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文明的起源，通常都是從天文知識的積累開始的。 太陽的東起西落、月亮的陰晴圓缺、行星的周天運動，是最容易被觀察到并與實際生活產生聯系的。 對古代埃及人來講，當他們看到夜空中最亮的恒星天狼星與太陽同時升起之時， 就知道尼羅河的汛期即將來臨； 最早把恒星和行星區分開來的古巴比倫人，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星圖，沿用至今的一星期七天，就是他們的發明；古印度也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就把一年定為十二個月三百六十日，并有了自己的置閏方法；不幸湮滅的瑪雅文明已測得一年為三百六十五點二四二零天，與今天的三百六十五點二四二二天只相差零點零零零二天。

對不同文明而言，在混沌初開之時所形成的天文觀，將在其文明演進過程中扮演著基因般的角色，影響其后續的歷史發展進程。 從中國傳統天文觀的角度，去探尋中國文化基因中那些個“九九歸一”的“原點”,對于理解歷史上中國人那些似乎“天然而然”的文化傾向，當十分有助益。

陰陽合歷與調和中庸的性格

太陽對人類的作用不言而喻。 古人直觀地認為， 太陽圍繞地球旋轉， 東升西落， 每天都靠得住。 其變化主要是南北方向的移動所帶來的寒暑交替。 公元前十一世紀中期的西周就開始使用 “土圭”（日晷的雛形）來測量日影的變化，從而掌握太陽在一年中運行變化的規律。 其時已測出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

依靠現代測量技術， 今天我們知道太陽回歸年實際長度為三百六十五點二四二二， 并以“四年一閏， 百年不閏， 四百年一閏”來調和“天”與“年”的關系，這就是現行的公歷即太陽歷。

月亮的運行周期也比較容易把握，古人很早就有了朔（初一）、望（十五）、晦（每月最后一天，二十九或三十）、既望（十六）的概念。 依靠現代測量技術，一個朔望月實際是二十九點五三零六天。

太陽歷能夠反映一年四季的變化， 掌握這個周期對春種秋收非常重要； 太陰歷能夠反映一個月中月相周期的變化， 有了初一、十五， 上玄月、 下玄月的概念， 在沒有路燈的那些年， 對夜間出行非常重要。 包括人體生理周期、 海洋潮汐等都受到月亮周期變化的影響。 漢民族的先人們總是希望把這兩者統一起來， 于是在太陰歷的基礎上又引入了二十四節氣。 在商朝時只有四個節氣， 到了周朝時就發展到了八個， 到秦漢年間， 二十四節氣已完全確立， 藉此形成陰陽合歷的中國傳統歷法。

古希臘的歷法， 包括后來凱撒的儒略歷，以及后來沿用至今的格列歷，都沒有考慮到月亮周期的變化。 彝族的十月太陽歷也沒有考慮月相的變化。

中國傳統的試圖調和太陽周期和月亮周期的陰陽合歷，應該說比同時代的其他文明更為先進，既照顧到比較直觀、比較實用的月亮周期，又能依太陽年度周期導致的寒暑變化來指導農事。

當然， 陰陽觀念， 包括陰陽互生、 五行八卦等， 更有其上古樸素哲學方面的來源。

但這種試圖調和太陽與太陰的精神， 已然成為我們民族的文化基因。 不偏不倚、 不走極端、 尋求中庸等民族性格， 正可以從陰陽合歷中找到源頭。

北天極、天子天命與皇權專制傳統

現代天文學知識告訴我們，地球是圍繞與赤道平面垂直的地軸不停旋轉的。 地球自轉軸北指的方向，就是北天極。

以看起來恒久不變的北極星為參照依據，中國古代很早就開始使用赤道坐標來記錄星象，并根據地球一年四季不同的方位和星象建立了東、南、西、北“二十八宿”的觀念。 這類似于西方的“黃道十二宮”,只是坐標體系不同。

黃道坐標體系是以地球公轉一年導致星空的變化為依據發展出來的， 相對于赤道坐標體系，黃道坐標體系更為直觀和簡單。

古人把北極星所在北天極星空分為 “三垣”, 即太微垣、 紫微垣、 天市垣。 北極星最大的特點就是無論哪個夜晚或者一年中的哪個季節， 它似乎永遠在那里， 而且天空中所有的星辰都圍繞它旋轉。 映射到人世間， 北極星就成為唯一的帝王的象征。 早在五帝時代北極星就被稱為“太乙”,周代以后稱“帝星”或“紫微星”. 自然，北極星所在的紫微垣就是帝王的居所了，這也就是北京“紫禁城”命名的由來。

