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體運動作為人類可以直觀看到的一種自然現象，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人類也對其進行不斷的觀察和探索，這從歷代政權都設有專門的天文機構就可以看出。①天文技術官員們通過長期觀測星象運行，留下了大量的記錄，成為歷代正史 《天文志》中的重要素材。然而，由于古代技術水準的限制，人們還無法完全客觀地解釋天體的運行規律，故而其中夾雜著大量附會時事的記載。星體的運轉，也因此成為天道對人事的反映和警示。
正因為 《天文志》中存在著大量不符合現代科學理論的記載，今人多視其為迷信而缺乏足夠的關注； 而其中關于星象名物及其推算的記載又往往繁復難解，也成為深入研究的障礙。故而 《天文志》在過去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然而，隨著學術視野的拓寬，學者們越來越認識到天文對于古人的意義，進而從天文入手探討背后的政治動態。在這方面，目前已經積累了不少成果。學界已有的研究，從最初的簡單星象考訂，逐步轉向星象與當時政治生活的結合，然對 《天文志》本身的討論并不多。①其實，《天文志》本身就是正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 《史記》到《清史稿》的 “二十五史”中，十八史有志 （ 或相當于志的書、考等） ,其中十七史就有 《天文志》（ 《遼史》無 《天文志》） .北宋歐陽修撰 《新五代史》時，雖然認為 “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但仍編有 《司天考》二卷，足見其對天文之重視，也充分反映了 《天文志》在正史中的地位。僅就入選次數而言，《天文志》和 《禮志》持平 （ 《新五代史》沒有 《禮考》） ,更在 《食貨志》之上（ 《后漢書》、《宋書》、《南齊書》、 《新五代史》無 《食貨志 （ 考） 》） ,這一現象也頗值玩味。此外，歷代 《天文志》在具體內容和書寫模式上有無變化？ 其背后反映了古人什么樣的思想觀念？ 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本文選取中古 《天文志》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其前后時期的變化，提出自己的若干淺見，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批評指正。
一、歷代 《天文志》的差異
我們知道，史書在傳記位置的安排上是有所講究的。在大體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基礎上，將哪些人放入到一個列傳之中，又將這些列傳按照何種次序編排，都有著極其嚴格的要求，也就是所謂的 “體例”.但具體到某些傳記的編排上，則會引起爭論。如在擺放 “開國群雄傳”位次的問題上，就有著不同的態度。②而這些爭論，往往就是不同思想風潮碰撞的表現。與之同理，《天文志》在正史中的排列以及內容所占比例，也反映了時人對其重要程度的認識。
比對諸正史，我們發現，漢到唐初，《天文志》在正史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10% 以上，有時甚至達到 20%.而從唐代開始，《天文志》的份額呈下降趨勢，通常在 6% 左右，幾乎比上一個時段少了一半 （ 《新五代史》是特例，姑且不算在內） .
但 《天文志》在各正史中所處的位置，一開始顯得有些雜亂無章，沒有固定順序，直至元修三史時才穩定地排在諸志之首。發生這種變化，可能是因為唐以后的正史書寫由于是官修史書，越來越模式化。到了元人所修的宋、遼、金三史之時，這種情況就變得十分明顯。③盡管各書之間存在著些許差異，但大致是按照天、地、人三才的順序排列的，也即 《天文志》一般居于諸志之首。
《天文志》卷次編排上的變化是一方面，而更令我們關注的還是內容上的差異。由于此前少有專著來討論天文星象，那么作為第一部正史天文志的 《史記·天官書》就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即具體介紹何謂 “天官”.《史記·天官書》一開篇，首先介紹各星名稱、內涵以及所在方位。在此基礎之上，司馬遷又介紹了種種異象所代表的含義，也即可稱為“征”、“占”的部分，但作為 “應”的史實卻并不算多，④而且內容也多局限于兵災，屬于當時王朝興廢的大事。
但 《漢書·天文志》則有所不同，其記錄 “應”的部分，大大超出了 《史記》的記載。以與《史記》年代重合的部分為例，《漢書》就多出了秦二世 “殘骨肉，戮將相”; 漢高祖擊匈奴； 漢高祖駕崩； 漢文帝時匈奴入侵； 誅反者周殷； 漢文帝駕崩； 漢景帝時梁王入關謝罪； 梁王、城陽王、濟陰王、成陽公主去世； 大疫； 漢武帝除濟東、膠西、江都、淮陽、衡山諸王； 廢陳皇后； 竇太后去世等事件。①這些材料說明 《漢書》比 《史記》更重視星象的應驗程度，而且星象預警的內容也變得更為詳細，同時也表明在當時利用星象來為某些政治活動造勢，已經逐漸變得普遍起來。
