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鴉片戰爭史，不可避免要涉及"漢奸"問題。在研究鴉片戰爭的論文、專著及文獻中，到處充斥著"漢奸"的說法。茅海建認為：鴉片戰爭時期的"漢奸"是一個最不確定的稱謂，一切不便解釋或難以解釋的事由、責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漢奸"的身上[1]306.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說，鴉片戰爭時期的"漢奸"呈現出一種奇怪的亂象。而厘清該時期的"漢奸"問題，不僅能夠還原該時期"漢奸"群體的真相，還能挖掘出"漢奸"亂象背后的歷史因素。

一、"漢奸"群體之類分

鴉片戰爭時期"漢奸"群體的組成有其鮮明的時代性和特有的復雜性，有些是出賣民族利益名副其實的漢奸，有些是威脅封建統治利益的階級"漢奸",有些是民族政策產物下無辜"漢奸",有些是民族意識缺失的無意"漢奸",有些是"莫須有"罪名下犧牲品"漢奸".為還原該時期"漢奸"問題真相，作者試對該時期"漢奸"亂象進行如下類分。

（一）名副其實之漢奸

中英《南京條約》的第九款：赦免"漢奸","凡系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拿監禁受難者，亦加恩釋放"[2]32.鄭劍順先生在《鴉片戰爭時期的漢奸問題》中通過大量的史料也證實了該時期漢奸的存在，而且列舉蘇旺、劉相、陳秉均、劉福檜、虞得倡、方錫洪、顧保林、陳碌、陸心蘭、胡江等有名實可按的漢奸[3]94.他們或勾結夷人，走私販毒；或幫英軍刺探情報；或為英軍引路等。由此看出，在鴉片戰爭期間確實存在出賣民族利益，破壞中國反侵略戰爭的民族敗類。

（二）階級敵對之"漢奸"

少數民族建立的清王朝，由于長時間實行殘酷的階級統治，不斷激起社會各階層及會黨等不同組織的強烈反抗。在鴉片戰爭中，因英"夷"的入侵",鹽梟""義勇""社學""會黨"等組織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反侵略斗爭中[4]366,但這些組織（尤其是官府壓制的"會黨"）甚至僅僅不愿與官府合作時，立即又成為官府所指責的"漢奸".

（三）羈縻政策之漢奸

鴉片戰爭中，面對英軍船堅炮利的武力威逼，軍事上的節節敗退，清朝最高統治者道光帝處于"剿""撫""剿"的回旋中，附和道光帝的決策，琦善、伊里布、奕山、楊芳等由主戰轉向堅決主和，并不惜用以假亂真、蒙混欺騙、謊報軍情等手段力勸道光帝對英采取羈縻政策。因此他們中有些人也被時人和一些學者稱為漢奸。一如琦善被彈劾為"天朝"的頭號奸臣[5]870;又如余保純漢奸案[1]305;再如顏崇禮為"羈縻"英軍，主動向英軍送牛羊、瓜果蔬菜、米面和銀子等給養，有漢奸顏崇禮之說。

（四）民族歧視之"漢奸"

在鴉片戰爭中，旗人將領或旗人官兵更是借"漢奸"之名殘害百姓。一如英軍進攻鎮江時，特別是 1842 年 7 月 15日英輪 2 艘初至時，海齡竟下令緊閉城門。逃難的民眾因不得出城而抗議，他以"漢奸"罪名拘之，殺 13 人于小校場。而早晚在街巷中行走的民人，縱兵用鳥槍打死，又在城內大肆搜捕"漢奸".如是者六天，民怨沸騰，滿漢矛盾激化[1]444.又如鴉片戰爭爆發后，清廷在征調軍隊的過程中，一些旗人將領，執其種族偏見，或誣良民為漢奸，或為守城，濫殺無辜，使百姓更不堪其擾累[6]599.

