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他不僅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斗爭實踐中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在黨的思想理論戰線上也有多方面的重要建樹。本文擬對人們過去關注較少的蔡和森軍事思想作初步探討，以求教正。

一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蔡和森在留學法國期間，1920 年同毛澤東等通信中討論中國社會改造的道路問題時，對無產階級軍事斗爭問題尚未予以關注。這時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有四種“武器”,一是黨，二是工團，三是合作社，四是蘇維埃。還沒有認識到建立無產階級軍隊、進行武裝斗爭的重要性。1921 年底，蔡和森回到中國，加入中國共產黨并留上海黨中央工作。這時，中國正處在軍閥混戰的形勢下。各種政治勢力對中國的出路問題，都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張。

直系軍閥鼓吹“武力統一”,各地軍閥則要求“自治”或“聯省自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主張建立“好人政府”,孫中山則重新舉起“護法”旗幟，打算以廣東為基地舉行北伐。中國共產黨則在 1922 年 7 月召開的“二大”上，提出了消除內亂、打到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蔡和森參加了黨的“二大”.在之后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他結合當時的國內政治狀況，對如何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進行了探討，的武裝斗爭問題的認識逐步深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

第一，完全解除舊支配階級的武裝是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

蔡和森認為，辛亥革命后，之所以“政權完全落后于北洋軍閥之手”,袁世凱死后，護法與非法之爭何以至今不能結束，“主要原因在舊支配階級的武裝并未解除”,舊的支配階級即封建軍閥官僚為了鞏固和擴大其地位，“第一步就不得不增加其武力以壓迫革命階級并解除革命階級的武裝”.而法蘭西大革命之所以勝利，是因為“極力破壞舊軍事組織，撤換一切封建階級的司令官，最后第三共和國之所以鞏固，也是因為舊軍隊解體，共和國新軍隊完全成立之故”[1]

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也是因為進行了一項“根本性的工作”,這就是“完全遣散舊軍隊而改建工農階級的紅旗軍”.如果他們不進行這項“根本性的工作”,十月革命成果“是遲早要被舊勢力推翻的”[2].蔡和森認為，“由此我們可得一個重大的教訓：舊支配階級的武裝不解除，舊軍隊不完全解散或徹底改組，新支配階級即革命階級的統治權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3].強調“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就是：

完全解除舊支配階級的武裝。這一點做不到革命是不會成功的”[4],中國一切政治問題，非“完全打到軍閥，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不能解決”[5].“必須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壞舊軍事組織，由民眾武裝去解除舊支配階級-軍閥的武裝”,中國的“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成立”[6].

第二，革命軍隊是廣東革命斗爭取得勝利的主要力量。

廣東是孫中山多年來進行革命活動的主要依托。

1925 年初，陳炯明乘孫中山北上病重之機，在英帝國主義勢力支持下，舉兵進犯廣州。廣州革命政府組織東征軍討伐陳炯明。3 月，東征軍占領潮汕地區，擊潰陳炯明主力林虎部，取得第一次東征勝利。

蔡和森認為，第一次東征之所以勝利有兩個原因?！耙皇菄顸h新在黃埔軍官學校訓練出來的黨軍，報紙上通稱學生軍，外國帝國主義曰為‘赤軍';一是東江農民紛紛起來襲擊陳炯明，幫助國民黨”[7].尤其是黃埔學生軍，所起作用更大。為什么黃埔學生軍這樣能戰斗？蔡和森分析了其原因。這是“因為他們多屬工農子弟，有覺悟的貧苦學生，他們所受外力和軍閥的壓迫比任何階級要嚴重，所以革命戰斗中的精神格外堅決，加之又受了很正確的革命的政治教育”.所以黃埔學生軍“到處受群眾熱烈的歡迎，因為他們不僅是革命黨的武裝，而且成為保護革命群眾之利益的工具”[8].蔡和森還對第一次東征的勝利予以高度評價。認為它不僅打敗了軍閥陳炯明，消除了廣東革命政府的危機，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而且開辟了一個革命軍事行動的新紀元，使國民黨和廣州政府今后得逐步離開雇傭軍閥的關系而確立于真正的革命的武力之上”[9].

第三，中國軍事勢力可以影響政治的變遷，黨要注意軍事運動。

1925 年 10 月，蔡和森赴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并代表中共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會議。在此期間，蔡和森在中共旅俄支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發展》長篇報告，系統回顧了黨的歷史，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他認為，在中國“軍事勢力很重要”,他同“過去一切政治的變遷都有關系。軍事可以使革命向前，亦可使革命后退”[10],因此黨應該“注意”軍事運動。不僅要繼續幫助廣東革命軍，而且還要關注北方馮玉祥的革命軍。

1926 年 9 月，蔡和森致信李大釗，提出了加強對馮玉祥軍隊工作的建議：要在馮玉祥軍隊中“注意基礎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層組織”;要在馮玉祥軍隊“本身中養成大批工作人才”;要在廣東革命政府和廣東革命軍中選擇一批“工作的最好分子”,到馮玉祥軍隊中工作[11].蔡和森的這些建議，對黨在馮玉祥軍隊中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第四，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軍閥內戰的根源。

1924年8月，蔡和森在其撰寫的《社會進化史》中，對戰爭的根源作了探討。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是有深刻經濟根源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出現經濟危機。20 世紀初年，“各國資產階級因為生產的過剩和紊亂，早已準備異常強大的武力以爭奪殖民地”[12],“大戰的爆發，便是因為生產力已覺到資本主義各大強國的范圍太狹窄了。資本帝國主義的傾向就是要取消一切國界，取消一切關稅，取消一切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而占領全地球。這就是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次大戰的總原因”[13].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又導致“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平衡的基礎遂根本動搖而頻于破產”[14],“把一切生產關系都破壞了”[15],歐洲經濟更加“衰頹”.“工人階級對于國家的負擔現在比戰前嚴重得多”,“農民不滿意于農業經濟頹敗，知識階級日覺貧困，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日形破產而憤怒，所以階級爭斗的嚴厲非達到社會革命不止”[16],最終將會導致革命的發生。

蔡和森還進一步揭示了國內軍閥混戰的根源。認為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實質是“兩派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戰爭”[17],“只要軍閥與在軍閥后面的外國帝國主義存在一天”,中國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還要接連的演個不窮”[18].