要知道，懵懂初開的古人對于天象對人世間的映射是非常重視的，天象的解釋權僅歸天子所有，民間是不可以私建“天文臺”的。 武王伐紂時，就先“違規”建造了“靈臺”,即觀察天象的高臺，以“天命所歸”來號召諸侯，使得伐紂具有了正當性和號召力。

這種天文觀對我民族的心理是有極強的暗示作用的， 即很容易承認一個唯一的、 高高在上的、 主導一切的皇權的合理性。 即便改朝換代， 都需要有一個“天命所歸”的說法，這就是五行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五德始終說”. 比如秦為水德，服色尚黑，漢為土德才能克水。

歷史地看， 皇權專制為社會提供了秩序，當然有其合理性。 只是其背后全能君主、 國強民弱， 尚集體輕個人， 官場勾心斗角、 頻繁改朝換代引發社會大動蕩等， 與現代社會“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已相去甚遠。 全球文明發展至今天， 社會發展已愈來愈依賴于完整的、獨立的、自由的個體所蘊含的無限創造力來推動了。

回過頭來講， 我們國民性格中崇尚權威依賴組織， 順民與暴民的瞬間轉換等特點，實則與我們文化源頭的 “天極觀” 有極大的關系。

“理性早啟”與現實主義的“天道信仰”

上個世紀著名的新儒家三圣之一的梁漱溟先生曾經說過，中華文化是“理性早啟”的文化。 意思是說，其他文明的發展過程通常都會經歷一個從巫儺信仰如各種圖騰、鬼神、祖宗，到一元信仰如基督耶穌、真主安拉，然后才會在科技進步推動下步入理性時代。 而中華文明很早就拋卻迷信開啟理性，沒有經歷建立自己的一元信仰的階段。

所謂一元信仰， 至少有兩個特征， 一是相信有唯一的真神， 即使不同派別也會信仰這個同樣的、 唯一的真神； 二是對現世生活有足夠的影響力， 同時又能與現實生活保持足夠的距離， 即具備足夠的超越性。 倘若以此為標準， 中華文明確乎沒有建立自己的一元信仰。 漢末就開始傳入中土的佛教信仰，與本土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激蕩融合后，成為相對現世化、 個人化的禪宗， 更多的講究“明心見性”的內在超越，世俗的各種制度構建很少受其影響；唐以后陸續傳入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基本上處于邊沿地位；本土的道教，也遠未能發揮出如基督教對西方社會的那種影響力。 倒是不談鬼神的儒家信仰主導了社會，與現實政制高度結合而具有極強的操作工具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的文化傳統具有兩個根本特點：一是兼容并包，很多文化和思想都曾經留下痕跡或者依然持續發揮著影響力；二是因為沒有建立一元信仰，而具有極強的現實主義精神，凡事出于現實考量，可以拜祖宗，也可以拜任何神甚至鬼，只要有利---什么都信。 而什么都信，也意味著什么都不信。

有信仰才會安然于生死，有信仰才能建立相應的社會秩序。 如果說中國傳統也有自己的信仰的話，那就是天天掛在嘴邊的“天”. 就影響當今最深的幾大文化傳統來開，都不同程度主張和認可“天道”的存在。 “道法自然”不用說了， 無論黃老的無為用世還是老莊的消極避世，都主張有一個不可違逆的天道存在；孔孟儒家來看，雖然“性與天道，不得而聞也”,大多談禮法與人倫日用，但畢竟五十而“知天命”,君子“畏天命”,“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后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帝王的郊祀祭天、封禪，宋明理學中的“天理人欲”等，都承認“天命”、“天道”、“天?！? 作為法家鼻祖的荀子，雖然更多關注現實的權術勢，但也有“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等論述。 至于追求內在修行的禪宗， 雖然基本上不論及天道，但至少也不反對。

拿今天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來看， 不管人們不相信什么， 但通常不會否認人道之外有“天道 ”和 “天命 ”, 而且把現有科技水平上的理性邏輯不能解釋的， 統統歸咎于 “天”和“命”.

