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國務院決定“進一步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又一次引起社會對我國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現象的廣泛關注。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農村籍大學生的比例僅為17.7%，而在20世紀80年代，這一比例達30%以上，這表明，近30年來，農村籍學生在大學生源中的比例下降了近一半。
不僅如此，在重點大學招收的新生中，農村籍大學生所占比例同樣呈下降的趨勢。例如，北京大學新生中農村籍大學生所占比例從1978—1998年間的20%—40%，下降為2000年以后的10%—15%。
一項針對北京理工大學在校本科生的家庭背景調查表明，在2003級本科生中，農民子女僅占10.6%。
關于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的原因，學者們從教育成本、教育收益、大學生源的城鄉比例、城鄉教育差距等角度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成本提高、高等教育收益減少、農村適齡青年人口減少、城鄉教育差距擴大等。無疑，以上觀點各從某個側面揭示了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的成因，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合理性，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忽視了一個事實: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現象在2000年以后更為顯著，而2000年以后也正是我國大學生就業問題日益突出的時期，那么，“大學生就業難“與“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是否具有某種聯系呢?本文試圖從大學生就業難的角度，探討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現象的成因，并提出相應對策，以提高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促進高等教育機會公平。
一、大學生就業難影響城鄉大學生比例的作用機制
邏輯上，“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的另一面是“城鎮籍大學生比例上升”\\(兩者概念不同，前者是一個動態現象，后者是一個靜態現象\\)，從教育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現象的本質是“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擴大”。教育需求包含教育消費性需求和教育投資性需求兩方面，需求不同于需要，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因此影響個人高等教育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高等教育收益\\(包含經濟收益和非經濟收益\\)、高等教育投資風險、高等教育成本\\(大學學費等\\)、家庭收入水平等，其中，教育收益和家庭收入水平與教育需求是正相關，教育投資風險和教育成本與教育需求是負相關。
城鄉戶籍大學生比例取決于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程度。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城鎮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高于農民，因此城鎮居民高等教育需求更加旺盛，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客觀存在。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越大，城鎮戶籍大學生比例就越高，農村戶籍大學生比例就越低?？梢?，在其他條件基本不變的情況下，農村戶籍大學生比例的變化，取決于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的變化。
在影響高等教育需求的因素中，教育的經濟收益、教育的非經濟收益和教育投資風險是三個重要方面，而大學生就業難對教育經濟收益和教育投資風險產生直接影響，大學生就業難意味著教育經濟收益降低，教育投資風險增加，但是對教育非經濟收益影響不明顯。從一般意義上看，大學生就業難將降低高等教育需求，表現為高考棄考現象。有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大約有80萬名高中生放棄高考，隨后棄考人數以每年接近10萬人的速度在增加，到2013年這一數字上升至100萬人。但是，具體到城鄉居民，由于二者教育收益和風險偏好具有不同特征，因此二者高等教育需求受大學生就業難的影響程度不同，農村高等教育需求減少更顯著。據重慶市招生自考辦公室的統計，2009年有上萬名高中畢業生放棄高考，其中不少來自農村學校。高考棄考者絕大多數來自農村，必然導致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擴大，從而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