上述認識表明，蔡和森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和方法，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軍閥混戰根源進行的分析是深刻的觸及到了問題的本質，這是蔡和森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的體現。

二

1927 年 3 月，蔡和森從莫斯科回國，到達長沙。

這時，中國革命面臨重大的變化。在此期間，蔡和森經歷了蔣介石、汪精衛的叛變，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等重大變化。在如此重大變化的形勢下，蔡和森的軍事思想也有了顯著地發展，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主張。

第一，根本問題是武裝農民。1927 年 4 月，中國革命正處于緊要關頭。如何挽救革命并繼續推進革命發展？蔡和森認為，在當前形勢下，第一當注重的是農民運動問題。這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即可以得天下。國民革命如不解決農民問題，可斷定不能成功”.“目下軍事雖然勝利，但軍隊非完全的武裝基礎，因軍事領袖隨時有向后轉的可能，彼可攜帶武裝加入，也可以攜帶武裝逃遁”.歷史表明，農民的支援是革命勝利的條件。農民的斗爭也需要武裝支持。所以，“根本問題在武裝農民起來”,只有“充分使農民得到武裝，革命基礎方不致動搖”[19].領導國民革命必須大力武裝農民，建立農民革命武裝。

第二，以暴動對付暴動。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1927 年5 月 18 日夏斗寅在湖北叛變，21 日許克祥在長沙叛變。消息傳到武漢，蔡和森同李立三等向黨中央提出，“立即調動與集中我們武力于湘鄂路，迎頭痛擊夏斗寅，同時發動武漢民眾勢力，擴大糾察隊武裝，起來肅清反革命，并準備奪取兩湖”[20].黨的“五大”后，蔡和森在中央常委代理秘書長，曾經寫了兩個關于兩湖的決議，“主張組織與發展群眾暴動撲滅兩湖反革命，用自己的力量解決兩湖問題，農民自己動手沒收土地，發展我們的武裝勢力”[21].他認為，夏斗寅、許克祥等叛變表明，地主、土豪劣紳、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上層已“公開向我們進攻，向我們暴動，向我們政變”,我們應該“以進攻對付進攻，以暴動對付暴動，以政變對付政變才能制勝一切敵人”[22].強調對地主資產階級的進攻，必須“積極準備武力對付，以暴動對付暴動”[23],特別是要“乘此時機準備兩湖暴動，用自己的勢力來鞏固兩湖根據地，來實現土地革命”[24],只要我們這樣做，革命“未有不勝利的”.蔡和森提出，“暴動的性質是群眾的土地革命的而不是軍事冒險”,應防止軍事投機的傾向；“暴動的領導者是工人階級”,“暴動是由黨領導”[25];暴動應做好準備工作，之前要充分發動群眾起來為切身利益而斗爭，還“應選擇適當的時機，既不應失時，也不應盲動，總要知己知彼，計劃利害”.特別指出，暴動“絕對不可離開’群眾‘和’組織‘的觀念，去干那英雄冒險的把戲，尤要盡可能避免自己勢力之巨大的損失”[26].

第三，開展農村游擊戰爭。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八七”會議決定發動武裝起義，開展土地革命。蔡和森積極支持農村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的開展。他提出，“組織與領導農民的游擊戰爭”應該是黨的“最主要工作之一”,黨應領導農民游擊戰爭朝著“實行群眾的土地革命大暴動，打到一切新舊軍閥、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總方向走”[27].他認為，開展農村游擊戰爭是農民運動的“主要方式，不但在南方，北方亦如此”.無論南方北方，農民斗爭起來后，都應該“很快的轉到武裝斗爭方面”,開展游擊戰爭。農民游擊戰爭的開展不僅會“得到割據局面”而且可以“得到建立紅軍，得到使敵人軍隊瓦解”[28].他還提出開展游擊戰爭應把握的原則：農村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都應由無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在軍隊中，在城市與鄉村的一切組織勢力中，都保持絕對的優勢和領導地位”[29],這是俄國十月革命給我們的重要經驗；游擊戰爭應該注意“使之群眾化，使之深入農村，不容易為敵人所消滅”[30];“勢力未充分時，不要輕易進攻駐有重兵之城市”[31].

第四，黨要重視爭取舊軍隊的兵運工作。蔡和森認為，“破壞舊軍隊是非常重要的。黨的組織必須打入兵士中去，必須用種種方法在兵士中做反對戰爭，要求改良待遇，破壞軍紀，以至鼓起部分士兵的兵變，這種兵變要是能與城鄉的工農暴動聯合起來更是好的。但不應依靠與等待兵變為主力”[32].

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認識武裝斗爭重要性的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提出建立農民武裝，發動工農暴動開展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的領導人之一。他的軍事思想在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緊要關頭，對中國共產黨高舉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旗幟，開展農村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產生了積極地推進作用，也豐富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