然而這種書寫方式存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天體的位置及運行規律并沒有變化，從而使得關于星象定位這部分顯得很累贅。班固因循司馬遷，在 《漢書》中繼續記錄這一部分，就受到了后世的批評，劉知幾 《史通》卷三 《內篇·書志》云：
但 《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 《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榷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 《漢書》，尋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裟梭w分蒙氵項，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于人事，輒編之于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于何代不可也。②應該說，劉知幾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正因如此，班固之后，唐初之前，諸史 《天文志》都刪去了這部分內容，故而受到劉知幾的稱贊。③但劉知幾沒有注意到的是，在刪去星象定義的同時，《宋書》補入了關于天體三說的討論以及天文觀測儀器的大體形制及使用方法，這也使得 《天文志》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脫離完全講述天人感應的狀況。但遺憾的是，只有 《宋書》如此， 《后漢書》、 《南齊書》、《魏書》對此并無涉及。
這也造成了一個現象，南北朝時 《天文志》中既沒有關于星象的定義，也沒有對于天文學說的討論，更沒有觀測儀器的記錄，剩下的只是枯燥的星象記錄。從而使得幾乎每一個政治事件都可能與天象扯上關系，星象示警次數也因此變得頻繁起來，相關內容也日趨細密。
而在唐初所編 《晉書·天文志》、《隋書·天文志》中，史家們不僅在保留 《宋書》有關天體三說討論的基礎上，大大增補其內容，還將 《后漢書》、《宋書》、《南齊書》、《魏書》中所舍棄掉的關于天官方位的內容又重新補入其中，同樣也較 《史記》、 《漢書》等有所增補。這樣一來，就顯得篇幅臃腫，體例不當，與 《漢書》一樣受到劉知幾的批評。之所以這樣編寫，是因為唐政府集中力量編寫多部前朝史書，帶有認識和總結前朝歷史的意蘊，尤其在 《五代史志》中承載眾說，加以評述，更是有整合長期分裂的南北文化之功效，故而時人盛贊李淳風 《天文志》。④這與其后劉知幾的評價，可謂大相徑庭，其原因恐在于立場不同而已。
《舊唐書》較之以往史書，還有一個變化，就是在大量增加觀測技術內容的同時，相應削減了“征”、“占”、“應”的記載。尤其是唐前期的天人感應記載就相對較少，甚至連唐高祖受禪也沒有什么星象表示，這在南北朝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僅有的幾條記載也多為有某天象、皇帝詢問是何災異、臣下回答等。而在 《新唐書》中甚至連這些內容也都刪去了?！缎绿茣吩诹_列各種天文現象時，記載相應的 “占”,然對應驗狀況卻只字不提。其實歐陽修在 《新五代史·司天考》就表明了自己對待天人感應的態度：
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 《詩》、《書》不去也。蓋圣人不絕天于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于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⑤不 “絕天于人”,就需要將星象記錄下來； 不 “以天參人”,就要拋棄掉天象與人事的對應。兩者綜合，就形成了 “存而不究”的 《新唐書》、《新五代史》的 《天文志》、《司天考》了。
然而，拋棄了 “應”的部分，一面使得 《天文志》整體變得更為客觀，另一面也使得 “占”的內容變得雞肋起來。沒有了 “應”,“占”也就變得沒有意義，這是很自然的道理。故而元修 《宋史》、《金史》等，“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為一志，而取歐陽修 《新唐書》、《五代史記》為法，凡征驗之說有涉于傅會，咸削而不書，歸于傳信而已矣”.①之后的 《元史》、《明史》等也遵循了這個原則。只保留天象變化的事實，那么剩下的內容就再也很難和實際政治聯系起來了。其實非止 《天文志》如此，《五行志》亦是同樣去掉了那些牽強附會的東西，一定程度反映了歷史發展的軌跡。
