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史學界對于周瑜軍事戰略思想的系統性、深刻性及其作為軍事家的歷史地位認識不足，乃至權威的《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的專家們根本就沒把周瑜列入此系列叢書分卷《中國歷代軍事家》之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遺憾。
時下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諸葛亮與魯肅所主張的 “孫劉曹三分天下”、“孫劉兩弱聯盟以抗強曹”是建安后期最優秀的戰略計劃，也是符合當時天下大勢的唯一上策，把周瑜所主張的“兼并巴蜀、 獨自抗曹” 斥為不切實際的冒險計劃。 我們無法同意這種觀點。 我們認為建安十五年前后數年周瑜的軍事戰略路線是切實可行的。
本文將著重分析周瑜軍事戰略路線的形成、發展過程和主要內容，藉此論述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主要特點和內在邏輯。
1 周瑜軍事戰略路線的發展過程和主要內容
軍事戰略路線就是一個政權圍繞著某種重大的政治目標而制定的全局性、長期性的軍事行動綱要，通常表現在具體的戰略計劃中。 而軍事戰略計劃通常包括兩個部分：戰略形勢的判斷和戰略路線的制定。 軍事戰略形勢的判斷一般包括以下內容：敵我軍事實力的綜合分析、敵方戰略意圖的判斷、敵我戰略現實處境的定位、戰略機遇期或戰略轉折點的把握、戰略形勢走向的預測等等；軍事戰略路線一般包括以下內容：戰略的根本宗旨、基本方針和實施步驟等等。 軍事戰略計劃的核心部分是軍事戰略路線。
周瑜軍事戰略路線集中體現在周瑜的軍事戰略計劃中，也包括瑜肅協和時期魯肅的軍事戰略計劃。 不能離開魯肅談周瑜的軍事戰略路線，瑜肅軍事戰略路線有相互重疊的部分。 在孫吳內部因政策分歧而導致大臣不和的時候，作為后孫策時代的少壯派首領周瑜，同時也是孫吳建安時期兩大輔臣之一，為了避免與張昭等持重派直接沖突，一度隱身，先后引薦了魯肅、甘寧等人，充當自己在朝中的戰略代言人。 我們并沒有看到周瑜與張昭等人的直接沖突， 但是張昭攻擊魯肅、甘寧以及他們的軍事戰略主張是有明確史料記載的。 可以說，瑜肅的軍事戰略思想在赤壁之戰前是高度一致的，此時魯肅的軍事戰略計策就是執行周瑜的軍事戰略思想的； 只是在赤壁之戰后，兩人各自的膽識和遭遇不同導致他們的戰略思想產生了重大分歧， 這是瑜肅之間的悲哀，也是孫氏政權的悲哀，這是因為孫權接受魯肅的戰略計策，喪失了建安后期僅有的（兼并巴蜀）數年戰略機遇期。
我們根據瑜肅軍事戰略思想關系的變化和周瑜軍事戰略思想自身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把周瑜軍事戰略路線的形成與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產生期、成長期和成熟期。
1.1 第一階段: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產生期（198-202年）
從建安三年周瑜東渡加入孫氏集團、輔助孫策創業開始， 到建安七年曹操下責質子詔書、周瑜“母前定議”為止，這四五年時間是周瑜軍事戰略路線的產生期。 此時周瑜尚未以自己為中心，形成一個政治觀念相近、 志趣相投的軍人集團，特別是在孫策死后， 孫權母子無所取向的時候，是周瑜一人力挽狂瀾，以“母前定議”的方式，矯正張昭等持重派的投降傾向， 確立了孫氏政權“拒操觀變以待天命”的政治軍事戰略路線。 因此我們也把這個時期稱之為周氏孤奮時期。
我們知道，孫氏政權在孫策生前基本上遵照張纮的“江都建策”所規劃的戰略路線來開展政治軍事行動的。 張纮的“江都建策”提出得比較早，此時孫策無所依據，尚在江都盤桓，理應不遲于投奔袁術的興平元年（194 年）。 彼時張纮建策所面臨的政治軍事形勢與孫權繼位之后完全不一樣。 當時漢帝遠在關中，關東諸強割據混戰，遠交近攻，各有盟友，曹操即是受命袁紹，一路追擊袁術到淮北，天下大勢還不明朗。 因此張纮覺得此時正是復興桓文霸業的大好時機，因而替孫策構思出一個以“誅除群穢，匡輔漢室”為根本宗旨、先占據丹陽、次“收兵吳會”、再吞并荊楚、最后以荊揚兩州為霸業根據地的軍事戰略路線。
“江都建策”的原文如下：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纮有母喪。 策數詣纮，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杰，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 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 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陽，收合離散，東據吳會，報仇雪恥，為朝廷外藩。 君以為如何？ ”纮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绖之中，無以奉贊盛略。 ”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 今日事計決之于君，何得不紆慮啟告，副其高山之望？ 若微志得展，血仇得報，此乃君之勛力，策心所望也！ ”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 纮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并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 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仇敵可報。 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匡輔漢室，功業侔于桓文，豈徒外藩而已！ 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辈咴唬骸耙慌c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 今便行矣， 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 策無復回顧之憂。 ”
分析“江都建策”,張纮軍事戰略路線的要點如下：
