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盜問題是一個古老而持久的社會問題，直至今日仍然堪稱國際毒瘤。在中國歷史上，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是海盜活動最為頻繁之時，被稱為"海盜的黃金時代"[1].因此，研究中國海盜史的學者多將目光投射在這一時段，成果豐富.對于鴉片戰爭之后的海盜，學界的關注則少得多.在這一時期，海盜活動有了新的抬頭，迫使中國官民引進輪船進行反海盜斗爭，間接刺激了現代化的推進，其意義不容忽視。筆者擬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探討，就正于方家。

一、鴉片戰爭后海盜活動概述

清朝中期，被稱作是中國海盜活動的"第三次高潮".而在19世紀初，隨著越南西山叛軍、鄭一、蔡牽、朱濆、張保等大海盜集團的瓦解，這一高潮已然跌落[1]（P37~40）.但是，這只意味著大規模海盜活動的結束，海盜并未徹底銷聲匿跡。進入道光朝之后，海盜活動開始重燃。道光二年（1822）的上諭指出："粵東閩浙各省洋盜③,自蔡牽、烏石二等殲捦之后，洋面早就肅清。近年該三省復時有海洋行劫之案。"[2]（P17）而 在道 光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曾對云南回民張富起事一事批示道："此案張富系一滋事回民，并非外夷海盜可比。"[3]（P28）海盜活動堪與"外夷"侵擾相提并論，可見其分量之重。

限于篇幅，本文無法具體描述這一時期層出不窮的海盜活動，只能大概論之。從地理上看，海盜活動南多北少，主要發生在閩浙粵蘇四省沿海，而北到山東乃至直隸、奉天也時有海盜出沒?？梢哉f，海盜活動幾乎覆蓋了全國的海岸線。值得注意的是，海盜的流竄性較強，東南海盜往往北上北洋做案，這應當與清朝水師南強北弱的形勢有關（據乾隆年間的統計，當時廣東水師力量最強，外海內河戰船共558艘，而盛京、直隸、山東三地總共只有38艘）[4]（P2603）.

從規模上看，盡管此時沒有上百艘盜船的特大海盜集團，但擁船數十艘的團伙還是存在的。如道光年間的著名海盜首領陳雙喜，"集大舶數十號，往來洋面，肆行無忌。"[5]（P344）當然，海盜并不總是成群行動的，會根據需要化整為零。道光二十三年（1843）浙江提督李廷鈺曾奏稱，溫州洋的海盜"形如鬼蜮，一聞大幫兵船會哨，旋即散去，迨伺巡緝已過，復又聚集",令水師難以殲滅[6]（P373）.這樣的情形，可能也會困擾其他地區的駐軍將領。

從活動方式上看，海盜行劫以勒索贖金為主，劫掠貨物為輔，也有登岸搶劫的情形。當時漕糧已改為海運，漕船尤其是海盜行劫的重要目標，甚至有這樣的情況："乃現在南糧甫經運竣，即有閩廣盜船多只在外洋乘風游奕，意在伺劫回空漕船"[5]（P232）.

海盜活動的抬頭，與鴉片戰爭的爆發有著莫大的關系。其一，戰爭中清軍水師遭到了沉重打擊，給了海盜可乘之機。戰時曾有報告，浙江"現在防夷吃緊，洋盜乘間竊發，剽掠商民，地方更形擾累"[7]（P698）.戰后閩浙總督劉韻珂也奏稱："查閩省水師營船，前于軍興時，多被英夷擊毀。洋盜充斥，商船畏縮"[8]（P43）.

其二，戰時清政府為了彌補軍力的不足，大量招募雇勇作戰。但雇勇只為吃餉而來，極易潰散而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這一問題并不只限于陸上。第二任港督德庇時（Sir John Francis Davis）記載，據兩廣總督耆英稱，戰時私人船只獲得了擁有武器的執照，而戰后并未按規定解除武裝，這造成了海盜的泛濫[9]（P184）.

其三，戰后國門洞開，多有外國海盜出沒沿海。此外，不少外國武裝船只以為商船護航牟利，有的更是借口護航進行勒索，行徑與海盜無異[10]（P124~136）.

而由于列強攫取了領事裁判權，清政府對外國海盜的追究很是縛手縛腳。譬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有"夷盜"搶掠沙船、殺傷水手之事，道光帝雖然也飭令追捕，但又指示"果能辨認明確，自應知會廣東，交該酋自行辦理"[6]（P695、716）.