要之，歷朝 《天文志》在次序安排上逐漸由雜亂無章走向系統化、模式化，《天文志》在 《宋史》以后諸史都占據了首篇的位置； 在志書所占比例上，卻由唐以前的10%以上，下降到了唐以后的 6%左右。在內容上，由充滿讖緯占應變為較為客觀單純的星象記載。那么，為何會產生這一重要變化呢？ 下面對此試作分析。
二、政權更迭模式與 《天文志》地位的升降
中古 《天文志》地位的凸顯，與當時政權更迭模式有著密切的關聯。我們知道，漢唐間朝代更迭，多采取禪讓模式。新君多為舊臣，以臣謀君，本就不合道義，唯有強調受禪者得到天命的眷顧，才能在政治上取得相應的合法地位。從漢獻帝的退位詔書開始，“天之歷數，實在爾躬”這句話幾乎成了禪讓文中的必備語句。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許多天文現象就被附會上了天命的色彩。
如漢獻帝時，“（ 建安）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 ‘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浜笪何牡凼芏U”.②這里就有值得玩味之處。魏得天命的種種天文異象，其實并不在漢魏之交的延康元年 （ 220） ,而是追溯到了建安九年 （ 204） .這恰恰說明了時人對天象的重視，即使當年并沒有特別的星象，還是要通過更為牽強的附會來確立自己禪代的合法性。到了南北朝時期，情況依舊如此。譬如按照 《南齊書》設計的體例，《天文志》中不應該出現占應的記載。③然而蕭子顯還是要對齊高帝受命時的天象大書特書。④這清楚地說明天象對于南齊受禪的意義。
又如，東西魏分立之時，有關正統性的問題變得十分重要。北齊魏收借著自己編 《魏書》之際，就把北齊政權興起的天象記錄其中。⑤《周書》由于沒有志，在這點上就存在缺憾。即便后來北周隋唐一系編寫的 《五代史志》，仍不見關于此事的記載，可見缺少本朝的 《天文志》，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迨至唐代，有關唐高祖受天命的記載卻均被史書忽略了。新、舊 《唐書》的 《高祖紀》、 《天文志》都沒有相關的記載?！洞筇苿摌I起居注》中記載了大量裴寂等人為李淵登基做的準備，但其中大多都是謠讖，而沒有天象的記錄。⑥這種星象上的缺失，在于李唐與魏晉南北朝諸政權存在一個較大區別。當時的隋政權處于一種土崩瓦解狀態，并非一個安定完整的整體。李淵的競爭對手，是各地擁有精兵強將的實力派軍閥，而非朝堂上的政治對手?？诳谙鄠鞯闹{讖在底層民眾中還能發揮一下作用，玄奧虛渺的天象在一般百姓中很難傳播。而對于擁有知識精英的競爭對手而言，這些東西又實在是太空洞了些。在這種情況下，天象的價值就顯得可有可無。因此，李淵將其排除在禪讓征兆中，也就能夠理解了。
這種情況到了五代時更甚。朱溫建梁，要取代的是已經立國近三百年、有二十余位天子的唐朝，其所承受的歷史壓力可想而知，故而不得不選擇異常天象來表示自己為天命所歸?！杜f五代史》卷三 《梁書·太祖紀三》云：
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諸道都統晉國公王鐸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兇安在，咸曰： “金火土犯斗即為災，唯木當為福耳?！被蛞嗳恢?。時有術士邊岡者，洞曉天文，博通陰陽歷數之妙，窮天下之奇秘，有先見之明，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鐸召而質之，岡曰： “惟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于今，必當有驗于后，未敢言之，請他日證其所驗?！币蝗?，又密召岡，因堅請語其詳，至于三四，岡辭不獲。鐸乃屏去左右，岡曰： “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觀之，將來當有朱氏為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數三，其禎也應在三紀之內乎?！辫I聞之，不復有言。①細繹史料即可發現，所謂 “金火土犯斗為災，唯木當為?！?并不符合中古以來的傳統天文學觀念。木星，在星書多稱為歲星?！段簳ぬ煜笾尽吩疲?“是歲六月，歲星晝見于南斗。斗為天祿，吳分也。
天象若曰： 或以諸侯干君而代奪之?！雹凇缎绿茣ぬ煳闹尽穼?“歲星犯斗”的 “占”有兩條，一條預示著 “大臣有誅”,一條預示著 “有反臣”,都不是什么福兆。③而號稱 “洞曉天文”、“博通陰陽歷術之妙”的邊岡所謂 “朱氏為君”云云，居然使用的是拆字法，與傳統天文星占術迥然不同。這條材料說明時人在對星象解釋中，不僅加入了新的說辭，更在原理上采用了更為簡便易行的拆字法。然而這種新方法顯然只能是針對具體事例偶一為之，很難構建一個相對完整自洽的體系。換言之，原有占星術已逐漸萎靡，新生的拆字法卻又難以長久流傳。天象示警的體系不可避免地衰弱下去了。