上述分析表明，大學生就業難對于城鄉居民的高等教育經濟收益、高等教育非經濟收益和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影響不同，導致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及農村籍大學生比例發生變化，其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
因此，可以從以上三個方面來深入分析大學生就業難對農村戶籍大學生比例的影響。
二、大學生就業難與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高等教育經濟收益的視角
從教育經濟收益的角度看，大學生就業難意味著教育經濟收益下降，但因為社會資本在大學生就業競爭中產生了影響，相對于城市家庭而言，農村家庭擁有的社會資本相對更少，其子女就業質量更低，因此，其高等教育投資的經濟收益更低，對減弱其高等教育需求的影響更明顯，從而降低了農村籍大學生比例。
關于社會資本對就業的影響，國內外有大量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茽柭J為，社會資本包括社會團體、社會網絡和網絡攝取三方面，將社會資本應用到家庭之中就是家庭可以利用其擁有的社會關系在孩子的就業中獲得更多的就業信息。美國學者林南認為，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中，人們在求職過程中也仍然更多的借助于社會網絡途徑，通過社會資本來尋找新工作。在求職過程和結果中，社會資本的作用甚至超過了人力資本的作用。勞動力市場上信息傳播的不對稱性，求職者往往不能得到有關職業的充分信息，而自身的全部情況也不能被雇主所認知。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社會關系在提供信息和信譽保證方面就可以充分的發揮作用。社會關系能夠幫助個人向單位選擇者說明自己的信息如何符合其崗位的條件，引起雇主的特別注意。因此，大學畢業生如果借助社會關系網絡找工作時會更有效率，更能節省成本。2006年，社會調查所\\(SSIC\\)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沈陽、哈爾濱等地的2000多名公眾進行問卷調查，在調查中提出社會關系因素是否造成了大學生就業的壁壘，53%的學生和家長認為能力與社會關系相比，后者對就業影響更大，而24%的畢業生表示由于自己沒有社會關系而跟自己喜歡的工作無緣。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社會資本之所以能夠影響大學生就業，原因是:一方面，大學生就業不僅是大學生自身的行為，也是家庭投資行為，絕大多數父母都希望子女找到理想的工作，所以他們自然會竭盡全力動用社會資本幫助子女就業，于是產生了大學生就業對社會資本的需求。另一方面，經濟學假定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在行為決策時，都具有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動機，用人單位領導也不例外，正是這一理性動機產生了影響大學生就業的社會資本供給。
這是因為，當前的勞動力市場是典型的買方市場，用人單位相對于大學生求職處于主導地位，假如兩個大學生求職者A和B在能力、專業等人力資本條件相當，但社會資本差異明顯，其中A的父母與用人單位擁有雇傭選擇權的領導C具有一定的社會關系，那么，對于用人單位領導C而言，他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自然傾向于錄用大學生A，甚至即使A的人力資本條件稍遜于B。因為優先聘用大學生A將給他自己帶來額外的某種私人利益，而這是聘用大學生B所難以獲得的。這一現象在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招聘過程中并不鮮見。事實上，這種就業競爭明顯不公平，嚴重損害了社會資本匱乏者的利益。
社會資本不可避免的影響著大學生就業競爭，尤其是隨著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社會資本的影響力就越大。由于大學生還沒有工作經歷和相應的職位，大學生難以依靠自己獲得社會資本，所以家庭、尤其是父母的社會資本是大學生社會資本的主要來源，當今，大學生就業中“拼爹”現象屢見不鮮，這種現象被稱為大學生就業進入“家長就業時代”。但是，一般來說，城市家庭的社會資本明顯優于農村家庭。那些出身于農村家庭的大學畢業生由于社會資本的缺乏，較少能得到親友的幫助，在就業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往往從事著報酬較少或者工作環境較差的工作。而來自城市家庭的大學生可以利用其父母的社會資本，更有效的獲得就業信息，對用人單位領導的聘用決策產生有利于自身的影響，從而在就業競爭中勝出。大量研究也表明，社會資本良好的大學生不僅就業率更高，而且就業質量更優。例如，父母的職業狀況不同，畢業生的就業落實率有很大差異，父母職業為行政管理人員、各類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者其子女的就業率高于父母為農民、無業、半失業者的子女，且行政管理人員子女的落實率比農民子女高14個百分點。有研究發現，來自不同階層的2008屆大學畢業生的月收入明顯不同，大學畢業生的家庭階層越優越，月收入就越高，出身于農民工和從事農業勞動者家庭的2008屆畢業生的月收入明顯位于最低收入水平的行列\\(表1\\)。根據本課題組2009年的一項針對全國15所大學、2393名應屆大學畢業生的調查，城鎮戶籍大學生的平均月起薪\\(2563.4元\\)也明顯高于農村戶籍大學生\\(2262.7元\\)，二者相差300余元。