1、張 氏路線的 “ 前鍵 ”, 即興平元年前后天下形勢的分析，是孫策自己概括出來的，表達的是自己圖謀桓文霸業的兩個理由：其一，當時雖然天下大亂，但是漢室福祚尚未斷絕，只是中間衰微而已（“漢祚中微”），因此漢朝的綱紀可以振興；其二，群雄起事，卻“各擁眾營私”,惟有先父是真心效忠漢室的，“與袁氏共破董卓”,不幸中道崩殂，壯志未竟，因此自己理應繼承先君的志業。
2、張 氏路線的根本宗旨 :因循東周齊桓 、晉文二公的足跡，“誅除群穢，匡輔漢室”,這與孫策原本表達的政治立場相吻合。
3、張氏路線的實施步驟：分兩個階段走。 第一個階段是建立以荊揚兩州為版圖規模的霸業根據地，這個階段又分為三步走，先占據丹陽，次“收兵吳會”,再吞并荊楚；第二個階段是以荊揚兩州為根據地，消滅其它割據勢力，迎奉漢帝，匡扶漢室。
此后幾乎孫策的所有軍事行動都印證了張氏戰略路線的正確性和前瞻性，包括他未能實施的偷襲許都計劃。 我們知道孫策死在偷襲許都計劃實施前夕，他的霸業戰略最終止步于“收兵吳會”、底定江東這一階段，余下的霸業似乎只能由周瑜輔助孫權來完成了。 然而事實遠沒有這么簡單。 孫策的政治遺囑注定了此后孫氏政權的政策路線要經歷一番波折。 先看看這份政治遺囑：（孫策）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 ,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 公等善相吾弟。 ”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至夜卒。
孫策對自己與孫權的器能做了一番比較，認為領兵作戰，開拓疆土，“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是自己的長處，而“舉賢任能”,治國理政，保守江東，是孫權的長處。 他臨終把政權交給了孫權，無形中也給孫氏政權定下了悲觀的政策基調：憑“吳越之眾，三江之固”、保守江東。 據《吳歷》所言，孫策死前還對輔臣張昭說過這樣的話：“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 正不復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所以此后張昭等人每每以托孤老臣自居， 在事關孫氏政權走向的關鍵時刻，反對周瑜等人的攻勢戰略，甚至屢有屈勢投降的言論，這不能說和孫策遺囑嚴重的負面影響無關。
我們知道周瑜在孫策生前是協助孫策推行張氏軍事戰略路線的，但是孫策的政治遺囑改變了孫氏政權發展的既定方向。 由于建安五年孫策臨終時，周瑜遠在巴丘經略豫章地區，因而也就錯過了影響孫策遺囑的機會。 另外，孫策的死所引發的屬地動亂也造成了一種內部不穩、需要休養生息的錯覺， 加強了持重派的政策輿論基礎。
到了建安六年，官渡戰役已經結束，中原形勢日益明朗，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主導中原的統一大勢似乎已經不可逆轉。 此時的孫氏政權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持重派張昭等人秉持保守江東、坐觀成敗、“不復克捷，緩步西歸”的政治態度，儼然占據著朝廷輿論的主流。 如何避免這種政治態度把孫氏政權最終引向投降曹操的不歸之路，成為擺在周瑜面前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建安七年曹操要求孫氏向漢庭出質任子的戰略試探為周瑜重新確定孫氏政權的霸業路線提供了一個契機。
《江表傳》 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這次攸關孫氏政權成敗的重大事件：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群臣會議。 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 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 瑜曰：“昔楚國初封于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 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荊揚，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余年。 今將軍承父兄余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 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于人也。 極不過一侯印，仆從十余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不如勿遣，徐觀其變。 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 ”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視之。 ”遂不送質。
如何理解曹操向孫氏下發責質任子詔書這一舉動？ 誠如周懷宇先生所言：“質任子',即向孫權征一名任子赴朝廷作為人質,表面上推恩孫權，本意牽制孫權，借以控制孫權”.面對曹操此舉， 孫氏政權內部經過一番政策大辯論，“權召群臣會議。 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最后孫權母子權衡利弊，還是覺得周瑜拒送人質的計策比較符合孫氏的家族利益，于是周瑜的軍事戰略計劃以“母前定議”的形式上升為孫氏政權的國策，獲得了高于孫策遺囑的政治效力。
分析“母前定議”,周瑜軍事戰略路線的要點如下：
1、提煉出一個楚人霸業的歷史模式，這個歷史模式是不同于張纮路線所推崇的桓文霸業模式。 通過追溯歷史，我們知道，桓文二公在建立霸業的過程中從未要取代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而楚人的霸業活動則完全不一樣，楚君很早就僭越稱王，曾經干過耀兵成周、問鼎輕重的事情。 可以說，這兩種霸業模式蘊含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略宗旨，這也是周瑜在對策中沒有明確打出效法楚人霸業的旗幟的原因所在。 而當時漢帝在曹操手中，孫氏政權又很難復制桓文霸業模式。 因此他最后提出了“徐觀其變”、“以待天命”的不破不立主張，這其實是一種不設明確戰略宗旨的權宜之舉。
2、 通過楚人霸業的歷史模式展示了孫氏霸業可追求的版圖規模。 周氏戰略的版圖規模略大于張氏戰略，全據荊揚兩州之外，還要兼并交州，“至于南?！?