此后的后唐，本就與后梁是敵對政權，不存在禪讓問題。后晉是契丹所立，被契丹所滅，與后唐、后漢都不存在禪讓關系。真正較為典型的禪讓，只有后漢與后周、后周與宋。而且這些禪讓在戰亂之中，亦不過是虛應故事而已，遠不如魏晉南北朝時隆重。這一點從新、舊 《五代史》和 《宋史》上對禪讓事宜書寫的簡略即可看出。宋以后各朝都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建立新的政權，根本無需禪讓，也就更談不上與之相關的天象了。
因此 《天文志》就失去了原有的一個重要功能，即為政權的正統性提供依據，也隨之失去了其重要地位。其實不僅 《天文志》如此，其他諸如德運、祥瑞、五行災異的地位都受到沖擊。比如中古時期激烈討論的德運問題，在宋以后就很少提及。④宋以后的歷代 《五行志》，雖也在序中往往提到一些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⑤之類的說法，但更多的還是記錄客觀存在的種種災異，并不將其與時局政治聯系起來?；蛘哒f，聯系的遠遠沒有宋以前的史書那么緊密。
三、“占”與 “應”的消失
與 《天文志》在篇幅上的減少相對應的是，在內容上也逐漸拋棄了 “占”、 “應”的記載。此種變化，不僅僅是因為政權的取得由 “天命”轉變為 “逐鹿”,還有更為復雜的原因。
首先是和 《天文志》的編撰方式有關。我們知道，各朝都有自己的天文機構，會將觀測到的結果記錄下來，以作為以后編寫史書的數據。如唐代，就有如下規定：（ 太史局） 每季錄所見災祥送門下、中書省入起居注，歲終總錄，封送史館。①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通常來說，應該是先有天象示警，再有結果發生。但是由于天文機構只能記錄下他們所觀察到的結果，頂多附上占語，但無法記錄之后發生的應驗狀況。其實五代時，司天臺的舊例就是 “祇依申星耀事件，不載占言”了。②史館記下之后發生的歷史事件，卻未必會將之與星象記錄對應起來。而且唐代以前，多為私家修史。這些史家都是博學多才之士，修史時胸中自有丘壑，有著自己的謀篇布局。因而能將分開的星象記錄與歷史事件串聯起來，寫成 《天文志》。有時即使牽強附會也要將兩者扯上關系，比如上舉 《后漢書》記錄曹魏得天命的記載，即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文中當然就是征、占、應三者俱全。
而唐代開始官修史書制度，書成眾手，總攬全局的角色又常常由宰相掛名充任，不能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著述中。但具體參與撰寫的史臣，卻又未必能順利的獲得規定上應該拿到的材料。如劉知幾修國史時，就向蕭至忠抱怨： “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采。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于臺閣，簿籍難見?！雹鄱緯?，尤其是 《天文志》這種專業性較強的書，往往是請專業人士來寫。如 《晉書·天文志》、五代史志的 《天文志》，即出自李淳風之手。編寫 《新唐書·天文志》的劉羲叟，亦是 “尤長于星歷、術數”.④這種紀傳與志書的分離，更會造成內容上的不協調。若要將條目繁多的星象記錄，逐條與正史紀傳相對應，恐怕一般天文學者也難勝其任。在這種情況下，“應”的消失也就能夠理解了。
其次，利用天象星占，亦漸漸受到懷疑。西漢開始流行讖緯之學，在東漢達到頂峰，南北朝亦頗為盛行。但當時亦有人對星占之術提出質疑。比如談到渾儀時，劉宋徐爰即稱： “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意，見有七政之言，因以為北斗七星，構造虛文，托之讖緯，史遷、班固，猶尚惑之?！雹萏拼恍┯凶R之士對天象星占之書嗤之以鼻，卻希望對此加以利用，以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
孔穎達即是其中代表。他說：
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相逢，故圣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知達之士，識先圣之幽情； 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于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⑥孔穎達正是要借助天象來約束人君行為，使得人君時刻保持警惕的狀態，不至肆意妄為。至于他自己對于天象星占之說，只是 “若信若不信”而已。⑦五代時，抨擊天人感應的思潮變得更為猛烈?！杜f五代史》卷四三 《明宗紀九》云：（ 長興三年十月）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 “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也?！薄窝钥晌妨?，實中當時之病，識者許之。⑧康澄將陰陽不調、三辰失行看作 “不足懼”之事，而且被 “識者許之”,頗見時人對天變的態度。