二、傳統環境下反海盜斗爭的窘境

與海盜的頻繁活動相比，清朝的反海盜斗爭顯得軟弱無力。本來，作為國家正規海防力量的各省水師應該是剿滅海盜的當然主力。但在鴉片戰爭前，水師的廢弛已很明顯，戰船朽爛、軍紀敗壞、訓練松懈等問題十分嚴重[11]（P14~16）.經過戰爭的嚴重摧殘，水師更顯虛弱，無力滿足反海盜斗爭的需要。

水師的虛弱，集中體現在戰船上面。戰后浙江提督李廷鈺奏稱，定海鎮標所轄各營由于戰時毀壞的戰船尚未補造，被迫雇募民船巡緝，"為閩盜所輕".而由于船廠舞弊，所造戰船也是"類多釘稀板薄，一出外洋，莫不船身亂戰，官兵膽怯風濤，大半職此之由"[6]（P374~375）.

水師戰船之所以性能低劣，還有制度僵化的問題。由于戰船的樣式在乾隆年間已經固定下來，并被"工部軍器則例"、"戶部軍需則例"等條例限制了修造經費，戰船的革新遭到扼制[12]（P40）.至于海盜，自然不用遵守這些條條框框，因此海盜船的性能甚至還可凌駕水師戰船之上。如廣東海盜首領布興有的炮船"金寶昌",有"活炮臺"之稱。布氏歸降之后該船劃歸定海鎮水師，官員檢閱后贊嘆其船堅炮利[13]（P94）.《赫德日記》記載歸降后的布氏為官府租來了一艘與英國500噸級船相當的大海盜船，不知是否指同一艘船[14]（P113）.這樣大的船只是水師絕少擁有的。有的海盜團伙甚至擁有十余艘夾板船（即雙層船殼的西式帆船）[15]（P328）,遠遠走在水師的前面。

諷刺的是，由于裝備不濟，水師甚至師法海盜的船型。如"快蟹"（又稱扒龍）是廣東海盜與鴉片走私犯慣用的一種槳帆船，機動性較好，"每艇壯丁百數十人，行駛如飛".該船從道光年間起被水師仿制，后來成為常用戰船之一，甚至被稱作"洵為水戰第一器械"[16]（P157）[17]（P194）[18]（P239）.

當時的水師對于海盜普遍有畏懼心理。如道光年間御史曾參奏："浙省水師，廢弛已極。兵則怠惰偷安，官則因循推諉，且有吸食鴉片煙者。間或摉捕零匪塞責，遇大幫洋盜，不敢過問。"[19]（P80）對這種情形，寧紹臺道段光清在自訂年譜中有過生動的記載：咸豐五年（1855）二月寧波的漕糧海運開始，"時洋面多盜，省中行文飭水師護送商船出洋。水師畏之，提軍葉紹春亦赴鎮海催之，仍不出口。余親往催，至提軍坐船，詰水師將官曰：'平時捕盜既不敢前，此日護糧又不肯往，致朝廷虛糜餉項，水師真可廢矣!'"[13]（P100）在與海盜的正面交戰中，水師常遭敗績，不乏"哨船軍器被劫"、"擊毀戰艇"之類的記載。較為嚴重的一次是在咸豐元年（1851）七月二十六日，登州水師在榮成石島海面被布興有部海盜大敗，"新舊戰船被賊占駕九只，副將關防文卷盡失",可謂顏面喪盡[15]（P249）.布氏歸降后，繳出的被劫師船、勇船共達21只之多，所釋放的被俘水勇更達200余人，可見該部戰力之強悍[15]（P542）.

因此，清政府對于大股海盜一般無力將其剿滅，最多不過勸其歸降。前文所述的海盜頭目陳雙喜（又作雙嬉），盡管上諭多次嚴令抓捕法辦，最終還是以陳主動"投首"收場[5]（P344）.而布興有盡管膽敢劫奪戰船，最終"投誠"后亦得到了優容，其624名黨徒均被赦免[15]（P542）.而這些海盜歸降之后，也往往胡作非為，危害地方。

由于正規軍的疲軟，官方常招募勇船、水勇以補水師之不足。此外，沿海商民也被迫自行組織護航捕盜。這樣的民間反海盜行動取得過一定戰績，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浙江商人曾經"捐雇鄉勇先后出洋四次，獲盜四十余犯"[5]（P355）.但雇勇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民間的人力物力也終究有限，這種辦法也難以傷及海盜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