3、從地理版圖（揚州六郡）、民心向背（“人不思亂”）、軍事力量（“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士風勁勇，所向無敵”）、經濟資源（“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和交通條件（“汎舟舉帆，朝發夕到”）等五個方面，著重分析了孫氏政權的戰略實力或戰略優勢。
概括起來，“母前定議”就是構建了一條全據荊揚交三州、“徐觀其變”、“以待天命”、暫時缺乏明確戰略宗旨的霸業路線。 它集中體現了周瑜早期的軍事戰略思想，是建安初期孫氏政權最為重要的政策宣言，關乎孫氏政權能否作為一個獨立政治體開展宏大事業的前途問題。
最后我們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早期周瑜的軍事戰略思想雖然吸收了張纮霸業戰略思想的一些內容，如其關于地理版圖規模的觀念，但是它的變化也不少，具體表現在：周瑜已經預感到桓文霸業難可復行，因而產生了“徐觀其變”、“以待天命”的想法，這等于是對張纮效法桓文霸業的戰略宗旨不置可否；此外，周瑜提煉出了一個楚人霸業模式，其楚人情結得到了全面展現，這預示著周氏霸業思想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我們知道桓文霸業和楚人霸業是兩種不同性質的霸業，桓文霸業是尊重周王天下共主地位的霸業，而楚人霸業或多或少是挑戰周王天下共主地位的霸業，實際上是一種準帝業。 這顯示了周氏軍事戰略思想將繼續深化發展的跡象。
1.2 第二階段: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成長期（202-208年）
從建安七八年之交周瑜勸說魯肅留在孫氏政權開始，到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后魯肅回歸京城為止，這六七年時間是周瑜軍事戰略路線的成長期。 這個階段逐漸在孫氏政權內部形成了一個以周瑜為領袖，以魯肅、甘寧、呂蒙等人為骨干的軍人少壯派。 他們才能出眾，朝氣蓬勃，志同道合，銳意進取，政策立場相近，具有很強的凝聚力，是孫氏政權的實權派。 在數次攸關孫氏政權發展走向的關鍵時刻，他們有力地駁斥了張昭等持重派或保守江東或屈勢投降的論調，要求孫氏政權積極西向拓展戰略空間，勇敢地支撐著孫氏政權向帝業道路上不斷前進。 因為這個時期周瑜是在魯肅積極配合下實現他的軍事戰略路線，所以這個階段我們又可稱之為瑜肅協和時期。
我們知道，孫策死后，周瑜以中護軍的身份居守吳中，與長史張昭共掌孫權將軍府事，實際上是掌管孫氏政權的軍政。 但是周、張兩位輔政大臣在關乎孫氏政權的政策重點是向外繼續擴張還是向內寬賦息民的問題上是存在根本分歧的，而周瑜素以雅量高致、恢廓大度而聞名，難以像甘寧那樣，當眾與父輩張昭等人發生直接的言辭沖突， 而且又很難長期憑借一己之力獨支大局，因此他先后向孫權舉薦了魯肅、甘寧兩人，有魯、甘二人出面相助，故能與張昭等持重派從容周旋。 可以說，這個由輔政大臣之間的政見分歧和志氣差異發展到各據徒附而彼此沖突，乃是政治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 早期的孫氏政權在周、張兩人周圍形成了兩個各自以他們為中心的政治集團，此種狀況還是晉人陸機的《辨亡論》概括得比較中肯：“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杰，則周瑜為之杰。 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 ”
可以說，周瑜軍人少壯派的形成對于推行和發展周氏軍事戰略路線是至關重要的。 下面我們重點分析一下周瑜軍人集團骨干魯肅是如何配合周瑜推行和發展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 這里我們就不得不從魯肅如何進入孫氏權力核心圈開始說起。 魯肅原本是在建安三年攜家帶口追隨周瑜東渡江東的，“肅見術無綱紀， 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可是似乎魯肅頗不受孫策兄弟見待， 長期沒能在孫氏政權中謀得個重要職位，大概很是不得意，乃至于昔日好友劉曄來信勸說他北歸， 他終于心動了，準備攜帶家眷離開吳中，這時候便有了周瑜著名的“留魯說辭”:會祖母亡，還葬東城。 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 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 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 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 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抅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 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 ”肅從其言。