在五代亂世，逐鹿比之天命更為現實?！氨M人事”也取代 “安天命”,成為時代的主題。其實較之理論上的質疑，更為現實的是，星占術的實際效果更是難以言說。據黃一農先生利用現代天文手法回推，星占學中一大兇象---熒惑守心，在史籍上的記載有二十三次，但其中十七次都為虛構，附會牽強之處可見一斑。實際上，這種天文現象約五十年即發生一次，亦即是說，有大量的此種星象未被記錄下來。①用這樣的數據記錄來進行星占，自然很難得到滿意的結果?；蛘哒f由于有大量的偽造情況存在，被識破的可能性也是極高的。
到了宋代，關于天人感應之類的感應說、天譴說的爭論就更是激烈。日本學者小島毅先生在討論有關爭論后，作出如下結論： “在政治領域中，事應說依然發揮著效力。但是僅依此并不能說他們從內心里相信 ‘事應’理論?！恢蝗绱?，甚至可以說批判事應說才是宋代的主流?！雹趹斦f這個結論是中肯的。在這種思想氛圍下，趙宋以后的歷代 《天文志》中拋棄掉事應的部分也就能夠理解了。
此外，天文官員地位的變化，也是值得關注的。雖然司馬遷稱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③但實際上，太史令一類的天文官員并無升遷上的障礙。如曹魏重臣高堂隆，“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w侍中，猶領太史令?！w光祿勛”.④又如北魏晁崇， “太祖愛其伎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⑤可見太史令一職不僅可由侍中、中書侍郎來兼領，之后也不妨礙遷為他官。
但到了唐代，具體負責天文觀測、星象占卜的官員，被稱為伎術官。而伎術官只能在本司內遷轉，極難進入主流官場?！短屏洹肪矶?《尚書吏部》吏部侍郎條云：
凡伎術之官，皆本司銓注訖，吏部承以附甲焉。 （ 謂秘書、殿中、太仆寺等伎術之官，唯得本司遷轉，不得外敘。） ⑥觀測天象是由太史局負責的，正好隸屬于秘書省。其實，《唐會要》里說得更清楚：
神功元年十月三日敕： “自今以后，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雹咭簿褪钦f如果是伎術官出身，即便業務能力再強，也只能在太史局內工作，最多升到太史令、丞。
這是一個濁官職位，前途暗淡，絕非士人所樂為。既然無上進之途徑，工作中也難免缺少動力。無參與之積極性，自然也難去鼓吹風險較高的星占活動。
還有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隋唐時期，科舉興起，除了專門去考明算的士人之外，明經、進士科都無需太多的天文知識。而官方嚴厲禁絕的措施，又使得底層不容易接收到這些星占之書 （ 當然，并非完全沒有） .如此循環，星占學在官僚士大夫中的知識體系中地位逐漸下降，最后被排除在正史之外也就能夠理解了。
綜上所述，在由私家修史向官方修史的轉變過程中，由于書成眾手，提高了將天象與時事串聯在一起的難度。而思想學風上的轉變，預測不能達到滿意結果的尷尬，也使不少人對星占之術產生了懷疑。同時政府對星占術的禁止日趨嚴苛，天文官僚的出路日趨狹窄，打消了其對星占的熱情。這一系列的原因，最終導致了讖緯星占之學在正史中出現的比例越來越少，以至于無。
結 語
《天文志》是正史志書中的一個重要而傳統的組成部分。諸史幾乎是有志必有 《天文志》。然而，其在內容和篇幅上卻發生了變化。在唐初以前所修史書中，《天文志》所占篇幅達到了 10% 以上，而宋以后則在 6%左右。在內容上，《天文志》開始以記錄各星辰位置意義為主，而后加入了與人事上的聯系。這股潮流在南北朝至唐初所修諸史達到了高潮，幾乎每一種星象都有其特定的含義，即 “占”,同時也會有相應的事件與之對應，即 “應”.同時，這一時期開始增添對觀測技術、宇宙構成討論的記載。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史家們逐漸拋棄了關于 “占”、 “應”的部分，只留下了天體客觀的運動現象。一方面，這是因為宋以后的朝代，都是以征服前一王朝而建立，與中古時期的禪讓政治有所不同。各開國君主不需要以天命、德運、星象、符瑞等神秘事物來確立自己的權威，《天文志》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其在諸志中所占份額自然越來越小。另一方面，由于史書編撰方法、思想學風發生改變，政府對星占之術的打壓、天文官僚的前途變窄等一系列因素，使得 《天文志》中逐漸剔除了 “占”、“應”之內容，變得更為客觀。這說明盡管人們未必是主觀的、有意識地剔除固有觀念中迷信蒙昧的成分，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還是不自覺地走上了更為理性的道路。這種歷史趨勢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