耶魯的27年也一直以思想保守而著稱。
然而,校長一權獨大的發展,最終導致了不良后果的出現。例如,1741年耶魯的一位學生因宣傳“大覺醒運動”并指責導師而被克萊普校長開除,兩位教師為其求情卻依然于事無補。正是這兩位教師,一氣之下另外創辦了新澤西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前身\\),所謂“如果沒有這一件事,新澤西學院根本不可能成立”。此外,由于克萊普校長堅持正統的宗教檢驗,并為此解雇了一些有異端嫌疑的教師,疏遠了很多的朋友。甚至有批捐贈的圖書,也因為有異端的嫌疑而被其拒絕。這時,殖民地立法機關發出了切斷資金來源的威脅,學生開始出現了流失。
一些人要求殖民地政府出面干預校長的專斷行為,發揮政府的“視導人”\\(Vistors\\)權力,并由此引發了耶魯歷史上著名的“公堂大戰”。殖民地政府試圖干預耶魯的行為,引起了克萊普校長的強烈回應,他將問題提交到了法院裁判。他們爭論的焦點在于,政府是否有權進行這種干預行為?？巳R普校長堅稱,殖民地政府雖然對學院有投資,但這種投資并非意味著合伙人。耶魯法人成立在先,政府投資屬于一種資助行為,是一種值得感謝的贊助。法庭上他振振有詞,載譽而歸。然而,他畢竟積怨過久,樹敵太多。到了1766年,克萊普校長在一片反對聲中宣布辭職,耶魯隨之結束了歷史上少有的校長個人時代,其本人也在幾個月之后離開人世。
此后的校長,大概是吸取了克萊普校長的教訓,注重個人威信的樹立和師生和諧的營造,少有鋒芒畢露。特別是美國獨立后,注重與地方政府的和睦相處,追求更多的資金援助,成為了學院發展的基本策略。
1817年 耶魯迎來了其第九任校長杰 里 邁亞·戴\\(Jeremiah Day\\)牧師。戴校長是耶魯數學與自然哲學教授,也是19世紀上半葉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倡導者。不過,其在大學史上的名聲,主要源于其1828年任校長期間所頒發的《耶魯報告》。在當時大學課程改革亂紛紛的年代,該報告強調了古典教育的意義而穩定了教育局面。這也使得人們對耶魯產生了保守主義的印象。然而,保守的耶魯又是如何締造世界一流大學的呢?
其實,耶魯的教育立場雖然有時保守,但是他們對于教育工作毫不保守,甚至還比較“敢于出手”。
耶魯在學校的人力資源建設方面毫不吝嗇,1802-1805年先后又聘任了本杰明 · 西利曼\\(BenjaminSilliman\\)、杰里邁亞·戴和詹姆斯·金斯利\\(JamesL.Kinsley\\)三位教授,這在當時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教授陣容。后來杰里邁亞·戴教授出任校長后,對于西利曼和金斯利等同事非常尊重,逐漸恢復了耶魯過去的教授咨詢制度,甚至直接讓教授們負責各自學科的發展和建設[6]。當然,也有人認為杰里邁業·戴缺乏調配事情的能力,將所有教授當成可以商量的對象。無論怎樣評說,戴校長的民主作風頗得人心,執掌耶魯長達29年,這也創造了耶魯校長任期之最,而且其退位之后又被挽留作校董事。
三、教授會立法
戴校長之后,老同事西奧多·德懷特·伍爾西任校長,“問政”教授的治校模式在耶魯得到廣泛的認可并基本固定下來,這也贏得了董事會的尊重。
經過這樣接連三任校長的堅持,耶魯董事會逐漸疏于校務管理,教授會治校漸成氣候。沒有教員們的推舉或贊同,即便是董事會也難以采取任何行動。
沒有教授同意而不得任命教授或者與教學相關的管理人員的原則,可以說自此一直耶魯人被小心謹慎地呵護著。到亞瑟·哈德利牧師\\(ArthurT.Hadley\\)任校長時,耶魯“教授會立法,校長同意,校董會批準”的格局,基本上成為大學慣例。后來經耶魯董事會的同意,耶魯每個學院都設置了教授會,并規定每增加一個研究生院或系,就增加一個教授會。耶魯學院和文理研究生院的全體教師則構成了文理科教授會\\(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耶魯教授有職有權,工作順心,對學生也格外關心他們樂于花費更多的時間去與學生交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養,充分發揮了教授的管理以及學術能力,體現了耶魯的人性化管理。在耶魯大學,院系一級的課程設置、教學組織等較為具體的學術事務往往由教授或學術人員自己負責。同時,教授治校的傳統也使耶魯形成了學術自主、中立、自由的良好風氣。此外,教授們還可以通過校評議會或教授會等校級學術機構,直接參與學校的管理。所以說,在耶魯,教授就是學校的主人,即是管理者,也是教學者、研究者。也正是這種教授治校的傳統,為耶魯節約了龐大的行政人員隊伍,乃至專門的行政大樓。
如今,盡管法律上校董會是耶魯最高權力機關,但耶魯的治理特點在于,大學的具體工作卻是以其12個學院為基本單位進行的。各院的政策方針都是由教授會制定,后經校長或教務長推薦,校董會審批。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徽幟和風格,獨立開展教學、科研及其他活動工作。特別是在耶魯學院,教授會是管理耶魯學院的“終極權威”,每個教師都是代表,共合體的活動由每個教師親自參加。
四、教授治校:學理分析
當然,對于耶魯是否真正實現了教授治校,人們還有不同的理解。這是因為,即便教授有了很大的自主權,作為法人的耶魯董事會也并非就是橡皮圖章。教授雖然在教授理事會或者評議會中享有發言權,這也只是在院系人事安排上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因之可以說,教授爭取“教授治?！钡亩窢幉]有取得實質性的勝利,或者只能說是耶魯教授與董事會的合作。然而,無論何種程度上來理解教授治校,美國大學的治理,普遍地從創辦人轉向執行人校長,乃至 “局內人”學者,這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學者羅伯特·伯恩鮑姆\\(Robert Birmbaum\\)發現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美國學院的早期,規模有限,校董大多也為牧師,基本上是在忠實地執行學校創辦人的職能。隨著學院事務的繁雜,他們就將一些實際的權力賦予了校長。隨著學術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學校的一些課程、學術與人事權力進而放權給教師們?；谶@樣的歷史背景,對于法律上的董事會 權 力,如 今 學 校 各 方 人 員 似 乎 都 有 主 張 的根據。