“留魯說辭”的政治價值在于闡述了周瑜的漢祚已盡、帝業興于東南的天命轉移思想，表明了周瑜已經徹底地拋棄了張纮霸業思想的影響，也為瑜肅二人下一步構建一種新型帝業模式提供了一個合乎正義性要求的理論根據。 從這個意義說，“留魯說辭”發生的時間不會早于建安七年的“母前定議”,很可能是在建安七八年之交。 當然，“留魯說辭”起到了吸引魯肅投效孫氏政權的作用，但是如何讓魯肅引起孫權注意并受到重用則是關系到挽留魯肅能否最終實現的問題。 我們認為是周瑜和魯肅在孫權接見魯肅之前共同“宿構”了那份讓魯肅名垂青史的“榻上對策”. 誠如周瑜所言，孫權“親賢貴士，納奇錄異”,而對于長期游離于孫氏政權核心圈的魯肅而言，極需要一個高瞻遠矚而又能切中孫權心坎的高明計策，方能引起孫權的重視，從而達到進入孫氏政權核心圈的目的。 因此魯肅在進見孫權之前，是不能不做一番深思熟慮的謀劃，那么這個時候也只有周瑜能夠為其出謀劃策。 讓我們再看看這份著名的“榻上對策”:
瑜因薦肅才宜佐時， 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 眾賓罷出，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云擾，孤承父兄余業，思有桓文之功。 君即惠顧，何以佐之？ ”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 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 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 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后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
官渡之戰后，袁紹失勢，群雄喪膽，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主導北方統一大勢的趨向已經日益明朗。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隨著曹操家族勢力的擴張和官爵地位的不斷提升，曹操與漢帝之間矛盾日益激化，特別是董承被誅之后，曹操加緊了對漢帝的監視與控制， 篡漢之勢已經形成。
曹操不可卒除而漢室難可復興，張纮的桓文式霸業路線已經走入了死胡同，孫氏政權遲早會與曹操政權進行生死決戰，這些已成為孫氏政權內部有識之士們的共識。 因此重新確定孫氏政權的軍事戰略路線已經刻不容緩。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周瑜的“留魯說辭”和瑜肅的“榻上對策”才應運而生。
“留魯說辭”和“榻上對策 ”是兩份不可分割的歷史文獻，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軍事戰略路線。 “留魯說辭” 所闡發的天命轉移思想是“榻上對策”中“效法漢高”的建國模式得以形成的思想理論基礎。 分析這兩份文獻的內容，周氏軍事戰略路線要點如下：
1、明確了新型軍事戰略路線的根本宗旨，提出 了 孫 氏 政 權 發 展 應 該 遵 循 的 一 種 政 治 模式---“漢高創業”的建國模式。 這個模式有兩個邏輯構成：其一是正義性來源的問題。 周瑜認為，根據陰陽家先哲的理論， 天命已經不再眷顧劉氏，正在轉移他方，按照某種“術數”的運算方式，“推步事勢”,可以發現“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 結合當時的政治現狀，我們認為孫權即是周瑜所認為的那位 “興于東南”、“承運代劉氏”的人。 輔助孫權成就帝業，“攀龍附鳳”,也就成了順應天命的明智之舉。 其二是正義性的現實依據問題。 瑜、肅二人認為，漢帝可以被視為楚漢戰爭中的義帝，曹操就是項羽，因為有曹操把持漢帝“為害”,孫權再以桓文二公扶助周天子為榜樣，死心塌地地翼戴漢帝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 與其坐等曹操“為害”,反受其亂，還不如拋棄老舊的桓文霸業思想，效法漢高，誅滅曹操，開創孫氏帝業。
2、 以孫策霸業所取得的地理版圖現狀為基礎，細化了新型帝業戰略的實施步驟。 它把孫氏帝業路線分為三個大段：先吞并荊楚、全據長江，次“建號帝王”,再圖取天下；并進一步把吞并荊楚的戰略步驟細化為“勦除黃祖”和“進伐劉表”兩個操作環節。
3、 明確意識到了要把握好戰略機遇期的問題：“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抓緊時間，趕快西征，盡早實現第一步驟的戰略目標。
從“榻上對策”的內容來看，把它理解為是周瑜“母前定議”和“留魯說辭”中所蘊含的版圖觀念和天命思想在新階段的進一步深化發展或具體細化，恐怕比把它理解為魯肅軍事戰略思想的橫空出世，更符合事物發展的內在邏輯。概括起來，周瑜中期的軍事戰略就是構建了一條以效法“漢高創業”為根本宗旨，先“勦除黃祖”、“進伐劉表”、兼并荊楚、全據長江，再依托荊揚兩州的地理版圖和人口資源來建號帝王、圖取天下的帝業路線。
可以說，這個階段是瑜、肅二人結合得比較緊密的時期。 魯肅是在周瑜的勸說、舉薦和籌劃下，走入孫氏政權的決策圈，成為孫權的重要謀士。 此時的魯肅則成了周瑜軍事戰略思想的喉舌，特別是在曹操戰勝袁紹之后，桓文之事不可復行的情況下，是他配合周瑜把“留魯說辭”中的“天命” 思想轉化為一個合乎正義而又切實可行的“效法漢高”的戰略計劃。 “留魯說辭”和“榻上對策”是這個階段周氏軍事戰略思想最完美的體現，奠定了日后孫氏建國稱帝的政治思想基礎。