而這種天道信仰的來源及其具體特點，與傳統的天文觀也是密不可分的！

“上下四方曰宇 ,古往今來曰宙 ”,對空間和時間的感知， 當是生命個體對外界的最基礎的認知， 相信任何一種文明， 在源頭時都必須面對和解釋。 在我們的古人看來， 時間是變化的， 是動的； 空間是不變的， 是靜的，于是有了“動靜”的觀念。 時間的變化是絕對的、 不可逆的， 而且這個規則永遠不變， 不變當然就是“靜”,于是“動中有靜”;空間雖然是靜止的， 但所處空間卻可以在不同位置，這就是可變， 于是 “靜中有動”. 所謂靜極生陰， 動極生陽， 這種對時空宇宙的基礎認知，就衍生出了太極、陰陽、辯證、變化、循環等基本觀念。 直到今天， 這些觀念依然是大多數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甚至迷信不已。

這些觀念雖然帶有籠而統之的神秘主義特色，但總體而言充滿現實主義精神。 不是簡單的一句“上帝創造了宇宙”了事，而是充滿著相對清晰理性的邏輯關系。

中國古人對五大行星的命名，也體現了現實主義取向。 上古時期，對五大行星有不同的叫法，比如以辰星命名水星，取其與太陽同時出沒之意；金星，稱太白，取其亮度次于月亮，又稱啟明星或長庚星，取其出現在早晨的東方或傍晚的西方之意；火星稱為熒惑星，取其亮度變化且軌跡不定令人迷惑之意；而最大的行星木星，稱為歲星，取其每年移動一個角度，約十二年循環一次；土星，被稱為鎮星或填星，取其運行周期約每年經過二十八宿之一宿。 可以說都具有一定的現實觀察依據。 相比古希臘羅馬文明以神話人物來命名， 如水星叫赫爾墨斯，為眾神傳信之神；金星是愛神維納斯；火星是戰神阿瑞斯；木星是眾神之王宙斯，土星是農神薩杜思，可謂真正的現實主義。 陰陽五行觀念建立以后，又分別以當時認為的自然界的五種基本物質金、木、水、火、土來命名直到今天，依然是現實主義的態度。

簡而言之，“理性早啟”的原因，是極具現實主義的天道信仰。

天道信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顯然，天道信仰與宗教信仰有所不同。

無論哪種宗教， 通常都承認一個且只有一個超越于人的全能神的存在， 人和神的界限非常明確， 人不可能成為神。 但人和神之間是可以溝通和互動的， 而且神會根據不同個體的現世行為給出不同的反應。 神會給人一定的規則（教義），人遵循這些規則，才會得救或者永生。 皈依自己的神就會否定別人的神，也就是說不同宗教之間是存在根本性沖突的；教義是可變的，多隨著社會發展程度提升其底線。

天道信仰承認有一個高于人的客觀規律存在， 這個客觀規律相對于人格化的神而言，是單向度的， 是冷冰冰的， 不帶感情色彩的。

“天行有常，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即天按自身的規律運行，人是不可影響天的。 這種觀念，意味著否認人的主觀能動性，或者為人的能動性設置不可逾越的極限。 既然天道只可順應不可違逆，那么人的意義何在？ 通過積極的修身養性來順應天道，或者說無限接近天道， 就成為人生的意義所在！這就是儒家的積極用世情懷的來源。當然，也可能走向另一面，即既然凡事不可為，那就索性不為， 這就是道家的消極避世或者說無為。 至于佛家嬗變為禪宗以后，簡直就成為“心靈雞湯”,但究其本質，依然是通過自身修養順應天道或接近天道。

至于“天人感應”之說，在三代時期尚可以說是虔誠的信仰，經過諸子百家時代的“理性開啟”之后，董仲舒所謂的天人感應，已經淪為維護中央集權和帝王統治的一個說法。 當然，生而為人，總有一些困擾解不開，從而歸咎于天命。 就像蝴蝶效應，雖然無法理清其作用過程的所有因果關系，但還是可以肯定在源頭有些事情發生了。 所以，直到今天，天命之說還有市場。

宗教教義是發展變化的，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 其底線會不斷提高。 今天的羅馬天主教已經不可能發生燒死堅持哥白尼學說的布魯諾的事情了。 天道信仰則不然， 雖然存在一個人無法抵達的“太極”（“無極”一說或正肯定了人無法抵達），但其表現出來的“教義”（即自然規律 ）， 至少在古人看來是恒久不變的。

從天道信仰的角度看來，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個部分，天、人本來就是合一的。 因此，人和“神”之間的界限就不那么明確，人甚至也可以成為次一等的神。 除了“天”之外，傳統民間其實還存在各種“神”,有的還是人變成的神，比如關公。 這可以看成是“天人合一”觀念的衍生品。

無極太極、恒常不變、周期循環，還有相對模糊的天命說，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天道信仰的核心。 因為“從來天意高難問”,于是索性“存而不論”,這種認識高度，相比巫儺、全能神的信仰而言，當然是更理性的，從而也是極其現實主義的。