實際上,美國大學教授爭取權力的故事由來已久,耶魯并非個案。哈佛教授爭取權力的斗爭,也是比較具有歷史意義的。從18世紀早期在“雙董事會”之外就萌生了被稱為“直接管理者”\\(ImmediateGovernment\\)的第三方組織,作為獨立力量的教授們發揮著校管委會所賦予的“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ary\\)。有證據表明,這種教授會早在1708年就已出現,1725年的活動已被正式記錄在案。
1824年,哈佛9名教授聯名抗議教授被排除決策機構之外,董事會經過認真考慮后,終于接納了一名教授代表進入董事會,并修改了哈佛章程,賦予教授負責學生考試、選拔以及教學有關的權力。這充分反映了美國當時教授地位的提升以及自我意識的覺醒。
應 該 特 別 注 意 的 是,曾 在 查 爾 斯 頓 學 院\\(Charleston College\\)擔任10余年校長的圣公會牧師賈斯珀·亞當斯\\(Jasper Adams\\),1837年最早系統地論述了教授治校的原則,對美國高等教育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賈斯珀·亞當斯認為,美國當時之所有尚沒有能夠持續繁榮的高校,主要就源于董事會不愿意向那些應當屬于自己位置的教授、地位、尊嚴、榮譽及其影響所讓步。相反,那些教學與管理最大程度地向教授傾斜的院校則最顯生機。歷史證明,董事會粗暴干涉高校管理的事例全是失敗的。
他認為,盡管就教師與董事會關系的法律地位而言是模糊的,但就這種法律和道德關系應當如何處理,他有著自己的清晰理論。建立在董事會法人實體基礎上 的 教 授 會,形 同 于 準 法 人 \\(quasi-corpora-tion\\),就任何學院的內在特性而言,他們都是該實體機構的管理者。他曾提出,學院的目的,并非僅僅為了法人的存在,而是為了使得讓法人組織更好地聚攏學者及優質教育。既然其目的就是聚賢匯能,若再讓這些英賢屈尊于董事會,這就有些不合常理了,本末倒置,目標與手段錯位。就公眾的理解而言,教授自然擁有學習優劣的獎懲權力,他們自然有權選擇自己的方法、機構及組織,但他們若無權就無責任可言。因此,董事會不應直接介入高校的教學與管理。在他看來,教授與董事的關系,并非是工人與老板的關系,而應是律師與客戶或者牧師與教堂的關系。個人在這種關系中保留著某些特定的技術、經歷和質量,從而使其居于建議、某種意義上指導客戶的地位。
歷史證明,耶魯的教授治校精神,對于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研究認為,到了1830年,至少東部那些發展較好的學院,新教師的招聘基本上都需要經過教授會的推薦。當然,美國教授權力地位的最終確立,更是得益于20世紀以來美國大學教授會\\(AAUP\\)的成立以及其所發出的一系列原則聲明。特別是其1967年所發表的《關于學院和大學治理的聯合聲明》,提出了共同分擔責任的治理思想。其在任何董事會和校長合法權力的同時,又明確提出教師應當對課程、教學、教師地位以及學生生活的學術方面等事項負有首要責任\\(pri-mary responsibility\\),這就是說,除非特殊的例外情況,董事會和校長應當同意教師的判斷。應該說,特別是隨著20世紀60年代教師工會和集體談判制度的逐步興起,無論是美國大學教授自身的工資、福利,還是有關的學術晉升與科研管理,在與董事與校長的權力角逐中,美國大學教授應該說至少贏得了“三分天下”的權力制衡。更為可喜的是,賦予教師權力,這在美國不僅僅是大學的改革,也成為了中小學教育改革的思潮。近些年美國基礎教育界興起“賦權增能”\\(empower\\),正是教師權力 與地位的回歸。
現代大學的建設,需要大師,也需要大樓,更需要能夠將大師和大樓凝結在一起的軟件環境,這就是現代大學制度。美國大學的歷史演進中,管理重心逐漸下移,逐漸尋找到了大學發展的活水源泉,形成了董事—校長—教授分工協作的權力制衡機制,這才贏得了如今的世界一流。中國社會向來等級鮮明,特別是在教師聘任制改革的背景下,視教師為“雇員”,潛意識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教師的權力及其地位始終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如果說民族振興的希望在于教育,那么,教育的希望在于教師。能否真正尊重并賦予教師的“當家作主”地位,這正是教師的動力之源?？梢哉f,教師賦權就意味著教師生產力的解放,這才是教育振興的根本所在。
參考文獻:
[1]Clark Kerr.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2]Brooks Mather Kelley,Yale:A History[M].Yale UniversityPress,1974.
[3] [美]勞倫斯A.克雷明著.美國教育史\\(2\\):建國初期的歷程[M].洪成文,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4] 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美國著名大學今昔縱橫談[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