1.3 第三階段: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成熟期（208-210年）
從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后魯肅回京復命開始，到建安十五年周瑜西征巴蜀、病逝于巴丘為止， 這兩三年時間是周氏軍事戰略思想的成熟期。 這段時間瑜肅二人分離。 周瑜在江陵經略荊州北部，收攬了一批荊州籍的人才，如鳳雛龐統，對圖取天下的具體路徑有了新的認識，因此他的軍事戰略思想又向前發展了一大步，由“全據荊吳以圖天下”上升到“中分天下以圖北方”,實際上已經超越了諸葛亮的“隆中對策”. 而魯肅則留在吳中參與謀議。 隨著與劉備君臣的交游，魯肅主張出借荊州，壯大劉備軍勢，雖然此時還殘留帝業思想，但是全然沒了天下思想。 可以說，此時魯肅的戰略思想還停滯在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第二階段，甚至是倒退了，因為孫氏帝業的根據地變小了，原本全據荊吳是張纮、周瑜二人都十分看重的一個戰略步驟， 現在根據魯肅的建議，孫氏政權出借了荊州，等于是退縮到了江東一隅之地。 由于這個階段瑜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戰略歧見，我們又可稱之為瑜肅分歧時期。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后， 周瑜率領甘寧、呂蒙、凌統等一眾猛將乘勝追擊，奪取了曹仁留守的荊州政治軍事中心江陵城，以此為基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實際上周瑜及其孫氏政權當時只占有荊州北部二郡江夏、南郡，而江南荊州數郡則在赤壁之戰后由劉備占領，有關史實的分辨請參見朱紹侯先生的《“借荊州”淺議》。
大約是在建安十四年，周瑜的軍事戰略思想發生了一次躍進。 此時，孫氏政權的地理版圖已經十分可觀，東擁吳越，北達江淮，西部的豫章地區和江北的江夏、南郡，已與吳中本部連成一片；而此時的劉備勢力雖然占據荊州江南數郡，但是還尚未站穩腳跟， 形成一股可與孫氏抗衡的地域集團。 曹操新敗之后， 內部反曹勢力躍躍欲試，馬超、韓遂又在關中虎視眈眈，因此曹操短期內尚無能力再次動員全國之人力、物資與孫氏政權進行決戰。 而巴蜀之劉璋，其人暗弱，內政不修，秦松、法正之徒萌生離叛之心。 此外，周瑜此時麾下亦有籌略名士龐統和巴蜀悍將甘寧兩位左膀右臂。 周瑜占據南郡之后，辟用荊州名士龐統為功曹，周瑜與鳳雛龐統之間融洽的主從關系，可由龐統扶送周瑜靈柩東歸而見其一斑，“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
至于甘寧，與周瑜可謂志氣相投。 他是在周瑜和呂蒙的舉薦下進入孫氏政權核心圈的，而且為了推行和維護周氏軍事戰略路線，不惜當眾頂撞重臣張昭：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于舊臣。 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簒盜。 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 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 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后操圖之。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 祖今年老，昏髦已甚，財谷并乏，左右欺弄，務于貨利，侵求吏士。 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于耕農，軍無法伍。 至尊今往，其破可必。 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權深納之。 張昭時在座，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 ”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 ”
綜上所述，建安十五年前后數年正是兼并巴蜀的最為有利時機，也是制造全據江南、打通關隴、聯絡馬超、與曹操爭奪天下的戰略態勢的最佳時機。 在這種戰略形勢下，周瑜便順勢提出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奇策：
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筑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云雨，終非池中物也。 ”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摩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侵寇。 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權許之。 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于巴丘，病卒。