可見，在社會資本參與大學生就業競爭的背景下，社會資本不足的農村家庭大學生就業尤其困難，以至于農村家庭的子女通過高等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換言之，農村家庭子女通過接受大學教育改變人生命運的難度增大，其高等教育投資的回報更低，甚至是血本無歸、“因教致貧”，于是更有可能放棄高等教育投資需求。而城市家庭大學生因為擁有較多社會資本，就業相對容易，其高等教育收益較容易彌補其教育投資成本，城市居民更可能繼續支持子女接受更高層次教育，導致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擴大和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
三、大學生就業難與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高等教育非經濟收益的視角
教育收益不僅包括經濟收益還包括非經濟收益。
或許是因為教育的經濟收益更容易量化衡量，同時對個人收入有重要作用，教育的經濟收益受到教育經濟學家更多的關注，但是教育的非經濟收益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們產生教育需求的重要原因，如果說為了獲得教育的經濟收益而產生的教育需求屬于投資性需求，那么，為了獲得教育的非經濟收益的教育需求就是消費性需求，二者能夠分別滿足個人的各種需要，給個人帶來效用和收益。
教育的非經濟收益主要表現在消費性收益、非工資性勞動力市場收益、健康收益等方面。教育的消費性收益包含兩層含義:首先，受教育期間的消費性收益;其次，完成教育后的消費性收益。受教育期間學生在校學習能夠滿足個人的求知欲望，學校提供了與同齡人交往的機會，同時學生在校期間可以參加各種文體娛樂活動，滿足了學生精神方面的追求。學生接受完教育之后踏入社會，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能夠從閱讀、藝術欣賞、思考活動中獲得更大的精神享受，這些就是完成教育后的消費性收益。教育的消費性收益也表現為:優化消費觀念，增強理性消費，提高消費能力，豐富消費方式，從閱讀、藝術欣賞、思考等活動中獲得更大的精神享受。教育的非工資性勞動力市場收益不僅僅體現為高工資的收入，還表現為舒適的工作環境、個人理想和價值的實現程度、個人在工作中的受尊重程度、更高的社會地位、更高的社會福利等。健康收益是指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注重搜集和學習健康方面的知識和信息，更加注重營養，能夠更有效地避免不健康行為，有效地利用醫療手段，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健康狀況更好。大量的調查也表明，個人的受教育水平與健康水平呈正相關。
根據經濟學的效用最大化原理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會首先滿足物質需要，然后追求精神需要的滿足，這樣才獲得最大化效用，才是理性選擇。顯然，高收入階層的物質方面比較富足，因此對精神方面的需求更加迫切，體現在高等教育需求方面，低收入階層更加偏好教育的經濟收益，與之對應的是教育的投資性需求，高收入階層更加偏好教育的非經濟收益，與之對應的是教育消費性需求。2008年4月達州市的一項大學生就業意向調查，73.53%的貧困生從大二、大三開始關注就業信息，比非貧困生高6個百分點。這一數據間接反映出，高收入家庭更偏好教育的非經濟收益，而低收入家庭更偏好教育的經濟收益。
毋庸置疑，相對于城市家庭而言，農村家庭的收入和財富水平更低，大多屬于低收入階層。表2顯示，2000—2011年間，我國城市居民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遠遠高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二者的比例保持在2.8—3.3之間，絕對收入差距也逐年擴大，從2000年的4027元增加到2011年的14833元。根據經濟學的效用最大化原理，農村家庭更可能偏好教育的經濟收益，城市家庭更可能偏好教育的非經濟收益。由于大學生就業難主要導致高等教育的經濟收益下降，對高等教育的非經濟收益的影響并不明顯，因此，在大學生就業難背景下，相對于城市家庭而言，農村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效用減少的更多，對降低其高等教育需求的影響更大，導致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擴大和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
四、大學生就業難與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視角
風險指的是一種遭受損失的可能性，與物質投資一樣，包括教育投資在內的人力資本投資也存在風險。事實上，人力資本的特殊性決定了投資人力資本的風險高于其他項目的風險，這是因為，一方面，由于教育的周期性，?？粕捅究粕鷱娜雽W到畢業需要3—4年時間，而市場的需求狀況在3—4年之間很可能發生顯著的變化，甚至一些在大學入學時的稀缺、熱門專業，到畢業時達到飽和，可見，人力資本也受市場波動、制度變化、信息不完全等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資本依附于人本身，不能買賣、轉讓和繼承，而人的身體可能遭受到生命安全及健康方面的意外侵害，會降低人力資本的收益能力和相應的人力資本價值?？梢?，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具有客觀性，有學者將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分為依附性風險、選擇性風險、失業性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等方面，而大學生就業難是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一個重要表現。