（五）民族意識缺失之"漢奸"

鴉片戰爭中，國家和民族的觀念并沒有成為民眾奮起的旗幟[1]416.期間雖有三元里民眾英勇抗英事件，但事件的起因是眼前利益受損而非民族之利害。正如時任浙江巡撫的劉韻珂在"十可慮"奏折中提到的：英軍以小惠結民心，彼此相安，民眾"轉以大兵進剿為慮，是民間鮮有同仇敵愾之心[1]416".在整個鴉片戰爭期間，在英軍"安民"、清統治"擾民"及羈縻政策下，一些民眾向英軍出售糧食、畜禽、淡水，以圖獲利；另一些民眾為英軍充當苦力，從事運輸，以求工值，這些被清方文獻斥為"漢奸"的民眾，在交戰地區幾乎無處不有。甚至與英軍交戰之時，成群的民眾躲在遠處觀看這難得一見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方文獻中屢見不鮮[1]312.

（六）"莫須有"之"漢奸"

鴉片戰爭中，許多民眾被"莫須有"地指為"漢奸",稱為無辜的戰爭犧牲品。如清廷派奕山到廣東作戰，所調各路軍隊，"往往兵勇互斗，放手殺人，教場中死尸不知凡幾，城中逃難之人，兵或指為漢奸，或奪其財務，城內洶洶，幾于機變"[7].此外，沙角戰敗系有"漢奸"參戰的情報，導致一些海疆大員，把"虛有"的漢奸作為重要的防范對象。

二、"漢奸"亂象之探源

通過上文對此期"漢奸"的類分，我們不禁疑問是何種因素導致此"漢奸"亂象的出現？作者試從階級與民族矛盾的交叉、歧視與羈縻政策的推行、傳統與民族觀念的局限進行淺析。

（一）階級與民族矛盾的交叉

鴉片戰爭時期，面對西方侵略勢力的入侵，國內的階級矛盾本應有所緩和而服從于反侵略之大局。然吏治的腐敗，戰爭的擾累及嚴重的災害，反而形成"官與民，民與兵役，已成仇敵","一朝有事，不獨官民不能相顧，且將相防，困苦無告者，因而思亂"的嚴重局面[8].在全國廣大地區，人民群眾反抗官府的斗爭，不斷發生。階級矛盾的激化，提供了"漢奸"產生的土壤。如林則徐認為"內奸之敢于勾引，則由文武衙門得規包庇所致……奸民串通衙蠹，執法營私，而員弁亦復貓叔同眠，分肥故縱。"[9]

由于官府腐敗，欺壓、魚肉人民，對外怯戰妥協，所以嚴重缺乏凝聚力，使人心離異，造成少數人心理逆反，個人恩怨淹沒了民族感情，不顧民族大義，背叛祖國，為虎作倀[3]97.同時漢奸又往往和廣大人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攪在一起，很難分辨。這就使得統治者感到"人情險惡","民情不附",惶惶不安，似乎到處都充斥著與他們作對、甘心從逆的"奸民",從而到處抓漢奸、殺漢奸。錯殺、濫殺又進一步激化了廣大人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潰散了民心[3]101.

（二）歧視與羈縻政策的推行

自滿清入關，雖在民族政策上不斷調整，但民族歧視的基調始終存在。鴉片戰爭時期的民族歧視也并未因英軍的入侵而有所消弭。如在滿漢官員權利的分配上：自林、鄧被革職后，各省區主持軍務者，基本上是以滿人為主的旗員。廣東先為琦善，后乃奕山。福建顏伯燾之后為怡良。浙江在定海陷后，則是伊里布、裕謙、亦經及杭州將軍奇明保。江蘇先后是裕謙、伊里布、牛鑒及京口副都統海齡、江寧將軍德珠布。山東是托渾布。直隸為納爾經額。奉天是盛京將軍耆英。代表清廷與英方議和的全權代表是耆英、伊里布。主持軍機處的是穆彰阿。上述十五人中，滿員十一名，蒙員二人，漢人二人，即旗員約占 87%,漢員僅占 13%,滿員則占 74%[6]604.在江寧議和時，竭盡全力推行妥協方針的穆彰阿被時人評論說："潘世恩（時為漢族軍機大臣）、穆彰阿兩中堂主和已定……然潘猶可駁，穆不可也[10].因民族歧視政策之推行，故在鴉片戰爭中，一些旗人將領、士兵借戰爭之借口，行搶掠、誣陷等民族歧視之實，很多無辜百姓淪為民族歧視之"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