引文的前半部分， 我們可稱之為 “江陵上疏”;后半部分，我們可稱之為“詣京復議”. 分析這兩篇奏議，周氏路線的要點如下：
1、為完成此前兩個階段 “兼 并荊州 ”的戰略步驟，設計了一個全取荊州的政治策略，即是：利用劉備詣京之際，以“美女玩好”腐化劉備，進而達到軟禁劉備于吳中、 兼并其荊南部屬羽飛的目的。
2、提 出了一個 “ 取蜀而并張魯 ”、 兼并益州的近期戰略目標， 拓展了帝業路線所依托的戰略后方， 因而超越了楚人霸業所依托的地理版圖規模。
3、秉 承了第二階段所確立的 “效法漢高 ”的戰略宗旨，構劃出一個清晰的全取天下的戰略輪廓，這個輪廓就是一個全新的兩步走戰略：第一步，“規定巴蜀”,“乞與奮威俱進取蜀， 得蜀而并張魯”,實際上是要貫通荊揚益三州之地，形成一個地域幅度廣闊、 地理條件優越的戰略后方；第二步， 爭取占據關隴的馬超集團，“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 北方可圖也”,這實際上是選擇以江漢一線為主攻方向，以襄陽為前沿作戰基地，集中優勢兵力，從南陽盆地向許洛攻擊，與曹操進行戰略總決戰。
概括起來，周瑜晚期的軍事戰略就是構建了一條先西占巴蜀以貫通荊揚益三州，再選擇以江漢一線為主攻方向、 以襄陽為前沿作戰基地，集中優勢兵力向許洛突擊，進而圖取中原、全取天下的帝業路線。
這里必須強調一下：這完全是一條攻勢戰略路線。 在實現第一階段的兼并巴蜀以貫通荊揚益三州的戰略預期之后，假設第二階段出現對曹作戰不利的情形，周瑜自然會因勢利導、隨時制宜，制定一條憑借荊揚益三州山川關塞之險固以抗衡曹操的守勢戰略。 可以說，這是周瑜晚期軍事戰略思想邏輯自然發展的潛在結果。 那么最后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完整的攻守相結合的周氏軍事戰略路線： 先是西占巴蜀以貫通荊揚益三州，其次退可以憑借荊揚益三州山川關塞之險固抗衡曹操以中分天下，進可以選擇以江漢一線為主攻方向、以襄陽為前沿作戰基地，集中優勢兵力向許洛突擊，進占中原，全取天下。
“江陵上疏”和“詣京復議 ”是晚期周瑜軍事戰略思想的杰作，它展現了周瑜收服劉備、兼并巴蜀、 全據荊揚益三州以圖北方的軍事戰略思想，顯示了大戰略家的視野和氣魄，其思想為南北朝時代的軍事家們所繼承，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2 周瑜軍事戰略路線的主要特點和內在邏輯
周瑜是三國時代的一位通才，我們可以給他貼上多種歷史標簽，如政治家、軍事家、音樂家、辭令家、名士、英雄、世家子弟等等。 僅就軍事家而言，他又是統合戰略家、戰術家兩種身份于一身的典范人物。 縱觀周瑜一生的軍事征戰活動，輔佐孫策攻占劉繇橫江、當利兩塢，席卷丹陽郡東北部，迫逐劉繇，兩度攻占皖城，掃平豫章地區宗帥，最后統帥孫氏大軍逆襲曹軍，破走曹操于赤壁，擊走曹仁于江陵，鮮有破軍覆將之敗，可見他的確是一位杰出的戰術家。 我們無暇分析周瑜在具體戰役中的戰術特點，這里只能圍繞著他戰略路線的主要特點和邏輯構成展開一般的總結性論述。
2.1 周瑜軍事戰略路線的主要特點
回顧以上對周瑜軍事戰略路線內容所做的全面分析，我們不難總結出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一些特點，現按列如下：
2.1.1 抗難而上,逆勢而為. 這一特點最為顯著，貫穿周抗曹活動的終始。 例如，建安七年勸說孫權拒質任子的“母前定議”,建安十三年力主抗拒曹操的“御前決議”（參見下文），都是在曹操乘戰勝諸雄之威勢、“挾天子以令諸侯” 的情況下，面臨張昭等人的屈勢投降言論，周瑜挺身而出，力主拒操抗曹，并為孫權謀劃獨立自主、擊敗強敵、創建帝業的大計。
2.1.2 因時深化,逐漸覆蓋. 周瑜軍事戰略路線的三個階段本身就很好說明了這個特點，例如，第二階段軍事戰略路線中“效法漢高”的根本宗旨就是深化了第一階段不破不立的霸業戰略宗旨；第三階段軍事戰略路線的實施步驟---先攻占巴蜀、次取道襄陽北伐的“兩步走”,覆蓋了第二階段先兼并荊楚、次建號帝王、再圖取天下的“三步走”.
2.1.3 膽識超絕,長于用奇. 我們知道，晚期周瑜曾在“江陵上疏”中向孫權提出了一個挾制劉備的大膽計劃，最后沒有為孫權所采納，但是它是配合兼并巴蜀計劃的奇詭之策，乃至于劉備若干年后還發出“殆不免周瑜之手”的驚嘆。 “詣京復議”是周瑜膽量和見識的結晶體，孫氏群臣同處周瑜之立場與視域，卻沒有一個人能夠思周瑜之所思， 提出一個類似周氏戰略的戰略計策，這足以見證周瑜的膽識過人。
2.1.4 精于料算敵方虛實. 赤壁之戰前周瑜的拒操二策---“御前決議”和“夜下再議”,就集中反映了周瑜料敵虛實的能力。 這兩策對孫曹雙方的軍事實力和轉弱為強、以少勝多的戰略條件作了透徹的分析。 在“御前決議”中，周瑜認為，曹操自恃龐大軍事力量，以為所向無敵，實際上他也有四大用兵隱患：其一，北方地區人心未安，而曹軍遠征荊州，戰線過長，后勤給養困難，另外軍隊龐大，物資消耗驚人，這勢必加劇北方地區的徭役賦稅負擔， 容易引發當地士民的反抗，所以曹操難以在荊州持久作戰；其二，馬超、韓遂割據關西，威脅許洛，也限制了曹操全力以赴、持久作戰的決心；其三，江南地勢崎嶇，河網密布，阻礙了曹軍騎兵優勢戰力的發揮，卻有利于發揮孫氏水軍機動作戰的特長；其四，曹軍客地作戰，水土不服，容易滋生疾病，其戰斗力大受影響。 之后，他在“夜下再議”中又顯示了其把握敵情的過人能力， 以為曹軍實際數量不過二十幾萬人，其中本部中國軍團經過一番長途跋涉，已屬疲憊之師； 而新附荊州軍團政治立場并不十分堅定，很難真心誠意地配合客軍作戰。 可見，曹操軍隊中所存在的這些固有的虛弱之處，正是孫氏軍團戰勝曹軍的有利條件，是促使孫氏政權由戰略劣勢向戰略優勢轉化的客觀條件。
