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大學四年花光了我們少得可憐的積蓄,還讓我們背上了近 3 萬元的貸款,孩子畢業了卻無法就業,按照現在的家庭收入,10 年也還不清貸款?,F在孩子年齡也不小了,考慮到孩子的成家立業,我們真是愁上加愁??!”一位鄉村的大媽對我嘮叨不停。
國家基礎教育階段“兩免一補”政策的成功實施與有效推進,中國社會最龐大的弱勢群體———農民工群體子女接受基礎教育的經濟負擔空前減輕,他們可以用節省的財力投資或改善生活質量,社會良性效應已初步顯現。但是,隨著高等教育體制變革中“市場”因素的逐漸介入,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不斷被抬高,農民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總體成本越來越高,負擔越來越重,甚至出現了為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透支整個家庭 10 年左右生活水平的現象,嚴重阻礙了農民工群體生活質量的提高,進而阻礙了中國農民工階層的進一步分化與階層變遷。
一、農民工階層子女教育投資負擔沉重
當前,很多農民憑直覺舉全家之力為子女能夠接受高等教育創造條件,甚至不惜透支未來成十年的生活質量,迫切希望其子女通過教育脫離農村,借快速城鎮化的浪潮改善未來生活。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流動人口已達 2.61 億,其中將近 80%為農業人口。另據 2010 年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 2.4 億農民工中有約 1.5 億為外出務工人員。農民工已成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等產業的主力軍,可以說整個城市的運行已無法離開農民工的辛勤勞動了。進城務工農民工在尋找自己謀生途徑的同時已形成了全新的生活方式,特別是“農二代”,在城市生活、成長過程中養成城市居民生活習慣的同時基本喪失了回鄉務農的能力。相當一部分在農村長大的農民工子女,因為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和務農經歷的減少,從父輩身上繼承的農業知識和務農技能匱乏,也基本失去了從事傳統農業生產的能力。顯然,耕地的相對減少和農業技術含量的提升,以及農業生產的規?;图s化經營直接導致大量傳統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可以適應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村小城鎮發展的需要繼續留在農村的只能是一部分勞動力,現代農業與服務業的發展需要的是大量“有文化、懂技術”的從業人員。
其實農民階層對其子女不計成本的、幾近“非理性”的教育投資就是對這一趨勢的回應,加之自身務工生活的艱辛體驗和較低的“就業保障性”讓農民工投資子女教育的動機更為強烈。
文章開頭這位大媽的敘說是作者在西部某省農村訪談時遇到的真實個案,隨著訪談的深入,問題進一步呈現。其一,第一代農民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使其家庭背上沉重債務的情況非常普遍。第一代農民工接受的教育往往比較少,他們無法從事高附加值的職業,很多都只是靠出賣體力維持生計,工資水平并不高,無法有效改善生活質量,加之務工環境限制,他們經常超負荷勞動、風餐露宿,很多農民工 40 多歲時已身心俱損,不得不返回農村。若此時家庭有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家庭負債幾乎不可避免。其二,中國第二代農民工家庭因投資教育導致生活水平低下更為普遍。農民工樸素的思維與憑感性認識辦事的風格,他們認定教育是唯一可以使自己的子女獲得更好生活水平的保證,甚至透支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心甘情愿。西方教育經濟學家關于教育預期收益及成本補償等理論幾乎無法解釋中國第二代農民工家庭的教育投資現象,教育經濟學家認為教育成本和預期收益會影響接受教育的動機與入學率。但是很多第二代農民工家庭的教育投資行為是非常執著且不計成本與未來回報的。例如許多年輕的父母為了使自己的子女接受學前教育,他們舉家搬遷到城市棚戶區,家庭中一個成員專門負責照顧上幼兒園的子女。
除去私立幼兒園三年收取的高額費用外,他們因為在城市生活而產生的生活費用和機會成本都比在農村地區生活要高很多,與他們的總體家庭收入相比更是高得驚人。另外,為了讓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即使是費用昂貴的私立大專、本科層次的學校也一定要支撐下來,負債也在所不惜。但是在訪談中發現,至于子女畢業后的教育投資成本回報,絕大多數人表示沒有具體期望或從未考慮過,只是直覺告訴他們受過學前教育與高等教育總會稍微好些,這樣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去做。
二、政策性教育成本補償機制:農民工群體的迫切愿望
研究結果揭示,教育,尤其是學前教育和高等教育已成為農民工家庭的最大經濟負擔,嚴重影響他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從長遠和全局來看,沒有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的富裕,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不可能實現。因此,投資農民工群體的教育事業刻不容緩,但短期內政府和社會能為他們做什么且通過什么渠道來緩解農民工家庭因教育帶來的經濟負擔呢?有效解決這一問題,不斷促進教育機會均等與平等化,是政策性教育成本補償機制理論的出發點和歸宿。