風險是影響投資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風險的增加將導致教育投資的減少。Levhari和Weiss通過構建人力資本形成的兩期模型，從理論上證明，在增大風險的假設下，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增加必然會減少投資水平。但是，不同個體對風險的態度是不同的，可分為三種類型:風險偏好型、風險中立型和風險厭惡型。顯然，相對于其他兩種類型，風險偏好者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受風險的影響更小。
財富水平是影響風險態度的重要因素，相對于低收入階層，高收入階層具有更強的風險承受能力，因此更傾向于偏好風險。因為風險本質上是一種損失的可能性，同樣額度的損失，對于高收入階層的重要性遠遠沒有低收入階層那么大，所以所受影響更小。
總之，家庭收入越高，更容易偏好風險，對于高等教育投資風險也不例外。這體現在對大學專業的選擇上，低收入階層更愿意選擇風險較小的專業，而高收入階層更愿意選擇風險較大的專業。有研究發現，個體財富越多，越容易選擇富有風險性的專業。鐘宇平、雷萬鵬的研究表明，中國農村學生、家庭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更愿意選擇農、林、師范類專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與其他類型的高校畢業生相比，農、林、師范畢業生具有相對穩定的就業前景，而低收入家庭學生風險規避的傾向更明顯。武漢大學的調查顯示，該校的“熱線學科”專業，農民和工人子女的比例低于其在總體中的比例，而在“基礎學科”專業中情況則相反。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則更多地進入了“熱線學科”，三者相加在“熱線學科”中的“計算機科學”中達59.4%，在容易與“國際接軌”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專業中竟高達80%左右，幾乎形成壟斷地位?？梢?，出于回避風險的心理，農村家庭更愿意選擇一些風險系數相對較低的專業，而城市家庭更可能承擔學生的教育風險，選擇競爭激烈、教育回報率高的專業。以此推理，隨著大學生就業難度加大，高等教育投資風險上升，基于投資風險偏好的不同，農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需求比城市家庭減少更多，導致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擴大。
總之，大學生就業難增加了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相對于城市家庭而言，農村家庭由于收入和財富較少，承受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能力較弱，其高等教育投資更可能屬于風險厭惡型，當高等教育投資風險上升時，農村家庭更可能減少高等教育投資需求，導致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進一步擴大和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從高等教育經濟收益、非經濟收益和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角度看，大學生就業難導致高等教育需求的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和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下降，原因在于城市家庭的教育經濟收益更大、更偏好教育的非經濟收益和承受教育投資風險的能力更強，其高等教育需求受大學生就業難的影響相對較小。這將加劇城鄉間的高等教育機會不均衡和社會階層固化。因此，亟需縮小城鄉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提高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以促進高等教育機會公平。
首先，降低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增加高等教育收益。為此，需要政府、高校和大學生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控制高等教育規模、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優化專業結構、大學生自身努力增強綜合素質、提升就業競爭力，以降低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提高大學畢業生工資水平。
其次，促進就業競爭公平，縮小城鄉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質量差距。為此，需要盡可能健全政府、企事業用人單位的招聘程序，堅持公開、公正、公平原則，盡可能削弱和消除社會資本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影響，削弱農村家庭因社會資本不足而產生的就業競爭劣勢，以實現就業公平競爭。
最后，政府應完善大學生資助制度，增加助學貸款投入，避免農村家庭子女因貧困而放棄上大學。國家助學貸款制度對于幫助貧困農村大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具有重要作用，應該增加針對貧困大學生的助學投入、完善“獎、助、減、免、貸”等多元的資助體系，確?！懊恳粋€大學生不因貧困而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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