2.1.5 善于把握戰略機會. 關于三國時代各路英雄對于戰略機會或戰略機遇的認識，劉備與劉表的一段對話最為顯著。 《蜀書·先主傳》有這么一句：“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 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裴松之為之作注，援引了《漢晉春秋》中一段記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 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 若能應之于后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備、表二人所謂的“大會”、“事會”,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戰略機會，它通常表現為一個展開戰略行動的最佳時間段，短不少于一個季節，否則很難滿足行軍期限的要求；長可能綿延數年，乃至數十年。 對于比較長的時間段，我們又會稱之為戰略機遇期。 “詣京復議”中的一段話最能體現周瑜善于把握戰略機會的能力，現按列如下：“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正是有了對建安十四年前后戰略機遇的這種認識，周瑜才會設計了一個宏大的軍事戰略路線。
2.2 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發展的內在邏輯
根據此前對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發展過程及其內容所作的詳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了一個清晰的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發展邏輯。 第一階段確定了一個戰略依托的基本地理版圖 （兼并荊楚，統一荊揚），推出了一個戰略行動可供借鑒的歷史類型（定都江陵、北向爭衡的楚人模式）；第二階段提出了一個新式的戰略宗旨 （拋棄霸業、創建帝業），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建國模式（效法漢高、擒殺曹氏的帝業模式）；第三階段勾勒了一個戰略依托的完整地理版圖（貫通荊揚益三州），制定了一個宏大壯烈的戰略路線 （“得蜀而并張魯”、“據襄陽以蹙操”）。 總而言之，第一階段孕育了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生命，第二階段誕生了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靈魂，第三階段成長出周氏軍事戰略路線的軀干。
3 周瑜軍事戰略思想的歷史遺產
周瑜軍事戰略的思想成果是多方面的，這里提煉的主要是他的歷史遺產。 我們覺得，作為軍事戰略家的歷史遺產有兩個衡量標準： 首先，它不完全是那些在實戰中發展出來的并在兵學著作中得到充分論述的戰略原則、 素養和精神，也包括那些通過影響后代軍事家的戰略取向進而影響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戰略思想-行動模式；其次，它主要是那些前無古人的發明創造，而不是那些前人戰略思想在當下的成功復制。 周瑜戰略思想的歷史遺產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 提出了“取法漢高”的戰略宗旨，確立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堯舜禪讓”、“少康中興”和“湯武革命” 等三者之外的第四種建國模式---“漢高創業”,發展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 三代而下，贏秦代周，一統天下，其建國路線原本是效法湯武革命的，但是不幸被后代儒生賦予了更多的暴虐成分，于是不被后代建國者所樂道。 王莽順應時流、代漢自立是一種取法“堯舜禪讓”的建國模式；劉秀以劉氏旁支孽子的身份，扛起復興高祖大業的旗幟，掃滅群雄，興復漢室，自始至終遵循的是一種“少康中興”的建國模式；曹操父子篡漢自立實際上是一種先尊奉 “桓文勤王”、 后取法“堯舜禪讓”的建國模式，其父子兩代人經歷了從霸業到帝業的跨越；諸葛亮輔佐劉備，起初也無非是奉行桓文之事， 只是后來曹丕篡漢自立之后，漢帝不復存在，于是其君臣上下即以正統自居，遠有少康偉業，近有光武成例，故而其君臣所行之事就顯得更為正義了。 可以說，三代之下，到漢末為止，經過嬴政、王莽、劉秀三代，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已經確立了三種可供后人借鑒和選擇的建國模式：“湯武革命”、“堯舜禪讓”和“少康中興”. 就當時形勢而言---孫權既非劉氏、曹操不可卒除而獻帝尚未失德，此三種建國模式，孫權政權無一可取。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瑜肅二人深諳此理，于是為孫氏政權提出了“取法漢高”的戰略宗旨，開創了孫氏帝業的政治思想基礎。 這對后世的歷史影響尤為深遠，此自不待言。