政策性教育成本補償機制是指當前社會條件下,教育成本的補償不僅僅單純靠“教育投資———收益”的公式實現,更從國家政府出于宏觀社會發展需要出發制定的政策性補償實現,尤其是教育投資收益的弱勢群體。政策性教育成本補償機制是針對傳統教育投資收益理論而提出。單純的“教育投資———收益———教育成本補償”理論教育投資收益率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社會財富與收入分派機制的不平等使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社會制度條件下教育投資的社會總收益率與個人收益率之比存在很大差異,甚至同一條件下,相同教育投資的個體收益率也存在很大差別。這種差別的造成如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育投資個體的社會背景,則社會公平性問題不得不引人深思?!叭藗兊慕洕匚辉诤艽蟪潭壬先Q于他們在國家再分配體制中所處的位置,因而他們的經濟利益取決于他們在國家再分配體制中的權力地位,以及他們接近被國家高度集中的資源的途徑和機會的大小,而教育對經濟收益沒有顯著影響”。在中國,最龐大的社會群體,農民工階層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源之一,但農民工群體卻成為“教育投資———收益”公式的弱勢群體,并因此帶來一系列不良循環?!暗褪杖爰彝ゴ嬖陲@著的收入代際傳遞性,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明顯低于高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無法平等享受社會發展帶來的福利,絕大部分農民工成功變遷為中國未來社會中產階級的理想勢必會化為泡影。而沒有中產階級的發展與壯大,我們的社會發展中長期目標如何實現。
三、政策性教育成本補償機制的實施與完善
面對農民工群體的迫切需要,我國政府已經做出了強有力的政策回應,且取得了良好成效,得到民眾的認可與好評。
政策性教育成本補償的三個方面———就學期間教育成本補償、優先就業政策、補償性教育資源購置與共享,我國政府已經進行了有益嘗試與推廣,取得了良好社會效應,但在實施過程中還存在機制方面的欠缺,甚至出現了人為的政策扭曲與干擾。進一步明確理念、統一認識、完善機制、有效推廣,必將對我國社會穩定與進步產生廣泛的積極影響。
(一)就學期間教育成本補償
在義務教育階段,我國實行了廣泛的“兩免一補”政策,其投資最大,范圍最廣,受益人群最多??赡軐τ谏鐣辉kA層來說僅僅是錦上添花,但對農民工群體來說,是實實在在的雪中送炭,是他們感受到的社會發展與進步帶來的最大福利,盡管這很大程度上都是他們自己創造的、自己應該得到的福利。與千年農業稅的廢除同為農民階層茶余飯后津津樂道的話題,他們說“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他們真切地感受到了。當然,在學前教育階段、高中階段以及高等教育階段,盡管政府設立了很多獎學金和貧困補助金,但由于覆蓋面較窄以及實際操作過程中的主客觀條件限制,使得整個農民工群體的總體獲益并不十分理想。獎助學金“資助標準不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變得有可能更不利于家庭困難學生,資金來源地方化和有關資助人數的規定變得相對模糊,運營機構尚未制度化,把民辦高校學生納入資助范圍但缺乏相應的合理制度設計”。在訪談中很多有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農民工家庭父母談及高校獎學金與貧困生補助覆蓋面太小。不過,有子女接受中等或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農民工家庭父母提到政府補助學費的比例超過一半,但也有很多抱怨職業學校在執行學費減免政策的過程中舞弊。
(二)優先就業政策
近年來我國部分地區實行“三農”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相同條件下優先就業或一定條件下無原則就業(政府協調安排)政策,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貧困農民工家庭投資高等教育的成本補償問題,保證其家庭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一政策立足于教育投資收益弱勢群體,對于促進教育投資收益的公平具有開創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不過,這一政策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很多人為的干擾與破壞,實施效果因地區而異。優先就業政策的覆蓋面有待進一步擴大,實施標準與管理規范有待進一步加強。
(三)補償性教育資源購置與共享
教育質量的差異也嚴重影響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同樣的教育投資可能因教育質量問題而增加成本或降低收益率。有研究揭示,城鄉教育質量的差距近年來不斷擴大,就拿高等教育階段城鎮生源與三農生源在校學生比例失衡持續加劇來說,其主要原因在于城鄉教育資源、師資質量的差距直接導致的高等教育入學前教育質量的不均衡。從 1989 年至2008 年我國高校農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但農村考生報名占相應總數的比例未達到同期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自然比例,農村考生的高考錄取率也從未達到同年的總錄取率水平,這些都真實反映了客觀存在的城鄉差距。城鄉差距不僅表現在高等教育的起點上,也體現在高等教育的結果上。
由于學校教學軟硬件條件(如圖書館、實驗設備、多媒體等)和教師教學水平的差距,正常的學校課堂教學質量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在很多農村地區,連小學教育教學都無法按規范實施,更沒有機會接受學前教育了。毫不夸張地說,有些農村地區的小學三年級學生的學業水平還不如發達城市剛完成幼兒園學業的 6 歲孩子。另外,除學校教育的差距外,城市健全的公共服務體系中諸如大型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才藝班等場所的校外補償教育對于農村孩子更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因此,從實現教育公平的角度出發,對農村學生購置補償教育資源是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時必須考慮的。尤其是隨著現代數字技術的成熟,政府財政主導下購置數字教育資源,建設農村補償教育中心,并實現遠程共享成為可能。當然這種補償教育模式可以運用于所有的社會弱勢群體并使他們受益。通過補償教育平衡教育質量也是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方面,只有均衡的教育質量才能使投資教育的個體收益率差距最小化。因此,補償教育政策也是政策性教育成本間接補償的一個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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