3.2 規劃了左抱巴蜀、右擁吳越、背靠南海、中居荊楚、全據長江，退可以憑山川關塞之險固抗衡北國以中分天下，進可以沿秦嶺-江漢-江淮三線擇機出擊以圖取中原的軍事戰略態勢，奠定了中國歷史上南北朝對峙現象的軍事地理思想根基。 周瑜晚期軍事戰略路線的前一步驟已經敲定了孫氏政權占據荊揚益三州與曹氏中分天下的帝業規模，無論此后周瑜的戰略步驟是否會選擇以襄陽為前沿作戰基地、從江漢一線沿南陽盆地突擊許洛的中央突破式作戰思路，只要孫曹南北中分天下的局面一旦形成，就會出現據有荊揚益三州、退可以憑山川關塞之險固抗衡北國以中分天下、進可以沿秦嶺-江漢-江淮三線擇機出擊以圖取中原的軍事戰略態勢。 這是周瑜留給后人最重要的軍事戰略成果。 至于周瑜為何如此鐘情于選擇以襄陽為前沿作戰基地、從江漢一線沿南陽盆地突擊許洛的中央突破式作戰思路，恐怕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周瑜本人的楚人情結，這早已充分流露在其早期軍事戰略文獻---“母前定議”中，這里就不再贅述。 其二是基于南中國軍事地理形勢的理性考量，我們知道荊州處于南中國軍事地理中樞的位置，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誠如王恩涌先生所言：“在南方，長江流域自上而下的四川盆地、兩湖平原及長江下游地區恰與益、荊、揚三州的行政劃分大體相符”;“荊州兩湖平原這個自然區介于四川盆地與東面的長江下游之間，通過長江與上下兩自然區相聯系。 其北與中原地區雖有桐柏山與大別山作為屏障，但漢水支流唐河、 白河所形成的南陽盆地卻是進入中原的捷徑。 所以荊州正好介于北方中原與益、揚之間，地理形勢非常特殊，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荊州由于居于長江中游，所據長江水道江面寬闊、聯系頗為方便；往北通過南陽，越過伏牛山低矮丘陵，可進入許都的郊野；向西經三峽及四川盆地的內河能到達其核心區的成都平原”,是“處于軍事割據與抗衡的中樞區域”.
周瑜深諳此中真諦，所以才會選擇以襄陽為前沿作戰基地、 集中優勢兵力、從江漢一線正面突擊許洛的中央突破式作戰思路。 然而造化沒有給予周瑜實踐他偉大的軍事戰略路線的壽命和機會（孫權和魯肅否決了他的挾制劉備計劃，大大增加了其貫通荊揚益三州計劃的實施難度）， 因而歷史也就沒能讓他晚期的那個光輝的軍事戰略思想轉化為實在的政治內容和成功范例。 這從另一個方面也影響了歷史，因為后世的南朝統治者們往往效法孫吳政權定都江東的典故，而不是把政治軍事中心設置在荊州地區。 這種路徑依賴的可能后果之一就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南朝消滅北朝、統一華夏的政治現象。 思慮及此，不禁令人唏噓。
3.3 展現了不屈不撓、 逆勢進取的典范事例，豐富了中國古代以弱克強、以少勝多、大智大勇者勝的歷史內容。 歷史發展的道路不具有唯一性，膽識小者謀其小者，魯肅之智略只能謀定鼎足江東以限江自保之勢； 膽識大者謀其大者，周瑜之智略能夠謀定中分天下以龍爭中原之勢。 大爭之世，執政者戰略思維的高度和深度決定了其政權的發展方向，決定了此后數十年的地緣政治走向， 影響了此后數十年歷史發展的具體路徑。
是孫曹兩強南北對峙爭勝，還是吳蜀兩弱聯盟以抗強魏？建安十五年前后，華夏政局何去何從？ 其從周瑜乎？ 其從諸葛乎？ 惜哉，其從諸葛矣！ 后世謀局者可以之為鏡。 執政者的政治智慧和膽量攸關一個政權戰略路線的制定與實施，事關一個國家的盛衰榮枯，決定了歷史流程中某些階段的具體內容。 是限江自保以貽子孫之憂，廟不血食，還是中分天下以饋子孫之福，世祚久延？ 建安十五年前后，孫權政權孰去孰從，從魯肅乎？ 從周瑜乎？悲哉，其從魯肅矣！ 孫權政權可以為后代英雄史鑒。
綜上所述，周瑜是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軍事家，他有一個內容完整而脈絡清晰的軍事戰略思想體系，他設計了一個足以震動三國時代的軍事戰略路線，他還擁有一個幾近完美的軍事征戰履歷。 本國的君主孫權贊賞他---“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邈焉難繼”, 緬懷他---“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孤念公瑾豈有已矣”;盟國的君主劉備忌憚他---“殆不免周瑜之手”,譖害他---“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 顧其器量廣大，恐不就為人臣耳”; 敵國的君主曹操拉攏他---“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嘆恨他---“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周瑜軍事戰略路線集中體現在周瑜的軍事戰略計劃中，周瑜軍事戰略路線的產生與發展分為產生期、 成長期和成熟期三個階段。 “江陵上疏”和“詣京復議”是周瑜軍事戰略路線晚期的杰作，它展現了周瑜收服劉備、兼并巴蜀、全據荊揚益三州以圖北方的軍事戰略路線，顯示了大戰略家的視野和氣魄，其思想為南北朝時代的軍事家們所繼承，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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